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40|回复: 8

（散文）讲座 [复制链接]

陶陶然然

主楼

发表于 2025-8-24 09:5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从小到大，我一直稳定地扮演着观众的角色，有时也上台，比如唱歌、朗诵，属于合唱队、献词队里的几十分之一。台下大概只能模糊地看到一群依稀相似的男女生，统一穿着嫌长的校服，涂上鲜艳的腮红，昂着头，发出整齐划一的叫喊。私下里，我总盼着能单独在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愿望不是没实现过。譬如讲故事。我小学、初中三次参赛，先后讲过成语故事《狐假虎威》《画蛇添足》，课本故事《一袋干粮》，名次在第一到第五之间浮动。这成绩按说应当让我满足，然而并没有。故事是先有文本在那里的，一字一句更改不得，我再如何声情并茂，终究只是化平面为立体，用我的肉身成就了十分钟左右的3D表演。
　　初二下学期听别人讲座，陡然明白自己期待的是什么。拿着薄薄的提纲，一讲一两个小时，纵横自在，舌灿莲花，谁敢分心看谁的眼睛，加上含意明显的咳嗽，含意不明的微笑，直到对方羞愧地低下头去，真是再好玩不过了。
　　那次讲座人多，放在学校的大食堂。四个年级的学生乌压压坐着，临时搭起来的台上，是教务处特地从某辅导机构邀来的嘉宾，讲题《勿以善小而不为》。因他讲得并不精彩，食堂里隔宿菜的饭香又太馥郁，给我留下了一个好多年无法克服的后遗症：听讲座想吃东西，另一种意义上的如饥似渴。
　　往后的岁月里，大学、单位、社会，听过大大小小的无数讲座，我令（他）人费解的每次随身带着零食。
　　好的讲座是真好，不仅给我收获，还能给我愉快、感动、震动。差讲座就使人关心到很多不相干的东西：老师的发型；椅子的颜色；桌上的划痕；窗外的光线不对劲，仿佛要变天……
　　慑于座上客的威仪，或座后领导的目光，这类讲座再平淡你也不能遁走，间或借着“接电话”“去洗手间”出去一下，频率也不便过于夸张，这时智能手机就成了最伟大的发明。它让你告别了在纸上无聊地画圈，告别了一手撑着额头作思考状打一个危险系数极高的盹（个别人打呼被抓获，只能说咎由自取）。如今有手机，那就方便得很。不管讲得好不好，老师的涵养是在那里摆着的，你只要不明目张胆使他难堪，他当然会用睁只眼闭只眼来投桃报李。理论上说，我在手机上戳过来划过去，可能是工作紧急，刻不容缓；可能是亲友有事，急待援手；更可能是痴心地启用录音功能，嫌两个小时的课不够听，还要回家反刍，温故而知新。总之，玩手机无罪。
　　谙熟了以上套路，掌握了听众心理学，我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上台讲座的机会。润州区文化馆张书记、曾馆长请我去讲小品创作。我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临讲课前一天晚上突然紧张起来。不是期待经年，一朝得偿所愿了吗？怎么又患上讲前恐惧症了，简直岂有此理。我跟母亲要了她以前的讲课提纲，仔细研究，再把自己那粗疏不成系统的提纲里，少数亮点添加上去，连哪里渲染深沉，哪里穿插笑话都一一标注，忙到半夜，方才忐忑入睡。
　　第二天的讲座来了二十多人，我起先正眼不敢朝人看，讲着讲着，体会到准备充分的好处，有一种叫自信的东西在身体里探头探脑。我又瞧了瞧提纲，很扎实详细，足够撑到下课，那就是我的保障，我的底气。既然如此，何惧之有？我试抬头与他们眼光相接，粗略一扫，看到的是友善、信任、纯真，没碰到挑剔、冰冷、嘲弄，心中又安定了几分。说到后半程，已经可以心平气静、娓娓道来。首次讲座开了个挺不错的头。
　　如此几次，渐渐摆脱对提纲的依赖，只大略有一个起承转合在那里，却不必巨细无遗写满几大张纸，一年后，我的提纲已经缩减为一页、半页A4纸，内容全在心里。此外还养成了一些“陶氏习惯”：一定要坐着讲，一定要喝开水，一定要有话筒——最好是手持，桌子不要太高，桌上也无需电脑，反正我从来不做PPT。对新生事物的无感，反过来倒逼着我提高讲课质量；别人会放照片、视频，我纯靠“干讲”，要怎样保证听众不疲倦，是门大学问，我也真费心钻研过好一阵。照本宣科肯定不行，纯讲理论也不行，适当地加入一些小玩笑，加入些社会热点，加入些即兴提问，有时还会像演讲那样加入些高浓度的情感表达，最重要还是本身论点独特鲜明，语言流丽晓畅。这探索的过程跟以前学卡拉OK一样，有种愉悦的艰辛。
