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屌毛生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 余华

令箭

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刘瑜

令箭

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 王小波

令箭

如果我能活到200岁，整个欧洲都将匍匐在我脚下。我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都城的大帝国，它包括彼得堡，柏林，维也纳，巴黎，君士坦丁堡，阿拉斯特罕。
——叶卡捷琳娜二世

各个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各国货币围绕着美元转。
——美国财政部长福勒

将军，我希望你明白一个道理，虽然你和我的身高有一个脑袋的差距，但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命令，我随时可以消灭这个差距。
——拿破仑

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
上帝说，让牛顿去吧！遂一片光明。
——牛顿的墓志铭

令箭

这个曾被称为以及依旧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的政体,在任何层面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
——伏尔泰

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过往的行人啊，不要为我哀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活不了。
——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
——丘吉尔 《铁幕演说》

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不要让橄榄枝从我的手中落下。
——阿拉法特

令箭

我来,我看见,我征服!!!
Veni, vidi , vici
I come, I see, I conquer
——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杰文斯

令箭

《菩萨蛮》

玉炉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
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
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
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

令箭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近有点烦。曾经担任过驻法大使和外交学院院长职务的前外交官吴建民在一场内部演讲中，直指《环球时报》经常发表的一些文章“很极端”，言下之意是其鼓吹战争和民族主义，哗众取宠，并直言不讳地批评胡本人搞不清楚状况，没有全局观，看不到世界大势，抓不住主流。
吴建民的“炮轰”对胡锡进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后者脆弱的小神经马上受不了了，既觉得不以为然，又感到委屈，旋即洋洋洒洒地发表了千言回应，为自己和《环球时报》进行辩护，并顺便狠狠地反批了这个老外交官一通。

吴建民的冷水泼得不是时候。执掌全国性媒体的胡大编辑，近些年来时常在舆论浪尖上打滚，利用其所在媒体为民族主义代言，吸引了大批不明真相的民众围观和起哄，颇赚了些名头，在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下更显壮观，俨然已成为民族主义的旗手，可谓春风得意，风头无俩，在自己的圈子里呼风唤雨，拥趸者众，早已飘飘然，自以为成了气候，如何受得了吴建民几乎全盘否定的批评?
胡锡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原本是《环球时报》重要作者，并是由其主办的活动座上宾的吴建民先生，在对其批评之后，似乎马上变得一无是处，被尊为“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代表，只想着“主导”外交，不容外界包括媒体置喙，说话中规中矩仿佛背稿子，到最后，干脆给吴先生戴上了“鸽派”的高帽，并愤愤不平地说，就是这么个“鸽派”却高高在上，很“鹰”地对民族主义说三道四。
不过，长期混迹于官僚体系的胡大编辑——实质上在现行体制下，他也是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懂得拿捏分寸，将官场滑头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反过来对吴先生个人“炮轰”一通，却不忘本色对外交部吹捧一番，除了仅将吴定性为“少数旧外交官”代表，还特意强调，在其影响之下，外交部已能适应媒体的多元，转变作风对待《环球时报》地报道和评论。
胡大编辑毕竟是媒体人，深谙时代潮流所向，所以将自己所在媒体装扮成民主、多元的“弄潮儿”。这是他反驳吴先生最重要的论据。为了标榜民主、多元，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罗援和观点“强硬”一些的学者文章、王占阳等反对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以及主张应警惕中国民族主义膨胀的文章等。而他自认为最具说服力地理据是，他们也为吴建民这样的所谓“鸽派”提供了而且将继续提供发声阵地。
《环球时报》是不是真的像胡大编辑说的那样是民主、多元的媒体呢?可以说并非名副其实。胡大编辑就不大敢在自己的自媒体上这么说，他知道这只会招致嘲讽乃至谩骂。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这家媒体在公众眼中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形象，非胡大编辑即兴的一两句话所能改变。
且不论《环球时报》历来报道和评论的明确指向性和倾向性，它的版面在胡担任总编后从未给民主自由言论提供机会，单单谈点个人的经历，来揭穿他的谎言。笔者是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资深观察者，并形成一家之言，在海内外的报章也发表了不少时论，受到一些肯定，个人具一定的研究和写作能力，应无疑义。虽然《环球时报》本身形成了自己的倾向，但它的编辑团队也不是铁板一块，曾经就有编辑向我约稿谈谈对外交问题的看法，不过后来据说在总编这个层面“被毙”了，理由是不接受我这样的观点。这个例子就足以打破胡大编辑试图给外界展示的《环球时报》民主、多元的形象，它还是存在严重的“选择性”的。只要读过我的文章的人都知道，我是反对片面的民族主义的。
与其说《环球时报》是胡大编辑所自称的民主、多元价值信奉者，倒不如说它一贯都是媚俗的，以迎合民粹主义、鼓动民族主义为旨趣，主动为政府“叼盘”，博取民众眼球提升发行量增加广告资源，扩大自身在官僚体系中的话语权，并捞取某些政治好处，是其主要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胡大编辑对中国“鹰派”和“鸽派”的划分并不准确，严格来说，中国从来都没有所谓的“鹰派”和“鸽派”，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形成这一派和那一派，在当下，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不大可能发出独立的声音——这是众所周知的，它们所做的要么是提出“建设性”意见，要么纯然是对外交政策地辩护，如果说吴建民是后者，那么胡锡进以及他所在的《环球时报》就是前者，它们都没有提出独立于官方政策的独立观点。另一些人，可能包括笔者在内，才是民主多元价值的实践者，但还不足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派系。这是由于真正的派系，必然是形成了自己的纲领的和相对宽泛的组织形态的。从这个角度说，谈论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了派别，无疑是相当奢侈的。
对此，吴建民先生本人在同一场演讲中的话可能更具说服力。他说，外交部并不掌管“大权”，大权在中央，也即政治局和党的某些小组——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等。既然大权在中央，那么外交部的实际职责就是政策执行和“以备咨询”，后者相当于智库角色。所以，胡锡进说《环球时报》这些年刊登了一些和“外交部基调”不太一样的文章，怎么可能呢?外交决策权在中央，因此，和“外交部基调”不太一样，就是和“中央基调”不一样，那不就是“妄议中央”么。你胡锡进有几个胆子敢“妄议中央”?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胡锡进主持下的《环球时报》只干了两件事，一是主动“叼盘”，比如近几天就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防火墙必将得到历史正面评价》的社评——光看到这个奇葩标题就足够让人笑掉大牙了——若胡大编辑还有点礼义廉耻之心，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民主多元价值的护盘手?二是变着花样“叼盘”。这个看上去倒有点像“民主多元”，但也仅停留于“像”而已，这是由于作为官方重要的舆论阵地，怎么可能背离中央精神，另搞一套嘛!除非胡大编辑不想混了。
这么看来，胡大编辑的回应就显得有些小肚鸡肠了。他似乎也患上了掌握权力者那种流行的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通病，吴建民先生的批评打翻了他的并不强大的小宇宙，从而引来一顿夹枪带棒的数落，也不知道吴先生的小心脏能不能受得住。
顺便说一句，也许是已经赋闲之故，吴建民先生在这场演讲中的观点，倒是蛮有全局观的，对世界大势和国际主流把握得比较准，和平主义论调符合中国当下的国家利益，这和外交部——应该说是中央目前的政策并不尽一致，因此更具借鉴意义。而他的观点没有纳入官方政策议程本身也表明，外交系统对不同意见的宽容似乎并不像胡锡进所说的那样。他对外交部的“肯定”不无吹捧之嫌。（来源/丁咚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令箭

在一个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这十五年来，每年的4月11日，王小波的名字都会像幽灵一样飘荡于我们春暖花开的视野。对他的纪念，俨然是一种时髦；评估他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水位，俨然是吾国文化界的核心议题。譬如今年，他的遗孀李银河女士亲自出场，谈“王小波的意义”。可惜这篇八百来字的文章，怨气太重，言不及义之处太多，以至“王小波的意义”，沦为一个苍白的符号，像一弯冷月，高悬于荒寒的苍穹，距离人间世的读者越来越远。这让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自诩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W兄的一个论断：其实李银河并不懂王小波，哪怕她曾与王小波朝夕相依数十载，哪怕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也许李银河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却不是一个优秀的王小波作品的读者。

我十分欣喜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爱戴，正如我十分反感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神化：从“王小波门下走狗”到“把王小波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依此势头，假以时日，这世间也许会生出一门王(小波)学，与鲁(迅)学、钱(锺书)学、张(爱玲)学等显学一样，沦为学术界趋名逐利的工具、勾心斗角的噱头。这非但不是王小波的成功，反倒是他的悲哀。因为神化王小波，正构成了对他本身以及他所发扬的价值观的严重背叛。
相比王小波的小说，我更爱他的随笔，或曰杂文。其杂文写作，倘论谱系，可上溯到胡适，而非鲁迅(鲁迅的杂文，主旨是战斗，胡适的杂文，主旨是说理，战斗者，往往不讲道理)。这一脉的书写，第一是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这么说，绝非贬词，千年中国，最缺常识，如胡、王之文，都有一定年份，今天读来，犹不过时，这愈发衬出了常识言说的可贵;第二是坚持经验主义的理路;第三是传承自由主义的香火(王小波生前最后一封电子邮件写道：“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当然，王小波的文字感，要优于胡适;说理的趣味，胡适更远为不及。这里且多说两句。胡适的才情，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不逮陈独秀、周氏兄弟远矣，他的文字，读来如饮白开水，然而，因其说理的通达，反而映出文字的通达，如秋月华星，江河浩荡，周策纵说胡适的行文“平情顺理，清浅流丽”，正是不刊之论。这不是第一流的文字，而是第一流的写作——此言同样适用于王小波，我以为，以他的才华，其文字表达，完全可以鸿笔丽藻，美轮美奂(观其小说便知)，只是，为了说理的便宜，他弃夏花而取秋叶，摒弃浮华，归于平实。
我读大学那些年，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一度是我的枕边书。它与胡适文集一起，让我充分领会了文字的自由属性。文字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相辅而相成。自由的言说，往往都是大白话，让引车贩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读来毫无滞障。相反，宣扬邪说谬论，有时不得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若非如此，怎能掩饰漏洞，蛊惑公众呢。自我读过胡适与王小波之后，便生出一大偏见：假如一本书读来艰深晦涩，满纸都是玄关，那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作者并未将事理完全消化，只能蒸出夹生饭;或者，作者企图发扬的事理，本身即半生不熟。这两点，都指向说理的重要性。胡适与王小波的文章，最令人受益的一端，在于教会我怎么说理。
王小波的杂文，虽不同于鲁迅，然而鲁迅对杂文价值的论断，却可施与他：“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说，当《沉默的大多数》一版再版(我至少见过五个版本)，一面是好事，一面却非好事：这说明王小波所批判的时弊尚未消亡，至今依然在刺痛中国的神经;而且，我们说理的功夫，并不能挥洒自如，否则何必继续师法王小波这个死鬼呢。
单就王小波的杂文与随笔写作而论，他的名字，在今天出现的频率愈高，愈印证了其作品的失败。假如我们能将他忘却，能越过他的精神尸骸，那时，我们才能与他批判的时弊挥手作别，从而走出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愚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忘却乃是最好的纪念，当然忘却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像王小波那样独立思考，自由说理;将他塑成雕像，推上神坛，不免形成一种苦涩的反讽。因为依王小波的性情与思想，他何尝想过当什么大师、宗主、圣徒，开创一个王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所谓“意义”的泉源呢，他避之惟恐不及。因此，纪念王小波，不是要做他门下的走狗——我想王小波必定不喜“走狗”之说，他的杂文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唤醒走狗身上的人性，启蒙其直立行走——而是敢于在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2012年4月11日
十八岁与十八年：致王小波(2015年)
小波，今天我翻朋友圈，只有一条提到你。李静说：“第18年了。当这世界愈发昏聩，我便感到愈发需要回望你。”你被遗忘，如此彻底，如此荒凉，也许正是这个世界陷入昏聩的原因和标志之一。
伟大的人物被后世遗忘，有一种令人欣喜。譬如在今日台湾，胡适何其落寞，有人为此抱不平，我却以为这恰是胡适的幸运，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台湾人已经晓得了自由的要义，以及与容忍的关系;台湾政治已经度过了宪政的初级阶段。胡适之灵有知，必能含笑九泉。反之，假如台湾依然需要胡适的启蒙，他则难以瞑目。
台湾之不需要胡适，正如大陆之需要胡适。你的名字，正紧随胡适。然而，你却被遗忘了。这样的遗忘便令人伤悲。因为当年你面临的问题，而今还是问题，当年你书写的杂文，而今几乎都不过时。鲁迅说过，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杂文最好的归宿，即与所批判的事物一同速朽。倘若不朽，如你的杂文这般，反而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更可悲的是，你所批判的时弊犹在，甚至更甚往昔，你的批判却乏人问津。这样的遗忘，是你与时代的双重悲剧。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忌日，你痛苦的死亡就像春夜的雷霆;我却不曾意识到，你已经去世了十八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你的书，一本盗版书，我十八岁，正读大一。此后我不止一次陷入悔恨，为什么不能早些年与你相逢呢。假如我十六岁那年，读的不是鲁迅杂文集，而是你的书，假如我十七岁那年，读的不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是你的书，我的未来会不会有所不同?也许，一切如旧，并无不同。以一个十来岁的小城少年的心智，你与王朔并无不同。
那时我读你的书，只觉得有趣，我的专业、我的生活、我眼前的世界却是那么无趣，你成为了我对抗它们的武器。我只是喜欢你，却并不钦佩你、尊敬你。直至三年前，我才深切意识到你文字背后的悲悯，这是比智慧更伟大，可与自由媲美的事物。以前我无法理解，像你这样的头脑，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为什么要去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现在我终于明白，正因你是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才会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
向先贤致敬的最佳方式，就是追随他的脚步，甚至越过他的身躯所化作的路标，披荆斩棘，奋然前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你的工作，谈如何思想，如何说理，谈思想的尊严，逻辑的重要，辩证法的荼毒……我写过一篇《胡适怎么说理?》，也许可以再写一篇《王小波怎么思想?》。说起来，我谈这些，并非自发，而有些被迫的意思。我曾念兹在兹的主题，不幸都沦为禁忌，坠入了黑暗深渊。我不愿沉默，只得转向，在转折的途中，与你久别重逢。十八岁那年一别，那本盗版书，不知去向何处，你却停在原地，等那个思想的游子归来。
1997年4月11日，你的生命就此静止，你的文字继续布施四方，你的灵魂从不曾远离这个时代与国度的苦难。有时我想，你的早逝并不完全是坏事。这不仅因为，有些人向死而生，有些人因死而生，更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假如你活下去，活到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你眼中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只怕更加不堪，譬如你死后一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你死后十八年，自由则沉入水底。你自然还会写作，却不会委曲求全;你自然还会思想，思想却更加寂寞。
这个春夜，你的名字不再为大多数人提及。这个春夜，窗外车声隆隆，远方灯火通明，也许与十八年前的春夜并无不同。也许，因一个人的死亡，十八年前的今天注定与众不同，因一个人的诞生，这个昏聩的世界注定与众不同。
愿你的杂文速朽，愿你的灵魂永恒。
2015年4月11日（来源/羽戈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令箭

