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比读书喜欢"考据"某句话是不是某人说的

炉渣渣

这就是古人一贯鄙视的"寻章摘句老雕虫”

而对事件的时代背景，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

这样就方便他断章取义，逮到一句就说这又"侵略”那又挖他"祖坟"

比如说鸦片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看看明白人是怎么说的

《鸦片战争》这本书，作者陈舜臣，日籍华人

我以前在图书馆借的纸版书，作者文字非常清晰，说明头脑非常清醒

微信读书上有电子版，下面选录几段

炉渣渣

　　第一章 衰世

　　倾斜的时代

　　先说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在1840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则是天保十一年。

　　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清世祖顺治登基（1644年）算起，已经过了一百九十六年，而距离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年）还有七十一年。[插图]

　　就年号而言，日本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是明治，用了四十五年。不过，1971年已经是昭和四十六年了，刷新了这个纪录。

　　就中国历代而言，使用时间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个，一个是康熙，用了六十一年（1662～1722年）；另一个是乾隆，用了六十年（1736～1795年）。使用年限在四十年至五十年之间的，有明朝的万历和嘉靖，分别是四十八年（1573～1620年）和四十五年（1522～1566年）。

　　汉武帝在位近五十四年（前141～前87年），但他喜欢改年号，从即位时的“建元”到驾崩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没有一个年号的使用时间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将近四十四年（712～756年），用了三个年号，“先天”用了一年余，“开元”用了二十九年，“天宝”用了十五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2～1063年），在位期间用了九个年号。

　　皇帝要想在位时间长，不仅寿命要长，还要在年轻时就即位，而且必须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时间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

　　对***帝国来说，皇帝的能力往往左右着国家的命运。理想的状态是：皇帝年轻时登基，朝气蓬勃地革新政治，随着其思想的成熟，治国手段也逐渐老练。不过，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间，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皇帝少之又少。

　　上述各年号使用期间，除了明朝尚待商榷，大体上都可谓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康熙和乾隆，前后各六十来年，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前后一百三十余年，说它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想必没有人会提出异议。雍正年间虽不是朗朗盛世，却把两个长达六十来年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起来。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但仍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三代可以概括为：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发散。

炉渣渣

碰上"明君"就是福音，碰上"昏君”就完犊子了

炉渣渣

　　不过，即便是英雄，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力也都会衰退。乾隆皇帝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下谕旨，说自己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就退位。下旨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如预定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四年后驾崩。

　　乾隆认为八十五岁是自己的极限，这其实是出于帝王的过度自信。事实上，极限早已到来，政治早就开始紊乱，只不过是被“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掩盖了而已。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一死，其宠臣和珅就被处死，据说，和珅被没收的财产超过八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为七千万两白银。

　　允许这样一个宠臣存在，本身就说明，乾隆后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继乾隆之后，嘉庆执政的二十五年可以说是一个不断遮掩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使得整个国家漏洞百出。不过，嘉庆年间勉强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之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算是平安度过了。

　　嘉庆之后即位的是道光皇帝。这时已经不是衣服有破洞这么简单了，而是肉体上的千疮百孔导致积年的脓血横流。正是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鸦片战争爆发了。

　　据《皇朝通典》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人口约为一亿九千零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1830年），《户部档案》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但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了百分之十八。也就是说，人均耕地减少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增加应当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知音

是呀，任何历史事件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哪有一句话就能盖棺定论的。

炉渣渣

离京的诗人

　　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即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一位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离开了北京。

　　他叫龚自珍，号定盦[插图]，出生于仁和（今浙江杭州）。他的母亲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官。龚自珍自幼跟着外祖父学习《说文解字》。总之，这位诗人的成长环境是相当优渥的。

　　龚自珍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听到黄昏时如咽如泣的唢呐声，竟会昏倒过去。一直到壮年，这个怪毛病仍如影随形。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里得到考据：

　　行年迨壮盛，此病恒相随。[插图]

　　这年四月，他只身离开了北京，回到故乡杭州。同年九月，他又回到北京接家属，不过并没有进入北京城内，而是在郊外的固安和家人会合。

　　他似乎是在避人耳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传闻，当时他与皇族的爱妾有染；后来东窗事发，他担心继续留在京城有危险，于是逃离京城。传闻中的女主角就是当时有名的才女顾太清[插图]。

