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眼睛 来 看看桐计划 小米步枪能破坏吗

再折长亭柳

中日谍战：日军成立间谍机构“桐” 企图诱降蒋介石

2015年07月24日 11:21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1938年，日本陆军、海军以及外交三个部门，在上海联合成立了一个机构，它表面上被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是却是日本在中国的间谍谋略机关。 这些特务机关，除了策动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之外，还针对李宗仁、阎锡山等等中国的高级将领，还有一些中国的名流，都展开了一系列的策反活动。包括桐工作，主要职责就是诱降蒋介石。

凤凰卫视7月2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抗战爆发之后，日军深陷中国战场，为了早日结束对华战争，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曾经先后策动了梅、竹、兰、菊以及伯工作等等谋略计划，策反了包括汪精卫在内的一些中国高官，而在这些以花木命名的谋略行动当中，还有一项更隐秘的工作，代号为桐工作。所谓桐工作就是诱和蒋介石，据载抗战期间日本间谍机关曾经和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有过几次秘密接触，一次是1938年，日本外相宇垣一成上任之后，派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和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在香港举行了一个预备会谈。

    当时双方就日本在华驻军东北还有华北等等问题都交换了意见，但是却在让蒋介石下野的问题上卡了壳，日方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被孔祥熙拒绝了。由于日本陆军当中的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等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且迫使宇垣一成辞职，这次和谈也就随之中断了。而最重要的一次就是所谓桐工作，那么这个桐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次谈判有什么内幕？蒋介石对日本人的诱和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国民党军统在这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日军驻香港特务机关长铃木卓尔中佐秘密会见宋子良

    解说：1939年12月27日夜，日军驻香港特务机关长铃木卓尔中佐与一名自称叫宋子良的人在香港秘密会面。宋子良是宋子文和宋美龄的胞弟，也是蒋介石的小舅子，时在香港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此前铃木卓尔中佐曾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斡旋，谋求与宋子良会面。被宋子良以需争得兄长宋子文同意为由婉拒，而此次会面则是宋子良主动提出的。铃木因此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宋子文乃至蒋介石的意愿。那么宋子良为何主动与日本特务头子联系，他们都谈了什么呢？抗战爆发以来，日本军耗之大触目惊心，至“武汉会战”时，日本已用去黄金三百八十多吨，黄金储备锐减，造成日元大幅贬值。

    1939年又逢日本因旱灾发生粮荒，东京和大阪等地居民每次购粮被限制在两升以下，造成民心极度不安。曾为日军谋略专家的今井武夫回忆，“日方部分人士在中国事变初期曾抱有一种想法，经过一个会合就可使中国军订立城下之盟。然而，如今这种幻想犹如白日做梦般的幻灭了”。

    黄晓峰（学者）：日本人包括冈村宁次包括这些他的上层都知道，就一开始军方认为一直往前打，可以不断地扩大战果，政治想收都收不住，当打到武汉的时候，连军方的主要人物都知道再往前打不动了，资源各方面都不够了，然后外交上受到的压力，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打到武汉，他们也认为是极限了。

    解说：为尽快结束对华战争，“武汉会战”后，日军除策动梅、竹、兰、菊等谋略计划，诱降汪精卫等中国军政要人外，还出台一项更为隐秘的计划桐工作。所谓桐工作就是重庆和平路线的暗语，目标是诱和蒋介石。

    萨苏（学者）：在抗日战争之中呢，有很到这种说关于当时国民政府和日军议和的这样一种传说，那么实际上日方确实设立了很多机关，来针对国民政府的不同要员进行这种工作，比如说梅工作那是针对汪精卫的，桐工作那是针对蒋介石的。

    白孟宸（《兵器》杂志编辑）：这个时候对中国的这种工作，逐渐的变成了什么呢？尽快的跟中国政府媾和，所以当时这个充分措施，有人叫做和平工作，那么有的叫终战工作。

    解说：桐工作出台之初，为保密起见，日军层设定了一套暗语，据日军谋略专家今井武夫记载，“桐计划被称为原油交易，中华民国称大民商会，日本称大和商会，人名方面，蒋介石被称上田，汪精卫称松本，地名方面，重庆称东京，华北地区称北海道，政治方面汪蒋合作，称松本家与上田家提亲，建立政权称开店，抗战称赤字。”中日政治角力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误会、权谋与不信任，同工作的出台正是战局瞬息万变，政局波诡云谲的结果。

    抗战爆发后，中日在战场上遂兵戎相见，高层沟通的管道并未中断，抗战初期居中调节中日关系的主要终结是纳粹德国。

    萨苏：抗日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他（蒋介石）在做陶德曼的工作，就是通过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还试图通过他进行调停，这时候他是比较有诚意的，就是真的是想跟日军，把这个战争变成一个局部战争，最后调停一下，达成一个一定的协议。