2016年4月的《同舟共进》杂志刊发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袁南生的文章，剖析中国千年外交与“愤青”现象。《同舟共进》杂志1988年创刊，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时政文化月刊，由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管、主办。袁南生曾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中国千年外交与“愤青”现象“愤青”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流行词的，但其实“愤青”现象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其产生与发展与中国对外关系有内在的联系。什么是“愤青”，中国千年外交史上有“愤青”现象吗？古代“愤青”与现代“愤青”有哪些相似和相异之处？怎样看待现代“愤青”现象？分析和梳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彰显大国外交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什么是“愤青”现象】
“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愤怒青年》记述一班不满社会现状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证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的称呼，后来该词被简称为“愤青”。由于通信手段的进步和互联网广泛使用，使更多的人可参与到对历史问题和国际局势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这就为“愤青”群体的产生和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顾名思义，“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愤青”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二是标榜爱国。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三是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四是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叛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把“愤青”理解为“愤怒的青年”不完全准确。比如，人们并不愿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即使他借着酒劲正在街上大耍威风；人们也不情愿将一个正对村长发脾气的农村青年（姑且假设是张艺谋影片中的秋菊）看成“愤青”。“愤青”的愤怒对象，通常得与家常行为、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都是国外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与国际“愤青”一样，中国“愤青”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表达仇恨，呼唤正义。“愤青”的愤怒，原本就带有“义愤”色彩，体现着青年人天赋的正义感。
【宋代“愤青”们怎样误国】
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成吉思汗临死时，训诫诸子，“金之精兵在潼关，强攻难下。可借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战略是，联宋灭金。蒙古当时非但没有吞并南宋的想法，还把南宋当作潜在的盟友对待。金哀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刚刚崛起的蒙古汗国是金国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救亡图存，必须集中力量全力对付蒙古。他一改金国历代与宋朝为敌的做法，不再发动侵略宋朝的战争，并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四处张贴告示，告谕宋界军民，今后不再征伐南宋了。同时，为了寻求同盟，公元1225年，金哀宗还通过谈判，联合了正遭受蒙古侵扰的西夏，双方约定西夏对金称弟，不再称臣，不用金国年号，双方互不侵犯。调整好外交格局后，金哀宗全力对付蒙古汗国。公元1226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先后收复了平阳、太原等重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此时，成吉思汗正集中力量进攻西夏，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
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不作为，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虽然当时有清醒之人反对，但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此时，困守孤城的金哀宗想到了遣使臣向宿敌宋朝“借粮”，其实就是哀求方便、遣使求和。使臣临行前，金哀宗得知了蒙古要联合宋朝共同攻打金国的消息，于是反复嘱托使者努力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金哀宗说：“蒙古灭国四十，数年前已灭西夏，我大金国若灭亡，下一个亡国的肯定是宋国，唇亡齿寒，自然之理。如果宋国能和金国联合，既对金国有利，也对宋国有好处。作为使臣，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好好讲给宋人听！”（《金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哀宗下）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南宋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寻求自掘坟墓的灭亡之道。目光短浅的宋朝君臣把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报靖康之耻、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为诱使宋朝联合蒙古灭金，蒙古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就留下了巨大的后患。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朝廷认为有利可图，于是出兵北伐。按照与蒙古达成的协议，宋朝军队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盟约规定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抵达蔡州城下。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而最终的结果是南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藩篱，实属自毁长城之举。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终于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南宋大军北伐蒙古。结果北伐大军全军覆没，安然南返者十中无一。蒙古大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略曰：“今诸国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声望。朕愿躬行天讨……”于是乎，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可见“愤青”之误国。

令箭

【明朝亡国与“愤青”现象离不开】
崇祯帝勤政廉政，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老天爷曾给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愤青”们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清）首领为王。在与明王朝不断周旋过程中，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皇太极的实力虽比父亲努尔哈赤时大为增强，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发展贸易。即使是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文书上也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无先例，但这样做明朝需要付出代价，即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国家减轻困扰，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变。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第二次机会是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皇太极曾主张分界而治，提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皇太极热情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境内。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后金（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得以保存。从行文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朝廷抄送诸臣的报告，上登一般的上谕与奏章——笔者注），未请示陈新甲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阅览，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对他的大意泄密没有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过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悔过。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和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额外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更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崇祯帝这样做虽然保全了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议和大门。一次本来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表面上是因为崇祯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陈新甲的不谨慎导致最终草草收场，实质上是朝廷内外为“愤青”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所绑架。
第三次机会是迁都。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臣李明睿建议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们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强多了，地方比它大，物产比它丰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决心南下，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安全不是问题。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尽快动身为好。谁知，宰相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人上奏章，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绝大多数官员和“愤青”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南迁，为什么呢？因为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加上如果南迁，官员们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官员们唱高调唱了一个多月，李自成大军此时已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祯终于忍不住了，毅然决断：“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四次机会是与李自成议和。李自成本是个苦力出身的粗人，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朝廷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清军。然而大臣们个个慷慨陈词，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要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议题之内。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后仅3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习骅《中国历史的教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
【“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
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清流现象是“愤青”现象的历史源流，“愤青”现象是清流现象在当代的“变种”。鸦片战争爆发前，曾国藩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提问时就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又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一是对宋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宋朝不等于安全大国，“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唐代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此后，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汉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愤青”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愤青”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夷夏之“防”理论是中国古代主张严格民族界限、尊崇华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异族人保持警觉、防备，还有禁止与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进文化传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风俗对我方的影响干扰。在中国，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它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因此前人往往认为夷夏之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具有清流心态者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
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顾维钧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愤青”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当时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以晚明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读“zhé”，是古代一种把肢体分裂的酷刑），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顾维钧亦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又说：“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载于《文史资料选辑》）
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陈寅恪说：“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陈寅恪，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西晋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明朝亡国同清谈误国之风分不开。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痛斥晚明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科学认识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一方面，要认识到“愤青”现象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也就是从“左”的方面对外交运作形成干扰。

令箭

当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厌倦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你 想到你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 存在着 我就愿意忍受一切 你的存在真的很重要 ——《美国往事》

令箭

我一直相信，真正的爱情可以在对方身上唤起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而双方都会因唤醒了内心的某种生命力而充满快乐。（艾·弗洛姆《爱的艺术》）

令箭

上周至本周，“打开朋友圈，满屏幕都是两只企鹅坐在小船上，说着说着船就翻了，更厉害的还会翻得片甲不留。对此我们表示不解：企鹅会游泳，为什么还要坐船？其实这组漫画是网友喃东尼根据网络流行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爱情的巨轮说沉就沉’为模板而创作，一时间掀起了造句狂潮。”

这番造句热捧红“翻船体”也有多语源解释，“友谊小船的说法最早来源于英文单词，朋友是Friend船是ship，组合在一起就成了Friendship友情，所以友情被延伸为友谊的小船。经典美剧《老友记》就曾出现过类似的说法……这次真正火起来，是因为近期韩剧《太阳的后裔》大热，调侃剧情的段子‘说分就分耿直无双’衍生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等一系列内容……‘翻船体’，简单粗暴，超凡脱俗。”

依例，“造句潮”自然还是波及各行各业——但无论哪个行业，当其被卷入“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语境后，百业集合的共同焦虑，聚焦于“友谊”稀缺和脆弱。“‘翻船体’引发造句狂欢更重要的原因，是能在职业生活勾画和‘感情的烟花易冷，友谊易碎’之感喟的嫁接中，表达那种抵达共鸣的心声：很多人明面上说的是‘友谊危机’，实则在说熟人圈感情维系的‘人情呈现方式’与职业规范间冲突造成的‘社交痛点’……评家仲鸣找到的这个点不仅很“痛”，而且痛得面积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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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盘美女】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是对新近“中晋系崩盘内幕”事件的一种概括。这个时闻词组将因果细节嵌入词组，对比小细节与大坍塌间貌似偶尔实则必然的内在逻辑……不过，要是那“偶尔”的炫富未被察觉呢？确如网友老黑山大当家的留言所谓：“不破裂都是合法的，一雪崩就是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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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大张伟，“我觉得一个摧毁艺术家的就是安于现状跟平静的生活，这一点会摧毁所有的创作源泉。你看国外那帮人，崔健也是，他们后来生活不像以前似的充满撞击了，所以他才会一直演以前的歌。……挨大嘴巴，就是生活。可是正常大众觉得你要是这样，你就是有奶不好好吃非作嘛。但是只有作才能创作啊，哪个平和的人说写歌写得特别好的，没有啊。就得拧着，得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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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大微博】

