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一

相距三十年，陈寅恪读了吴其昌的《梁启超传》，追想往事，当年他26岁，正担任经界局局长蔡锷将军的秘书，亲历过洪宪称帝一幕，“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就在此时，在万千读书人心中有着偶像地位的梁启超公开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

梁启超本人在《国体战争躬亲录》也回忆，他在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写下此文，“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杨度等六人发起筹安会是在1915年8月14日，19日发布启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23日正式宣告成立，向各地发出《筹安会通电》。这个月底，梁启超的文章在京城一见报，各报即争相转载。(此前8月20日，已交《大中华》杂志付排。8月22日，梁启超写信给女儿梁令娴就说，论国体问题的文章已交人带入京登报。)

比陈寅恪小四岁的吴宓听说袁世凯见到此文，以为足以当一师团。9月5日，吴宓(1894年生)在《国民公报》读到此文，同时读到汪凤瀛的《致杨皙子书》，当天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下：“听风雨之鸡鸣，作颓波之砥柱，亦大可为共和吐气，使奸人丧胆。”他也很想在这共和与专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执笔，只是力与学未逮，而梁、汪之文虽说理透彻、词锋犀利、措语庄严，只是“深心韬晦，使他人无懈可击”，他觉得意犹未尽，因此有爽然若失之感。

章士钊也在《甲寅》撰文指出：

梁任公先生号为言论之母，今于国体论“甚嚣尘上”“八表同昏”之时，独为汝南晨鸡，登坛以唤，形大而声宏，本深而末茂，其所以定民志、郛众说者至矣。顾其文不免有斧凿之痕，启人疑虑。颇闻人言，梁先生草此文，凡数易稿，初稿之词最为直切，亲爱者以为于时未可，点窜涂改，以成今形。

曾追随梁启超的吴贯因见过此文原稿，确有删改之处。比如在痛斥帝制之非，并说由此行之，“就令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这样的表述(大意)。后有人劝他，袁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举，初次商量政见无须如此激烈，所以删去了这段，其他各段也改得更为平和。

就连主张君主制的严复9月23日的私信中也认为，反对声音中以汪、梁两文最有力，“然两家宗旨，皆非绝对主张共和，反对君宪，而皆谓变体时机为未成熟。”他举出梁启超文中所言：“吾国宪政障碍，非君宪所能扫除，障碍不去，则立宪终虚。”严复指出：“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以法律言，于约法有必守之义务，不独自变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余人之为变，堂堂正正，则必俟通国民意之要求。顾民意之于吾国，乃至难出现之一物，使不如是，则共和最高国体，亦无所谓不宜者矣。”向民国宣过誓，这正是袁世凯所担忧的。所以，若不是民意一边倒的呼吁他放弃共和、回归帝制，他也不敢贸然轻进。

8月31日，章士钊在《帝政驳议》中言及袁世凯就职总统时的誓词“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就说：“未几而精神浸亡，瑕秽山积”。反过来却又成了共和不行、要回到帝制的借口。他堂堂正正地批评：“口血未干，言犹在耳，而今竟以民主帝政见告，立会在政治首要之地，主事皆左右近幸之人，收集党徒，明谋不轨……举凡前此带山砺河一切之誓，于今所未便，即悍然毁灭，使无或遗。而司其说者，犹欲以将来立宪为饵，而欲人之欣然乐从，俯首而听命，此岂可得知数耶?”

《青年杂志》问世前，王庸工写信给陈独秀提到宣誓：“以共和国之人民，讨论共和国体之是否适当，其违法多事，姑且不论，倘讨论之结果，国体竟至变更，则何以答友邦承认民国之好意，何以慰清帝逊位之心，何以处今总统迭次向国民之宣誓……”可见这在当时几乎是常识。

到12月下旬蔡锷将在云南起兵，统率办事处连续两电责问他为何出尔反尔，明明8月25日在北京签名主张君主制。他电复统率办事处就如此回敬：“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违背屡次的宣誓，正是袁世凯感到棘手的。10月2日，他跟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坦言了心中的顾虑。朱尔典回答：“国民议决共和政体，选举大总统为大总统，则当然发誓维持共和政体。若国民又议决君主立宪政体，恭举大总统为新帝国之大皇帝，则又当本国民之意，发誓维持君主立宪之政体，此顺民意而为之，于信用毫无损失也。”

9月6日袁世凯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发表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故作轻巧地说：“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位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

集中民意，是杨度发起“筹安会”之用意之一，更是梁士诒等策动“全国请愿联合会”、组织虚拟的“国民代表大会”之目的。12月11日，经代行立法院于核定，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1993名，主张君主立宪的票数1993张，也就是100%赞同回归帝制，欲求一张反对票都不得。袁世凯声言，“民国的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所谓“民意”只不过是揣摩“上意”，非真民意也。试想，在共和政制之下，岂能容许京师堂而皇之公开地在讨论废除共和的问题，而且是有参政院参政身份的杨度出面。《筹安会通电》所谓“本会之立，将筹一国之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这一点，早在8月21日，清末曾力主张君主立宪的徐佛苏即在北京《国民公报》公开指出了——

古今中外，无人在本国法权之下，而集会结社，公然讨论本国国体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国现有之国体，谋植其他国体而不触禁令者。何也?国体者国本之所托命，国民全体艰难开创，歃血缔盟，共同奠造之大基业也。故其本国人民，无论何人，对此国体，凛若神圣不可侵犯。

如国体可以自由讨论改变耶，则国家有一日之生存，在人民即可以有一日之讨论改变，非待至无国以后，将无讨论改变终止之时。然则此讨论也，岂不与国家生存之目的相背，而成为滑稽之事乎?故世界无论何国人士之言论著作，对于他国之国体，可以任意批评，若一论及本国国体，纵心怀反对，亦只能出以微言婉风之笔，否则谓之倡革命耳。

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可谓久矣，当初在日本留学，孙中山就没有说服他。这年4月，杨度抛出对话体的长话《君宪救国论》，认为共和之下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矣。他以答客问的方式阐述政见：

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

严复老先生以他翻译的著作而广为人知，他虽主张君主立宪，并列名筹安会，却与杨度的见解不甚相同。当年9月23日，他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自道心曲：“吾国今日之事，亦视力之何如耳?至于其余，大抵皆装点门面之事……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吾侪小民，为其中托庇之一分子，但愿取此大物之家，量力度德，于外则留神邦交，于内则通筹财力，使皆稳固，则权力所在，将即为讴歌所归，历史废兴，云烟代谢，我曹原无所容心于其际也。”

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力，严复深知，他在后来(1916年4月4日)的私信中曾言，梁启超“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然对于梁的政见常有变化则深不以然。他继续对梁有所议论，认为其“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他引用法国作家雨果《九三年》中一语：“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他说梁启超理想中人，正是“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

他坦言自己对君主制一如既往的感情。当辛亥革命之际，他即对共和心怀警惕，在写给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中，曾清楚地表明了君主立宪的立场。他对君主制的肯定确乎没有变过，认为，“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

而对于比他小五岁的袁世凯，他却自有看法，1915年6月19日给熊纯如信中即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国事之所以重可叹也。”在上述信中又议及袁：“夫袁氏自受委托组织共和以还，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顾以平情冷脑，分别观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则?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两个月后，袁薨，民国政局转入不可测。当日(6月6日)，严复即在私信中预言：“从此国事，思之令人芒背。”

令箭

二

1915年，筹安会出笼时，严复61岁、杨度40岁、梁启超42岁。章士钊只有34岁，正在办《甲寅》杂志。杨度是留日学生，梁启超曾流亡日本等国，严复毕业于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章士钊留学于英国阿伯丁大学，研习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同是留英出身，他与严复的政见却不相同。

自辛亥以来，章士钊已成为共和价值最有力的阐释者和捍卫者之一，他的文章曾启迪过年龄相仿的湖南老乡、也是民初最有活力的政体设计者宋教仁，宋将他的专栏剪报装订成册，作为案头参考读物。难怪有人称他是“宋教仁的灵魂”。自日本略窥察宪政的宋，与在英国正式研究过宪政的章，在学理层面确不能相提并论，但章氏理想，若无宋氏实行，也不过纸上文章。不幸宋于1913年春天被刺，章的共和政体理想失去了在现实中落地的推手。但他依然通过《独立周报》、《甲寅》周刊等媒体表达清晰的政见。他的典雅文风、严密逻辑，吸引过比他年轻的钱基博、胡适、罗家伦等人，他们都曾给他的政论文极高的评价。

当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和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相继发表，他以“秋桐“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许多捍卫共和价值的政论。对于杨度，也包括严复等一再强调的国民程度不足。早在1914年6月10日，他在《国家与责任》一文中，就以民智最高的美国为例，认为有选举权的不过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多数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所谓多数是指有选举权的多数，不是全部人口的多数。他假设中国五分之一的人有选举资格，那就是八千万。退一步，八千万人的五分之一，那就是一千六百万，即使只有一千六百万的五分之一，那就是三百二十万，即使是三百二十万的五分之一六十四万，甚至是六十四万的五分之一，就是十二万八千，都不妨碍他关于国民程度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的说法。如果中国连十二万八千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没有，那么即使实行专制也没有资格。

这一点，1915年6月22日，他在《共和平议》长文中说得更清楚，所谓程度只是比较之词，而非绝对之义。即使说中国民智之低，不足以举行普通选举，也不能说中国没有一部分优秀分子可以进入参与政事之林，无论何人都难以相信。他直言自己理想中的立宪政治，最初不是以普通民智为基础的，“而即在此一部优秀分子之中，创为组织，相观、相摩、相质、相剂，此其基本任务，与世俗所称开明专制，不必有殊。”共和政制可以由一部分优秀分子创设，而不是“其智未足以言政”、从来没有听说过共和为何物的普通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若以人民全体为一标准，而疑多数拙劣分子所不能了解之事，即不能行于少数优秀分子相互之间，以致优秀者失其磨荡之力”，则将永无进步可言。针对古德诺所说中国以人为治传之数千年，中国人“绝不适于社会共同运动”。他说这句话的毛病就在，以人民全体的程度，作为创设政制的标准，而忘记了转移社会的中坚，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一部分聪明俊秀之士。在中国尤其如此。他接着指出，“惟人治之不善，乃立宪法，惟人民之无识，乃言进步。不然，则有国者，亦只随其古来相传之政习以终焉耳矣”，按这一逻辑，不仅辛亥之役不值一钱，当时各文明之邦，达成良明政治的无论是激进的革命还是平和的改革，岂不都成了谬妄?

