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涉江采芙蓉 于 2021-6-23 08:28 编辑
“孟母三迁”的典故出自汉代赵歧《孟子题词》：“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三迁”的具体故事感兴趣的可以去查资料，因为不是我所要说的重点，这里就不说了。其实这个“三”除了一二三的“三”之外，在这里理解成“多次”似乎更符合当时的语境。
孟母的多次搬家按照惯常的理解是她“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多次迁居”，孟母是基于无法改变环境这个前提的，既然无法改变，那我就躲开这里，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环境。虽然结果很积极，但却是被动的逃逸。正如现在大家都知道国内的应试教育很害人，压抑人的天性，让孩子整天埋首题海里，很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但你又无法改变，于是便大量的出国留学，甚至很小就出国了，这也是一种“迁”，迁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更有利于孩子教育与成长的环境。但它是被动的，是一种无法改变现状的逃逸，不是一种积极地担当。
当然不止是孩子的教育环境，这个话题可以延续到政治的层面，家国的高度。
如果这个“三迁”的故事是真实的，从后来孟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件事对他的深刻影响，只不过他不想再走其母“三迁”的路径了，而是要走“诛一夫纣”，重新洗牌，建立一个良好环境的道路了。
“三迁” 的成本是很大的，尤其对童年来说，在心灵上会刻下深刻的烙印。你刚要适应一个环境，就被选择了离开，这样三番五次的寻找家园，很容易让他产生对不良环境的思考，去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孟子激赏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作为，因此他的性格不是遇事逃逸的，面对困难，他往往会知难而进，迎面而上，他采取的是积极的改变环境的态度，他是个建立新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逃逸者。
因此，他才会回答齐宣王“诛一夫纣”的理直气壮。他主张当恶政出现时，一定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保持秩序一味的忍让、退却。在他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里（《梁惠王上》），他就说过，禽兽间相互残杀，人还恶之，作为民众父母官的执政者造成这种现象，岂不是还不如禽兽？这就是他对恶政的态度。既然你“禽兽不如”了，那么“诛一夫纣”，救民于水火，建立新秩序，便是替天行道，天经地义。
我一直觉得孟子是赞成革命的，一旦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把人民逼的没了活路，那么，他不赞成你躲到别的国家去，而是应该揭竿而起，“诛一夫纣”，重新洗牌，建立先进的有利于民众的秩序。君王应该是民选的，应该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做好了，人民就赞成你，做不好，人民就会罢黜你。感觉孟子是个披着儒家外衣的墨者。
事实上，历史上很多人已经开始怀疑孟子的儒家身份了。司马光《疑孟》，对孟子够不够格成为孔子的传人进行了质疑；李觏的《常语》更是直言不讳的说孟子没资格做孔子的传人。而另一些人如王安石与沈括等则对孟子敬重有加，对他面对现实问题不回避、有担当的精神大力称许，对他“君轻民贵”的民本精神推崇备至。
孔子与孟子不是一枝上的并蒂花，而是两棵树上的两朵花。他们的很多观点貌合神离、形同神异，实在是各说各的话、各作各的梦。
雷达卡
发表于 2021-6-23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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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3 17:15
发表于 2021-6-23 1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