饭友王金牙儿发明的新词，来自他的饭文：“青天，指碧蓝天空，喻光明美好的世界，有‘拨云雾而睹青天’一说，古称高效、公正的执法者为‘青天大老爷’。连锁酒店拖拽事件时，当事女子拨打110未见获得快速、有效处理。微博发酵后，两天内抓到嫌疑人，网友纷纷表示，发微博比打110管用，因此，诞生‘青天大微博’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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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意识的无意识活动】

语出学者胡泳本周专栏，原题“员工比老板更聪明”，其中一段讲述企管中的“自欺”现象：“泰德罗对自欺的解释，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研究成果。所谓自欺，就是视而不见，拒绝承认现实对自己的威胁。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无意识活动，‘有时候，我们把某些信息引到知觉范围以外，因为它们让人过于痛苦或紧张。这种自欺如同麻醉剂。更常见的原因是令人不快的信息与让我们感到自在的假设相抵触，而排斥这些信息比更改我们的假设更加容易’”……超越胡泳原文语境，其实，这种基于有意识的无意识“自欺”已然越来越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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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镜报》报导，55岁的苏珊大妈日前和哥哥飞往北爱尔兰参加亲戚的生日派对，没想到准备返程时，双方疑似闹不愉快发生争执，哥哥气愤甩头就走，独留她一人搭机，让原本就害怕孤独的她瞬间承受太大压力而情绪崩溃，在机场当众大吼：‘谁来帮帮我，救命’……（苏珊大妈）曾向杂志揭露童年曾经被误诊为阅读障碍和迟缓，让她延误黄金治疗时间，得了一种泛自闭症，被称为亚斯伯格症候群，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会感到十分焦虑，和人的眼神接触是很困难的事情”……在一个愈发高度闭环化的自媒体时代，这种“泛自闭症”会不会越来越“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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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叶三本周微博：“拟刻几枚闲章。‘勿吟诗’。‘吾不信’。‘什么东西’。‘做我难难于做人难’。‘哪里至于’。‘温存几许怅惘无限’。‘旧时好’。闲章大概相当于古人的文化衫”……叶三的这个“文化衫”之喻不是因为穿越才奇特，而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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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萨瑟兰的《文学小史》（A Little History of Literature）是部读起来轻松愉快的好书，我去年读了英文版，今年国内翻译引进，改题《耶鲁文学小历史》（王君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版）。这个译本粗看上去尚可，不过稍加翻阅，就发现不少误译，这里只挑几处典型的讲一讲。

    译者爱用四字成语，有时添油加醋，却失了原意。比如，第171页“西德尼的捐躯充满了爱国情怀，感人肺腑；拜伦的牺牲饱含自由意志，令人动容”一句，对应的原文为：Sidney‘s sacrifice was patriotically motivated，Byron’s sacrifice was ideologically motivated，意思是说：西德尼牺牲是出于爱国，而拜伦牺牲的动力则来自意识形态。可见“感人肺腑”、“令人动容”云云，根本是译者乱抒情，为原意所无，而且“自由意志”跟“意识形态”也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受意识形态驱动”等于说为思想潮流所影响，恰恰缺乏主见。

    似乎文学素养稍显不足，译者常常译出一些有违史实的句子，不了解情况的读者简直要怀疑原著作者是否真的这样缺乏常识。比如，第159页有这样的说法：“约翰逊将当时伦敦莫菲尔德贫困社区里的一条街道命名为‘格拉布街’……”，众所周知，格拉布街是伦敦有名的文士街，约翰逊博士未到伦敦以前它就叫这个名字了，怎么会是他命名的呢？原意不过是说约翰逊博士将文士街作为自己的文学舞台，而文士街被称作“格拉布街”而已。再如，第194-195页有如下说法，“剑桥最初的两所女子学院开设于19世纪末，在伍尔夫去世前，她已经作为被录取的学生站在这所学院的台阶上了”，事实上，伍尔夫夫人只在伦敦国王学院上过课，根本没去剑桥念过书。原意其实说的是，直到伍尔夫夫人去世多年，她曾驻足观望的剑桥大学才对女学生们开放。

    译者常把作者的意思弄反了。比如第200页上有一句是这样译的：“有些人会认为只有控制书籍数量方能产出精品，我也持这一观点。”可实际上呢，原文为：There are those - I am one - who think that out of quantity comes quality，意思是说，有些人则认为，数量上去了，质量才会跟着上去，我也是这样看的。

    至于第290页上说伏尔泰的“《戆（书中误植为”憨“）第德》，犹如一枚意识形态上的迫击炮弹”，则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原文中写的明明是hand grenades（手榴弹），再怎么样，那个hand，总不会不知道是“手”的意思罢？

    □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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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不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呢？他曾伴随很多人的读书生涯。在教科书里，他是“斗士”、“导师”、“匕首”、“冷对千夫指的孺子牛”。可符号化的鲁迅，却很难深入人心。“鲁迅被过度谈论得一塌糊涂，从他死开始，一直在歪曲他，利用他，弄死他。他死了多少回了，没多少人对他感兴趣了。”学者陈丹青愤愤不平。

　　但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关心他。过去的几十年里，太多的人都在重新塑造他们心目中的鲁迅。他们钻进鲁迅的书里，重新争夺鲁迅的话语权。然而，我们今天对他的赞美，很多是对他的诋毁；我们对他的理解，很多是对他的误解；我们对他的审判，可能远未达到鲁迅自己的期待。

　　今年，在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的当口，出现了一个直面鲁迅精神世界并向内挖掘的声音——一部呈现鲁迅内心的意识流话剧《大先生》。

　　清明节前，由李静编剧、王翀导演、赵立新主演的话剧《大先生》，在国家话剧院大剧场正式上演。这不是一部讲述鲁迅人生故事的作品，而是一部以当代人的眼光和当代的剧场美学来表现鲁迅精神世界的话剧。

　　这部获得2014年老舍文学奖的剧本，出炉之前受到诸多质疑。学者杨早对李静的写作策略无法无保留赞成，“用话剧的形式正面强攻鲁迅，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剧本最终定稿后，鲁迅研究专家孙郁称它是“思想者的文本”，是“历来关于鲁迅的剧本中，分量最重的”。它聚焦在鲁迅临终前的最后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鲁迅看到了百年中国史，看到了中国人的伤痛和追寻。

　　剧作的名字从原先的《鲁迅》更名为《大先生》，“大先生”乃是鲁迅家人对他的称呼。促使这一更名的是主演赵立新，“鲁迅叫了几十年，烦了，第一次看陈丹青的书《笑谈大先生》，获悉这一称谓，好痛快，好准确。我不要演万水千山的鲁迅，我要演近在咫尺的大先生！”

　　“鲁迅”的脸谱终于被撕掉，里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先生。这一次，李静力求剥除历史的厚茧，把鲁迅当做一个“人”来呈现。那么，该如何对待这个“人”带来的思想价值和精神遗产？在学者黄乔生眼中，回到有温度的历史现场，鲁迅的真相才能逐渐清晰。

　　历史留给当下的，是一个“已被分解的鲁迅”，他的诸面侧象，让我们无所适从。所以，该怎么谈你呢，大先生？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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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杰夫

迪士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上周末在国内上映后好评如潮，可谓是刷爆了朋友圈。甚至于有的朋友评价其为“《狮子王》之后最伟大的迪士尼动画长片”。

事实上，不仅是国内，在美国本土舆论眼中，它也是迪士尼近年来少有的口碑爆棚的佳作。在北美著名的影评网站“烂番茄”上，《疯狂动物城》的好评率高达100%。甚至于有业内人士认为，这部电影已经预订2017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

《疯狂动物城》之所以一鸣惊人，不仅在于其细腻的人设和场景，还在于它老少皆宜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动物的视角，完美诠释了一种理想城市本该有的面貌。正是有了这一层喻意，才使得这部动画不仅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并且也成为迪士尼历史上又一部里程碑作品。

当然，作为第一次观看的观众在惊呼过瘾的同时，可能很难留意到影片暗藏的丰富细节和巨大的信息量。所以，我也想在这里通过10个单词，来帮助大家能更好地欣赏这部动画的绝妙之处。

1、 乌托邦

外国影片引进过程中的“汉化”，往往会令其魅力打个折扣。这部《疯狂动物城》就是个典型例子。《疯狂动物城》的英文原名是“Zootopia”，这是个明显的“合成词”，它是由“zoo”和“Utopia”两个单词合成，字面含义就是“动物托邦”，对应的是人类社会所谓的“乌托邦”（Utopia）。

“乌托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经典概念，它的诞生最早可溯源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而在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经典作品《乌托邦》中，这个词语被注入了更为具体的内涵，代表了人类文明对理想国家的幻想。在影片中，主人公抱持的是一颗“每个人都能让世界变得美好”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则俨然是更为现代的“乌托邦”。而在更多程度上， “人人都能为世界奉献爱”的这种理想，显然是符合纽约这样的美国大都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很显然，在好莱坞导演的眼中，纽约这种兼容并蓄的城市就是真正的“理想国”。

2、 X漂

之所以说，《疯狂动物城》里的“乌托邦”是美国式的，影片所倡导的那种包容并蓄、共同奋斗的“都市精神”，是我们曾在许多美剧中都似曾相识地体味过的观念。《好友记》、《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破产姐妹》里的纽约城，在气质上不正是《疯狂动物城》里所塑造的这个“乌托邦”吗？

甚至于，在全球化的今天，《疯狂动物城》里所表达的城市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在影片开头，兔子朱迪从家乡来到中心城的时候，狭小局促的租住屋、到处受排挤的境遇，恰恰是全世界每个从小村庄、小城镇走出的小人物来到大都会时，几乎都会经历的遭遇。所以，在兔子朱迪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纽漂”、“京漂”、“海漂”的影子。

3、 种族

《疯狂动物城》整个故事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两个“种族”的差异之上的：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这种划分以生物学为基础，并成为了大众的潜意识。所以，当一些食肉动物中毒发狂后，动物城的居民自然反应就是“基因决定论”，从而认为：食肉动物在潜意识里依旧没有消除野蛮的基因。

在这个意义上，《疯狂动物城》的主旨就不再只是简单地讲个寓教于乐的小故事了，却暗含了人类文明史上流传了数千年的种族偏见问题。这种偏见，恰恰正是“理想城市”最大的障碍。

不用说，美国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来自于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即使是中国国内，每每谈起“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偏见，“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偏见时，不也是源于某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农村人”或“外地人”因为习惯粗陋、不讲究秩序，所以是讨厌的。这种潜意识的问题在于，它完全忽略这样一种事实：人类的行为习惯是会调整和“进化”的；或者反过来说，不管你是哪里人，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样的，其实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区别，而在基因层次上，这种差异更是可以忽略不计。生物学早就告诉我们，人类和黑猩猩间的差别，也不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更何况人与人之间呢？

所以，这部影片也告诉我们，基因的差异并不是一个城市面临的真正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开放和包容，还是充满了偏见和促狭。

4、 暴力

这种偏见或歧视，正是“理想城市”最大的威胁和敌人。而且，偏见和歧视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不同人群间的对立，也就造成了敌对状态的出现，并最终酿成种种暴力事件。

遗憾的是，人类历史正是一部“暴力史”。在最初的时候，暴力或许是为了维系族群或国家的存续或发展；而今天，弥漫在都市里的暴力，大部分则就是来自于偏见和歧视。更令人痛心的是，大部分人在面对暴力来临的时候，却似乎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而只能选择以暴制暴。