相比之下，比他年长、同是留英出身的严复，虽翻译过《法意》、《群己权界论》等经典，却只能守着老中国“古来相传之政习”打吗啡终老了。

1914年11月10日，1879年出生的陈独秀在《甲寅》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也阐述过国民程度的问题，他认为一国人民的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也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两者都是要行代议之制。“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所以，他说，“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20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并无所怀疑。”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怀疑。当筹安会出笼后，王庸工给他写信，认为更可怕的就是，“此邦官民，对于吾国国体变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口中虽不以为然，心中则以此为彼国取得利益莫大之机会，……此诚令吾人不寒而栗者也。”他在回信时即指出：“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他之所以想在国人思想的根本觉悟上用力就是因此。

新生的民国，在共和政制的实践中诚然多有缺点，却也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一无是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天赋人权这些观念得到确认不用说了，即使作为共和制最最受诟病的国会而言，章士钊在《共和平议》中说，“平心论之，国会亦何尝造大孽于天下”。吵吵闹闹是国会的常态，他曾目睹英国历史深远的巴力门也是争吵不已。日本帝国议会经二十多年训练，今年开会时还差一点动拳头。我们开第一次国会，相持之急，传闻也不过是拍桌子、掷墨盒而已。翻一翻各国议会史，就算不得什么了。为何到了中国，就好像犯天下之大不不韪，为五洲万国所无一般。岁费六千，就好像是议员应受死刑的证据，内外攻讦，体无完肤。当袁解散国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出局，指定的所谓参政登场，“所受实同，不闻其非，转嫌其少”。他承认议员品性不齐，无可讳言。但是当贿赂遍地，兵威四逼之时，而天坛宪法草案，还能从容起草，主张不变。总统选举，将议员困在里面不给吃的喝的，外面以军队威吓，从早到晚，票也只是勉强够而已。这些事先不去追问是非曲直，而国会议员中至少有许多人是节操的，决不能说其绝无存立之价值。他思考共和之所以受挫，一是由于国民责望之过奢，一是由于当局成心之无对。责望过奢的又分两类，一是向来主张共和的，平日的理想一旦见之实行，不如原来的期望，则顿生失望，如章太炎就是。一类是向来不主张共和，处处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待，康有为，乃至梁启超都是这样的心态。他说：“惟读者思之，共和二字，本为吾国人所不习，行之而不能无弊，又为事实所当然，今骂倒共和之声，出于此辈贤豪长者之口，其不为人所利用，以颠覆新制者几何。至于当局者之成心，尤为章显。昔之主张排满者，谓满洲不能立宪当亡，能立宪亦当亡。今之排共和者亦然，共和不适于吾国当亡，适于吾国亦当亡。”他直言，共和不能行，开明专制更无可望，非一端走入无政府，一段走入黑暗专制不可。有人口说“立宪”，而不知以政体而言，共和与立宪正如二五之与一十，势难区别也。今日民智虽幼稚，难道连三百廿乃至千余年前所可比吗?对于另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地大不适于共和之说，他也做了有力的反击，在广土众民的大国实行共和，美国、法国已提供了先例。

此时距离筹安会正式出笼已近两个月。

8月31日、9月17日，他与杨度、古德诺的言论针锋相对，接连以《帝政驳议》、《民国本计论——帝政与开明专制》等长文予以回应。过去人们的目光都被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所吸引，包括当时的“90后”青年吴宓、陈寅恪等。其实，章士钊对共和政体的立言，无论放在言论史还是政治史上来考察，都更值得重视。10月1日，他的《评梁任公之国体论》一文就是与梁商榷，对于梁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在甲种国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乙种反对国体之下，仍为同样之政治活动，此不足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他指出，“君主国体，为家天下，民主国体，为公天下，自私而之公，一也。满洲季年，立宪绝望，易为共和，而宪政确立，在理宜然，二也。苟政论之节操，缘此二义而无伤，则在同类变故之下，政情稍与其义相背，则所谓节操，已零落瓦解而不可救，而况适得其反者乎?”在这句话下面，他有自注，今天倡言君主的每以将来立宪为词。梁在国体论中已论及徒立君主，不能立宪。他最后表示以梁启超其人对于中国的治乱兴衰密切相关，如果举棋不定，“冥冥中堕坏国家之事，不知几许”，所以本着责备贤者之意，直言相商。

对于汪凤瀛的文章，他虽赞其恳切详明，却也有不同看法。其实汪不是反对帝制，只是反对袁帝制自为，所以他给杨度的公开信中说：“今之在朝诸彦，罔非清室遗臣，止以国为民国，出而为国服务，初无更事二姓之嫌，屈节称臣之病。故一经劝驾，相率来归耳。”何况汪认同开明专制。他在《民国本计论——帝政与开明专制》中直言：“开明专制之误国也如是，而今之贤士大夫如汪君凤瀛之流，犹颂言此物，以为今日而治中国，外此莫可。”

除了《共和平议》，他的《说宪》、《学理上之联邦论》等文，与他的《联邦论答潘力山君》、《联邦论答储亚心君》、《联邦论再答潘力山君》、《邦与地方团体——答张效敏君》……皆从正面立言，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共和宪政和联邦制等重大问题的关切。在民国还是帝国成为现实而不是纸上的论题时，他留下的制度性思考尤为珍贵。一个有着健全常识的政论家，他的声音长久地被历史遗忘，是因为这个民族与这条政治文明的线索渐行渐远，滑到另外的轨道去了。今天回过头来，重新听一听他的声音，百年前的政体之战给我们提供的岂止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还有那些掷地有声的清明严谨的常识理性。

研究比较行政法的美国学者古德诺从学理入手，认为中国共和政体不宜于中国。张东荪在上海《神州日报》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9月，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主办的《尚贤堂纪事》即全文转载。针对古德诺所谓“教育未遍，民智卑下”的论点，他直言：“夫未厉行教育者，惟有厉行教育而已;禁压人民不许参政者，亦惟有复其自由，使其参政而已。若变本加厉，改为专制，适足以促成内乱。”

有过议会问政经历的前议员谷钟秀、杨永泰、欧阳振声、徐傅霖等也联名发表了《维持国体之宣言》、《对于筹安会之外论》。10月13日，成都《四川群报》要将吴虞《对于国体问题之意见》列入社论。15日，在《四川群报》编辑室讨论马相伯的国体论之后，他又写了《书马良国体论后》一文。他们的声音，与梁启超、章士钊等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百年前袁世凯回到帝制的舆论阻力。

1916年春天，袁世凯的帝国梦在蔡锷等人的武装反对声中做不下去了，严复写信对熊纯如说：

国体之议初起，时谓当弃共和而取君宪，虽步伐过骤，尚未大差。不幸有三四纤儿，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赞成，弊端遂复百出，而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

当然，严复的猜测至多只是一家之言，政治的现实永远都要比书生的一厢情愿复杂得多。无论杨度、严复们，还是梁启超、章士钊、张东荪们都无法预知历史将往哪里去。

令箭

三

1915年9月，民初有名的记者黄远庸因在帝制问题上的暧昧态度，饱受舆论之非，避居上海，出国前夕给章士钊写信(刊于10月的《甲寅》)，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然如足下今兹所为，觉世晓民，其于国民本分，亦已尽矣。”

章士钊在9月27日的回信中予以回应：“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段也，欧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他的兴趣还是在政治方面，文学非其志也。

《甲寅》出至第九期，即被禁止邮递。《甲寅》初在东京创刊，自第五期起，印刷、发行即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大致每月下旬出版。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回忆：

记得是第九期，发表章行严先生的《帝政驳议》。厨师把杂志送到邮局去，过了半天，把邮件一齐车回了，脸上很气恼，说：“不寄!禁掉了!”原来因为反对袁世凯被禁了。……邮政局寄不出，零卖还没有到禁止的地步罢?果然总算平安无事的过去了。

国内不能邮寄，读者无从购买，出了第十期，也就停刊了。章士钊于这年7月从日本回到北京，随后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0月22日，有人告诉吴虞，前一天成都《国民公报》登有政事堂来电，通饬缉捕章士钊、谷钟秀，说他们莠言乱政。

此时，不以批评时政为宗旨的《青年》杂志已在上海悄悄问世。黄远庸从新文学入手的观点是否启发过《甲寅》的作者和读者胡适、陈独秀等人，无法确知。但紧接着《甲寅》的《青年》(《新青年》)杂志上，胡、陈等人的言论确与黄的想法有共通之处，或许正好所见略同。