　　顾太清的词比诗更胜一筹。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适于表达个人情感。顾太清的词不拘泥于格式，自由而奔放，是得到公认的。这些都表明她是一个热情的人，不喜被陈腐的规则束缚。龚自珍也是个热情的人。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文才绝世，而且都生活在京城，确实有可能在某种机缘下相遇相知。

　　传闻是真是假、诗人匆忙离京是否与顾太清有关，这些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他的离开很蹊跷。

　　龚自珍神经极其敏感，只要轻轻一触，就会出现极大的波动。这种敏感使他自己都感到害怕。当情感实在难以抑制时，他就会破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立誓不再写诗。龚自珍情感炽烈，一旦写起诗来，就更难以抑制，因此，他把写诗看作和喝酒、抽烟一样的恶习。然而，他三次戒诗，又三次破戒。他的情感就像洪水泛滥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只有写诗才能加以引导疏通。

　　在两次往返北京与杭州的途中，龚自珍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因1939年是己亥年，故统称《己亥杂诗》。诗中多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他对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当时的有识之士，或多或少都会为国家的衰落而担忧。龚自珍也深切地体会到了衰世的来临。

　　中国人是极尊重历史的。这跟印度人看重宗教截然不同。印度人更关心对宗教的思索，文献记载的也多是跟宗教有关的内容，所以有人说，印度的史料往往是不足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丰富而全面，且大多是对历史的记录。在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中，像龚自珍这样敏感的诗人，会对时世的衰落反映得更为深刻。

炉渣渣

　　龚自珍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

　　世间恒定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一直纠缠着我。春意盎然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夜里入眠时，它最先进入梦乡。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它都不曾改变。谁像我这样多情啊？尽管它纠缠不休，我还是不忍心借巫蛊之术来驱赶它！

　　这样的忧患之情，在当时的文人中普遍存在，但龚自珍表现得更为炽烈。

　　途中，他经过镇江时，恰好赶上当地的庙会。当时民间推崇道教，崇拜玉皇、风神、雷神等神仙。按照道教的教规，先把对神仙的祈求写在青纸上，即所谓的青词，然后供在神像前。庙会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一位道士请龚自珍写一篇青词。

　　一提到求神，龚自珍的忧患之情就更强烈了。“祈求神灵？求什么好呢？”他暗自揣度，最后作了下面这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九州即中国。中国要重拾生机，需要疾风迅雷般的社会变革，然而眼下，朝野臣民都噤口不言，连马都不叫了，如此沉闷，实在可悲！我奉劝天公重新振奋精神，不要拘泥于常规，多降一些有用之才吧！

　　龚自珍渴望英雄出世。这也是近代中国人共同的愿望。

　　与其依靠神灵，不如寄希望于人才。但是与其等待英雄出世，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对于离开京城一事，龚自珍心里是惭愧的。他思念京城的友人。尽管就诗文来说，他们当中没人能超过自己，也算不上“破格”的人才，但至少都在对“天下”发挥着作用。“只有我落到如此境地……”他觉得自己的命运与衰世休戚相关，也正因为如此，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能准确地描述它。他希望通过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激发人们的热忱——不仅是当代的人们，还有后世的年轻人。而这也是这位落魄诗人逃离京城后唯一的心灵慰藉。

　　确实，清末的革命志士，几乎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并不是来自其思想体系，而是源于其作品的鼓舞性。思想不成体系，是龚自珍的致命弱点。但龚自珍本质上是个诗人，要他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本身就是个无理的要求。

　　同时，他的文章也有过激和奔放的一面。对此，不少人持批判态度，尤其是崇尚正统的古文学派和反对过激思想的改良主义派。

　　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在《说林下》中评价道：

　　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向风。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邪！

　　龚自珍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

　　世间恒定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一直纠缠着我。春意盎然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夜里入眠时，它最先进入梦乡。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它都不曾改变。谁像我这样多情啊？尽管它纠缠不休，我还是不忍心借巫蛊之术来驱赶它！

　　这样的忧患之情，在当时的文人中普遍存在，但龚自珍表现得更为炽烈。

　　途中，他经过镇江时，恰好赶上当地的庙会。当时民间推崇道教，崇拜玉皇、风神、雷神等神仙。按照道教的教规，先把对神仙的祈求写在青纸上，即所谓的青词，然后供在神像前。庙会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一位道士请龚自珍写一篇青词。