正如影片中，以绵羊副市长为代表的食草动物，在面对食肉动物或大型动物的歧视时，不是采取更为理智或文明的方法应对，而是采取了残害和暴力的办法。而这种依靠人数众多而实施的暴力，恰恰是现代暴力区别于古典暴力的经典特征，其带来的伤害却远远高于古典的个体暴力。因为，后者不过是给某个具体的个体对象带来了伤害；前者则是企图伤害甚至于消灭整个族群。这种大规模杀伤性的现代暴力，正是盘旋在现代都市上空最可怕的阴影。

5、 羊群效应

这种现代的大规模杀伤性暴力，事实上早就有社会学家进行过论述。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即为其中的经典。在这本书里，勒庞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心理学因素有过精彩的总结：他将其称之为群体性心态。而在今天，对于这种群体性心态的描述，还有另外一个词，那就是“羊群效应”。

吊诡的是，在《疯狂动物城》里的反派，正是以副市长为代表的一群羊。正是这群羊掀起了动物城里的恐慌，并将食肉动物整个族群推到了悬崖边缘。

6、 选举政治

之所以“羊群效应”会掀起波澜，就在于现代选票民主自带的缺陷。选票民主实行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一旦有人能够利用好羊群效应，或掌握了“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就很容易操控民主。从古希腊时代的僭主政治，再到二战时期的希特勒，“少数服从多数”的选票民主的缺陷可谓是已是一次次被暴露在阳光之下。

而在今天的大都市里，尽管管理运作体系经过了更为严谨的设计，但投票机制的缺陷仍可能会被利用。在影片里，绵羊副市长正是深谙这种制度缺陷，才会言之凿凿地称有了“占选民90%的食草动物”的选票，作什么恶都不用怕了。

7、 公务猿

如果说，电影对投票政治的吐槽的槽点有点大，那么它对现代城市官僚系统的吐槽，则精准的多。

《疯狂动物城》里对公务员的形象设置，选择用树懒这种动物，可以说是绝妙无比。行动迟缓的树懒，用来比喻效率低下的官僚系统，实在是再合适不过。另外，中国人常常将公务员称为“公务猿”，树懒尽管并非灵长动物，但其除了缺乏灵长类的灵巧外，在外貌和习性却和灵长类极为相似。所以《疯狂动物城》的这一设置，在中国观众看来，更是堪称是完美。

8、 绝命毒师

《疯狂动物城》里尽管有诸多政治和社会隐喻，却看起来并不沉重，这与全片轻松愉悦的基调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制作团队在作品中插入了许多流行元素有莫大关系。

在影片中，制作“午夜嚎叫”毒药的犯罪集团利用的是地铁车厢，这一设置很显然是借鉴了经典美剧《绝命毒师》的场景。而犯罪集团的衣着打扮，以及用来炼毒的化学设备，更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老白”这个经典的角色。

9、 夏奇拉

影片里的“奇拉羊”这个角色在原版中，由哥伦比亚的超级天后夏奇拉配音。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为夏奇拉量身定做的。在影片中，“奇拉羊”是个心怀动物城政治环境的超级偶像，而在现实生活里，夏奇拉自己也是联合国的慈善大使。

另外，夏奇拉还和体育界有着密切联系，除去她的成名曲与南非世界杯有极大的关系外，她的丈夫也是巴萨球星杰拉德?皮克。夏奇拉代言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给整个动物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10、 美国POP文化

除去《致命毒师》、夏奇拉外，iPod nano 6、时代广场等诸多美式POP元素也充斥于整部电影的细节之中。在此，我们不得不再度惊叹美式文化的强大。所以抛开其中的“别有深意”，《疯狂动物城》代表的仍是一种美国式的主流文化观。这里面的城市、城市里的动物居民，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归根到底还是属于美利坚的。

很多人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把它和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作比较。或许他们在政治隐喻上的确有相近之处，但在观赏性上，显然我们的动物城要惊艳靓丽许多。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大都市所拥有的超级景观，以及城市里炫目的风景，显然要比晦暗的英式村庄诱人的多。所以，天性乐观的美国人讲的故事也很明显，会比悲观消极的英国故事讨喜的多。

令箭

席勒画女人，有如凡高画向日葵2016-04-18

那年到维也纳，在旅馆放下行李就赶去收藏席勒作品最多的利奥波德博物馆参观，次日又在美景宫美术馆看到他另外一些画。此前虽然也买过不错的席勒画册，但总担心印刷或多或少会阻遏画家与观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微妙交流。

维也纳是克里姆特与席勒的城市。对席勒来说，克里姆特亦师亦友，二人又死于同一年，但在审美观念上彼此隔了至少一个世纪。比起克里姆特的精美，席勒的画看起来有点儿“脏”。克里姆特是杰出的画师，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但他与所画的对象之间总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他画中那些装饰性的成分足以实现这种距离感；席勒则仿佛一个劲儿地要撞死在画布上。这是一位以自己的血肉作画的人，在我看来，可与之相比的只有此前的凡高和此后的苏丁。

席勒画作的内容都很简单，但一幅幅看下来却很累，因为这不是欣赏，而是体验——观者要一遍遍地与画中的人物特别是女人一起走过画家所安排的狂风暴雨般的情感历程。

席勒在画中多半省略了女人所处的环境，即使有也很简单，无非一床一被而已；画里只有她们，而且往往连衣服也不穿。这使得观者要放下社会、人生之类参考系数，直接面对她们。没有背景，没有身份，没有相关的事件，她们只是作为自己，作为自己情感的化身而被呈现出来。

《肘部支撑的裸女》

说来在美术史上还不曾有过这么赤裸裸同时又是无缘由地描绘女人情感的画家。席勒画女人，有如凡高画向日葵、画皮鞋，苏丁画牛肉一样。——女人也许只是席勒承担自己情感的载体，而他画男人，尤其是画他自己，其实都是这样。若将其仅仅视为具体的某个角色，恐怕又有些局限了。

克里姆特对他的女人虽然也觉得不可把握，但究竟是要予以抚慰的，他爱她们；席勒则对一切都极其严厉，包括自己在内，对女人自然也不例外。

《跪着的女孩》

在《肘部支撑的裸女》（1914）、《俯卧的裸女》（1917）、《躺着的女人》（1917）、《跪着的女孩》（1917）和《抱腿而坐的女人》（1918）等作品中，这些女人永远是激越的，紧张的，或者就像经常用以形容席勒的那样，是暴躁的。她们很消瘦，身上的少量肌肉却很结实。每每叉开双腿，暴露着性器官，似乎肆无忌惮，却又异常痛苦，而且还拒绝任何抚慰。

她们具有一种粗暴的、坚硬的、具有挑战性的美，美得像是一件凶器似的；我们很少见到这么本能外露、个性嚣张、要把自己和相关的一切一起毁灭的女人。然而或许这只是因为她们心底忽然刮起风暴，无法自拔罢了。汉语有些词使用得太多，以致没什么意思了，但有时又觉得恰到好处，譬如“刻骨铭心”，可以用来形容席勒的这些画。

《穿条纹裙子的埃迪特·席勒的画像》

席勒有些素描如《正在镜前画裸体模特的席勒》（1910）、《舞女莫瓦》（1911）、《穿条纹裙子的埃迪特·席勒的画像》（1915）似乎是例外，所画的女人显得既娴静，又可爱。这提示我们，画家揭示情感的力度与深度可能不仅得自线条，更可能与色彩相关，而他的油画中常见的红是愤怒的红，常见的黑是绝望的黑。

《拥抱》

值得特别留意的还有席勒那几幅不再画单个女人，而画她们与一个男人——通常是他自己——或一个女人拥抱的情景的画，如《拥抱在一起的两个姑娘》（1914）、《坐着的夫妇》（1915）、《拥抱》（1917）等。不妨将这看作继乎女人单独存在之后的一个阶段，当然也可能是在此之前。

她们死死地抱住唯一的所有，就像是抱住她们自己似的，哪怕所拥抱的只是死神（《死神与少女》，1915）——这让人联想到蒙克那幅《少女与死神》，但在席勒这里，我们只是感到此刻，而无暇顾及将来；只是感到她们在自己的生命中至少要抓住一点什么，那么一种近乎绝望的强烈渴望。我由此想到了席勒本人的夭亡——“天妒英才”也是已经说得滥俗了的话，其实只有极少数人才配得上，席勒肯定是其中之一。

令箭

冯雪梅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你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无趣

林姑娘声情并茂地描画着她的上司，然后问：男人为什么都变得越来越无趣？

那些场景有点儿像轻喜剧。

踢踢踏踏鞋底拖着地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不用猜你就知道是谁。低头皱眉身体前弓，穿着昨天的那件外套，前天、大前天也一样。也许不同，反正你懒得辨别色调和款式。

没事的话，他们会点点头含糊说声“你好”匆忙而去；有事，多半是“追债”，某个项目或策划案你该完成了，或者你先前交的“活儿”不够好，不问理由，催促与批评的方式一如既往。就算骂人，也得换着法儿，别总“弱智”到底呀！

他们也表扬人，比如“你还会写方案”，或者“下次早点儿加班！”在他们原先的职业生涯中，上司就是这么夸奖和敦促他们的。在错综复杂不仅仅凭实力的职场竞争中，他们心无旁骛，任劳任怨，足够吃苦与忍耐，要论韧性与付出，没多少人能与之比肩。他们似乎把人当成（或者把自己变成）执行目标的机器，不折不扣地贯彻指令。

从每天相同的表情，相同的言语，相同的行动中，你看到了一种苍白单调索然无味的生活。似乎除了开不完的会，出不完的差，忙不完的琐事，鸡飞狗跳一地鸡毛之外，就没有惊喜欢愉可言。意趣、好奇、情致、悠然自得、异想天开……所有的轻舞飞扬与色彩斑斓，都在焦虑与忙乱中遁去无踪。

棱角被磨平，由反抗到屈从，无所顾忌变成掂量权衡。被裹挟着随大流，渐渐安于现状，生活的意义慢慢变成闲暇时陪孩子看的动画片，推杯换盏后突然吟诵的《荒原》，同学聚会上刻意提起的职务、级别……然后，在朋友圈里渴望着“面朝大海”，怀念一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很可怕是不是？日子其实就是可怕的重复。几点起床，几点送孩子，几点到单位，然后处理大体相似的工作，等时间或快或慢地过去，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办公室，经历每天都会出现的拥堵，回到同一个小区，进永远的家……

有时我想，为什么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突然出轨无可救药？为什么贪官堕落到不可想像？因为他们压抑太久，为了某个目标付出太多牺牲太大，一旦有机会补偿就变本加厉。在某一个节点——出轨或者堕落之前，他们的生活一定缺少色彩乏善可陈。

功成名就的追逐里，容不下太多闲情逸致；出人头地的诱惑，远远大于那些毫不实用的小情小调。通行的成功标准里，没有给品鉴力、好奇心、审美感、逍遥自在这些无用之物留一席之地，甚至连读本书都要权衡一下利弊。

有些人，三年五年十年不见，你依然能猜得出他会谈些什么。十年前是如何换一份有前途的工作，五年前是正处怎样提副局，三年前是如何有人脉，孩子读书父母看病亲戚打官司一切平趟……话题时时更新，主题恒久不变。当年籍籍无名的贫穷少年如今衣锦还乡，不只是消灭了浓密秀发消瘦身材，说话气势行为作派更不可同日而语。看得见的巨大差别背后，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一成不变。他们神采飞扬口惹悬河，处处显示着与凡人的不同，却永远是最安全的“大多数”，从来不会逃离芸芸众生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他们拥有了值得炫耀的成功，却从来不曾有趣过。

