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六岁时,星期天,妈妈带着我去单位,那是一所小学校,进大门后,穿过传达室,就进了操场。我通常在操场上玩耍,妈妈则和学生们一起排练文艺节目。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看学校大门的是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大爷,那老大爷喜欢喝酒,下酒菜竟然是一枚生锈的钉子,喝一口酒,就把生锈的钉子放进嘴里咂摸一下它的滋味。不知是那时候生活穷,还是老大爷有怪癖,反正,这事是真的。
我还记得,我妈妈学校里有一位教美术和音乐的老师,姓杨,当时也就四十岁左右,多才多艺,过春节时,会制作好看的走马灯。此人爱喝酒,平常喝的酒竟是自己用酒精勾兑的,他的下酒菜,是仰着脖子,直接吞下一枚生鸡蛋。我参加工作多年后,得知此人退休了,在某个单位看大门,嗜酒如命,六十多岁就去世了。
我大舅去世也早,才五十多岁。我大舅住在塘沽,就是现在的滨海新区。大舅的工作单位是港务局,业余时间喜欢打鱼,平时家里总用大大小小的盖板晒着各式各样的小鱼,大鱼炖着吃了,小鱼就做成咸鱼干。大舅喜欢喝酒,蚌埠白酒,简称蚌白。大舅外出跟人喝酒,不醉不归,醉了能自己回家,还能自己解酒,方法就是在屋里不停地跺脚,大舅后来住的是楼房,他如果夜里喝醉了,楼下邻居就别想睡觉了,咚咚咚地跺脚,谁能忍受这单调乏味的声音。
我平时不喝酒,但工作后做了法制报的记者,经常到公检法和武警采访,哪能不喝酒。那时候,公款吃喝盛行,好菜好酒摆满桌。我第一次喝醉酒,是在武警的一个支队,那个支队负责守桥,支队驻扎的地方很简陋,屋里冷嗖嗖的。武警战士很热情,我还没吃一口菜,就连敬了我三杯酒,午饭没吃完,我就站立不稳了,可能是没吃早点的缘故,这酒喝得一点也不舒服,肚子里翻江倒海的,结果,在武警战士的陪伴下,我踉跄地来到一个露天的有自来水管子和下水道的地方,把吃的喝的全吐了出来,然后,又找了个地方,盖上棉被睡了一觉,这酒喝的,真难受啊。
我们报社有个姓寇的记者,比我大十一岁,瘦得跟猴子一样,戴一副近视眼镜,看着文绉绉的,可一喝酒就不是他了,喝美了就在饭桌上信口开河,喝醉了就直接钻桌子底下了,还在桌子底下出拳踢腿。
有一回,这寇大记者和报社办公室主任老郭一起外出采访,晚上喝酒后,二人结伴而行,结果,碰上了几个小流氓,不知怎么狭路相逢就打了起来,老郭头脑清醒,吓得拔腿就跑,寇大记者喝得醉醺醺的,嘴里还振振有词,结果,被打得很惨,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差点毁容。寇大记者伤愈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大骂老郭,骂老郭不仗义,大难临头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最露脸的一次喝酒,是在报社年轻记者小娄的婚宴上,开始我没怎么喝酒,可报社的李总编已经喝得有点高了,李总编喝得满年红光的,说话都不利落了,当他非让我喝酒时,我突然心血来潮,斟满了一大杯的白酒,先干为敬,结果,李总编这个大骆驼,被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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