　　一提到求神，龚自珍的忧患之情就更强烈了。“祈求神灵？求什么好呢？”他暗自揣度，最后作了下面这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九州即中国。中国要重拾生机，需要疾风迅雷般的社会变革，然而眼下，朝野臣民都噤口不言，连马都不叫了，如此沉闷，实在可悲！我奉劝天公重新振奋精神，不要拘泥于常规，多降一些有用之才吧！

　　龚自珍渴望英雄出世。这也是近代中国人共同的愿望。

　　与其依靠神灵，不如寄希望于人才。但是与其等待英雄出世，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对于离开京城一事，龚自珍心里是惭愧的。他思念京城的友人。尽管就诗文来说，他们当中没人能超过自己，也算不上“破格”的人才，但至少都在对“天下”发挥着作用。“只有我落到如此境地……”他觉得自己的命运与衰世休戚相关，也正因为如此，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能准确地描述它。他希望通过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激发人们的热忱——不仅是当代的人们，还有后世的年轻人。而这也是这位落魄诗人逃离京城后唯一的心灵慰藉。

　　确实，清末的革命志士，几乎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并不是来自其思想体系，而是源于其作品的鼓舞性。思想不成体系，是龚自珍的致命弱点。但龚自珍本质上是个诗人，要他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本身就是个无理的要求。

　　同时，他的文章也有过激和奔放的一面。对此，不少人持批判态度，尤其是崇尚正统的古文学派和反对过激思想的改良主义派。

　　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在《说林下》中评价道：

　　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向风。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邪！

　　改良派对其也不乏类似的评判。近代启蒙学者梁启超在论清末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写道：

　　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

　　即便如此，龚自珍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也没有丝毫的衰减。

　　龚自珍和魏源齐名，两位都是公羊学派[插图]的健将。但在我看来，对龚自珍的诗歌才华，应当给予更高的评价。他的才华源于他的直感能力。因此，他不是自成体系的学者，而是个敏感的诗人。这种敏锐的直感能力，甚至使他有了预言家的特质。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般从龚自珍讨论起，但这不表示他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历史上的人物大多沾时代的光而显赫一时，只有少数人会凭自己的力量实现时代的辉煌。龚自珍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他的作品勾勒出了鸦片战争时代的轮廓，甚至预言了后世。

　　龚自珍在《尊隐》中写道，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中，京城“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而城外“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篇文章大意是：在这个日渐衰落的时代，京城的人们冷漠孤立，苟且偷生；山中之民则一呼百应，即将蜂拥而来。有些评论家认为，这篇文章预言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运动。这种说法也许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也许龚自珍本人并未察觉到，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确实给予后世某种启示。

　　镇江庙会上人潮涌动，龚自珍走在其中，脑海里接连闪现出不久前接触过的那些人的面容。他想起白发皓首的阮元，那个曾当过两广总督的知名学者。当时阮元已经功成名遂，正隐居在扬州。龚自珍拜访过他。他们谈论了很多经学上的问题。《己亥杂诗》中曾提及此事：“谈经忘却三公贵。”当时他们谈得入了神，龚自珍甚至忘记了对方是个身份显赫的高官。

　　接着，他想起另一个人——林则徐。林则徐给他的感觉跟阮元截然不同。彼时林则徐已接任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朝廷派给他的任务是禁绝鸦片的走私进口。这事很难，但必须得做。

　　一想到林则徐，龚自珍的脑海里就如走马灯般，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宣南诗社友人的面容。“多么可贵的友谊呀！”他陶醉在美好的回忆里，以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再次流下了泪水。

炉渣渣

　宣南诗社

　　中国的读书人无不写诗。诗作之于中国的读书人，就像短歌[插图]及俳句[插图]之于日本的读书人。不过，在日本真正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在中国，只有那些能写出极优秀诗篇的人才称得上诗人。中国没有诗人这一职业。诗人大多当过官，如杜甫、李白、白居易等。陶渊明辞官后，回归田园，以耕田种地维持生计，而不是靠写诗糊口。

　　诗是情感的抒发，是诗人对人与自然的观察，本质上体现了一种表现欲——诗人希望有人读到自己的作品，并给出意见，无论是褒奖还是批评。写诗是摆脱孤独的一种手段。诗人们倾向与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创作，于是就产生了社团。

　　龚自珍当时参加的是宣南诗社，同人大多推崇“公羊学”。所谓公羊，是专门注解孔子所编的《春秋》的典籍之一。这种对“经”的解释，被称为“传”。对《春秋》的解释有《公羊传》《左传》《谷梁传》。其中，就内容的翔实度来说，《左传》最杰出，《公羊传》则着重说明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的史实铺叙中，隐含着深刻的用意和对历史的批判。