你有没有看过《美丽人生》？惨无人道的纳粹集中营里，圭多以自己的快乐天性，让儿子在“有趣”的游戏谎言中活了下来。圭多没有多少上进心，正常社会里，他多半也不会声名显赫，可他带给你人生的无数种想像和可能，不管世界是安稳还是动荡。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让自己快乐，某种意义上，有趣是一种追求。不庸常，不乏味，不妥协，不让自己在俗世的挤压中面目全非，支离破碎。有趣的人会与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对“大众”有一种疏离感，在人群中而又在人群之外，不那么在意他人的评判与标准。有趣的人一般不会痴迷，他们对人对事的喜欢与热爱有分寸，不因得失而大悲大喜。

对于现实的追求而言，意趣没有太多用处，有趣好玩多半都是“不务正业”。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吸引人的往往是那些 “无用”之事。那个男生为什么让你怦然心动？因为他是学霸，每次考试都第一？才不！球打得帅，歌唱到让人忍不住落泪，随手拿张纸巾就给你变出一朵玫瑰花……这些“雕虫小技”像魔法棒一样，“bling bling”闪耀，让黯淡的日子散发迷人光芒。

在成名成家（我也没这种本事）和有趣好玩之间，我会选后一个。既然已经没出息了，何不让生活不那么劳顿庸常？

当年，余英时与张充和同为钱穆的学生。一次，余英时来访，张充和欢天喜地给他看一个用裱盒改装的仿古墨盒。她一边打开墨盒一边说：看，我多么玩物丧志。余英时说：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什么志啊。

这是不是最好的意趣？

有人已经对我怒目而视了。意趣能还房贷，能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学校，能给母亲找个专家做手术，能为大学毕业闲在家里的外甥寻份工作么？

嘻嘻，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躲。不是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么？春色正好，赏花品茶去。

新龙井是用骨瓷杯还是玻璃杯沏好？

令箭

张明扬

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

实体书店复兴背后简单粗暴的商业逻辑

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无数年前便已在公众舆论中被宣判死亡的的实体书店突然又活了过来。

以上海为例，从去年年底开始，一批国内一线书店不约而同的落子上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MUJI书店、言几又、广州方所、西西弗、上海三联书店（朱家角店）相继开业。一个可以参考的背景是，言几又的开业，正与苏州诚品是同一天。

这仅仅是第一波。还有更多介于知名和不知名之间的书店正在洽谈中，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诚品年内也将在上海中心开业，而若不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北京单向街在去年年底已定居上海淮海路了。

MUJI书店

实体书店的此种“盛世气象”让我很恍惚，甚至有点“平行空间”的意思。这些年来，作为一个文化类媒体从业者，我不仅无数次见证了，而且也亲身参与了对实体书店的唱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8年的“保卫季风书店运动”，当时是何等的壮怀激烈，之后又是何等的一地鸡毛。

当时最有名的一句口号是：“地铁站里不能只有哈根达斯，没有哈贝马斯。”在此种语境中，市场与资本充满着罪恶，缺乏“道德的血液”，必欲将上海文化地标除之后快。读书人反市场的情绪一下子被最大程度激发了出来，哈根达斯是哈贝马斯的敌人，市场和资本是文化与书店的敌人。而最终诉求也就无比清晰：要求政府买单甚至政府补贴，让地铁公司承担季风的租金上涨，政府仿佛一下子成为了抵抗市场邪恶力量的最终救济方。

上海季风书园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自称热爱读书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性经济人，一边通过网络书店的价格战占尽了市场的好处，一边又以保卫实体书店的名义在道德高地上批判着冷漠的市场，真是不负如来不负卿啊。

好在，市场居然没有报复我们，因为它一直不懂报复，它只懂赚钱。在这一轮实体书店复兴运动中，市场简直是以一种“以德报怨”的姿态将消失的书店们又请了回来。

的确是“请”了回来。第一，在几年前的实体书店衰势中，作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书店无法负担那些市中心“二三线”商铺的租金，比如季风之于陕西南路地铁站商铺。按照当时的主流预测，书店注定会被越赶越远，远离城市中心区（季风后来真的在位于上海远郊的华师大闵行校区开了家书店，当然，最后还是倒了）。

而足以证明“请”的含金量的是，在本轮的实体书店复兴运动中，实体书店的新落脚处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年兴盛时代时所谓的市中心，地铁站的市口再好，能好过一线Shopping Mall？MUJI书店在淮海中路的东方商厦、言几又在新天地的企业天地、西西弗在苏河湾的大悦城、方所在衡山路的衡山和集、传说中的诚品在上海最高楼的上海中心……熟悉上海地理的时尚人士自然会知道，这些实体书店们何止在诗意的栖居，简直是奢华的栖居了。

言几又

第二，足以证明“请”的诚意的是，这些实体书店入驻商业地产的成本基本上是象征性的。据一家书店董事长的说法，一些商业地产为了吸引大牌实体书店入驻，不惜给出一折租金，甚至还有完全免费的传闻。这与几年前“保卫季风书店”事件无异是天渊之别，当年的实体书店因为租金而引发全社会声援，用上各种道德拷问仍收效甚微，而现在那些曾被定义为“缺乏道德血液”的地产商们却哭着喊着，用八抬大轿争相将实体书店“请”回了商场中。

既然市场与资本不会突然就变得更有道德，那么，如何解释本轮实体书店复兴运动？我不太懂经济，所以更不太可能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这件事终究只能江湖事江湖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的兴起要为此前实体书店的式微负上很大一部分责任。正是当当、亚马逊和京东这样网络书店的价格战，让实体书店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场。这都是万年老生长谈，恕不展开了。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本轮实体书店复兴运动背后的主因也同样缘于互联网，正所谓“败也网络，成也网络”。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些没有杀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

相比实体书店，被网络电商冲击更为剧烈的是传统百货商场。在淘宝们的冲击之下，如果说连前首富宗庆后的“娃欧”都开不下去的话，很多偏传统业态的商业地产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可能还偏厚道了。而就百货商场自身而言，那些价格虚高、缺乏个性更缺乏品牌忠诚度的传统中端服装专柜更是遭到了淘宝们毁灭性的打击，而这些，正是传统商业地产的主要商户。

因此，近几年，凡是那些还有求生欲望的商业地产均进行了彻底的内部业态改造。改造路径也非常清晰，清洗那些中不溜秋的服装品牌，引入“生活方式”体验类的商户，在早期，这主要是餐厅、咖啡馆、高级超市，这两年又多了有幼教性质的亲子乐园、文创商品、高端影院等等。总之，“去服装化”。

西西弗书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书店”只是商业地产最新发现的新宠而已。这自然要感谢台湾诚品书店的“启发”，让实体书店经过一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造，升级为“文创产业”中的一员。事实上，无论是诚品还是言几又，几乎所有的新型实体书店都在强调“生活创意”这个概念，诚品的学名不叫书店，而叫“诚品生活”。

置于商业地产的语境之下，实体书店正处于传说中的“风口”之中，可不，连亚马逊自己都开实体书店了。有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实体书店即将成为商业地产的“新标配”，就好比每个好的商业地产都有一家奢华的高端影院一样。

这也并不奇怪，拿我来说，我甚至到还需要百度来确定MUJI书店或言几又所在商场的名字，通常的说法是，“去有那家书店的商场去逛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书店或许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理想主义口径下“城市地标”的地位，但至少已成为了“商业地产地标”。

对于商业地产来说，实体书店带来的人流量也是预期之中的红利。事实上，书店似乎一直有能力扮演此种“赚流量但不赚钱”的光荣角色。还记得当年苏宁易购开业时，也特别将网络书店作为流量抓手，逻辑也很简单，图书打折是个“烧得起”的促销品，所花费的成本远低于其他方式，无外乎就是想通过图书这种廉价而信用度高的产品来获得新用户，赢得点击率，从而带动注册用户在其余产品类型中进行消费。

简单粗暴地说，苏宁的逻辑也就是当下商业地产商的逻辑，也就是他们甘愿为实体书店低租金买单的原因所在。

北京万圣书园

而对于读者（消费者）而言，此轮实体书店进入一线Shopping Mall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实体书店重新成为了一个时尚所在。还记得保卫季风那些年，在网络书店的“洗脑”下，逛实体书店似乎成为了一种与年轻人无缘的out行为，一种更属于老年人的消费行为，很难想象会有年轻人将实体书店作为聚会甚至约会的场所。

而通过与商业地产的联姻，新型实体书店们很可能将重新赢回年轻一代。他们未必会在书店中买多少书，但他们可以在书店中喝咖啡聊天、购买文创商品，甚至将书店作为时尚地标来“朝圣”。这并非痴人说梦，拿台湾诚品来说，它早就成为了大小s范晓萱这些“姐妹淘”聚会买书的潮地，于是乎，对于大陆游客来说，在诚品买书是一种时尚，甚至去诚品拍张照也称为了彰显个人逼格的时尚。有一个我自创的冷笑话是，现在苏州的第一名胜不是拙政园或虎丘，而金鸡湖畔的诚品。

诚品

前不久，我曾与几个年轻同学聊天，问他们更愿意去星巴克、COSTA喝咖啡约会，还是去诚品方所西西弗？一个脍炙人口的答案是：当然是去书店拗造型更有情调了。听完之后，我简直想眼含热泪地告慰这些年关门的那些实体书店前辈们：风终于回来了。

不过，甚至实体书店的此种逆袭也不是特殊主义的。上世纪末的中国电影院也同样在盗版碟的压迫下经历过书店的濒死状态，1999年，票房从1992年30多亿人民币跌到了8亿，而2015年，已飙到了440亿，远远跑赢同期GDP增幅。而电影院也同样经历过在商业地产中“升级”的过程。

当然，这样的质疑一定是有的：现在的这些书店和以前那些不一样呀，他们不是以卖书为主，书的种类也太单一。我的想法是，相信年轻人，相信市场，相信时间，相信书。一个重新赢回年轻人的业态在未来可能将会具备更多的可能性与多样性。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兴旺的商业片电影市场，又怎么能期待一个有活力的艺术片或B级片市场呢？

或者说，如果实体书店变得没有那么“书店”，而是将慢慢演变成城市的公共空间与文化沙龙所在地，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一个蔓延着书香的书店自然是好的，难道一个长年有着作家讲座、新书发布甚或各路人等高谈阔论读书与人生的公共沙龙就不是天堂了么？

前几天，当我看到北京三联韬奋书店首次开新店的消息时，我下意识的出于老经验，想为此安上类似“逆势扩张”的新闻标题，还好，仅仅几秒钟，我还是意识到了我已经身处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我还是很谨慎的，没有用“顺势扩张”这个词。

令箭

李多钰

李多钰，电影观察家、作家、知名媒体人。

虐待、圈禁、爱情与人类文明
。

最近有人倡导“体罚”，让我想起心理学认为有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心理征候，斯德哥尔摩征候，一种起源于人类被奴役天性的征候。

据我有限的观察，一般而言，体罚如果想产生预期中的愉快效果，只有在被罚者斯德哥尔摩征发作的时候才会发生。

大部分时候，体罚并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即使有效果，也是暴力循环的效果，跟施暴者鼓励学习、鼓励上进、积极互动的预期相去甚远。特别是针对儿童的体罚，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暴力惩罚会让儿童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或分歧的正常方式，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从小受过体罚的人会乐于用暴力解决问题，甚至在长大后仍赞同乃至推崇体罚。

关于斯德哥尔摩征候：暴力+市恩+封闭=极权乐园

而上述积极回应暴力的斯德哥尔摩征候（以下简称斯征），一般认为，其发现源于1973年发生于斯德哥尔摩的一次银行劫案。

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意图抢劫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结果失败，就劫持了四名银行职员做人质。在劫持的六天中，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也时不时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如此一来，这四名人质后来竟然抗拒政府的营救努力，此后还不断对绑匪表示怜悯，甚至为绑匪筹措辩护资金，而其中一名女性，后来与其中一位绑匪在服刑期间订婚。