　　不是镇江人多半不知道，此地的少儿故事大赛已然连续举办了三十七届，全国罕见。每年的故事改稿会上，我要作辅导，对收上来的作品逐一点评，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其实是不叫讲座的讲座，所耗精力甚大，反过来说，也很能锻炼人。你讲着讲着，也许作者或虔诚或不服气地发出询问、反问，考验的是你的临场反应。几届辅导后，自己感到口才、机变又有加强，运用到讲座上，也就更加进退自如。
　　大约是2017年吧，我们单位开办老年艺术大学，我负责带文学班。这回不是一两个小时，而是整整一学期的课。给老年文学爱好者上课，和在中小学讲课截然不同，以他们的年龄还愿花费时间精力，每周一次地坐在教室，那是发自肺腑地热爱。因此课堂纪律不是问题，也不用那么正经八百，师生间多了几分轻松，也允许我“离经叛道”发表自己的观点——横竖又不考试，我说我想说的，他们拿他们愿拿的。我把一学期的课打散了，变成了十几堂讲座，课与课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但每一场相对独立的课程却要知识点密集，有强烈的感染力，并且雅俗共赏。经验多了，语言表达越来越顺畅，讲到华彩之处，学生还没来得及笑或叹，我自己先一步感到深深的满足与快乐。话筒左手换到右手，停下喝水的时候也有，激动时站起来走到学生中间的时候也有。我知道我没有敷衍他们，而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我的诚意，眼神交流时，我边讲边想到《金锁记》里形容的“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
　　此后我不仅在单位、局系统内讲，也到各家读书会（有些叫“悦读会”，这名字颇为可喜）去讲；不仅就着工作范围内的戏剧、故事类讲，也辐射到我内心更为偏爱的小说、散文领域；不仅在本市开讲座，也受邀到宜兴、盐城等地讲课。我把我所知的切切实实、生动有趣地普及给受众，而他们敞开心怀、欣然接受，这令我确信找到了写作以外，另一条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某天在望山书局讲余斌《张爱玲传》，时间较长，中场休息，有听众提出合影，另一个面熟的听众给我点了咖啡；结束后又有一人郑重地送了花。主持人笑着打趣道：“陶老师崇拜者好多啊！”我望着他们，觉得可爱，又觉得感激。
　　也并非每次都这么圆满。一次在大学讲金庸，一问，同学们没一个看过原著，大半连电视剧也没看过。再问，何止金庸，热门的当代网络小说都摇头三不知，业余时间估计除了打游戏，就是刷抖音，最勤奋的顶多读读公众号。他们来听这场讲座，全为了挣几个学分。一如我所料，不管调动多少技巧，他们都像古墓派的传人，矜持得不苟言笑。提问，不答；抛梗，不接；拣些有趣的情节说吧，他们也毫无兴趣。终于，可怕的一幕出现了：他们默默掏出了智能手机。理论上说，他们在手机上戳过来划过去，可能是学业繁重，心难两用；可能是朋友有事，急待援手；更可能是痴心地启用录音功能，嫌两个小时的金庸赏析不够听，还要回家反刍，温故而知新。当年我怎么应付讲座老师，现在他们如法炮制，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另一次不是气氛漠然，而是过度热烈。是和我徒弟一起到小学讲《四大名著为何以“红楼”为首》。低年级的孩子哪里坐得住，何况还有五百人之众。只见甲踢一踢乙，乙捣一捣甲，小动作五彩缤纷。为了把他们过分的活力集中引导至主题中来，我启发式地问他们逛不逛B站，孩子们答得震耳欲聋：“逛——”我问他们有没有看过恶搞视频“林黛玉倒拔垂杨柳”“林黛玉与伏地魔”，全场刹时笑到沸腾，根本没心思听我讲别的。师父本已把控失当，徒儿还要火上浇油。我徒弟接连抛了几个《西游记》的小段子。这下男生女生彻底放飞，叫的，笑的，跺脚的，甚而整排推来搡去的，“室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各班级平时素有权威的班主任们也弹压不住。当着他们的面，我不好批评责备；当着我们的面，他们也不便喊出跑到唇边的心声：“想造反呐！”