    黄晓峰：陶德曼在中日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中国和德国、日本和德国的关系都还可以，他是作为调解嘛，他作为调解人。

    解说：1937年底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日军中的鹰派人物，板垣征四郎等也坚持要蒋介石下野，通过纳粹德国的居中调解宣告失败。此后，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又策动了梅计划，把汪精卫当成和谈对象。

    郭洪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所长）：板垣征四郎这个人呢，非常有执行能力，包括像“九一八事变”就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策划，最后搞起来的。

    黄晓峰：板垣那个梅计划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到一个可以谈判的对象，因为日本政府一开始已经说不跟蒋介石谈，把汪精卫找来，跟汪精卫谈，梅计划表面上是实施成功了，汪精卫来了，汪伪政权也成立了，它发现没效果，汪精卫说得话没人听，做不了数。

    解说：就在板垣征四郎等对汪精卫充满失望，想重新打开与重庆政府接触之门时，一个小人物却主动找上门来。此人叫张治平是香港大学教授。

    黄晓峰：正在板垣感到，就是说汪精卫来了以后效果不太明显，梅计划结果不太明显的时候，有个人就来找香港的特务机关长，就是说这个人叫做张治平，他这时候在香港当教授，他就去找到香港特务机关长板垣的一个手下就跟他说，宋子良要想跟日本高层直接交谈，宋子良代表的是谁呢？代表的是他姐夫（蒋介石），因为宋子良是宋美龄的二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板垣赶快拟定了叫做桐计划。

    萨苏：桐工作毕竟在日方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个进展是什么呢？日方说我们当时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接触上了，那么跟他开始谈这个，具体的双方怎么样议和这种工作。

    解说：那么促成桐工作谈判的那位小人物张治平又是什么人？他有何背景？又是怎么促成这次会面的呢？“七七事变”后张治平从北平到香港避难，除在港大任教外，还活跃于香港社交界。当时日本驻香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职，由参谋本部派来的铃木卓尔中佐继任。铃木在张治平早年曾在北平相识，赴港后登门造访，并请张撮合接通与重庆方面的联系管道。据载张治平先是称此事不敢过问，不久却又主动找上门来，答应了铃木的请求。1939年12月27日夜，铃木卓尔中佐与自称宋子良的人在香港秘密会面了。据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经过概要》记载，当时自称宋子良的人告诉铃木，他可以把中国最高当局的意图向日方转达，并提出中日先行停战，日本作出撤兵保证等问题。

    黄晓峰：他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是当时中国人，不仅是中国政府，是中国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解说：由于铃木中佐无法当场答复，双方约定下一步继续接触。但1940年2月14日，当双方又一次在香港会谈时，日方代表中却多了一个人，此人叫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后来不但参与并主导了桐工作谈判，还为后人留下一本《今井武夫回忆录》，其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桐工作谈判的整个过程，还揭开了这次谈判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诡异内幕。那么今井武夫何许人也？他在回忆录中又记载了什么呢？

    陈晓楠：今井武夫是日本长野县人，1935年来到中国，“七七事变”的时候曾经任日本驻华使馆的助理武官，当过事变当中的日军新闻发言人，抗战爆发之后，今井武夫一度被调回了参谋本部，负责中国事务。1939年又被重新派回中国，在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对华情报，此时恰逢铃木卓尔中佐和自称宋子良的人在香港接上了头，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对这次会谈十分重视，他决定派熟悉情报工作的今井武夫前去主导这次谈判。但是没有想到今井武夫来到香港之后，在参与谈判的一开始就对中方代表宋子良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这是怎么回事呢？

    解说：1940年2月，日本陆军大佐今井武夫从南京来到香港，他当时在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麾下任高级参谋。当年板垣手下有两名情报干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但两人在对华谋略上的主张不同，影佐祯昭主张扶植汪精卫，而今井武夫则希望与蒋介石直接接触，今井在日军中有谋略专家之称。

    黄晓峰：今井武夫他在这个日军总参谋部中，也是一直做的（情报工作），后来他虽然做到侵华日军的副总参谋长，他实际上还是负责情报的。

1939年9月今井武夫与日本西本愿寺主持大谷光瑞共进早餐

    解说：1939年9月今井武夫曾应日本西本愿寺原主持大谷光瑞和尚邀请，到寺院共进早餐。大谷光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二十世纪初，他曾派日本佛教探险队深入中国西域地区，收集了大量情报。1913年，他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出任了中华民国政府顾问，此后长期留在中国，在上海郊区兴建无忧园，设置电台从事谍报活动。1933年移居大连，利用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积极支持日本军部的活动，抗战爆发后，大谷历任日本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务，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措施。面对大谷光瑞，作为情报界完备的今井武夫在早餐会上必恭必敬，他回忆“席间大谷总是他那老脾气，用吓唬人的口气劈头就说，你如果不能解决中国事变的话，就不能穿着军服到明治神宫去参拜了”。