是年8月18日，袁氏将恢复帝制的消息传到太平洋彼岸，向往“少年中国”的留美学生胡适即在英文写的《中国与民主》一文中说：

不管袁先生当不当皇帝，这并不影响少年中国之进程(余在此并不是指任何特定之政治派别)。少年中国正在为中国建立真正民主而努力奋斗。它相信民主;而且相信：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即是拥有民主。……倘若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不实行民主，那他们决不会拥有民主。这是一种政治哲学，……古德诺教授和许多其它善意之制宪权威认为，东方人不适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以前从不曾有过，与此相反，少年中国认为，恰恰因为中国不曾有过民主，所以她现在必须拥有民主。

8月29日夜，他再次执笔写下《古德诺与中国的反动势力》一文，反驳古德诺，投稿给《新共和》周报，最后改了个题目，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1月号。

面对国内的帝制与共和之战，1916年1月11日胡适写信给女友韦莲司，提出“新造因”这个说法，他认为如果缺乏必备的先决条件，政治就可能上轨道。无论是主张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救不了中国。他认定，自己的职责就在于准备这些先决条件，即“新造因”。1月25日夜，他在写给还在留日的同乡、同学许怡荪信中有更进一步的论述：

“……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耳。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虽然他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但他认识到国事、天下事都没有捷径可走。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几天后(1月31日)，他在写给韦莲司父亲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也说，虽对革命者深表同情，但作为个人，宁愿从事“从下往上”的建设工作，我们可以称之为基础建设或底部建设。他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的政治，没有捷径可走。“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这是他理解的“从下往上”的建设之途，注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必需的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

他与同时留美的梅光迪、任鸿隽等，与在国内开始办刊的陈独秀关于文学的讨论，他倡导白话文、新文学，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等，都可以看作是“三年之艾”，是“从下往上”打基础的迂远之举，是在为“少年中国”提供前所未有的“新造因”。

他得到章士钊的称许：“年少英才，中西之学俱粹”(1915年10月1日《甲寅》按语)，更为梅光迪等同辈所推崇，“如胡君适之者，文兼中西，为留学界中绝无仅有之人”。3月14日，梅光迪写信给他：“足下近来为民党发表意见乃至可佩之事。”梅也曾撰文投给《独立》、《新共和》等报，因未见发表而感到丧气，“吾辈徒有一腔热血，能以小学生资格张空拳以扑杀群魔乎?”

8月13日，陈独秀给胡适回信，提及“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他们当时就想在社会下手，“从下往上”，寻找出路。陈独秀办《青年》杂志，以“改造青年之实行，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寻求青年的根本觉悟。这是对政象纷乱的时代危机之回应，与胡适的思考是合拍的。

面对世事、国事日非，1915年10月25日，尚未出国留学的吴宓在清华学堂写下自己的思考：“国家之盛衰，不在其政体，不在其一二人物，亦不尽由财力兵力之如何。处今之中国，而言兵与财，尤急不能成。所恃以决者，国民全体之智识与道德，故社会教育、精神教育尚焉。苟民智开明，民德淬发，则旋乾转坤，事正易易。不然者，虽有良法美意，更得人而理，亦无救于危亡。”推其用意也是要为共和政体在中国生根提供“新造因”，与胡适心意相通。

后来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1872年出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在1916年1月6日写下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文直言，“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此文一年半后在《新青年》面世。他在文末指出，欧洲有马丁路德创新教，为数百年来宗教界辟了新国土;培根、笛卡尔创新学说，为数百年学界开了新天地。他为此大声疾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

吴虞耿耿在念的新思想、新学说，特别是造新国民，不正是胡适一辈“90后”所呼唤的“新造因”吗?

比袁氏回归帝国轨道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毫无疑问是新青年胡适之、梅光迪、吴宓等人的思考和选择。1915年， 南开中学学生周恩来写了一篇题为《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的作文，以略为稚嫩的文言论证了共和政体的优越性。对于孟德斯鸠的这句话，他认为足以代表共和真正之精神，“(今)欲求人民能具治人治于人之资格，则必道德高尚，智识充足，知自由之真理，明平等之范围。法理通然后知进退(操纵)，自治明而后免祸患(知运用)。”胡适生于1891年，吴宓生于1894年，梅光迪与陈寅恪都是1890年出生，周恩来生于1898年，比他们更年轻。这一代的思考，当时公开发表出来的并不多，在私人书信和日记中却已透露出了吴虞所说的“新国民”气息。胡适采用“少年中国”的说法，也可以视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表述。培育一代“新国民”，从下往上，以造就“少年中国”的基础，不正是他们念兹在兹的吗?他们与年长一些的张东荪、陈独秀辈，更年长的吴虞辈都想到一起去了。

1915年7月，胡适在纽约写信给章士钊，谈及翻译世界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戏剧等)，不仅与黄远庸的来信相呼应，也与陈独秀一拍即合。1916年2月3日，他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得：“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让人想起不久前被中华革命党人在异国谋杀的黄远庸之思考。黄生于1884年，殁于1915年12月27日，已无缘即将来临的新文学时代。

胡适在给章士钊的上述信中还抄录了去年写的《留学篇》中一番话：

“适以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一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务也。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

此信刊登在《甲寅》第十期。当时，比胡适小两岁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便是《甲寅》的热心读者。他大概从老师杨昌济、徐遂良他们那里借阅《甲寅》。自1914年5月27日收到《甲寅》创刊号，杨昌济就常在日记中提及这一杂志，记下自己的感想，对章士钊的文章多有肯定。杨自1909年到1912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与章留英的时间有两年交集。1916年1月28、29日，他连续写了两封信给要好的同学萧子升，要萧帮忙借《甲寅》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第二封信中表示“欲阅甚殷”，希望向徐先生或杨先生借。可以推想，他以往也是从老师那里看到《甲寅》的。他当时并不知道《甲寅》出完第十期即已停刊，还眼巴巴的等着拜读。

胡适等人试图以白话文为抓手，在文学、思想、教育、学术上造成新潮流，这一切萌芽于《甲寅》，而在《新青年》抽出枝条，在北大开花。1916年底，蔡元培入主北大，吸纳陈独秀、胡适等新人，就是在庙堂之外，通过办学堂来开创新局，此正是刷耻之举。三只兔子汇聚红楼是袁氏称帝失败之后最具诱惑力的一幕历史，也是为未来中国提供“新造因”。有新思想、新学说的激荡，造就一代又一代新国民，不愁新的共和政体不能名副其实。不同意白话文、对新文学也兴趣不大的政论家章士钊已淡出这一波新潮。百年言论史上，政论家办刊的时代亦迅速让位于思想家办刊的时代。

与胡适、陈独秀他们见解不同的留美学生吴宓、陈寅恪、梅光迪等，则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学堂汇聚起一道同样有生命力的风景。他们年龄相仿，多数人都是“90后”。如果要在他们之间找到共同底线，或者共同的起点，还是逃不出陈寅恪拈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许多的分歧都会随着时间而过去，他们寻求一个新的现代中国或现代文明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用心则不会随风掩埋。他们都是低调理想主义者，只是属于不同的侧面，虽然很长的时间内，他们的声音都曾被高调理想主义的声音淹没。

令箭

四

比他们年长的章士钊、张东荪一辈，在辛亥前夜就已在论坛上发出声音。章士钊在《苏报》主笔政只有22岁，宋教仁主持《民立报》也不到三十。

1911年，25岁的张东荪自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通过殿试，被授予格致科进士。当年5月23日，他在《东方杂志》发表《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署名“圣心”)说：

政体与国民之道德，有至大之关系。我国之初，本非专制，自秦而创，至汉而成。自此以往，淫威日甚，压制日重，于是民生困苦，恐惧伪诈、谄媚自私、卑贱苟且、无耻不仁，凡诸不德，养成根性。且国家所定之法，皆为防弊。弊愈多，则法愈紊;法愈紊，则梗阻愈多、牵制愈烦，使全国之民无复活气，奄奄若病。

一语道破中国的病根，近两千年的专制病已根深蒂固，非短期可以疗治。辛亥革命造成的共和政体本是疗治之方，却非短期所能奏效。于是杨度们回到帝制的主张成为一种选择， 1915年2月15日，他在《正谊》月刊发表《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最后提出：

中国国运之兴也，不在有万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会。而健全自由之社会，惟由人民之人格优秀以成之。此优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压制，使社会得以自由竞争，因而自然淘汰，则可养成之也。易言之，中国之存亡，惟在人民人格之充实与健全，而此人格则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竞争，即得之矣。于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竞争为最也。

他强调的重点就是，“必政治与社会分离，使政治之干涉范围愈小，则社会之活动范围愈大，于是社会以自由竞争而得自然发展也。”

创刊于1914年初的《正谊》，即以促进政治之改良，培育社会之道德为宗旨，到转年6月15日，出了第九期即停刊。他寄希望于社会，特别是思想自由和思想竞争，而不是把希望放在当权者身上。所以，他对于将来并不绝望。他的优秀人格造成健全社会之说，与章士钊《共和平议》中强调一部分优秀分子造成共和政体基础说相呼应。1916年5月15日，更年轻的留日学生李大钊(1889年生)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阐述了立宪政治基于自由之理，特别指出，自由的保障不仅系于法制的精神，尤其需要舆论的助力。“故凡立宪国民，对于思想言论自由之要求，固在得法制之保障，然其言论本身之涵养，尤为运用自由所必需。”他认识到，“葆有绝美精之神”的代议制并未天上掉下来的，而与本国国民的智力、追求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舆论环境呼吸相关。

几位“80后”分别留学英国、日本，或以哲学为专业，或以法政、逻辑为专业，他们的思路却是相通的，都是从提升古老民族的政治文明着眼。1915年5月10日，张东荪在《甲寅》发表《制治根本论》，明确提出：“立国制治，在国民之自由，非特在普泛之自由，尤在间接得致其影响于政治之自由，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书信自由等是也。……欲社会之力，足以威迫其政府，则必有社会威迫之道，为不为政府所夺，其道即国民之政治上之自由是也。国民有出版自由，则政府有失职者，得以言论纠责之;国民有集会自由，则政府有失职者，得合群力以抵抗之”。他很清楚，没有国民政治上之自由，不可能有健全自由之社会。

相距百年，东荪之言尚有人在意否?更令人纠结的是他和章士钊这些曾捍卫过共和价值的优秀分子，在此后几十年间思想和现实中的曲折，理想的遭遇和命运的沉浮?

