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尴尬（摘自人民日报文）

刘春

从整体状况来看，我国的文艺生产与消费其实远还没有达到真正繁荣的境地，能进入院线与观众见面的影片不足百部，火爆的舞台演出不足一成，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更是屈指可数。我们还没有培育出多少大师级的艺术家，没有创作几部真正具有史诗性质和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

创作与接受疏离，生产与消费失衡，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繁荣的背后不乏隐忧——文艺创作的症结究竟何在？

追溯和总结近年来文化发展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下文艺创作中，存在着十大恶俗现象，它们分别是：回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质、近亲繁殖、跟风炒作、权力寻租、解构经典、闭门造车、技术崇拜、政绩工程。正是这十大恶俗现象，阻碍着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文学艺术，不缺少故事，而是缺乏表达；不缺少能力，而是缺乏责任；不缺少资源，而是缺乏灵性；不缺少资金，而是缺乏生命。“在相当多的剧作中，我们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冲动，却可以一眼看出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显痕迹，看到赚钱捞钱的强烈欲望和非审美的功利欲望冲动。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指令下，在高额酬金的驱动下，把文艺创作的过程变成了按编剧技巧剪辑素材的技术加工。”毛时安感慨。

音乐也是如此。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歌词创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恍惚时代”。“创作群体恍惚、受众群体也恍惚；电视媒体恍惚，纸质媒体也恍惚；专家和大众一起恍惚。”词作家宋小明说。在某种意义上，歌曲创作是容易展示人的价值的艺术形式，从业人员很多，歌曲创作没有门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领导介入、长官意志最容易在这里萌发，政绩工程、形式主义也最容易在这里泛滥。

鲁迅曾经说，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光，它总是不经意地表现出国民精神的状态。我们今天文艺创作失去信仰、失去灵性、失去判断、失去方向，是整个民族缺乏想象能力、缺乏自由精神、缺乏思考意识的表现，这是当下文艺创作的最大危机。有人评价，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某些艺术门类已经迅速成为“人傻、钱多、速来”的“产业行业”。


美术创作中缺乏理想、缺乏价值，形式化、矫饰化、娱乐化、波普化的倾向，恰是我们文化艺术的一个剖面。文艺创作缺乏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艺批评缺乏文化品格和文化担当，文艺工作者对重大问题失语、无语甚至胡言乱语，这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




从文学的衍生方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化认知的共识正在发生破裂。一方面，主流文化、传统美学在空洞地发出声音；另一方面，爆炸的信息却令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日趋萎缩，内容空洞苍白、语言残破模糊、叙事软弱单薄、文本琐碎庸俗的文艺作品日趋增加。




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众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坛，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名利场，穿着逐利舞鞋无休止地疯狂舞蹈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失去了真情的表达和呼唤。”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索谦感叹：“我们无力阻挡市场经济的泛化，但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并大声宣告：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坚持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促进文艺真正的繁荣和发展；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杰出的文艺家；只靠市场引导和利益驱动，不可能创作出经典的优秀文艺作品。”

“文艺还能批评吗？”2002年，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推出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从而成为当年世界文学界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文艺批评怎样才更具可能？

日前，画家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见诸各媒体。一纸判决，让社会上众多文化人士做出反思：文艺批评的边界在哪里？到底怎样的文艺批评才能褒贬得当而不越界？

文艺批评的尴尬恰恰就在于边界的模糊。为了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评论家采取慎开金口、明哲保身、圆滑世故的首鼠两端态度，
当着官员说套话，当着作品说胡话，当着大众说瞎话，背着大家骂粗话。
文艺批评喑哑失语、乏力萎靡、单调乏味，
批评成了温吞水，隔靴搔痒，研讨会、座谈会、恳谈会、见面会，
都成为创作者的“树碑立传会”和批评者的“捧哏表彰会”。



作家陆天明提出，文艺批评的诸多缺陷是缺乏理论勇气的表现。他认为，“批评之所以失语和缺位，是因为背后没有了可适用的足够强大的新理论和精神来支撑，心中也就无话可说。什么是健康的文化批评？标准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一条，就是能宽容、理性地对待与自己文化主张不一样的文化实践。”

夫子老气横秋

没有探索的创作
只有附庸的山寨
想都懒得去想这事

花中的花

有一种文章叫太监文章

刘春

嘿嘿，吹，捧， 赞，拍，谁都会。中性的，欣赏就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