　　过了两天，新闻报道出来，照片上但见我讲得投入，众同学听得入神，只因没有现场音效，孩子们的鼓掌与笑容竟衬得讲座似乎一片祥和。我只得自我安慰：起码帮单位完成了好几百人的“高质量服务人次”。
　　生活中的挑战常常排着队来。不久就接到通知，说我讲座颇出了些小名，叫我上慕课。翻译过来就是对着镜头录像，拿到网上播放。我想这有何难，才吃过小学生的苦，现场不带观众，反而利于发挥。结果大出意料，我对着机器，拿着讲过数十次的提纲，卡壳了！那一瞬间手足冰冷，双颊滚烫，脑中空空，缓过神来才发觉心跳得奇快，我不得不提出休息几分钟。我深呼吸、喝水，重温提纲，想了想，又请录制老师把提词器打开。上面的内容与提纲一样，但可以免得我频频低头看纸张，更重要的是提词器长得像黑白电视屏幕，我盯着它，想象面前是一位喜爱我的老听众，视线避开与镜头的直接碰撞，便有了个“第三方”作为视线落点。我走回原位，坐下开讲，凭他调光变色，推进拉远，我自岿然不动，只朝着我的提词器朋友侃侃而谈。这么过了十分钟，找回了平时的状态，再过了十来分钟，竟讲出了些从前上课也没挖掘出的提纲外的新角度。余光一瞥，录像团队之一的女老师甚至随着我讲的内容不时点头。慕课这一关，有惊无险，终算是过了。我若是有茨威格的生花妙笔，非得把这情绪的大起大落一波三折写个中篇心理小说不可。课程上网，《中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红楼梦赏析》《小品小戏创作》点击和反馈相当不俗。我那毫无同情心的损友小田评价：“可见人还是要逼一逼的。”
　　“老年艺术大学”的文学课因故停了。最后一节课上，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冬瓜，说是自家园子里种的。有位微信名叫“珍珍”的七十大几岁的同学说“您以后有任何讲座都在群里告诉我们啊！我们是您的铁杆粉丝！”每当我在朋友圈转发亲友请我代发的点赞链接，“珍珍”她们都第一时间支持。冬天我得了甲流，在微信群里用一条条语音义务给她们加了一节讲座，她们在我说话时绝不插口，我一宣布结束就纷纷给我支招，如何煮母鸡汤、睡前泡脚、吃什么药，以有效地对抗感冒。那字里行间的情谊，让我只感所做的一切都很值得。两年多后，送冬瓜的同学告诉我“珍珍”突发疾病去世，怀疑是心脑血管类的问题，我心里格登一下。当时恰有一场讲座是有关赵树理的，我还想着请她过来听课。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同她道别，在赵树理讲座上像看到她仍是抢坐在前排，半垂着头，拿小本子不停笔地记着。我对大家说，相聚是缘，我打听过了，也请大家记住，她的名字叫杨红珍。
　　后来我托人仔细问了问，杨阿姨走得很快，没受什么苦，也没留下特别难了的心事，可以说是有福报的。她那样豁达憨厚、大嗓门儿、心无城府的好人，说不定早在另一个世界给别人分享她自己对文学的见解与心得了。
　　今年5月，镇江市创研中心邀请我的好友、著名编剧周广伟来讲戏剧。他在台上淡淡的，冷幽默地，然而条理清晰、言之有物地说着他的观点和感悟，我在第一排用平时从未采用过的听众的视角打量他，熟悉而又陌生。讲完了，他和我一起坐火车回我的老家盐城，次日便到高中听我给三百多位文学社的学生、老师讲《<红楼梦>的前世与今生》。我从听众成为讲者，他从老师变为听众，还都不约而同坐在离讲台最近的第一排。身份的转换有趣又有味，正合了曹公说的“细按则深有趣味。”有一刹那我觉得他也是我，多少年前的自己在台下听课，而当下的自己在台上授课，少年与中年，稚嫩与从容，跨越时空的对接，生发出不无感喟又微妙神秘的异感。
　　事后他坦白，他偷偷给我录了音，把一个多小时的音频转发给了我妈：“让干妈亲耳听听她亲儿子有多优秀。”一句说笑把我从方才的玄想拉回了现实。
　　后天又有新讲座了，是从未讲过的白先勇。明晚要记得把提纲再修一修，手机静音，早点安睡。　

本主题由陶陶然然于 2025-8-24 10:17 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