社会科学家们对此十分好奇，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被掳者之间这种奇特的情感关系，到底是一宗特例，还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研究显示，这种心理反应令人惊讶的普遍。于是研究者称之为“斯征”。这种征候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范围包括集中营的囚犯、战争囚犯、娼妓、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征。

首先，受俘者必须真正感受到绑匪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其次，在遭挟持的过程中，被绑的人必须辨认出绑匪可能施予一些小恩惠的举动；

再次，除了绑匪的看法之外，受俘者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

最后，受俘者必须相信逃离是不可能的事。

我并非心理学者，上述对斯征的解释都是贩卖。我自己对这种征候有一个简单粗暴的理解：

暴力+市恩+封闭，就可以制造一个极权的乐园。

处身其间的人，会对暴力产生崇拜和移情，会自觉把自己当做极权的一部分，甘心为其服务。反之，如果暴力缺少了市恩和封闭的任何一项，则很难形成斯征效果，也即很难达成受暴者对暴力的认同。

“斯征”的文明史：前现代的统治心理基础

这种征候远不止于专业意见中所谓集中营的囚犯、战争囚犯、娼妓、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这些都太客气了，给人一种必须置于极端情境的边缘亚文化的感觉。我个人以为，斯征（或更准确地说，斯征的产生原因——人类被奴役的天性）存在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师生之间、君臣之间、家族之间、公司之中、组织之内、甚至国家体制当中。

这种征候有大量的历史轶闻和社会新闻可以佐证。不过那些真实事件因其真实往往过于可怖，按照我的个人喜好，我更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些影视材料来感受。

在影视史当中，有大量影像材料展现导演编剧们对人类这一奇特征候的不同侧面的思考。

比如说，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甄嬛传》以及一切后宫戏，现代人看得津津有味，但是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女人被囚禁在后宫中如此悲惨还要拿美丽做武器斗来斗去渴望得到皇上的宠幸”。

你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当然很难理解后宫女人的心理。后宫女人绝对符合斯征形成的典型环境：封闭的无法逃脱的、充满暴力阴影的、符合某种皇上的喜好就会得到恩赐的……

假使把任何一个现代女人扔进这样的环境中，并且让她以为绝对没有办法逃脱，她也会很快对皇上产生斯征。《步步惊心》作为一部穿越剧，在这一点上做的剧情安排是符合斯征发生规律的——一位现代女性穿越到清朝后宫变成若曦，她最终爱上的也是那个暴君，而不是相对温和的八阿哥。

假如一位现代男性被扔进这样的环境中做皇帝，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统治术是否足够，只要掌握“控制军权、恩威并施”八个字就足够让臣民产生普遍的斯征。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成功的君主，都是天生的心理学家，自带斯征的掌控模式。

从奴隶到封建社会，其所依赖的统治心理学基础都可以说是“斯征”。生杀予夺的暴力+市恩（不同程度的人身权力）+封闭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中，任何体制的维护者，其实同时也是体制的受害者。反之，被体制迫害的人有时或多或少也会成为体制的辩护者。这也解释了那些层出不穷的造反者，为什么最终也成为暴力体制的下一个缔造者。

现代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基因，开放解决了人类对封闭社会出路的恐惧。发现新的殖民地、新的大陆，可以去别处生活，这些从根本上瓦解了中世纪生杀予夺的封闭式统治根基。然后，人们在新的殖民地上依靠契约而非市恩生活，最终瓦解了斯征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

现代社会中的碎片化“斯征”——盒装美人

虽然政体中的斯征已经逐渐淡出人类的政治主流，但是斯征在现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并未消失。

比如说家庭暴力。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代言电影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冯远征演家暴的施方，梅婷演受方。这部戏至今还是国内反对家暴的经典。冯远征为什么不让梅婷跟陌生人说话？因为制造封闭环境才能制造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旦解开封闭，斯德哥尔摩的魔力也就解除了。

1990年，阿尔莫多瓦那部著名的虐恋电影《捆着我绑着我》面世，用一种轻松的格调展现了两性情感中的斯征。男主说：“我绑架你是为了让你有机会了解我，因为我敢肯定你会爱上我，正如我已爱上了你。”

男性在人类婚姻史中，因为体力的强大，确实常常居于这样的控制地位。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他们十分顺理成章地制订了各种圈禁女人的办法。这种圈禁全部是以爱的名义进行的。直到现在，地球上仍不乏这样以圈禁女性为乐的地区，尽管在开放的互联网时代，圈禁已经越来越困难，女性也越来越难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他们还是不惜以暴力来维护他们的性乐趣。

在此不得不提到1993年的一部虐恋电影《盒装美人》（Boxing Helena）。一位外科医院的院长尼克凯伦诺单恋美艳女子海伦娜，为了得到她，尼克设下圈套，将她圈禁起来，最后将她的四肢都截掉，海伦娜只能坐在箱子里，像个皇后般被尼克服侍着……这部貌似变态的电影，其实有意无意地隐喻了男人占有女人的历史真实——不让她们工作、不让她们接触异性、不让她们自由行走、不让她们穿着暴露，甚至裹脚、割礼……以爱为名，人们对制造斯征乐此不疲。

进入大众文化的虐恋与“斯征”：体罚早已深入教育体制腠理

最近一部最受关注的虐恋电影是《五十度灰》。很多电影专家认为，从虐恋电影历史来看，这部电影根本没有价值，很烂。但是它之所以风行，并非因为它的内容刁钻深刻，只是因为它把虐恋拉进了大众文化的视野。跟以往虐恋电影边缘、小众的选题相比，它把视角放在公司白领的视角来讲述，才是形成流行文化层面对虐恋围观的主因。一个霸道总裁，有一种特殊的性癖好，这已经足够那些喜欢“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读者惊叫了。

当然，两性之间的恋爱方式，只要不涉及人身危害，属于个体自由，不一定会达到斯征的程度。

不过，据我观察，当下，因为某些奇特的原因，在号称现代化的公司和组织中，即使没有“五十度灰”，被虐狂的症状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说，越是声称被工作虐成狗的人，越是不会辞职。人们甚至常常要熬到跳楼才能从被虐中解脱。因为大公司和大组织有时候会形成一种“封建”效果，特别是在垄断型的企业和机构。

我因此怀疑，如果说到推行体罚，假如在某些垄断型公司或政府部门推行体罚，接受度恐怕也要比在学校推行体罚更高呢。毕竟，按照斯征产生的封闭特征来看，学校可以转，槽却不好跳。

好吧，我说错了，其实，学校也越来越不好转。所以说，体罚如果能够推行下去，一定是因为学位紧俏，而不是体罚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再进一步说，体罚有什么必要在学校推行呢？现在学校的学生不是天天在接受作业的“体罚”吗？而且，越是难进的学校，作业的“体罚”量就越高。以至于那些重点学校的学生，很多也像大型国企或政府机构的员工一样，因为无处可逃，所以产生了由衷的被虐自豪感，比补课、比考试、比分数、比排名……即使不用体罚，他们已经接近“斯征”了。

那些想推行体罚的人，你们真的这么期待得到一群更加奴性的教育成果吗？你们真的期待学生们在体罚下欢快地呻吟吗？

令箭

蔡孟翰

出身南朝，学本洙泗，志在天下，浪迹四海，思想既东且西，观点亦左亦右。目前委身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任副教授。

全盘西化只是中国制造的山寨日本史

全盘错误的日本认识

在两岸三地今天，一般对日本的认识，通常是在所谓的“日本人论”与全盘西化论的笼罩之下，但这两种论述都是破洞百出，全盘西化论尤其荒诞不经，甚至夸张点说是中国独有土法炼钢的“知识”而已。所谓“日本人论”是以国民性或民族性来理解日本的思想与文化，而且假设国民性是本质与先验的，而非随着历史时间而变动不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虽然曾经风行一时，但今天在欧美学术界的日本研究专业里，完全过时，已经弃之如敝屣，通常就是列在“日本人论”（Nihonjin-ron）或“日本特殊论”（Japanese Uniqueness）之内的参考文献而已，聊供批判，没人会天真地以此来认识日本。

有趣的是，中文世界绝大多数的作者与读者，却是依旧乐此不疲，与日本不少右派人士如安倍晋三同声共气。然而，很少中文读者知道《日本人论》在日本渊源于江户时代的国学派；而国学派强烈反对当时主宰日本的儒学与中国文化，所以，建构一个原始的、神秘的日本，强调声音（やまとことば/大和言叶）先于汉字(这其实就是简体字与汉字罗马拼音化的雏形理论)，心情高于义理，“和意”优于“汉意”的文化与文学论述。因此，“日本人论”的原型就是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许，两岸三地的作者读者喜爱“日本人论”，可能是心里无意识地爱上“日本人论”中潜在的反中国底流，这同时与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蔚为主流，已成正统思想的反中国传统主义高度合拍。

与此息息相关，则是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唾弃传统，进行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建设了现代民族/国民国家。这样的认识，虽带有批判日本后来侵略中国与亚洲各国的意味，值得嘉许，但主要还是赞扬日本勇于西化，勇于摆脱传统的约束，成功地蜕变为现代国家，言外之意，是值得中国效仿日本的全盘西化。但这样的认识除了很接地气以外，更是迎合现代中国反传统思想的口味，说穿了，就是大错特错而已。在欧美的日本研究专业，在日本学术界没有这种认识。再夸张地说一次，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只是中国制造的山寨日本史。

在此，就暂举一例示范，其他留待他日，有机会再一一点破，现在就谈谈已经喧腾于众口的“脱亚入欧”。首先，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日本，到底可不可以从全盘西化与脱亚入欧来理解。其次，脱亚入欧是不是战前日本明确声称的国家政策与战略。脱亚入欧一词，据说来自日本西化急先锋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但其实这一四个汉字的词，出现在明治十八年（1885）3月16日福泽谕吉创办的《时事新报》社论里。不过，这篇社论并没有署名，所以，现在日本学术界对于谁是作者仍有疑义。但最关键的是，根据平山洋的研究，这篇社论在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反响，直到昭和八年（1933），收录在石河干明编的《续福泽全集》里，有长达48年，无人提及。之后，经过18年，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才又有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在一篇论文中提起。

请稍微试想一下，一篇名不见经传，作者阙名，无人提及的社论，怎会是日本战前的国家政策与策略呢？怎会是日本社会自觉的文化取向？这最多只能是后来学者个人对战前日本的历史诠释而已。以上所说，不用看专业学术论文，故意全部取自日文维基百科全书的脱亚论一条，这条写得非常详尽，方便读者自己看看。

由此可见一般中文作者读者的认识与日本的常识相差有多远，简直就是天南地北了。2001年我在东京三田的庆应大学就已经听了一场讲座，将脱亚入欧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头头是道，而且开玩笑地说，《时事新报》社论的脱亚入欧说法，不外是想借着危言耸听，提升报纸销售量（用现在互联网的语言就是标题党拼点击率嘛），可是效果不彰，正是与日本政界以及社会主流想法背道而驰的结果。

日本自发的现代化

那么，在欧美日本研究专业与日本学术界是如何理解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现代史呢？当然不是说明治维新以来没有西化，没有与英国结盟，没有侵略亚洲，而是对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更落实地考察从江户日本到明治日本到底有何关联，连续抑或断裂，更细腻地审视日本的现代化与日本传统关系为何，而不是鲁莽灭裂，一刀两断的处理，因为这不但不符合日本史实，亦非学者该有的研究态度。就先从影响日本战后学术界巨大，引领日本政治学学界，原东京大学法学院东亚政治思想史讲座教授、自由主义大师丸山真男的诠释说起。