无论是曾经肯定过代议制的陈独秀，还是在他们之后，生于“五四”前后，深深卷入红色革命的铁流的一辈，在阅尽人间沧桑之后的思考，是不是算是回到了1915年前后他们追寻现代中国的起点上了。(1927年被杀的李大钊没有机会了。)1973年4月20日，生于1915年的顾准在贫病交加之中，写信给他的胞弟陈敏之：“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五十八年前，张东荪、章士钊他们的文章，他未必读到过，他是在另一种思潮中浸泡过，在革命的绞肉机中滚过来的。回归常识，回到正常的文明轨道，成为他之后，那一代许多有相似经历的知识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1999年，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一纸风行。2003年1月23日，他去世前不久写信给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表达了改写中国近代史的心愿后，他指出：“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类似这样的观点，在欧洲至少是几百年前的常识。如果说，“政府必须符合被统治者的天性，政府正是此一天性的产物。”意大利思想家维科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的判断只是说出了一个侧面。那么，1774年，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忏悔录》第九章有更清晰的表述：“我已看出一切都归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甚至由此可以上溯到希腊，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讲，以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理解，即已包含了这样的思路。

常识需要不断的重复，因为人类是健忘的。每个时代、每个不同的民族需要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些人类的基本常识，扎根在这些数千年来甚至更长世代中累积起来的文明常识当中，而不是在常识之外去画全新、全美的图画。

无论是梁启超、吴虞、陈独秀这一代“70后”，章士钊、张东荪、宋教仁、李大钊这一代“80后”，还是胡适之、梅光迪、吴宓、周恩来等“90后”，他们的思考容或不同，甚至政见落差巨大，但他们都曾意识到了政体与国民道德之关系，现代中国不可能一蹴而就，胡适指出的“新造因”，其实就是张东荪所说造成一个健全自由的社会，作为新政体的基础。也是吴虞呼唤的“造新国民”，他们这一辈不提倡走捷径的低调理想主义者，即不妨看作是最初的“新国民”。

从戊戌到立宪，从辛亥到“五四”，几代人苦苦求索，就是想走通一条与人类文明常识接轨的“新国民”之路。不料中国却走上了一条与他们意愿相悖的不可测之路。这不仅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也是袁世凯、杨度等在内的人没有想到过的。这已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也是我长久以来所困惑的。我此刻试图追问的无非是他们当年求问的起点，也是现代中国之起点的问题。

新制度与新国民之关系，是现代中国转型之关键，从章士钊、宋教仁到张东荪，“80后”一辈，共和政体在中国的倡导者、阐释者或设计者，他们侧重于构建新制度的探讨。相比之下，“90后”一代更着力的是“造新国民”，他们意识到新制度的基础在于新国民，所以在社会层面“从下往上”努力。事实上，新制度与新国民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新制度提供的坚实保障，新国民也无从产生，反之，没有新国民，新制度的基础何在?

我又想起张东荪驳古德诺的那篇文章，针对古德诺提出的“一国所以立其国体，非由国民之有所选择，即非出于人力，乃必宜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状态”，他反击说：“然试问此种历史习惯，果其宿于国民之心中，抑亦存于客观之实物?吾知勿论何人，必不能认历史习惯为存于客观之具体物，是则宿于人之心中明矣。自卢骚总意说之反响以来，学者笃信历史，亦复过甚。殊不知历史者，时代精神之连续的表现也。否则历史总莫由以成，不惟断片之事实，不足研究，抑且势必千年如一日而不生变化矣。世上宁有此理耶?”他接下来指出：“历史习惯，即存人民之心中，则社会组织经济状态，无一而非人民意思之表征。”因此说国民对国体不能有所选择，真是谬论。国体、政体说到底是人民的选择，虽然一国人民的思想常常不是一国最有前瞻性的思想家形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家、政论家们本着学理、常识、良心提供的思考是没有价值的。一切的价值都在时间中沉淀，也在时间中彰显。老实说，百年的时间尺度还是太短了。一种思想、主张、言论到底有什永恒久的价值，自会在历史显明出来，历史是“时代精神之连续的表现”，历史是关于人类有限性的记录。午夜梦回，研习历史，我们看到的总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它展开的过程。它将所有人的言行选择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将整个具体的充满纠结的过程呈现出来。说到底，历史不过是后见之明，而人类永远无法活在先见之明中，这是当年袁世凯、杨度们的限制，也是我们今天的限制。（来源/傅国涌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2015年9月6日—23日，断续完稿于杭州家中）

令箭

说话之道，处世之态都是学问，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比如，女票说自己又胖了，你不能随声附和，这是规矩。寒暑假你可以疯玩，但开学第一天必须交齐所有作业，这也是规矩~

01、要约人提前一天说。

02、不要问能百度到答案的问题。

03、抄别人答案不问对错。

04、别人睡觉的时候懂得安静。

05、给你看照片，请不要左右滑。

06、不要在连排座位上抖腿。

07、不要在大街上搂搂抱抱亲亲秀恩爱。谁还没谈过恋爱搞过对象似的。

08、手气最佳，必须接着发红包。

09、在KTV不是自己点的歌，即使会也不要抢着唱或跟着唱，很招人烦的。

10、一个梗不要老是用，红烧肉好吃你连吃十顿看看。

11、在地铁上不要一个人靠着扶栏，可怜一下别人无处安放的手。

12、看电影请保持安静，别解说电影，别从头到尾唠唠叨叨。

13、在公共场合看视频听音乐玩游戏等，请戴上耳机！戴上耳机！戴上耳机！

14、要对自己的屎负责，送它走完这一生。

15、对任何服务行业的人说谢谢。

16、异性朋友之间就算关系再好，对方有了男朋友后要自觉保持距离，有些玩笑不能乱开。你可以乱说，但保不齐别人不多想。

17、不要无顾忌地评论，即使你有理。做自己跟没礼貌常在一线之间。

18、默默忍受二手烟侵害的人，嘴上不说不代表她们心里不骂。公共场合请不要吸烟。

19、不回微信前请别发朋友圈。

20、约别人就约，别模棱两可地问：你去么？就好像你来我家，快吃饭的时候，我问你：要不在这儿吃？

21、三人行，一人绑鞋带，其他两人记得等他。

22、别人在用电脑的时候，别在旁边冲着人电脑屏幕看！

23、别以为胖子不介意，就能被你一直说胖。

24、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及时捂住。

25、吃东西不要发出声音，喝水不要发出声音，不要用嘴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26、修图的时候不要只P自己，帮朋友也一起修修。

27、公共场合不要让你爱的人下不来台。

28、聚餐的时候对不爱吃的菜可以不吃，但不要极力表现对它的厌恶，你让爱吃的人怎么下咽？

29、借了钱及时还！借了钱及时还！借了钱及时还！还不了也得及时打招呼，让对方知道你没有忘记。

30、不要感觉别人理所当然应该帮你，而且理直气壮：反正你xxxxxx，别人并不是为了伺候你而存在的。

31、排队的时候，扎马尾的女同志不要来回甩头！

32、群里发红包，不要只抢不发，还不说一句话。

33、自己往死里作不要影响别人，别人往死里作碍不到你就别瞎嘀咕。

34、两个人或小团体聚会的时候，请不要自顾自低头玩手机。

35、别人给你发消息一定要回，就算不想聊也可以告诉他，哪怕是用表情或者标点来委婉表达，不回消息不是高冷，是没教养。

36、人前不应该说的话，背后也别说。

37、用“谢谢你”代替“谢谢”，虽只多了一个字，但是诚恳很多。

38、不要没经过同意就随便看别人手机。

39、别人在跟你说他喜欢的东西时，即使不喜欢也希望你不要反驳，打破别人的喜悦是件很没礼貌的事。

40、对方提起一个你完全不想接的话题，不要急着反抗，轻巧地把对方热衷的话题连接到一个很生活的方向就行。

41、说话的时候看着对方的脸，不要因为任何原因躲避目光接触。

42、可以嫌弃你的朋友，但别嫌弃你朋友喜欢的东西。

43、在电梯时靠右面站着，左边留给急需上楼或下楼的人走动。

44、有人夹菜时，不要转桌。

45、他人在输密码时，走开或将脸转向另一侧。

46、跟年长者或位分高者碰杯，酒杯要低于对方，且双手。

47、饭桌上即使偏爱哪道菜，也不要一直一直只吃那道菜。

48、除非不准备再外出，否则不吃葱蒜等会有口气的食物。

49、别人可以自嘲，但是你千万不能附和。

50、不爱了先分手好嘛？不要找好下家再分手。

令箭

文/贾平凹

01

朋友是磁石吸来的铁片儿，钉子，螺丝帽和小别针，只要愿意，从俗世上的任何尘土里都能吸来。

现在，街上的小青年有江湖意气，喜欢把朋友的关系叫“铁哥们”，第一次听到这么说，以为是铁焊了那种牢不可破，但一想，磁石吸的就是关于铁的东西呀。这些东西，有的用力甩甩就掉了，有的怎么也甩不掉，可你没了磁性它们就全没有喽！