　　中国自古以来，“华夷之辨”的观念就根深蒂固。“华夷”即文明与野蛮。以《春秋》为例，在谈及文明国家时，一般加上“人”字，如“齐人”“秦人”等；说到野蛮民族时，通常不加“人”字，仅以“夷”“狄”“戎”等相称。如《左传·僖公·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给“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则不加“人”，这是遵循了一般的惯例。秦虽是文明国家，但在战争中罔顾人道，于是被《春秋》纳入夷狄之列而没有加“人”。相反，野蛮民族若有善行，有时也以“人”相称。

　　公羊学派很看重对史实的记述常隐含激烈的批判思想这一点。随着历史批判精神不断增强，这种学风必然会染上政治色彩。因此，公羊学派的学者一般是先从历史开始批判，继而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分析和批判。他们对行政组织形式、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方面，表现出深切的关心，不时予以评论。

　　朱子学在宋代形成完整的体系，一直被奉为正统学问。朱子学注重对文献的批判，由此产生了像南宋王应麟[插图]那样的考据学者。明清因袭此制，也将朱子学奉为官学。清代，考据学成了主要治学方法。可以说，清代的学问就是清一色的“考证”。考证需要具备严格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从这一点看，考据学可以说是近代科学。可惜的是，这门学问最终还是沦落到为考证而考证的地步。一味地考据，又有什么用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于是乎，他们开始转向对批判现实政治的公羊学的研究中。不过一直到清末，公羊学都未能取而代之，成为学问之主流。

　　刘逢禄[插图]是当时公羊学派的泰斗。龚自珍和魏源是他的门生，同时也都是宣南诗社的成员。诗社同人还包括同为禁烟先驱的林则徐和黄爵滋。

　　据《龚自珍年谱》所载，道光十年（1830年）四月初九，于花之寺会诸友，共赏海棠。组织这次聚会的是徐廉峰和黄爵滋，参加者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莹、潘曾绶兄弟等共十四人。想必在这次聚会上商谈了结社事宜，因而五月宣南诗社就诞生了。

　　《魏源年谱》中记载了五月的聚会。当时参加聚会的除了上述人员外，还有林则徐、张维屏等人。他们成立了宣南诗社。

　　此外，六月初二，龚自珍邀约同人，于龙桥寺举行酒会。当时适逢公羊学派泰斗刘逢禄过世的第二年，因此，会上很可能商议了关于刊印恩师遗稿的事宜，并最终决定由魏源操办此事。

　　林则徐喜欢社交，但他没有参加花之寺的聚会。因为当时他在福建老家为父亲服丧，四月才回京。同人赏花时，他可能还在回京的路上。

　　宣南诗社的同人都是当时的英才，其中既有“公羊学双璧”龚自珍和魏源，又有林则徐、黄爵滋等朝气蓬勃的官员。不难想象，他们会谈论关于“衰世”的问题。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

　　“一定得想想办法呀！”

　　“有什么办法呢？”

　　或许，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改变现状的策略——摒弃抽象的言辞，切实地考察实际情况。这体现了公羊学的特点。

　　下面是结社时主要成员的基本情况。

　　林则徐，四十六岁，因父亲去世，辞官服丧。此前，他曾任江宁布政使。此后离开北京，任湖北布政使。当时的巡抚是各省长官，掌管一省军政和行政。巡抚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负责行政和财政工作，后者负责司法工作。

　　龚自珍，三十九岁，前一年考上进士。他因不愿就任知县而继续留在北京，担任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从七品。林则徐当时是从二品。

　　魏源，三十七岁。诗社成立时，作为公羊学者的魏源已经有很大的名声了。不过，他在五十一岁时，也就是诗社成立十四年后才考上进士。

　　黄爵滋，三十八岁，任翰林院编修。道光三年（1823年），黄爵滋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就任编修。编修一职虽仅为正七品，但也是他平步青云的垫脚石，保障了他的远大前程。

　　进士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入翰林院，其他人则被任命为知县。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开科取士后，林则徐列居放榜单中第二甲九十二名进士中的第四名，他因成绩优秀进入翰林院。而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成绩并不优秀。

　　在诗社成立时的同人中，有资格向皇帝上疏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只待了三个月就去湖北了。因此，宣南诗社的同人虽大谈政治，但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诗社中不过是进行政论的交流，或练习写奏疏。