丸山从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推出日本自发现代化的说法，更是影响战后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欧美的日本研究，甚至连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里的英国剑桥学派三大师之一约翰·邓恩（John Dunn）与我聊天时，都坦诚受到丸山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启发。其实，丸山的日本自发现代化说法，在哈佛学派费正清还没提出“冲击与反应”的说法时，就已经扬弃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架构，另起炉灶，提出日本/东亚中心论，早于孔飞力等人以中国中心论克服“冲击与回应”的架构，最少三四十年！

丸山在二战期间分别在1940年、1941年与1943年刊登的三篇论文，在1952年勒为一册，出版题名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注1）一书。丸山真男提出日本走向现代化，可以上溯到江户儒者荻生徂徕（1666—1728）对朱子学的解构，促成政治与道德二分，代表现代化的“作为”思维兴起，对抗中古的“自然”思想，形成日本自发的现代思维。然而，18世纪末，德川幕府推动所谓宽政异学之禁（1790），使得“自然”思维的朱子学再度君临日本。之后，由所谓的后期水户学，以本导论上篇提到会泽正志斋《新论》为代表的“自然”思维，再经由开启倒幕活动长洲藩尊王攘夷的吉田松阴，严重扭曲腐蚀日本的现代思维，正是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的根源。在丸山的诠释里，他批判朱子学，但肯定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学派儒学，所以，在此可以看到他对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的诠释——两种儒学思维样式的持续格斗，日本的现代化既是自发于江户时期，亦是后来走入歧途的原因，明治时期的现代化可说是徂徕学的延续与转型，明治时期的反动势力就是朱子学影响下后期水户学的变型与走调。

从丸山的历史诠释，无论如何，便知道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不但传统与现代没有断裂，儒学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亦为战前日本现代国家的核心，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全盘西化。此前，在日本多所名校教过书，主要在东北大学任教，该校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思想史的重镇，亦曾经来过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当客座教授的源了圆，在1972年出版的《德川合理思想的系谱》（注2）一书中，以合理思想来掌握江户朱子学的某些性质。据他分析，江户朱子学，从林罗山开始，便不是走“理先气后”的思路，而是“气之理”，因此有浓厚经验主义的合理思想，并将此合理性与现代性中的理性化连接上，书写江户时期合理思想的发展与流变，以此挑战丸山真男对朱子学的恶评。尽管如此，这并非试图推翻丸山的日本现代化自发说，而是以经验主义的合理思想/理性化补充丸山的现代化构图，部分修正丸山对朱子的诠释，丰富了我们对江户思想史的认知。

近来，更有两位日本学者小仓纪藏与田中秀树，再度试图挑战丸山对日本江户明治政治思想史的诠释，主要仍是在对朱子学的解释与评价。京都大学教授小仓纪藏在其书《朱子学化的近代日本》（注3）中，他主张日本真正的朱子学化，不是在江户时期，而是到了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才可说是朱子学化。他的诠释主要是在认定朱子学的核心是在建立一个有道德主体的人，可是他认为在江户日本，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主体性，而是活在日本式的网络（network）社会。这个网络社会，有三个特色：“我的非中心性”、“我的散在性”以及“我的非人间（人类）性”。在这样的网络社会，据他而言，无法拥有现代的主体性，因此，不能出现现代的个人。反而是到了明治时期，一方面由倡导一君万民的朱子学学者，另一方面由主张自由民权者实际上试图塑造爱国主义的现代国民（并非真正反对儒学），再从各方面打破江户时代封建体制的网络社会，才终于建立真正现代个人的主体性。

另一位学者，田中秀树2015年出版他在京都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书名为《朱子学的时代：治者的“主体”形成的思想》（注4），在此书，他继承丸山真男、源了圆对中日朱子学的比较，一样得出相当雷同的结论：日本江户时期后期朱子学的发展，已经具有现代政治的特质，为日后的政治改革已经铺好路；中国则否，中国无法或没有自发启动现代化。田中先研究朱子的政治思想，以朱子的君主论为中心，发现朱子将君主视为“心”，将百官视为“身体”，形成朱子的国家有机体说，与当时宋代富弼与司马光好用君为元首，百官为股肱的国家有机体说，略有不同。

在富弼与司马光的类比是主张君臣共治，朱子虽然亦有此意，但朱子同时更强调作为心的君，乃是主宰身体，因此需要诚意正心。但这里的诚意正心不能理解为对君主权力的限制，而是对君主德行的要求。这个要求亦是政治性的要求，并非单纯的个人道德修养，因为君主诚意正心，作为“心”的君主，才能有效指挥作为“身体”的百官，这要求是要君主充分扮演国家有机论中“心”的角色。如此一来，国家才会有“纪纲”。

在此，田中的说法，明确质疑丸山真男将朱子的政治思想视为“个人道德与政治的连续”，因为，朱子要求君主诚意正心的前提，是他的君主为心的国家有机体说，并非单纯认为个人道德能达成治国平天下。同时，正因为如此，他也反对余英时主张朱子的君主观已经是虚君元首，因为，朱子的君主观是在国家有机论中，心乃宰制身体，并非虚位。尽管如此，田中承认朱子君主观是有双义性，于是在书中后半部，试图论证朱子双重君主观在中日两国的流变，既可以是前现代的专制君主，如同清代中国；亦可以是容易走向议会制度的君臣共治，见于江户日本。田中对朱子政治思想的中日比较分析，可说是极具启发，非常鞭辟入里。

他接着以尾张藩（今名古屋）朱子学学者石川香山（1736—1810）的《陆宣公全集释义》与张佩芳（1732—1793）《唐陆宣公翰苑集注》为主，比较在18世纪末中日两国，对唐代名相陆贽（754—805）奏议集《陆宣公奏议》的诠释。他发现两者在注释，表面上非常相似，都是善用考证学，旁征博引解释字句，虽然，石川香山注释更加详细。不过，最大的差别在从张佩芳的注释，完全看不到对时局的“紧迫感”，不像石川香山在书中整体透露对“时势的危机意识”，更因此而展示政治改革的意志以及呈现“关于国家统治的主体意识”——亦即范仲淹的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简单说，就是石川香山的注释继承宋代君臣共治的理念，进一步发挥朱子政治思想中的这一维度，而在清代中国的情况，便是乾隆皇帝所说的“我朝家法，乾纲独断”，强化了君主专制的这一面，张佩芳的注释很遗憾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

日本在江户后期的政治文化的象征是“会读”，诸侯与其臣下排除身份差异，一起阅读，多数是儒家经史，特别是朱子学赞赏的书籍，如幕末佐贺藩，就有以北宋范祖禹《唐鉴》为读本的会读。这样的情况在江户后期以来逐渐普遍，而且加上上述如石川香山的注释，其中所透露政治改革意志的呈现，在政治上对“公议公论”的重视，可说已经相当广泛而深入人心。也难怪幕末朱子学学者横井小楠在《国是七条》里会呼吁“大开言路，令天下为公共之政”，所以后来在明治维新时的《五个条御誓文》才又有“广兴会议，以公论决万机”的说法呼应此前的横井小楠。

至此，不言而喻，丸山真男对荻生徂徕所带来思想巨变的判断即使是正确无误，他对朱子学在日本后来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的认识，却是严重不足，亦失于过度片面与负面；朱子学对日本现代化贡献如非至巨，亦不输徂徕学，虽然我个人，如同丸山真男，十分心仪荻生徂徕与看重徂徕学，亦不得不如此承认朱子学的贡献与在明治日本的地位。因此，在日本与欧美学界，争执的重点绝对不是在儒学有无影响或促进日本的现代化，不是传统能不能开出现代化这些议题，而是那些儒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与后来成功地建设现代国家做出贡献，以及又如何使得日本在明治以后走入歧途。立教大学法学院教授松田宏一郎，他的《三多利学艺奖》得奖著作，其标题便是《从江户知识到明治政治》，这个标题非常中性，并且言简意赅地概括以上这一段历史。接下来，回到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再一起来看看赖山阳如何在《日本外史》中，继承与展开朱子的史学以及政治思想。

朱子学与赖山阳《日本外史》

赖山阳的父亲赖春水（1746—1816）不但是著名的朱子学学者，还感化号称“宽政三博士”的古贺精里、尾藤二洲、柴野栗山由徂徕学的古文辞学派转向朱子学，之后更一起策划说服幕府老中松平定信（1759—1829），将幕府官学规定为朱子学，禁止其他儒学学派，亦即前述的宽政异学之禁（1790）。这在日本全国，虽无强制性，但依然起了风吹草偃的示范作用。朱子学在宽政异学之禁以前，虽是幕府官学昌平坂学问所的主流，但其他儒学学派仍是准许学习，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状况，几近百家争鸣。

因此，在其他诸侯领内的藩校，更有不少以朱子学以外的儒学学派为主要的教学纲领。比如说，后来倒幕不遗余力的急先锋——长洲藩，从藩校明伦堂创立伊始（1719），就是以徂徕学为主，因为第一代学头（校长）山县周南（1687—1752）就是荻生徂徕门下著名的高徒之一。到了天保六年（1835）第九代的学头山县太华（1781—1866，山县周南的后代），虽然一开始在明伦堂学习时是徂徕学，后来到江户进入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便由徂徕学转向朱子学，反映了宽政异学之禁的效果。

不过，赖山阳在当时甚至今日，不少人都不认为他继承父亲的朱子学，而只是一名才华洋溢却品行不良的文人。虽然赖山阳文笔汪洋恣肆，闻名日本，在19世纪末还曾扬名东亚，但多数人认为与朱子学终究无甚关联。最近在受到前东京大学法学院东亚政治思想史讲座教授渡边浩美誉的《赖山阳的思想》一书中，作者滨野靖一郎关于赖山阳与朱子学的关系，亦是仅仅寥寥数笔带过，亦维持了这样的认识。然而，这样的认识正确吗？我以为忽视赖山阳与朱子学的关系，造成对理解赖山阳的思想学术文章会有不小的扭曲，但要厘清赖山阳与朱子学的关系，则需要重新认知他所处的江户日本的政治与思想脉络（contexts）。

在上篇，我已经刻画在江户日本并没有“天皇”与“将军”的政治等差格局，而毋宁是，“禁里”与“大君”或“公方”相当异于儒家的另类政治关系，因此，这与儒家所认知的理应如此的政治关系极其不同；朱子学相较于徂徕学，对这一个日本政治现实与儒家认为应当的政治关系之间的巨大落差，耿耿于怀，所以，一直试图扭转改变政治现实。

在此文篇已经交代现代日本学者如何看待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日本从江户到明治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虽然不是没有争议。赖山阳生长在朱子学学者赖春水家里，在一个朱子学被拱为正统思想学问的年代成长，在一个大川真所谓的“狂叫正名的思想空间”中著书写作，他的著作如《日本外史》该如何定位呢？

当时众人就指责非议赖山阳，除了没有留在安艺（广岛）藩继承父亲赖春水的儒学教谕一职，在学问上亦没有克绍箕裘，再加上年少时在江户放荡不羁，之后又有一度脱藩，失踪逃离到京都的荒唐劣迹，使得赖家的地位在广岛藩一度危急，最后藩主浅野齐贤爱才惜才，认定赖山阳发疯为其脱罪，将事件大事化小。此后世间一直颇有视赖山阳为不孝子，一名轻薄的文人，更不消说赖山阳后来在京都时常出入岛原，流连游郭。此外，赖山阳精于诗书画，书画皆相当有造诣，绝非泛泛之辈，其《日本乐府》一书脍炙人口，说是江户日本两百多年的大文豪，亦非过誉。总之，赖山阳与一般朱子学那种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形象，动辄诚意正心，天理人欲云云，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后来，赖山阳在《跋先君学统论》（注5）曾面对这些疑问责难而自我辩解，他说：“世或谓襄背家学，不甚信洛闽，襄曰：唯甚信，故有所不甚信，以其有所不甚信，可以知其所甚信之非私也。”赖山阳并没有继续说明程朱之学的什么是他很相信，什么是他很不相信。但他说：“然于先君作此论之大旨，誓不舛盭。”在此大旨是什么呢？在文章开始，他就提到《学统论》的大旨，他说：“盖士大夫之学，异于野人，政治风俗系焉，所谓可与知者言，难为俗人道者也。”为何政治风俗系于士大夫之学，他没明说，因为他说只能与知道的人说，很难说给俗人听。无论如何，赖山阳认为他并没有违背他父亲的思想学问，他其实是延续他父亲的遗志，只是一般俗人不懂而已。他满腹的委屈与对父亲的愧疚，在文末一表无遗，他说：“校刊遗文春水遗稿，覩手书稿本，揽涕书此。”一句“揽涕书此”，可见他的委屈与愧疚，全文同时亦可见赖山阳的反省与自负。

