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俎四六】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神呢

春水秋霜伊人

【杂俎四六】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神呢
原稿题目《叶永烈“文史钩沉”也未必拿得到真相》
              文字/春江水

题引——
我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要是一个神呢，要是造一个神呢，得多少人做牺牲？
把活人造成神，造成真理化身，也是惨不忍睹。
难怪孔夫子要敬鬼神而远之。
1）
人心隔肚皮。
别人怎么想的，你未必拿得到真相。
为什么要听他说；而不是看他做……
2）
实打实的例子。
吕后诛韩信。不是诛萧何。
吕后与戚夫人。吕后与陈平周勃。
后来的文景之治是吕后要的吗？
3）
安史之乱，是因为杨贵妃太漂亮了吗？
安史之乱，杜甫救错了驾，李白站错了队。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的转折点。
4）
这三拨人很卑鄙。
讲自己是真理，却传播莫斯科。
讲别人虚无历史，自己却不要祖宗，也不要真相，也不要脸。
讲鬼话取代人话，把霸道王道仙道妖道黑道做人道民道正道，却又扮上帝，又做救世主，又做救苦救难的菩萨。我是说普京我是说特朗普。
5）
看看天京事变，就知道洪秀全、杨秀清得不了天下。
洪杨金陵建国，多少是“天命所归”。那天京事变呢？
也是大清不该改写。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
6）
回到本题。陈李，到朱毛，到毛刘周林邓，到设计师，叶永烈拿到真相了吗？史料应该是真实的；记录传播就未必了；结论当然是貌似结论所谓盖棺定论……当然是，就更要细辨了。
单看造一个神（四个伟大），牺牲了谁。不说西北清党，延安整风，王实味，胡风，俞平伯，批海瑞，批高岗连及饶漱石，发动知识分子又弹压，检讨浮夸又打倒彭德怀，发动红卫兵下乡红卫兵，三村四店到资产阶级当权派，批林何以批孔，评水浒反投降谁投降……总是继续革命用谁用亲用左后来者不清君侧才怪……
虽然黄河难清，叶永烈难得拿到真相。叶永烈却比金一南更靠得住。比司马南张维为简直天上地下。
朋友，造一个神不易。要造许多神，就不知要牺牲谁谁谁了。

兰亭流觞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知音

造神不需要动刀动枪，有大喇叭就行了

河海森林

众神哭

云川

难怪孔夫子要敬鬼神而远之。

于是孔夫子就成神了

周文王

孔夫子不是神，

打倒孔家店的人，

批孔的人，想成为神，

忌惮他。

春水秋霜伊人

周文王 发表于 2025-2-10 10:32
孔夫子不是神，

打倒孔家店的人，

就是。

春水秋霜伊人

兰亭流觞 发表于 2025-2-10 08:26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谢谢你的诗。

春水秋霜伊人

云川 发表于 2025-2-10 10:26
难怪孔夫子要敬鬼神而远之。

于是孔夫子就成神了

主题完成了。

春水秋霜伊人

兰亭流觞 发表于 2025-2-10 08:26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主题刚刚完成。

春水秋霜伊人

知音 发表于 2025-2-10 08:26
造神不需要动刀动枪，有大喇叭就行了

谢谢知音。

春水秋霜伊人

周文王 发表于 2025-2-10 10:32
孔夫子不是神，

打倒孔家店的人，

两篇稿子，是一个思路贯穿的。
——完成了。

春水秋霜伊人

知音 发表于 2025-2-10 08:26
造神不需要动刀动枪，有大喇叭就行了

看看杨秀清，造神造真理很卑鄙。也没有好下场。

知音

春水秋霜伊人 发表于 2025-2-10 12:53
主题刚刚完成。

是想说以史为鉴吗？

远去的烟云

真相往往要符合政治需要，否则的话，拿到了真相也不能公开。这个是常识。张正隆的《血红雪白》如何？其被封与解禁都是政治需要。

春水秋霜伊人

知音 发表于 2025-2-10 16:45
是想说以史为鉴吗？

是啊。学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春水秋霜伊人

远去的烟云 发表于 2025-2-10 17:10
真相往往要符合政治需要，否则的话，拿到了真相也不能公开。这个是常识。张正隆的《血红雪白》如何？其被 ...

一句话到点子了。谢谢。

春水秋霜伊人

远去的烟云 发表于 2025-2-10 17:10
真相往往要符合政治需要，否则的话，拿到了真相也不能公开。这个是常识。张正隆的《血红雪白》如何？其被 ...