昨天夜里，端了盆热水在凉台上洗脚，天上一个月亮，盆水里也有一个月亮，突然想到这就是朋友么。

02

我在乡下的时候，有过许多朋友，至今二十年过去，来往的还有一二，八九皆已记不起姓名，却时常怀念一位已经死去的朋友。

我个子低，打篮球时他肯传球给我，我们就成了朋友，数年间形影不离。后来分手，是为着从树上摘下一堆桑葚，说好一人吃一半的，我去洗手时他吃了他的一半，又吃了我的一半的一半。那时人穷，吃是第一重要的。

现在是过城里人的日子，人与人见面再不问“吃过了吗”的话。在名与利的奋斗中，我又有了相当多的朋友，但也在奋斗名与利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变换如四季……走的走，来的来，你面前总有几张板凳，板凳总没空过。

我作过大概的统计，有危难时护佑过我的朋友，有贫困时周济过我的朋友，有帮我处理过鸡零狗碎事的朋友，有利用过我又反过来踹我一脚的朋友，有诬陷过我的朋友，有加盐加醋传播过我不该传播的隐私，而给我制造了巨大的麻烦的朋友。

成我事的是我的朋友，坏我事的也是我的朋友。

有的人认为我没有用了不再前来，有些人我看着恶心了主动与他断交，但难处理的是那些帮我忙越帮越乱的人，是那些对我有过恩却又没完没了地向我讨人情的人。

03

地球上人类最多，但你一生的交往最多的却不外乎方圆几里或十几里，朋友的圈子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你的为名为利的奋斗历程，就是朋友的好与恶的历史。

有人说，我是最能交朋友的，殊不知我的相当多的时间却是被铁朋友占有，常常感觉里我是一条端上饭桌的鱼，你来捣一筷子，他来挖一勺子，我被他们吃剩下一副骨架。

当我一个人坐在厕所的马桶上，独自享受清静的时候，我想像坐监狱是美好的，当然是坐单人号子。但有一次我独自化名去住了医院，只和戴了口罩的大夫护士见面，病床的号码就是我的一切，我却再也熬不了一个月，第二十七天里翻院墙回家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

也就有人说啦：你最大的不幸就是不会交友。这我便不同意了，我的朋友中是有相当一些人令我吃尽了苦头，但更多的朋友是让我欣慰和自豪的。

过去的一个故事讲，有人得了病看医生，正好两个医生一条街住着，他看见一家医生门前鬼特别多，认为这医生必是医术不高，把那么多人医死了，就去门前只有两个鬼的另一位医生家看病，结果病没有治好。旁边人推荐他去鬼多的那家医生看病，他说那家门口鬼多这家门口鬼少，旁边人说：那家医生看过万人病，死鬼五十个，这家医生在你之前就只看过两个病人呀！

我想，我恐怕是门前鬼多的那个医生。

04

根据我的性情，职业，地位和环境，我的朋友可以归两大类：

一类是生活关照型。人家给我办过事，比如买了煤，把煤一块一块搬上楼，家人病了找车去医院，介绍孩子入托。我当然也给人家办过事，写一幅字让他去巴结他的领导，画一张画让他去银行打通贷款的关节，出席他岳父的寿宴。或许人家帮我的多，或许我帮人家的多，但只要相互诚实，谁吃亏谁占便宜就无所谓，我们就是长朋友，久朋友。

一类是精神交流型。具体事都干不来，只有一张八哥嘴，或是我慕他才，或是他慕我才，在一块谈文道艺，吃茶聊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把我的朋友看得非常重要，为此冷落了我的亲戚，甚至我的父母和妻子儿女。

可我渐渐发现，一个人活着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的事，生活关照型的朋友可能了解我身上的每一个痣，不一定了解我的心，精神交流型的朋友可能了解我的心，却又常常拂我的意。

快乐来了，最快乐的是自己。苦难来了，最苦难的也是自己。

05

然而我还是交朋友，朋友多多益善，孤独的灵魂在空荡的天空中游弋，但人之所以是人，有灵魂同时有身躯的皮囊，要生活就不能没有朋友，因为出了门，门外的路泥泞，树丛和墙根又有狗吠。

西班牙有个毕加索，一生才大名大，朋友是很多的，有许多朋友似乎天生就是来扶助他的，但他经常换女人也换朋友。这样的人我们效法不来，而他说过一句话：朋友是走了的好。

我对于曾经是我朋友，后断交或疏远的那些人，时常想起来寒心，也时常想到他们的好处。如今倒坦然多了，因为当时寒心，是把朋友看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殊不知朋友毕竟是朋友，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都没有了，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知己也不一定总是人，他既然吃我，耗我，毁我，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皇帝能养一国之众，我能给几个人好处呢？这么想想，就想到他们的好处了。

今天上午，我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他向我诉苦说他的老婆工作在城郊外县，家人十多年不能团聚，让我写几幅字，他去贡献给人事部门的掌权人。我立即写了，他留下一罐清茶一条特级烟。待他一走，我就拨电话邀三四位旧的朋友来有福同享。

这时候，我的朋友正骑了车子向我这儿赶来，我等待着他们，却小小私心勃动，先自己沏一杯喝起，燃一支吸起，便忽然体会了真朋友是无言的牺牲，如这茶这烟，于是站在门口迎接喧哗到来的朋友而仰天嗬嗬大笑了。

令箭

1916年，德军占领的法国小村庄，苏菲，一个画家的妻子。丈夫正在前线应战，而她的家乡瑟索凄惶。为了保护亲人，苏菲挣扎又坚强地面对敌人。为了爱人，苏菲抱着对人性仅存的希望，带着丈夫为自己留下的心爱的画像，与指挥官做了魔鬼的交易，历尽千辛万苦，承受身心极致的折磨，终于迎来与爱人重聚的一刻。
一百年后，一个名叫大卫的画家猝死，妻子丽芙用尽全力守护着大卫送她的回忆和那幅画，无法向前。直到遇到保罗，在以为生活要为她打开一扇窗的时候，却因为这幅苏菲的画像，让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丽芙在投入历史、守护希望的过程中，慢慢找回自己，找回爱。而苏菲也在遥远的未来，得到圆满。

历史何其冷酷，上面这样短暂的描述，已包括主角的所有人生。苏菲对爱人的想念，每日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劳作，为爱人割舍背弃所有，在未知的路上受苦折磨……丽芙在失去爱人的痛苦中咀嚼每日的孤独空虚，在守护代表心中最后一丝希望的画像时的彷徨纠结……所有这一切，都会随风而逝，被人遗忘，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虽然这就是一个故事，作者乔乔笔下一个虚构的世界，然而在翻页阅读间，我似乎走进了这个世界，战争、失去亲人、失去爱人、出于各种原因的争夺、为了爱所做的所有付出……每天的做饭说话，写字睡觉，邻里的家长里短，朋友的电话……站在远处，我诧异人心的冷漠，投入其中，我又感叹现实的何其相似，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啰啰嗦嗦的人生中度过每一天，也许在面对一件接一件无法预期突然降临的事件中，就学会了各种哲学，我们也许会成为故事中坚守回忆的丽芙，也许成为为爱固执追寻的苏菲，也许成为默然的那个邻居，也许成为看到新闻唾骂别人立场的愤怒者……
乔乔的笔触太美妙，547页的故事展开，人物的行为、思想，瞬间就能把读者笼罩在情绪的浓雾中。“真正的孤独，从来不是无人陪伴，而是明明有个人爱过你，如今却缺席了你的生活。”“我们能休战吗，就几个小时，忘记你我是敌人，我们只是……两个普通人……”“已死亡为界，曾经爱有多浓烈，活着就有多艰难。”“希望破灭的那一刻，是最轻松的一刻。有时候，恰恰是希望才让生活难过。”文字的魅力以最极致的程度展现，细致又不矫情，就像我们每个人心中最隐秘的那个念头冒出，纠缠不清。
如同书名那样，乔乔在复杂的人性中，支持一个信念：“最黑暗的日子里，总要有些最闪亮的希望，才能支撑着人活下去。”跟着情节大哭大笑之后，沉浸在番外松散亲昵的爱情中，我回味着苏菲在画像中骄傲的脸。“我依然会好好地过下去，在你转身以后。”（《永不言弃》书评/不热不冷）

令箭

八、九年前，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做了某报的助理总编辑，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朋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做事认真，理科出身而文字极好，动手能力强。我后来离开报社，跟他一度失去了联系，却常常想起他来。今年三月开博客不久，他就跟我联系上了。说是看我的博客，有太多的话要跟我说。我们在网上聊天。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朋友说他太太年初去世，十年来，做了三次大的手术，最后在医院里突然安详地走了。我批评过我们80末这一代人。朋友说：“我太太是80末这一代。我跟她恋爱时她在广场。九0年研究生毕业，一到单位就下放。在河南呆了4个多月。那时我们刚结婚。我跟她一起生活18年。从来没有听到她抱怨任何事。抨击任何事。她总是淡淡的。微笑地面对任何事。我只有一次看到她哭泣，就是当年事后的一个同学被开除。同学的父母来北京。大家请他们吃饭。”