    大谷的话让今井武夫如坐针毡，日本深陷中国泥潭后，日本政坛大佬们面临的巨大压力，被大谷一语道破，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都交给了今井武夫这个情报人员。今井知道只有诱和蒋介石才是唯一的出路。今井武夫于1940年2月10日从南京飞到香港，2月14日第一次参与了同中方代表宋子良及张治平的会面。谈判被安排在香港东肥洋行进行，为保密，今井武夫特使使用了满铁社员佐藤正的假名。但第一次见面今井武夫就对宋子良等人的身份产生了疑问。他回忆“宋子良和铃木中佐居间人张治平，我在北平大使馆武官室工作时，他正在冀东政府任职，这次奇遇感到惊异，但只是见过面，对他的身份、性格等等却一无所知”。这个自称是宋子文弟弟的叫宋子良的人，今井武夫是第一次见到，他这样描述对此人的印象，“因系初次会面，是否果真宋本人还无法弄清，此人年龄四十上下，面色白皙，身材不高，英语说得很好，时常把雪茄烟拿在手里，态度很谦逊”。今井武夫记得，当时双方就伪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军问题以及对汪精卫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黄晓峰：那么这个时候要谈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蒋介石要和日本代表谈，要更高一级的（官员），和小萝卜头谈他去没意思嘛。这边要求说是板垣过来谈，日本那边就提出来，就是汪精卫、蒋介石和板垣三个谈，这边就提出呢，蒋介石和板垣谈，就是说不要汪精卫。

    白孟宸：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说，应该是一个很标准的情报策反的行动，但是这个行动呢，它实际上更类似于上海黑帮之间的这种讲和，那么你看他这个桐工作之间所关心的几点问题。第一我中国这边的叛徒汪精卫怎么处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黑帮中我这边出去的叫所谓反骨仔，那么我要怎么处理他，谁做保人中间人，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沟通并不是我们说真正意义上的欧美性质的这种秘密外交，它完全是用的中国传统的，这种黑帮之间讲和的方式。

    黄晓峰：这时候就要开始做计划了因为到时候要怎么谈，怎么对付蒋介石，蒋介石来了后，怎么处理汪精卫，做着做着就感觉到不对了，为什么呢？他是个代表，怎么那么轻易地会同意说，蒋介石和板垣去会谈呢，因为他两个不对等，到底这个宋子良是不是个真的都是个问题，不要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解说：而此后发生的两件事更加深了今井武夫的猜疑，本来双方商定两国正式会谈前，先各派三名代表以私人名义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且要携带委任状，但接下来的会谈中，日方出示了由陆军大臣烟俊六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开的身份证明书，中方三名代表第一天均未带委任状，第二天才由宋子良之外的另两人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开的身份证明。

    黄晓峰：谈着谈着今井武夫也觉得怪，而且这些人哪来的那个介绍信呢，写的那个证明自己的文件，它授权书是张群的，不是蒋介石的。

    解说：此后一次谈判时，中方代表终于出示了有蒋介石签名的委任状和备忘录，信笺上还盖有军委会和蒋中正的印鉴，但在委任状上宋子良却使用了宋子杰的名字，为弄清真相，今井武夫暗中调查了真实的宋子良的档案，发现宋子良仅出生年月一项就有1893年和1899年两种说法。日本人甚至搞不清他是宋美龄的哥哥还是弟弟，此后今井武夫又采取了一种更为简单的识别做法。

    黄晓峰：他回去之后，他喊人在门缝里头，他不是贴着门缝，可能用什么好的相机去照，给宋子良照了一张相。

    解说：当时今井武夫拿着从钥匙孔里偷拍的照片回南京找人辨认，他在回忆录记述，“抵南京后，我赶快把从香港拿回来的宋子良的照片给汪政权的陈公博、周佛海等许多中国要人传看，周说像他，但更像他弟弟宋子安，而陈却说不像”。

    黄晓峰：宋子良长什么样子没见过，一问周围的人都没见过，为什么呢？因为宋子良这个人他一直在美国读书，读书回来他以后一直没从政，他不像宋子文一直是从政的，他没从政，没从政那这个人在干什么呢？他实际上借着家里的招牌去做生意，这个公司的董事，那个公司的董事，挂好多公司董事，那么他这个人要么大部分时间在广州，要么就在香港，满世界跑嘛，所以说名字谁都知道，但是谁也没见过他。

    解说：那么这位参与谈判的宋子良究竟是真是假，其中有何玄机呢？多年后人们才从台北国史馆收藏的有关桐工作谈判文件中得知，当年的宋子良是个假的，其背后操纵者正是国民党军统。那么这个假宋子良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原来1939年底，当铃木卓尔向张治平表达了与重庆方面接触的意向后，张治平便找到国民党军统驻港特工曾政忠，曾政忠是华裔美国人，回国后被军统香港站收编，专搞高层情报。

