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何自称“罪人中的罪魁”？ - 北斗六星网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这对情侣就是蒋经国与芬娜女士（到中国后改名蒋方良）。事业家庭，样样得意，蒋经国此时在苏联的金矿，居领导阶层，月薪七百卢布，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着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至1936年9月，他的副厂长职务解除。而此时远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已开始酝酿全面侵吞这个民族。

苏联外交的座右铭，比起动辄讲道义的中国，就高明现实多了。“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道尽其外交的不变原则。说什么“中苏友谊，万古常青”，不过是自欺和欺人之谈。鲍罗廷归国前，广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苏联的卢布、枪枝、顾问在支撑着的，后来反目成仇，持续多年，不相往还。蒋经国是夹缝人物，阴错阳差，偏偏碰上那样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论去解释了—生不逢时。

斯大林始终难忘蒋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远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决定了今后的方向——“组织全球统一战线”。大会宣言指出：我们赞同我们在中国勇敢的兄弟党发起一项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中国全境内既存的，且准备参加救国救民实际战斗的所有组织力量，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斯大林好象忽视了国民政府在江西瑞金发生了什么事。两害之间，取其轻，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已严重的危害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成为我们的合作者。”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长征途中）。唯蒋介石的声望和力量可以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适逢其时，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发生兵变，在陕西临潼，将蒋介石劫持。斯大林想：失去蒋介石，中国将一团乱局，日本得利。所以，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以和事佬的身份，由延安去西安调停。三国时代“义释华容道的故事”，因而重演。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介石的心情渐平静，似乎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蒋有所指示，并与蒋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蒋介石念子心切，一直努力查询经国的下落。周恩来的机警急智是出了名的。提到经国，蒋才把“板起”的面孔收起，留心静听，继而微露思子之意。

周恩来能够“满口答应”帮助经国返乡，弦外之音，经国在苏联的情况，通过王明，延安方面是了然的。国共合作的气氛，由“西安事变”作契机，顿时热络起来。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来、潘汉年，相偕赴南京，合作乃成具体事实。

就是这样戏剧性的事件，为经国个人的历史，带来戏剧性的发展。斯大林双手将经国送还蒋介石，作为中苏进一步合作的献礼。莫斯科、延安、西安、南京四地的微妙关系，经国一无所知。忽然间，接到通知，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那分惊喜，可能只有汉朝的苏武才有此体验。

没事多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