朋友说：“在这些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大的人。包括老弟你。怎么就没有遇到一个像我太太那样。没有一点浮躁。没有一点不平之气。坦然面对。以自己最平和也最坚韧的方式。默默地。而不是喧嚣地。做他(她)的人和事。现在我想起她的生平往事。常常忍不住流泪。我们生在这么一个喧器浮躁之世。用变本加厉的喧嚣浮躁来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自己的知识、能力和才华。1999年夏天我离开报社。进入商界。每天回家跟她三言两语。心境就能归于平和。”
今天我把跟朋友的谈话整理出来。我把那些网上一行行的句子拼凑在一起，仍能感到其中巨大的张力和人性密度。在那些句号之间，都是诗行一样无数量的心思，其间夹杂着我的简单的话，比如：“你说”、“我在看”、“我在看”、“是啊”、“太对了”之类。我看着它们，看着人世间的真情美丽，有一种大恸无言的感动。
朋友说：“我想对于世道人心的批评。第一个层次是技术上的。比如政府在“技术上”未能解决好民生问题。医疗，教育，就业。这个层次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批评者不是技术专家。批评者的解决方案更差。比如郑谈如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他的方案会更差。”我说：“他在此时充当的是专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职能。”
朋友说：“所以知识分子要专注于他自己的职责。比如说医疗体制。现在药价成了众矢之的。不是太可笑了吗。医疗的问题是政府投入不足。政府投入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政府为什么不愿投入医疗和教育。一个不愿投入医疗和教育的政府有没有理由收取那么高的税收。甚至有没有理由收税。这才是郑应该表达的问题。政治的社会伦理。”我说：“这个说法强过当下那些盛名学者。”
朋友说：“我太太最后一个治疗用了一种英国进口的药。每天的费用2000多。比香港贵30%。发改委核准的价格。帮助跨国公司抢自己公民的钱。那么政府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我太太在世时，我跟她抱怨这些事。她的见解让我难忘。她说，你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人去讲道理。也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政府去谈社会理想。我说你是不是很失望。她说没有。她说在她身边的都是非常好的人。”我说：“我同意。只要自己有信心让周围美丽，就不要对人性或人类失望。你太太则从周围发现了美丽。”
朋友说：“是的。她走以后，许多朋友跟我谈起她。我才知道她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产生的影响又这么好。一起生活了18年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地想她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在这个浮躁和功利的年代还能有她这样一个人。”我安慰朋友说：“很多啊。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
朋友说：“我想只有这样的人很多。这个社会才能归于平和中正。学者才能不妄语。政治才能不悖于社会伦理。我曾经跟我太太说，在这个社会里做一个公民太卑贱了。我太太跟我说，那就忘掉这是一个什么社会。”我说：“她说得太对了。我多次批评唐德刚这些大历史学家，也是这个意思。”
朋友还说了很多话，说太太走后，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孤儿，无所依傍，六神无主。他在想以后的日子他做什么，怎么生活。
我知道，那个逝去的美丽的灵魂以另外一种方式重塑了他。歌德：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来源/余世存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令箭

令箭 发表于 2016-3-13 10:52
八、九年前，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做了某报的助理总编辑，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朋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做事 ...

“我太太最后一个治疗用了一种英国进口的药。每天的费用2000多。比香港贵30%。发改委核准的价格。帮助跨国公司抢自己公民的钱。那么政府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我太太在世时，我跟她抱怨这些事。她的见解让我难忘。她说，你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人去讲道理。也不能跟一个没有廉耻的政府去谈社会理想。我说你是不是很失望。她说没有。她说在她身边的都是非常好的人。”

薰衣草

午安！等游戏结束有空了过来溜达

令箭

薰衣草 发表于 2016-3-13 12:40
午安！等游戏结束有空了过来溜达

令箭

粪土与历代王朝兴衰的关系
导读 如果没有江南的粪土，就没有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粮；而没有漕粮，也就没有这些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当然也不会有由这些历史剧而涌现出的万户侯了。

1925年秋，湘江桔子洲头，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追忆起多年前学生时代的生活，写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粪土至贱，万户侯至贵。视为万户侯为粪土，显示了这位农家出身的布衣青年睥睨权贵的傲气。但是，倘若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粪土确实比万户侯更为重要，因此可以说是粪土重于万户侯。

清初酌元亭主人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大概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以厕所为题材的作品。通过这篇作品，我们可对粪土（主要是人粪）在经济史上的重要性，获得生动而直观的了解。兹不避烦碎，将有关内容摘引如下：

清初的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位在“山凹底下”。“那些种山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穹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些残粪。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村中有一穆太公，颇有经济头脑，“想出一个较策来，道：‘我在城中走，见道旁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得，可知道把这些宝贝汁都狼藉了！我却如今想出个制度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随即去叫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又分外盖起一间屋，掘一个坑，专放妇人进去随喜”。盖好后，穆太公“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又请镇上塾师，为粪屋命名“齿爵堂”。装修毕，“恐众人不晓得”，央塾师书写海报百十张，大书“穆家喷香粪坑，奉迎远近君子下愿，本宅愿贴草纸”，四处粘贴。消息传出，“那乡间人最爱小便宜，……见有现成草纸，怎不动火？又且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莫讲别的，只那三间粪屋，粉得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于是“老老幼幼，尽来鉴赏新坑”。穆太公“每日五更起床，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到夜里便将粪屋锁上，恐怕人家偷粪换钱”。因有粪，“一时种田的庄户，都来他家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太公以买粪坑之后，倒成个富足人家”，号“新坑穆家”。后来村中有人与穆家作对，另建一坑“抢生意”，于是酿成人命案。

清代江南人民对人粪收集的重视，也给乾隆末年来华的外国人以深刻的印象。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在中国农民家庭中，任何老弱残废的人都有用处，他们干不了别的劳动，但他们能积肥弄肥”；“除了家禽粪而外，中国人最重视人的尿粪……中国人耙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搀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同时，农民“在田地里或公路道边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里，供来往行人大小便。在村庄附近或公路旁边有时搭一个厕所，里面安放粪缸。在缸里面随时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层，借以阻止蒸发消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段外国观察者的目击记录，证实了酌元亭主人小说中所说并非子虚乌有。

从上述故事和记录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至卑至贱的人粪受到高度重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土地连续耕种将会导致肥力减退，古人早已从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了这一点。宋末农书《种艺必用》说：“地久耕则耗。”陈旉《农书》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土地肥力减退，作物收成就要下降。清初人梁清远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说：“昔日人有记：嘉靖时，垦田一亩，收谷一石。万历间不能五斗。粪非不多，力非不勤，而所入不当昔之半。……乃今十年来，去万历时又不同矣，亩收二三耳，始信昔人言之果然也。”（《雕丘杂录》）嘉庆时，松江人钦善听到“八十以上老农之言曰：‘往昔胠苗，亩三石粟；近日胠苗，亩三斗谷。泽革内犹是，昔厚今薄，地气使然’”（《松问》）。要制止土地肥力下降，就必须施肥，以保持和增进土地肥力。因此清初学者张履祥说：“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补农书》）

虽然今天人人都知道施肥的重要性，但是在江南，直到南宋，农田施肥的情况才开始比较清楚。陈旉从《农书》和楼璹《耕织图诗》，我们得知南宋江南已使用人粪作为肥料。到了明清，随着对肥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人粪也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人粪的收集与加工，也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江南农村，早在宋代就已有收集人粪的记载。《陈旉农书》已说到建造粪屋、粪池收集人粪尿。王祯、袁黄也说元、明两代的江南农家“各家皆置坑厕，滥则出而窖之，家中不能立窖者，田首亦可置窖，拾乱砖砌之，藏粪于中”（王祯《农书》、《了凡杂著》）。但事实上，一直至明代后期，江南许多地方对人粪的收集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到了清初，人粪的收集才受到高度重视，以致出现了穆太公一类的有心人不惜斥重金在农村兴建公厕以收集人粪。

城镇人粪的收集又另是一回事。城镇人口密集，而人多则粪多，粪多则肥多，肥多则田沃，田沃则谷多。故徐光启说：“田附廓多肥饶，以粪多故。村落中民居稠密处亦然。”（《农政全书》）但是城镇肥源分散，且距离稻田较远，因此要把城镇人粪肥送到田间，还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保存，二是运送下乡。

早在南宋时，杭州就已有专人收集和运送城市人粪。吴自牧说杭州“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己”。吴氏还说：“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梦梁录》）到了明清，城镇人粪肥的收集、运输工作有很大改进。在收集方面，不仅有“挑粪担的，每日替人家妇女倒马桶，再不有半点憎嫌，只恨那马桶里少货”，而且城中“道旁都有粪坑”（即公共厕所，见《掘新坑悭鬼成财主》）。这种粪窖往往租给乡下富农，被后者视为“根本之事”（《沈氏农书》）。而租厕所也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故现存徽州文书中，就有厕所租约，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徽州万富租厕所1个，每年交租钱140文（章有义编著：《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此外，清代中叶苏州还备有专船，“挨河收粪”，效果很好，因此包世臣建议南京亦仿效之，将所收之粪卖与农民。在运输方面，有专业的粪船（粪舡）运粪下乡，“粪舡上的人，饮食坐卧，朝夕不离，还唱山歌儿作乐”（《掘新坑悭鬼成财主》）。这种专业粪船在运载粪肥时有一定之规，以免装载过坝遭受损失（《沈氏农书》）。明清江南城镇分布广，水路运输方便，因此徐光启说江南“凡通水处多肥饶，以粪壅便故” （《农政全书》）。