    萨苏：开始时候还允许说你们特工，为了能够获得日军情报等等，可以跟日方进行接触，跟日军先接触呢，捞一捞看看日本人的底牌到底是什么样的。

    解说：军统的插手使桐工作谈判被蒙上了一层迷雾。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记述，“当时曾截获这样的情报，有一个重庆政府派到香港军统局俗称蓝衣社的香港地区负责人，得到蓝衣社首领戴笠信任，年三十六岁，面色白皙，这个人似乎就是和我们谈判的对手，我认为只根据容貌、图象来看，这个人的相貌比起宋子良来，更与实际谈判的对手相象”。而今井武夫等因急于推进桐工作，故未多追究，直到桐工作终止时，日本人仍搞不清这个自称叫宋子良的人的真实身份。

    黄晓峰：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国民党政府当时根本不承认有这件事，宋子良也说这事荒唐，根本跟他没关系。

    解说：假宋子良一事，直到日本战败前才真相大白。1945年夏，曾在桐工作谈判中担任翻译的日军特派员坂田诚盛在上海一所监狱里认出了曾在谈判中自称叫宋子良的人，学者杨天石在《桐工作辨析》中记述，“这个假扮宋子良参加谈判的人，成了上海监狱中的囚犯，此人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的曾广，其实这个冒充宋子良的蓝衣社特务本名并非曾广，而是在谈判过程中一直与张治平密切合作的曾政忠”。

    萨苏：可以猜测这是当时军统局所布置的一起就是对敌情报工作，那么这个人是来干什么的他就是来摸日方的底的。

    解说：至于蒋介石对桐工作的态度，后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蒋曾插手谈判，在伪满洲国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另一种认为，蒋在谈判之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条件，后又主张严拒，他之所以没立即关闭谈判之门，是为阻挠并延迟汪伪政权的建立。而汪伪集团大员周佛海则在日记中这样评价桐工作谈判，“日方为渝方所戏弄，恐难成功也，以余观之，渝方并无诚意与决心，不过虚与委蛇而已”。

    萨苏：从我们现在拿到的史料来看，当时的周围政府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一条底线，特别是越到后期也可以看到蒋介石在与日方进行这种谈判上面的态度，变得越加强硬，甚至我们看到一些文件上他有他的这种看法，就是不要做这种事了，再做这种事情的话，被人家万一看到了，对我们名声很不好。因为当时中国是参加盟国的，而盟国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宣言，就是说我们绝不单独和对方议和。

    黄晓峰：桐工作有很多人说是戴笠的军统策划的，如果是军统策划的，它是一个很漂亮的间谍行动，就是对日谍战活动。

    白孟宸：桐工作到后来的时候，也到了1944年、1945年日本的战争形势越来越差的时候，那么希望中国就是说我通过桐工作，能够预先把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的问题先解决掉，就算是日本对盟国投降之后，那么我这些日本士兵怎么处理，这个实际上最后都在桐工作里面。

    陈晓楠：日军对蒋介石的所谓桐工作的谈判，从1939年12月持续到1940年9月，最终因为没有迅速进展的希望而放弃了。当年今井武夫来华之前，大谷光瑞和尚曾经对他说，如果不能解决对华事变，他回国之后就不能穿军服参拜明治神宫，这番话最终应验了。日本战败之后，今井武夫曾经留在中国处理日军官兵遣返等等遗留的问题，在1947年回了日本，当天就被通知从军队退役，从此回乡撰写回忆录，直到1982年病死家乡，时年84岁。抗战期间，军统等中国情报机构除了介入桐工作谈判之外，还和日本谍报机关展开了一场间谍对攻，这其中有什么秘闻呢？

窥天瞳

又拿AI或百度找的？能证明什么？桐计划蒋介石不同意，是不是特有民族自豪感，那你用不用精神自慰一下？请问他怎么同意？开放港口的地方有些在其他地方武装手里，人家愿意？还是驻军等，这样干就是卖国贼，会被其他大员政治攻击，自己又落不到好处。再说傻子也明白，日本考虑桐计划是因为打不动了，不同意也没什么影响。蒋介石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硬气，他没说同意，但是也没表示反对，就是一个字：拖，知道美国对日本宣战，然后自己跟着宣战，争取做了美国佬座下的第一奴才。然而在背地里，蒋介石也没少和日本人媾和。对中国军事杀伤最大的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战后就被蒋介石收容，躲过制裁。

窥天瞳

桐计划的最大意义不是迫使蒋介石认可和谈，而是接着这个名义解决华北问题。如果实施，小米加步枪估计很难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