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泥絮阁管淑珍 于 2012-4-1 11:23 编辑
中国人不喜欢说与墓地有关的灰色的话题。然而,在生与死的链条上,我们谁又能逃得过去?清明节,是扫墓的日子,我在给父亲扫墓的时候,想了许多许多。能够压得住这些想法的,只有浓烈的酒。我怕我今后会变成一个酗酒的人,那就成为悲剧的主角了。
悲从中来,不是刹那间的事。生命给我的苦涩感、奔窜感和压榨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我想,墓地里那些失声痛哭的人或许跟我一样,借着这个可以痛哭的日子发泄心中所有的痛苦。
那些清明节的旁观者,可以写诗,比如写出“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杜牧,他是超脱地看待清明节,于是用轻松的口气说:“借问一下,到哪里可以痛饮几杯,以抵这春光四溢带来的心情波动?”
我们扫墓的这一个时间段内,阴云密布,寒风四起,除了墓地围墙外绿梢那一抹淡淡的新绿,一切都是衰败凄凉的。“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好像不悲观厌世也不行了,眼前的一切,你怎样保持心境的平和?我穿过许多存放着逝者骨灰的房间时,总感觉骨头缝里嗖嗖地冒着冷气,有一种抽出内脏精华的手术感,忽然我想,出现在我眼前的年轻的子侄们(当然包括我的儿子),在不久的将来也是这样为我送葬。曹雪芹借黛玉之口问:“他年葬侬知是谁?”实际上表达的也是一种对生命存在与消失的纠结感的感喟。
忽然质疑生命。阴阳永隔,是不可逆的现实。有一位大姐用尖锐的嗓音哭道:“您也没有享福就走了。”是平民百姓的最深沉的痛苦。在生命社会或生命本身强加于自身的种种压力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家人多享一点福,少受一点罪。这“多享一点福,少受一点罪”的愿望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有时是极为奢侈的愿望。
墓地中也有现代青年,正如父亲去世时来送行的我的叔伯姑表兄弟们,他们都现代青年,他们将身上的西装脱去,换上传统孝服,跟着送路的队伍行走着,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平房蜗居,我们这些人,夹在现代与传统的缝隙中,有时,会有窒息的感觉。
茨威格有篇文章《世间最美的坟墓》用最抒情的笔墨描写了托尔斯泰的墓地。
茨威格那样写是有道理的。
曹雪芹借黛玉之口说出生命结束时的最高境界是“一抔净土掩风流”,有才气悟得透的人才可以这样想,凡俗之人不行。
王国维先生在遗书中写道:“五十年只欠一死。”
没有在战争或凶杀中捐弃生命的人们,却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以理解美国的海明威和中国的三毛为什么选择那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一切的一切,在泪水中浸泡,是否净化了一些?
渔洋老人在《聊斋志异》前题辞:“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人间的事,不但不如意,而且渐渐露出残忍的真面目。
死亡不是告一段落,而是永久完结,于是,不相信还有新的开始的人忌讳谈起死亡,谈死色变。确实不能重新开始了,生命是不可逆的。每个生命个体都应受到尊重,怎样维护每个生命个体的尊严?
我想了好久,人生最好的死法还是安乐死,含着笑,一声不出一点不痛地安然离世。我一直觉得“生得坎坷,死得艰难”是人生最大的困境。
悲怆地在西风中穿过马路,一身洁白的衣裙,因脚步匆匆而飘散着衣上的纯香。那是一个魂,不是真正的生命实体,此人已经去了,此人走了之后并不影响周围人们的狂欢,人们依旧在笑,在饮,在喊闹。没人听清她在远离这个世界时留下的几丝声音。
如果土地资源紧张,就不要给我留一块墓地了,我回归到哪里都行(例如海葬)。反正无论哪种形式的消逝都是以干净彻底为最高境界的。
然而,清明节在春天,新绿在生长,新的生命群体后浪推前浪,逝去的生命的精华在新的生命身上延续着,或许,这世界也不是让人们那么悲观。“牧童遥指杏花村”,不管你是不是清明节的旁观者,都可以借这个清明节的悲痛来缓解一下踏青的疲劳,这看似悖逆的活法里面却凝结着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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