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四手 于 2025-7-20 22:26 编辑
引用一篇文字————转自先知书店
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究竟有什么不同?
韦伯,尼采,海德格尔,哈耶克等无数思想巨擘,都从不同侧面试图回答过,总结下来,最终都会指向两点:一是理性,即现代是用理性审视一切的时代,凡是不符合理性逻辑的,都是可疑的。一是自由,即现代社会以个体自由为一切的出发点和终点,凡是妨碍个人自由的,都是要消除的。就是在理性和自由的两面大旗下,人类告别了古代,走向了现代,迎来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迎来了空前的精神病症。
不夸张地说,每一现代人都或多或少染上了现代世界的四种病。
第一种病,虚无主义。
尼采说,现代世界,上帝死了。所谓上帝死了,就是人类用理性杀死了上帝,一切来自宗教和传统的道德命令,在理性的审视下,都显得非常不理性,因而也就不再值得相信。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方向,亦复如是。从此,人类走出了价值一元,进入了价值多元的时代,道德不再有坚固的来源,人生不再有稳定的终点,生命也不再有终极的意义,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所相信的。
然而,多元的另一面其实就是虚无,什么都对,就是什么都不对,什么都可以,就是什么都不可以,什么都相信,就是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所谓的虚无主义。思想家尼采认为,它是现代世界的最大病症,终其一生,尼采的哲学都在与虚无抗争,也正因此,尼采是对抗虚无主义最好的导师,甚至没有之一。他区分了主人和奴隶的道德,认为主人的道德是来自于对生命的颂扬,而奴隶的道德却是来自于对前者的愤恨。他提出永恒轮回说,认为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但也是超克虚无主义的方法,总之,经历道德基督教信仰幻灭后,尼采提出了正面的虚无主义,即让自己成为超人,创造昂扬向上的积极意义。但是,这张昂扬向上的积极,也容易诞生妄人。
第二种病,犬儒主义。
如果说虚无主义是第一病症,如影随形的第二病症,就是犬儒主义。特别是当代的犬儒主义,不同于古希腊对强者不屑一顾的古代犬儒主义,当代犬儒主义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他们不相信别人的热情,不相信别人的义正词严,不相信有所谓正义的呼喊,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他们不相信的那个世界。面对不满意的现实世界,他们只是不拒绝的冷漠,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独善其身,只要自己不受伤害即可。
然而,如果说怀疑论者只是怀疑,但并不否定对错,现代犬儒主义的不相信之后,则根本不相信对错。既然世界如此荒谬如此玩笑,那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嘲笑解构,无所谓,佛系,面无表情。面对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很多人都选择了犬儒。
鲁迅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果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先生这种振聋发聩的狮子吼,或许是对抗现代犬儒的不错选择。
第三种病,极端主义。
如果说上述两种主义就源自对理性和自由的不相信,还有两种主义则滑向了相反一面,即对理性和自由的无条件相信。人不可能无目的的前行,既然理性和自由杀死了上帝,那我就成为我自己的上帝,我为我自己构造支撑,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构造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真理,这种真理在手,天下我有的气魄,则是现代社会的第三种病症,极端主义。而极端,则引出韦伯的诸神之争。
在生活中,我的地盘听我的,我为我代言。在信仰上,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左派右派互相攻击。在伦理上,女权DEI保守派相互骂战。极端主义就这样把自己信奉的推向善的最高端,把别人信奉的推向恶的最终端。初级形态,是相互攻击,中间形态,是割席断交,终极形态,则是恐怖主义。911,大屠杀,无差别杀人,以国家的名义发动战争。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为自由的大前提必然包含容忍,康德说,我必须悬置知识(理性),以为信仰留下地盘。圣经说,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面对极端主义的病,谦卑是唯一的药。
第四种病,乌托邦主义。
另外一个无条件地相信,就是乌托邦主义。理性怀疑一切,让世界失去必然,自由的权利必然引出自由的义务,往往很痛苦。所以,那就幻想出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个想象出的美好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疾病没有贫富差距,物资极大满足,人人相亲相爱,鳏寡废疾者都有所养。宗教对天堂的幻想,哲学家对理想国的描摹,文学家对桃花源的描绘,无不如此。到了现代世界,这些想象终于化为乌托邦主义,成为了现代世界的第四种病症。
特别是多灾多难的20世纪,德国,俄国等,乌托邦开始落地生根。然而不幸的是,正如徐志摩所言,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和天堂之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了血海,真地诞生了这些试图构建的乌托邦,下面无不是大屠杀警察国家集权,即建成过程及建成后的维系,血流成河。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世界最朴素的向往,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乌托邦当然可欲,但要防止理性的过度规划,要给个体自由留有基本空间。
这四种病,除了现代社会的必然,其背后还有传统形而上学的,总以为这个世界存在唯一正确,永恒不变的本质,经验的背后有个超验的存在,不同的主义持有者,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形而上学超验存在罢了。其实,正如胡适和他信奉的实用主义所言,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没有唯一真理,只有永恒的问题,要在行动中探索真理,面对现代世界的病症,选择一种动态真理观的,未尝不是一种更真理更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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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新审视中庸,天人合一,出世入世,这些中国国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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