　　当时选拔官吏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乡试及格者即为举人，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会试及格者为进士。参加会试的举人有上万，而进士只有两百人左右，可以想象这道关隘之艰难。

　　道光年间科举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年岁最长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的性格——除了通晓四书五经，重点是书写工整。“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可见，当时对书写的重视甚至高过对文章本身的关注。很多当时的文章都记载了这种情况，如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中有云：“近数十年，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又云：“举笔偶差，关系毕生之荣辱。”

　　考生和官员都把注意力放在书写是否工整上，即使一点一画也不能疏忽大意。至于策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楷书写得不工整的人，即使文章写得再优秀，也很难考中进士。

　　作为学者，魏源和龚自珍都要胜过林则徐。但在官场上，林则徐二十七岁就以优秀的成绩考中进士，而魏源和龚自珍都较晚，且二人的成绩都达不到进翰林院的标准。从龚自珍和魏源留下的笔迹来看，他们的字虽不是十分拙劣，但确实有不少毛病，说不上工整。

　　科举考试偏向于像林则徐那样循规蹈矩、重视正统的考生，对龚自珍那样感性、具有艺术家性格的人来说，则是一道难以跨过的坎儿。人们渴望的“破格的人才”，首先就会被刷掉。因此，道光年间的政界可谓“恹恹无生气”。

　　中了进士的人，终生都把当年主持会试的考官尊为“师”。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的进士，考官正是曹振镛。从林则徐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一直衷心效劳这位老师。

　　当时的派系，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这种偶然因素来划分的，和思想或抱负的关系不大。但宣南诗社的成立不是出于偶然。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相似的观念和抱负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社员中数黄爵滋升官机会最大。同人都鼓励他：“努力升官，这样才有资格上奏疏。”

　　在封建社会，官员们的所谓“政治”，就是呈递奏疏，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时林则徐已经具备上奏疏的资格。同人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即使在他离开北京去湖北之后，同人谈论问题时，还是会提到他：

　　“希望林公也能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是林公，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在野人士或品级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想法反映到朝堂之上，只能通过高级官吏代为转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则徐是宣南诗社的寄托。

炉渣渣

待续

我真很好

等~~~~~~~~~~~~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7-21 13:46
是呀，任何历史事件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哪有一句话就能盖棺定论的。

喜欢这样的写法，纵轴是时间线，横轴列出相关国家和相关人事，脉络清晰

炉渣渣

我真很好 发表于 2025-7-21 14:11
等~~~~~~~~~~~~

后面精彩~~~

知音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7-21 15:56
喜欢这样的写法，纵轴是时间线，横轴列出相关国家和相关人事，脉络清晰

我给你好好排个版……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7-21 15:58
我给你好好排个版……

多谢首版~~~

贴写得好的书累点也值，这是人间清醒

大志

老兄，嫩是电脑还是手机

我真很好

渣渣绝对是才子一枚！

炉渣渣

大志 发表于 2025-7-21 20:37
老兄，嫩是电脑还是手机

前面是手机，现在想在电脑上截图试试

炉渣渣

我真很好 发表于 2025-7-21 20:38
渣渣绝对是才子一枚！

瀑布汗

我就喜欢看，不会写~

知音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7-21 20:43
前面是手机，现在想在电脑上截图试试

截图发图片格式的话不如前面那样看起来方便，最好是复制粘贴。

知音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7-21 20:45
瀑布汗

我就喜欢看，不会写~

就是比较辛苦。

我真很好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7-21 20:45
瀑布汗

我就喜欢看，不会写~

看书多的人和不看书的太不一样了，我这20多年几乎没看过书~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7-21 20:46
截图发图片格式的话不如前面那样看起来方便，最好是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只能在手机上用，有点烦


试试截囷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7-21 20:47
就是比较辛苦。

炉渣渣

我真很好 发表于 2025-7-21 20:49
看书多的人和不看书的太不一样了，我这20多年几乎没看过书~

明事理就好，否则看了也是白看

炉渣渣

。。。

炉渣渣

接上

炉渣渣

待续

知音

炉渣渣 发表于 2025-7-21 21:22
接上

截图确实更方便些，也不影响阅读

炉渣渣

知音 发表于 2025-7-21 21:43
截图确实更方便些，也不影响阅读

白天在医院不能截图，只有晚上截一下

春水秋霜伊人

康乾盛世是荣光，
流弊蛮荒去一旁。
圣主贤臣非了得，
名垂青史远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