谢谢加分鼓励。

春水秋霜伊人

云川 发表于 2025-2-10 10:26
难怪孔夫子要敬鬼神而远之。

于是孔夫子就成神了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在北京过着平凡的生活，闲暇时专注于写作，几乎不参与采访。唯一一次接受采访的是叶永烈。在那次交流中，他提到自己犯了大错，人生充满悲剧，期望大家能从中吸取教训。他还表示自己愿意永远自我批评，以求稍微弥补过去的错误。1989年9月，陈伯达在北京的家中突发疾病去世，享年85岁。

春水秋霜伊人

采访上海写作组朱永嘉:我是毛主席圈进“写作组进京”的

斗室之间，尘埃尽染。堆满书籍的两张架子床上，蛛丝斜挂。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阴沉沉，破旧的书房里寒意犹深。午后，一只白猫悄悄走进来，一纵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头。

　　猫的主人坐在两张架子床间的局促空地里，一盏灯打亮他的背面，整个面孔却为屋内的阴暗笼罩。

　　“我的编制还在复旦，也不算复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里。他们给我生活费，给我图书馆借书证，有这些条件我就够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9岁了，退休金200块钱一个月……”

34年前，运动需要，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四人帮”垮台未几，朱永嘉成为全上海第一个被捉拿的高官。根据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访机会逃亡，但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国时，飞机甫一落地，就被送进了隔离室。

　　“我又不会跑，我走的时候就跟写作组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说，“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章剑锋：“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章剑锋：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

　　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章剑锋：说您自己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么来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这里面有一句老话，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点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霉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么办？太子总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么办？这是两难。

　　我是跟着老皇帝走的，我不该死啊？这是跑不了的。就算后来我不讲那几句对抗的话，什么会议也不参加，为了个人利益一律回避，还是要判10年，一样的。

　　写作组的人，都卷进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们写作组的3个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别的就开除党籍，放到基层劳动。还有很多年轻人，清查后办了学习班。

　　章剑锋：您事先对这种风险有没有预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风险很大，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忧，不知道他们（张、姚）自己的命运将来怎么样。上面的情况是说变就变的。你不要以为张春桥在北京地位那么高，实际上他在那里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挥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我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数。

　　章剑锋：当年是怎么加入写作组的？又是怎么成为总负责人的？

　　朱永嘉：苏联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来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就不是中国领土，上面希望我们写篇文章，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长城为界的问题。这是历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过去写过一点文章，又是复旦大历史系的老师。

　　刚进写作组的时候，写了文章就准备回家，回学校的，根本没有想到人家会把我们留下来不放。文章完成后，走不了了，事情一个接一个来。还要我们去组织文章。

那时候写作班下面有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历史组。文学组组长是姚文元，历史组是金冲及，我是历史组的副组长。金后来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顶替他。

　　1968年，毛泽东叫姚文元去夺陈伯达的权，去管《红旗》。姚文元又没有人，开始想把我们调到北京去，写了3个人的名字，我一个，王知常一个，还有一个是肖木，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也圈了。但把我们调到北京，上海就没人了，这样我们就专门在上海为他们组织稿件。

他需要的题材我可以在上海找，名称就叫《红旗》组稿小组，属于中央管的，工作就是配合中央斗批改，抓典型，我们在上海搞一些调查研究和大批判。我们这个组以后就有个排位次序，3个人，朱、王、肖，我排第一位。

　　章剑锋：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朱永嘉：《红旗》组稿小组做起来以后，1970年市委正式成立写作组，我就成了组长了。我本来想过把写作组编入社科院的，张、姚不赞成。这是他们一手抓起来的，他们抓这个摊子比较得心应手，要做的事情我们尽努力去做，跟市里别的机关比，办事效率高，反应快。对他们来讲，运用上比较自如。

　　章剑锋：你们这个班子对张春桥、姚文元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永嘉：有我们这个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要掌握班子内部的情况，这跟他有一个秘书不一样。想做什么事情、搞什么调查研究，要文章搞舆论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没有用我们这个班子搞关系网，因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们这个班子在北京的话，还要担负另外的任务，就是做公关，不跟方方面面联系，你想站住脚跟，是不可能的。

　　对姚文元来讲，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个工作班子，毛泽东布置什么任务，他马上下达到我们这里，就能够比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么重点宣传任务和重点调研任务要我们做，我们也可以竭尽全力配合。