人粪收集起来后，还需要加工，否则会影响肥力，正如农史学家陈恒力所言，“比如同是一堆猪粪，管理得法，其效力就大，不得法，其效力就小，甚至全无”（《补农书研究）。不仅如此，人粪直接施用还会伤害庄稼。陈旉已指出这样会“瓮腐芽蘗”（陈旉《农书》）；元代王祯也说：“若骤用生粪及布粪太多，粪力峻热，即杀伤物。”（王祯《农书》）清代奚诚则说：“人粪虽肥而性热，多用害稼，暴粪尤酷。”（《田井心农话》）只有腐熟后施用，才能避免峻热伤苗之弊。

在宋代江南，人粪大多是直接施用。但是到了元代，农民已普遍使用腐熟的方法，“于田头置砖槛，窖熟而后用之”（王祯《农书》）。但是这种自然腐熟法费时颇多，通常是“水粪〔即新粪〕积过半年以上”，方成可以使用的“熟粪”（《农政全书》）。为了加快腐熟，而且避免暴露田间丧失养分，明代江南开始使用“蒸粪法”。此法据是在冬天地气回暖时挖深潭聚粪，封闭沤熟；或在空地建茅房，凡粪尿、灰土、垃圾、糠粃、藳秆、落叶皆可堆积其中，以土覆盖，关闭门户，使之在屋内发热腐熟。所得熟粪，又称“蒸粪”（《了凡杂著》）。明末江南农民还通用一种人粪加工法，即“于白露前，日中锄连泥草根，晒干成堆，用穰草起火，将草根煨过。约用浓粪挠和，加河泥，复堆起，顶上作窝，如井口。秋冬间，将浓粪再灌三次”，所得的“粪灰泥”，用作油菜基肥（《农政全书》）。到了清代中叶，苏州人潘曾沂和奚诚又分别创造出“煨粪法”和“窖粪法”，以加速人粪腐熟并增加养分。前者是“先用浓粪拌泥，筑一土堆，空了这当中，放柴草在内烬烧，烧得四周都有热气，便住”。经过这种“拌泥烧用，以解热毒”，即可施用（《潘丰豫庄本书》）。后者则是“于秋冬农隙时，深掘大坑，投入树叶、乱草、糠秕等物，用火煨过，乘热倒下粪秽、垃圾，以河泥封面，谓之窖粪。来春用此垫底下种，则（棉）花、（水）稻之精神，都在蕊穗之上”。此外，奚诚还提出另一种方法，即“如窖粪不及备而用热粪者，其法将柴草、砻糠作堆，用火煨过半，以稠粪拌泥覆之，令其中外蒸透，以解郁毒而滋生发也”（《田井心农话》）。此外，据斯丹东目击，在浙江舟山一带，“他们所施的肥料不是兽粪，而是一种更难闻的东西。英国田地里不大使用这种东西。这种肥料是用一个大缸埋在地下盛着的，里面还盛着性质相同的液体肥料。在播种之前先将这种肥料加在土地里，据说可以帮助生长，也可以防止虫害”。在浙江另外地方，农民购买了粪块之后，“不成块使用它。他们首先造一个大池子存放这种粪块以及其他各种粪便。他们还积存各种植物的残根、残梗和叶子，运河上的泥土，甚者理发匠修剪下来的须发等等废物，加上尿便或者清水使之冲淡，然后积存起来使它腐烂发酵。他们就用它作为肥料进行耕种”（《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前一种方法，就是传统的沤粪法，而后一种方法，则显然就是上面所说的“蒸粪法”。

不论如何加工，上述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缺点，即加工出来的粪肥未能克服体积大，份量重，单位肥料养分含量相对较低，使用、运输均不便等缺点。克服这些缺点，明清江南农学家们进行各种尝试，以图制出浓缩的高效肥料。首先有这种相反的人是袁黄（了凡），他设计了一种“煮粪法”，即把粪便放入大锅，加进人发或动物骨头，一起煮熟。然后取一些田土晒极干，加鹅黄草、黄蒿、苍耳子所烧成之灰，拌合煮熟之粪，晒极干，又洒熟粪水再晒干，即得高效肥料。袁氏自称“亲曾试验，凡依法布种，则一亩可收三十石；只用熟粪而不用草灰，可收二十余石；凡不煮粪、不用草灰，其收皆如常，不能加多”（《了凡杂著》）。徐光启也说使用这种肥料“依法播种，则一亩可收三十石”，“树虽将枯，灌之立活”。这些说法当然不免夸大，但袁氏希图用加料煮熟的方法提取并补充养分的想法，却值得注意。在此基础上，徐氏又提出了一种更富于想象力的设想，即用“烧酒法”（蒸馏法）来提取人粪中养分。运用这种方法所得的蒸馏物，肥力“百倍金汁”（“金汁”指蒸煮熟的粪）。他还提出另一法，即“锅煮法”：用三四个缸砌成连灶，缸内放入“真粪”，盖好，烧数沸，并不时搅拌，所得物肥效也很高。徐氏另外还在前人“粪丹”法基础上，设计了一种高效混合肥料，即用人粪、畜粪、禽粪、麻渣、豆饼、黑豆、动物尸体及内脏、毛血等，再加入药物如黑石凡、砒信、硫磺等，一同混合，收入土坑或大缸里密封，腐熟后取出晾干、敲碎施用，“每一斗，可当大粪十石”（《农政全书》）。当然情况是否如此尚待研究，但这种“粪丹”内含多种成分，肯定会有显著肥效和杀虫作用。这些构想虽未为生产实践所采纳，但作为当时人们努力探求肥料制作新技术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

正是江南农民在人粪和其他肥料的收集和加工、使用方面的努力，才使得江南成为富甲天下的锦绣河山，当然也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明世宗实录》）。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则说：“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请减浮粮疏》）他们所言，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确凿不移的事实。通计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强，而税粮却占全国1/5以上。其中江南的苏、松、常、嘉、湖五府特别要运送l74000余石号称“天庭玉粒”的白粮。还要指出的是，漕粮运到北京，耗米、过江费、承运费以及征收运输途中的抑勒等各种附加费，往往数倍于正粮，“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苏州府额粮270万余石， “加征至八百万石”（ 乾隆《江南通志》卷111）。江南其他地方情况也大体如是，故正德时松江人顾清感慨地说：“是正税一石，而征八石有奇，从古及今，未闻有此制也。”（《与翁太守论加税书》）

马克思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早在唐代中后期，王朝存亡就已命系来自江南的税粮了。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禁军因缺粮，在大街上脱下头巾大呼：“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惶恐万状。在这危机时刻，丞相李泌上奏说，治理江南的浙西节度使韩滉运米三万斛到了离长安已不远的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德宗大喜，当即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命人于坊市取酒庆祝，并将此消息通知禁军各部，士兵都欢呼万岁。（《资治通鉴》卷232）自此以后，巨额的江南税粮成为了历代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江南，稻米是用人粪滋育出来的。而正是这些人粪滋育出来的粮食，养活了端居禁中的至尊天子和住在京城的天潢贵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养活了拱卫京师和捍卫边疆的百万貔貅之士。而正是这些依靠江南粮食活命的人中，有少数雄心与才具兼具者，扮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动人心弦的历史剧，而其中一些人更风云际会，“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实现了“万里觅封侯”的追求。如果没有江南的粪土，就没有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粮；而没有漕粮，也就没有这些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当然也不会有由这些历史剧而涌现出的万户侯了。从此意义上而言，粪土确实重于万户侯。至于那些仅只依靠祖宗荫庇或者行贿跑官而得到的万户侯，本来就一钱不值。从在历史上的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地位而言，这些酒囊饭袋、行尸走肉的万户侯，与构成支撑帝国大厦的基础的粪土相比，更是天差地别。在此意义上而言，将他们等同于粪土，还是大大抬举了他们。

令箭

令箭 发表于 2016-3-13 14:58
粪土与历代王朝兴衰的关系
导读 如果没有江南的粪土，就没有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粮；而没有漕粮， ...

    清初的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位在“山凹底下”。“那些种山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穹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些残粪。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村中有一穆太公，颇有经济头脑，“想出一个较策来，道：‘我在城中走，见道旁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得，可知道把这些宝贝汁都狼藉了！我却如今想出个制度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随即去叫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又分外盖起一间屋，掘一个坑，专放妇人进去随喜”。

    盖好后，穆太公“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又请镇上塾师，为粪屋命名“齿爵堂”。装修毕，“恐众人不晓得”，央塾师书写海报百十张，大书“穆家喷香粪坑，奉迎远近君子下愿，本宅愿贴草纸”，四处粘贴。消息传出，“那乡间人最爱小便宜，……见有现成草纸，怎不动火？又且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

    莫讲别的，只那三间粪屋，粉得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于是“老老幼幼，尽来鉴赏新坑”。穆太公“每日五更起床，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到夜里便将粪屋锁上，恐怕人家偷粪换钱”。因有粪，“一时种田的庄户，都来他家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

    太公以买粪坑之后，倒成个富足人家”，号“新坑穆家”。后来村中有人与穆家作对，另建一坑“抢生意”，于是酿成人命案。

令箭

北京时间2月29日上午，第88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在洛杉矶举行。最终，《荒野猎人》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获得最佳导演；布里-拉尔森凭借《房间》获得最佳女主角；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凭借《荒野猎人》，陪跑20年后终于斩获最佳男演员。”

