爷爷哥俩加上父亲，一家三口，除了父亲，都算手艺人。爷爷手很巧。那时候，爷爷就会用皮绳编中国结；会烧酒，烧的酒好喝不上头，没有米糠味儿，卖的快；跟别人学了几天木工，自己悟着做窗户，做门，做农具，做日常生活用的木制品。不知道从哪里，爷爷居然还学会了做一头大一头小的棺材，都像模像样。谁家有老人，都提前找爷爷预订下，爷爷就抽时间给做出来，有着急用的，三天之内也能赶出来。估计爷爷当时都没料到，凭着这门烧酒和木工手艺，家里很有些存攒。爷爷帮人家烧酒，酒烧得好，有不菲的工资，大爷爷也算收入可观，有那么几年日子过得很是富足，家里有地，仓里有米。直到后来，全家人都染上了大烟瘾，包括年少的父亲。那时候，爷爷就自己种，不够用的时候就拿粮食去换。过不多久，积蓄就没了，于是就边挣米边挥霍，到后来，吃饭都成了问题，终于支撑不下去了。于是在断炊三天后，一家人饿得起不来炕，大爷爷和爷爷决定一家人就这么饿死了算了。对大烟鬼，都是痛恨的，知道借了钱粮给大烟鬼，他一扭头就能换成大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想借钱借粮，那是比要命还难的事。最终，好歹被本家爷爷发现了，送了半升炒熟的黑豆，但终究不敢多送，父亲饥饿过度，是请来的先生救活的，半升黑豆救活了三条命，于是才有了现在的我们。
到土革之前，由于扎大烟，家产被挥霍一空，我家被划成贫农。后来，爷爷和大爷爷为家产败光而划成贫农暗自高兴了好久，也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算根正苗红的穷苦大众，躲过了一场劫难。这段家史，不禁让人唏嘘。
80年代初的时候，包产到户了，家里也算得上人丁兴旺。最多的时候达到8口人，其乐融融。但日子过得依然艰辛，依然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候没人敢种，没地方能买，爷爷基本戒掉了大烟瘾。虽然名义上是戒了，但时不时的还会念起。
凭借着木工手艺，日子过得相对宽松。由于名声在外，时不时的周边十里八村的人家请爷爷去做木工零活。在爷爷的意识里，除了种庄稼其他都是不务正业，包括做木工活。农忙的时候是不接活的，除非有了闲暇。
于是在一个落雪之后的日子里，爷爷被邻村的姑爷爷请到家里去做活。好像是做了三四天的样子，结算工钱的时候，爷爷提出不要现钱，要大烟泡。这让姑爷爷犯了难，即使有钱也没地方买。据说黑龙江那边人烟稀少，将罂粟种在深山里，或者种在大面积的苞米地里，不易被发现。只有一些胆大的人，敢从黑龙江那边带回一些，这些胆大的人带回来之后，除了自己用，碰到知根知底的人，也会友情分享点，但是很贵，一元钱，只有黑豆粒粒那么小的一块儿。本分的姑爷爷不像我父亲交游广，他哪里能认识到那样的人物？但是到最后，姑爷爷总算没让爷爷失望，用圆圆的两块黄豆粒大小的大烟泡结清了工钱。
爷爷怀揣了大烟泡就往家赶。爷爷没在家，家里聚了好多人，爷爷着急忙慌的拿出那些家伙式一顿捣鼓，很快，爷爷就露出疤瘌溜赖的胳膊，那条胳膊是爷爷引以为豪的，说里面存了千万担粮，经常露出来给别人显摆。爷爷将吸到注射器里的大烟泡递给本家二叔，二叔假模假式的捏起爷爷的肱二头肌，一针扎了下去，却扎到了肩膀的干骨头上，针头就弯弯了，大伙儿就笑。爷爷迅速找出另一支针头换上，扎完之后，爷爷长长的舒了口气，说，这回这大烟邪性，放时间长了，走油了，煎大烟的时候没闻到香味儿。然后大伙才意识到，确实没有以往那么香气四溢。
第二天，爷爷的胳膊开始酸疼，慢慢的，胳膊上鼓起个大包，后来就破了，开始溃烂，烂得都能见到森森白骨。于是就开始怀疑问题出在姑爷爷给的那两个大烟泡上。爷爷拿出另外一个，舔了舔，说是甜的，最后确认，那是两个红糖球球。
爷爷拖着那条烂胳膊，到姑爷爷家骂了一顿。
一冬天，爷爷蹲在炕头，哪儿也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