　　章剑锋：张春桥、姚文元搞写作组是一把好手，你们对于他们政治资本上的积累，起到多大的推力？

　　朱永嘉：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他们推到政治前台的，但也需要有人来做实际工作。我们是他们下面的基石，是具体帮他们做事情的。他们只会掌握大局，当当演员。我们是幕后工作者。没有我们，他们也演不好这场戏。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之前，打电话跟我们说，他们到上海来，以写作组作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对外联系就是在这个写作组里面进行，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初几天都在写作组里面。

　　他们来召开会议，我们帮他们布置，通知开会，起草文件，都是我们来做。

　　写作组搞事务性的工作只是开头一段，我们过渡一下。以后他们的办公室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就退出，专职搞意识形态了。

　　章剑锋：您自已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朱永嘉：入了党，当然要服从组织了，这也是自觉自愿的。我们当时取笔名叫螺丝钉（罗思鼎），心甘情愿做螺丝钉，是主动的，组织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凭着良心干，这一点还是有的。尽可能不伤人，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伤害别人。比如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要市委来讨论这个问题，要张春桥出面组织这个工作，由姚文元来写，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觉得风头不对，来头太大，总归有一点政治关系吧？

春水秋霜伊人

市里要就这个文章开座谈会，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乱讲的，我就跟我的导师打招呼，我的导师中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谭其骧，我叫他不要乱讲。他就没有问题。我是怕他们对姚文元的文章轰隆轰隆放一通，这要闯祸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力所能及。

　　章剑锋：那时候还是复旦大学的人？

　　朱永嘉：我的工作关系、组织关系都在复旦，还是复旦的党委常委，人家把我骂成“太上皇”。我在市里面，上面的消息都比较灵通。我下来可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可以走在人家前面。

　　也不是说我做了太上皇就什么都听我的，他们有时候感到为难。你一旦管事，他们上面有一条线，个人也有打算，我打乱这个东西了。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走到哪里他们老是跟在你屁股后边转，他们也不满意的。

　　很多事情不好办，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工宣队接管学校后，很多人告状说我手伸得太长。张春桥说，手伸得长，是因为他要做事情，没有别的。那么就给他一个党委常委吧。这样我就当常委了。

　　我离不开学校，因为要有自己的队伍，就是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上面的工作布置下来，不找学校我就没办法，我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复旦大学的文科，当时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队伍。

　　章剑锋：在写作组里做事，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也很复杂？

　　朱永嘉：你要做工作，总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上面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市委里面马、徐、王3个书记，就不完全一致，工总司系统和写作组系统，他们也都是两条心。

　　我那时是听张春桥的。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只在北京不回上海；王洪文是第二书记，后来也去了北京。上海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张春桥当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了解马徐王的情况，但是他还需要有条渠道来了解下面的情况，不是通过一般的简报，而是根据他的需要来了解情况。有了写作组，某种意义上他就多了一副耳目。

　　上面有什么事情，马、徐、王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反过来得到我这儿来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得到的情况是通过正常渠道，从办公厅系统下来的。而毛泽东有什么事情到了张春桥那里，张就直接下达到我这里来了。这样一来，有工作方便的一面，也有犯忌的一面，讨厌嘛，对他们来讲，旁边多了双眼睛。

　　章剑锋：当时上海的工总司和写作组两支队伍一直存有芥蒂，特别是《朝霞》刊登的两篇小说，差点弄得两派擦枪走火。

　　朱永嘉：这件事我心里有数，原来上海培养了一批工人作者，他们都在工总司的工人文化宫系统，没有发表阵地，看到《朝霞》办得红红火火，想把这个阵地抢过去。然后找借口说小说里攻击了王洪文，因为当年工总司要搞半周年纪念（一月夺权），被张春桥批了一顿，没有办成。小说里面也有一个半周年纪念，多少有点造反派自我批评的精神。工总司那样进攻是不对的。

　　那边没办法通融了，管我们工作的又不是别人，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还没有表态，我就把每天的情况报给张春桥，他看了一下刊物，打电话叫我们不要检讨，那就不检讨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

　　这件事在王洪文那里留下一个心结，如果将来他真的上台了，张春桥在还好办，张死了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就打了辞职报告，要张春桥另请高明。结果他硬是给我官升一级，反而把我提到市委列席常委。

　　这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临危受命。顶着就是，想退又退不下来，只好顺其自然。

　　章剑锋：您进写作组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那时候他在上海，整个写作组是他管的。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信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