中国百姓给外国艺人、明星起个中国绰号的故事有好多，它是一种娱乐，一种娱乐消费语境中的文化扯淡，换成书面语，则可俨然为一种跨文化迷你交流，只不过，它讨论的完全不是诸如港督“彭定康”“魏益信”之汉名的过度汉化从而导致回译难度陡增之类的学术，而仅仅是些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如果有人从“小李子皮卡丘”到“小流氓雷克”、从“独狼马政委”到“洛霸上帝之臀”，从“牛姐”“卷福”到“大表姐”“贾老板”逐一梳理，编纂一本类似“当代绰号文化小史”的书，也许不会难看。

影评家周黎明在周二的快评里说，“我们对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关注，是跟全球影迷同步的。即便在美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实他远不是奥斯卡陪跑最多最久的男星。”“很多人以为，拿到小金人，片酬就可以飞涨。对于李奥纳多，这个逻辑已不成立。他早已是好莱坞为数不多的具有超高票房号召力的巨星，这代表着市场，他缺乏的是同行的认可。”“小李得奖发言的最后一句是：‘I do not take tonight for granted.’……我相信他说的不全是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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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东东枪：“前几天读到过一段话，忘了在哪看见的了，大意是说：以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后来发现不灵，就改了，头疼医脚脚疼医头。当然也不灵。所以后来又改了，改成头疼捂嘴，脚疼也捂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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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庄雅婷本周专栏：“炸弹人格是一个满奇妙的存在。我们经常认识这样一种人，你平时看着他谐趣可爱、面容可喜，待人接物也如沐春风、周到识趣，但总是心里隐约有一种感觉，他/她早晚要跟你翻脸，而且会撕得很难看……炸弹人格也分男女，男的通常是因为钱而炸。好好的人，没准儿哪天突然就欠钱跑路或创业未遂开始撕起来；女的大部分为情而炸——如果跑路算是精准打击，那么情伤简直是化学炸弹，污染一片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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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刘擎先生为上周辞世朋友、同事江绪林撰写的悼词，其中一段：“对于精明于功利、甚至老谋深算的流俗风气，绪林的真诚与理想主义气质是一道格外刺目的光芒……绪林的遗赠不只是忧郁的悲剧，或者说悲剧本身蕴涵着丰厚的启迪，让人想起诗人海子的命运。绪林的经历是这个世俗时代一个偏执却不容忽视的精神判词，也是横陈在求真向善理性主义者面前的一个硕大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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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严锋微博：“拜托那些高调取关的人，请轻轻地走，正如你轻轻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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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朝鲜春晚，许子东这样的过来人难免思绪翻飞，说到其时引进播放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卖花姑娘》，许子东感慨：“那年头没《卖花姑娘》可怎么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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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蓝橡树本周推荐，语出网友专业戳轮胎熊律师留言。“去年3月，一伙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因为绑架、折磨、殴打、羞辱另外两位同学，被美国警方逮捕……入狱半年之后，张鑫磊已经不再需要双语律师的协助，可以自己单独与讲英文的律师沟通了”……专业戳轮胎熊律师留言：“以后去美国旅游。2w报个团，入境打个人，轻伤以上，判个5年……然后就可以回国做英语教师了”……这则留言属典型的风凉话，可就英语教育、英语学习而言，这“风凉”里启迪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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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友瘦死也光荣饭文：“因为太健忘，所以最近总被人说‘你是不是金鱼啊？记忆只有七秒?’ 对于这种质疑，我官方正面的回应是——‘不！请不要侮辱鱼！我的记忆只有3秒’……在一个58秒是59秒的回忆的年代里，3秒不算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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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业本本周短文：“半年前重新开了微信朋友圈，直到今天，有623个联系人，加的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捏……一天吃三顿面条能发六条朋友圈的，你这就是精神恐怖分子，纯粹捣乱，只会让人觉得你不仅无聊而且你的时间也不值钱而且你只吃得起面条”……

令箭

近日，有网友发图并配文称：“为何现在那么多女孩子不懂得教养？等个地铁就可以随随便便蹲着？”该话题引发网友一阵热议，各方观点莫衷一是。其实，只要没有妨碍他人的公众权益，‘蹲着等地铁’实在不值得人们如此大惊小怪。”

评家苗凤军在周二的快评里说，“两个小女娃在地铁站蹲等地铁也能让某些自诩为很文明的人借题发挥，斥责为不文明的行为，难道你在网络里对事件吐槽，随便拍照上传网络里你就文明了？连蹲下等车这样看似很平常的事件，某些人都能够上纲上线，说是不文明，真不知道在他的思想里，这文明的标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就传播语境而言，此类无聊冗余信息引发广泛争议，反证出严肃话题讨论空间几近于无。甚至有人搬出一个“亚洲蹲”，奇葩无比：“张开两腿双脚后脚跟完全着地的蹲姿，脚跟翘起的姿势不算。这种蹲姿较为舒适，整个身体的重量不是集中在脚尖和膝盖，而是集中在后脚跟，给了身体更多支撑力……其实‘亚洲蹲’来源于美国人发明的功能运动质量测量方法，这套测试方法仅由7个动作构成，主要用于各种人群的基础运动能力评价”……在信息爆炸年代，这类奇葩冗余也是在所难免？

有趣的引申也是有的，网间一则段子借着这个“蹲姿”讨论，话锋一转，官场现形：“最悲催的事：领导人蹲着蹲着，也不打招呼，突然就换一个蹲坑的姿势，搞得旁边舔肛的、捋毛的一脸屎”……而一则快评则循此继续上层建筑：“不解决粪坑的事，却蹲在粪坑旁打苍蝇。其目的是把视线从粪坑转移到苍蝇身上，打苍蝇，保粪坑。邻居和路人指责，他说谁也不许动我的粪坑，这是家事，是特色。要坚决把祖上留下的粪坑进行到底！因为粪坑自有颜如玉，粪坑自有黄金屋“……这样看，有时，冗余也未必全冗全余？

令箭

几年前，邰丽华代表发言，“谈到艺术团去特拉维夫演出，当地有一个残疾孩子的博物馆，馆中针对每种残障性质而设计特殊环境，比如说，聋孩子的沉寂馆，那里的一切都提供于视觉，相反，盲孩子的黑暗馆则全依仗声音与触摸……她忽然明白为什么盲孩子那么爱说话，声音给他们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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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人陶金汉专栏。谈新近奥斯卡获奖片《房间》，作者写，“影片后半段开始讲述母子缝合伤口的过程……乔伊不安地出现在镜头面前，在‘女英雄’舆论标签的背后，记者如此补刀：孩子出生时，你有无考虑把他送走，这样他就可以拥有童年了？乔伊彻底崩溃。毫无疑问，这句提问将《房间》从地面重新带到了云端——最值得赞叹的无畏，就这样变成了最无可辩驳的自私；最掏心挖肺的母爱，也比不上‘最极端的牺牲’？相对于那个逼仄的房间，世界才是一个更令人抓狂和怨恨的牢笼，它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曲解和诡辩成立”……环顾四周，曲解确正嚣张复嚣张，诡辩照旧猖獗复猖獗……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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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箭 发表于 2016-3-14 17:02
影评人陶金汉专栏。谈新近奥斯卡获奖片《房间》，作者写，“影片后半段开始讲述母子缝合伤口的过程……乔伊 ...

我看房间，心里很压抑。小小房间是少女被强奸的场所，是强奸致孕的地方，也是男孩成长的摇篮。罪恶、受难和温馨交织在一个地方。它若大而化之放在房间之外，这种偶然事件会不会在广阔天地成为必然事件，人心难安啊。当记者追问为何不送出小男孩，接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小小母亲瞬间崩溃。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她并不清楚房间之外是不是更好或更糟。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她和孩子相依为命已经是存活下去忍受折磨的唯一理由。当记者们扛起人道主义大旗为她设计各种最好的可能时候，她继续成了受害者，成了永远走不出房间的女人。

令箭

资深媒体人罗昌平微博：“北京的雾霾这么严重，代表委员们怕是不好开口吧？”微博正文仅此一句，下附图片为3月4日18:00全国空气质量一览表，图表显示，当天京津冀一带空指接近400，属重度污染……罗老师图文并茂，将不好“开”的口撬开，还原出一种繁复暧昧的“闭”口。

令箭

作者于方专栏文章：当“越来越多的词汇被纳入英国议会的‘非议会语言’禁区，议员们不断修炼既优雅又刻薄的吵架艺术，议会辩论的精彩程度不降反升”。“‘非议会语言’的限制不仅没有降低辩论的精彩程度，反而使得英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挖空心思修炼‘攻击艺术’，以更富有想象力的语言传达出对对手的蔑视，同时避免议长的惩处……每位议员都有代表自己选区发言的权力，也有被质疑否定的可能，包括首相，而这些过程都将透明地展现在所有英国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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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友好久开饭本周推荐，语出近时热门段子：“老乡别跑，我降准降息了；老乡别跑，我央行为证金提供印钞机了；老乡别跑，我抓到做空司令了；老乡别跑，我成立四只救市基金了；老乡别跑，我不允许大股东减持还让他们增持了还停了融券；老乡别跑，我这次让养老金真的入市了……老乡别跑，再跑我开枪了”……民间段子中，嫁接时闻属管用修辞套路，其即兴现挂、一语破的的洞见格外迷人。

令箭

，“斜杠青年”概念最早来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Marci的《One Person / multiple careers》一书，“她在书中提到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专一职业’这种无聊的生活方式，而是开始选择一种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多重身份的多元生活。这些人在自我介绍中会用斜杠来区分不同职业，例如，莱尼-普拉特，律师/演员/制片人，于是，‘斜杆（Slash）’便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