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莫冉 于 2012-4-5 22:18 编辑
徽地文狐在《被点名而闲说孔子》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史记》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再现，之中也有文人“意淫”的结果，所谓严肃历史很难存在，因为即使是《史记》都不一定能真实的记录历史。文字，终究是一个让人幻惑的东西，太多的水分掺杂其中，写的人、读的人，无一不是。
深以为然。于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范蠡。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范蠡比较神秘。他与越王勾践谋划了二十年，卧薪尝胆、等待时机，终于助越王打败夫差。然后范蠡离开越国来到齐国，自称“鸱夷子皮”，与儿子在海边耕做生产，积累了万贯家财。齐人欲尊其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又来到陶地做起了买卖，“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一不小心又成了巨富，“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这是一个看破凡尘、淡泊超然的陶朱公。
回头翻一下疑似左丘明的著作《国语.越语》，范蠡以天、地、人之论规劝于勾践等待灭吴良机，又以此论牢牢把握战机，一次次平息勾践的怒火，取得最后的胜利，俨然是一个充满智慧、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形象。《国语》中对于范蠡最后的结局只有短短的六个字——“莫知其所终极”。也就是说，作者无法考证范蠡最后的归宿。
那么从这两部著作分析，我倒认为《国语》中的叙述比较客观和真实。
原因有三:
一、从时间上看，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开始写《太史公书》的时间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三年后成书，即公元前104年。此时距越国灭吴（公元前473年）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民间百姓和文人墨客对范蠡这样的正面人物给予了充分的尊敬与同情，还有对他最后结局圆满的憧憬，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相互混杂，更有范蠡与西施泛舟西湖之说，引发学术界诸多争论。司马迁虽然据实写史、不以个人好恶而隐匿真相，但是事隔久远，其中还是真伪难辨。而《国语》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末期，对于事件真相还未加渲染，所以应该最接近历史事实。
二、从作者的意愿看，不管《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还是先秦的史学家，在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他们普遍都有一个意愿，就是归隐。作者也不愿意去深究范蠡最后到底怎样，而是功成身退，完成自己精神上的回归。范蠡的“莫知其所终极”显然是残缺不全的，但这恰好符合作者的想法和意愿；而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不但没有成名，反而遭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在他身上就产生了一种向往，文中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这是司马迁内心的呼唤，他也期望遇到勾践这样的明主以报效天下，所以他把范蠡写成一个神人，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散尽家财淡然超脱，这无疑也是作者的向往，因而有很多“塑造”的成份。
三、从时代的思想看，战乱时期法家学术思想盛行，《国语》中的范蠡不但是一国谋士，也是严谨缜密的思想家，他的形象代表了百家争鸣时期充满智慧的文人，而各国之争的胜败也是人们瞩目的焦点，所以《国语》着重描写了他运筹帷幄反击吴国的情节，对于其他，只一笔带过；而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正是发展经济、百废待兴的时期，范蠡善谋略、巧经商、看破红尘与生死，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极为吻合，所以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中用了大量笔墨来写陶朱公，其目的可见一斑。
于我来说，我倒情愿相信，范蠡与西施最终泛舟西湖，生儿育女，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但是那些咬文嚼字儿的史学家一定不能同意，大学问家五十学易和冷笑醉笑等人更不能同意，我姑且在我狭小的思想空间里，再塑造一个范蠡吧。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2-4-5 22:14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分享
收藏
顶
踩
提升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