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已经证明了虎门销烟的意义。要否定之,除非把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第一块浮雕剥掉。这是八国联军之后身西方列强现在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了。痴人说梦又何必理会。
教授为此去考证林公一封信件的真伪,大约是在炫耀他的清闲吧。看一下杨国祯《林则徐传》引用此信的一页:
【......鉴于禁烟已成清廷之忌,林则徐不再象战前那样大声疾呼严禁鸦片,甚至一度发生动摇,想赞同允许内地种烟、吸烟的办法,但他考虑到“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未必回心向内”,实际上挽救不了白银的外流,而又放弃了。一八四七年二月,他在答复文海的书信中说:
”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为绍兴之美酝、湖南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但恐此等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林则徐不敢象领导禁烟运动那样,理直气壮地坚持禁烟(虽然他对洋烟的痛恨并没有改变),这反映战后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从对抗走向结合的政局,给地主阶级改革派、抵抗派没有留下多少迴旋的余地。
严禁鸦片既已成为官场禁忌,挽救银荒危机的方案,只能求诸于治标。当时提出的改革方案,重大的有两项。其一是实行“钱银兼用”、“贵钱济银”。一八四五年,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章程,主张钱银并用,内阁侍读学士朱嶟奏请贵钱济银,道光帝在财尽库空的情况下,同意变通。“钱银兼用”、“贵钱济银”的基本点,是扩大用钱之路,以调剂白银的不足,并压低银价。战前,地主阶级抵抗派把它作为查禁鸦片的辅助办法,以遏阻白银外流,不失为可行的方案......】
传记作者引这一封信也只是表示一种犹豫而非主张,而这一犹豫是在战败后“严禁鸦片既已成为官场禁忌”的大环境里。林公在积贫积弱的年代生这么一丝犹豫,并不影响林公分毫,正如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影响国人反抗殖民的集体觉醒之意义。这是中国百年救亡图存斗争的序幕,因为它是失败的,就不去揭开吗?
虎门销烟并非林则徐禁烟,这不是个人行为,也非一时之策,而是民族的觉醒,看当代中国的禁毒力度,林公可无憾矣。看当代西方的吸毒自由,林公或亦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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