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老槐树还在那里。
四十一年前,我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抱着新领的课本从树下跑过时,它就已经这般老了。树皮皲裂如老人手上的青筋,树冠却依然在每年五月撑起一伞碎雪似的槐花。如今我抱着教案从树下走过,仍会抬头望望——那些细碎的花瓣落进衣领时,竟和少女时代一样凉。
我的办公桌正对着操场。上午第二节课后,总有一群孩子像小兽般冲出去抢篮球架。他们奔跑的姿势与我记忆里一九八七年的身影重叠在一起:那时我们也这样争抢场地,辫梢飞起来,塑料凉鞋啪嗒啪嗒敲着水泥地。如今我站在窗前呵斥"慢些跑",声音混在一众年轻教师的哨声里,竟分不清是谁在说话。
儿子在这所学校读书时,我既是老师又是母亲。看他坐在我曾坐过的教室里,用着我当年用过的实验室仪器,这种时空错位的感觉常让我恍惚。有次看孩子的作文,发现他写:"我妈说礼堂后面的枇杷树是她上学时种的..."我的红钢笔在纸上洇开一片——那其实是一个曾向我表白过的男生偷偷栽的,如今说给儿子听,倒成了正经校史。
校友聚会时,我们这些两鬓泛白的人指着走廊说"这里罚过站",指着花坛说"那里埋过许愿瓶",而当年的老师现在被我们搀扶着,像一尊会走动的活校史。新来的青年教师听得直笑,他们不知道,四十年前的阳光照在黑板上的角度,与今天并无二致。
那天走过音乐教室,窗外那棵老槐树正飘落叶子。一片叶子粘在钢琴上,像被时光遗忘的书签。我突然想起初中班主任的话:"你们将来会明白,最长的路是回家的路。"如今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三十二年,从课桌走到讲台,从仰望变成被仰望。
教学楼外墙新刷了米黄色涂料,但剥落处仍露出我们毕业那年涂的蓝漆。这所学校像一本不断被续写的日记,我的少女时代、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都成了其中相邻的几页。而当我翻开儿子那届的毕业纪念册,看见他站在老槐树下的笑脸时,忽然明白——所谓传承,不过是光阴打了个温柔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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