赖春水在其文《学统论》（注6）中解释为何学校的教学要定于一尊，他的解释非常值得寻味，他承认不管是学问或武艺都有很多流派，有很多流派并没有何不好。他承认没有不好，但“及其整旅行师也，为之将帅一人而已”，这个比喻透露赖春水主张定于一尊，主要是要准备日本应付即将到来挑战——战争，因为在打仗时，不能有数位将帅发号军令，那要听谁的呢，所以，他说：“夫师之必一将帅。”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发号军令的将帅。这样的日本亦是一个军事化一体化的日本。

这点暗符上述田中秀树对石川香山的诠释——他的《陆宣公全集释义》有一种强烈政治改革的意向以及对时局的迫切感。于是，非常值得瞩目的是学统的统在此，不是正统论的统或道统的统，不是谱牒上统的概念，毋宁是统合的统。这点可说是从朱子学岐出的发展，亦是赖春水虽然排斥徂徕学，实际上已经受到徂徕学安天下导向的影响，而亦为后来所谓后期水户学代表会泽正志斋国体论的“祭政一致”，提前垫下社会基础与打好思想准备。

赖春水接着非常简要解释为何独尊程朱之学，他说：“独取程朱，断然斥其他何歟。本天道，主人伦，本末兼备，传之无弊。”他说因为程朱之学“本天道，主人伦，本末兼备”。换句话说，赖山阳认为他一生的志业，没有违背他父亲在此文此处捻出的大旨——“本天道，主人伦，本末兼备”。这里赖春水不说朱子学里的天理，而是另外使用天道，非常有深意，这样的思想变化亦常见于江户后期的儒学，如赖春水的朱子学，其实是后徂徕学的朱子学，也就是已经接受徂徕学洗礼的朱子学。所以，赖春水深知并且部分接受徂徕学对天理，特别是理的批判。荻生徂徕在《辨道》里，就说“理无形，故无准，如理学者流”，又说“天理人欲可谓精微矣，然亦无准也”，结论是“先王孔子皆无是言，宋儒造之”。简单说就是天理这个词，先王孔子都没说过，这是宋儒编造出来的。因此，赖春水不说天理，而是天道。

因而，赖春水所说的“本天道”的“天道”，出于《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天道是古语，非“宋儒所造”。是故，“本天道”的“道”，实则可以解为荻生徂徕在《辨道》中说的“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赖春水的“道”同样是“安天下之道”，正是如此，赖春水才会以关于国之大事的军队将帅号令出于一为譬喻，来辩护宽政异学之禁。

令箭

然而，荻生徂徕接着说：“先王之道，先王所造，非天地自然之道也。”这是朱子学学者最不能接受的说法，这里亦即丸山真男提炼出“作为”相对“自然”的一组概念之所在，进而以此一组概念诠释徂徕学与朱子学的差异。赖春水亦不例外，而不能接受的理由，一则是后徂徕学的朱子学仍没有完全扬弃天理的说法，所以在赖春水的“天道”背后，实则仍有若干的天理观。

但，窃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亦是非常政治的原因，乃是朱子学学者认为的“人伦”是天理，是亘古不变的，不是历史上的某人可以造出来的，尤其是，日本朱子学学者试图正名江户日本的政治乱象与怪圈，恢复到他们认为的天经地义——以天皇为君，幕府与诸侯为臣的君臣关系。因此，一旦接受“道”是如同荻生徂徕所说“先王所造”，那么如果德川家康被看成“先王”，如此一来，他们试图正名改造江户日本的政治秩序，其大义（justification）就会被掏空而无所依据。因为，在“先王所造”的道之下，江户日本的政治秩序，完全可以看成正统或正当的。实际上，荻生徂徕的“先王所造”与他由衷拥护德川政权及其代表的三代封建，实为一体两面；徂徕学学者大多亦复如此，如荻生徂徕第一高徒太宰春台与第二高徒服部南郭。

因此，在《学统论》中“主人伦”，就是正名，就是将日本紊乱的政治秩序以正名的方式纠正，回归到本于“天道”的“人伦”——从禁里与公仪恢复到天皇与幕府，这当然是隐微地（esoterically）颠覆当时政治秩序的想法，所以赖山阳当然说不能与俗人说了。从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即可以看到他整个立论是建立在朱子《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之上，因此，赖山阳的企图便是在“主人伦”。而赖山阳毕生倾力于《日本外史》的写作，其中坚持“人伦”的政治名分以外，对上下近乎千年武家的战役细腻描述，不外是为了凝聚对“日本”的效忠，激发日本的武国精神，再造武士道，重新建设一个高度军事化的日本，以便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

在《日本外史·外史例言》第三条：“署正记，前后记者，以示名分不可混。”“名分”就是赖春水的“主人伦”；在《日本外史目次》中，有源氏正记、新田氏正记、足利氏正记、德川氏正记。源氏、足利氏、德川氏，三者皆有征夷大将军之封号，列为正记理所当然，但织田氏、丰臣氏重新统一日本，如此丰功伟业，却只是列为德川氏前记而已，武田氏、上杉氏犹如军神，不过是足利氏后记。然而，新田氏既无征夷大将军的封号，又无统一日本之实，何德何能，为何赖山阳在此赋予新田氏等同源氏、足利氏、德川氏的正记地位呢？

赖山阳的理由，便是新田氏辅佐日本南北朝分裂时期的南朝，才是正统，北朝不是。在江户时代伊始，朱子学学者如林罗山父子孙三代，奉幕府之名，编纂的《本朝通鉴》，便采取南北朝年号并立。另外，前期水户学编纂的《大日本史》，明确以南朝为正统，影响赖山阳甚大。一般而言，朱子学学者在南北朝的正闰问题上，皆倾向朱子的名分史观，以南朝为正，以北朝为闰。后来的赖山阳同样认为南朝虽然弱小，虽然后来并入北朝，才是不折不扣的正统。因此，一个正统的南朝，便有一个等同其他征夷大将军的新田氏，而不以成败论之，此正是《日本外史·新田氏正记》外史氏曰：“是宁可以成败论也。”这就是赖山阳充分显示他的史学与政治思想渊源于朱子的地方，这就是他认为继承父亲赖春水志业的原因。

朱子的《资治通鉴纲目》虽然继承北宋欧阳修、司马光以来的正统之辨，但对何为正统采取更加严格的名分条件，对成败更加不措意，于是在三国，魏蜀吴何者为正统的问题上，与司马光《资治通鉴》相左。在《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目录》，在正统一条之下，朱子说：“凡正统，谓周（以下小字略去），秦（以下小字略去），汉(以下小字：自建安二十五年以后，黜魏年而系汉统，与司马氏异)，晋（以下小字略去），隋（以下小字略去），唐（以下小字略去）。”朱子以蜀汉为正统，系于汉统，尽管蜀汉偏安一隅，而非掩有天下之泰半。这就是朱子的名分史观。

在《资治通鉴纲目》卷十四，庚子（220）一条之下，有小字：“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凡僭国一。”依朱子看来，魏就是僭国，何谓僭国？在《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目录》的定义是“僭国，谓趁乱篡位，或据土者。（以下小字）如汉之魏，吴”。隔年，辛丑（221）一条，“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下小字）魏黄初二年”。同条后有“夏，四月，汉中王即皇帝位”。再次，明确以蜀汉系汉统，以魏为僭国，这种史笔就是朱子的史学与政治思想中的名分观。赖山阳在《日本外史》列新田氏为正记，视南朝为正统，即是效法朱子，如法炮制，深得朱子之意，这点应该毫无异议了。

在《日本外史·外史例言》第十一条，“此书倣史记世家，而详略迥异，犹包三国诸臣传于曹刘孙语中”，这里赖山阳告诉读者《日本外史》是以司马迁《史记》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的世家与列传抟合为一。其次，这亦清楚点出德川、足利、新田、源这些政权是世家而已，低于帝系的本纪。此处再度暗示禁里——天皇为尊，大君——将军为卑。其三，交代赖山阳，在诗文集以外，其他学术与著作的整体计划。若《日本外史》如同世家与列传，赖山阳的《日本政记》便是本纪，而《新策》与《通议》则为八书。其实，讨论赖山阳的思想学术，不能不同时以此史记架构参看此四部书，再佐以诗文集，否则，难免偏差不明。

比如，百多年来学者世人仅以尊王史家视赖山阳，或仅仅以文人、文豪看待他，虽然不舛，亦仍孚实，但对掌握赖山阳的史学与政治思想明显不足。这个不足在近来前述提到滨野靖一郎的《赖山阳的思想》一书当中，充分利用赖山阳的《通议》，以此为基础，再结合《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史论的部分，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诠释。他认为赖山阳建构了日本现代的政治学；这样的提法可以看成丸山真男诠释的余流。

在赖山阳《通议》中一起手，先后几章详论势、权、机与利，《赖山阳的思想》一书胪列在这几个概念上，对赖山阳有影响的中日各家之后，检讨赖山阳对中日各家的继承与批判，同时注意到赖山阳使用这些概念考察日本的政治与制度史，以及如何作为赖山阳史论的核心概念。因此，滨野认为以尊王论或文人来理解赖山阳是不正确的。诚然，过去对赖山阳《通议》中政治理论的展开忽略实在过分长久，但现在滨野的说法却又未免矫枉过正。

赖山阳在《通议》里的论势、权、机与利，形成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一种以国家理性为思考的政治论述，十分精彩，亦的确是他论史论政的主要概念与所依据的理论。然而如我在导读上篇以及此篇里所欲厘清的政治与思想脉络，赖山阳处心积虑试图以正名的手段与朱子的名分观念，进行政治变革，想象出一个一君万民效忠牺牲奉献的“日本”。

这，对于理解赖山阳则更为重要，因此，赖山阳的政治现实主义与国家理性的政治论述，必须置放在这些脉络与赖山阳的企图或动机中，意义才能更彰显出来。合而论之，赖山阳的政治思想，或许有些时空倒错的用词，如果不要有太强烈的历史洁癖的话，可说是接近现在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所提倡的道义现实主义。

赖山阳的现实主义其实亦非与朱子学不相容，甚至可以说，是朱子思想的延伸，因为在朱子那里本来就有相当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朱子语录》卷一零八，朱子说：“封建只是历代循袭，势不容已，柳子厚亦说得是。”同卷，又说：“封建实是不可行。”由此可见，朱子对理势、理气的认识非常细腻。朱子赞成郡县，反对封建，亦与赖山阳所折服的柳宗元与北宋三苏殊途同归，因此，实可将赖山阳的政治思想与史论，视为整合朱子与柳苏两系的后续发展，而不是矛盾重重的复合体。

赖山阳的道义现实主义，自然是基于朱子学，以尊王攘夷为诉求的大义名分，进行建构“日本”为效忠牺牲奉献之对象，再佐以“势权机利”的现实主义，在坚持理念的同时，又不失对现实的掌握与回应；理解赖山阳的道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不可本末倒置，忘却他的“道义”是第一义，他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工具理性，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大概就是颠倒两者次序，忘却大义名分的本义，导致东亚生灵涂炭，致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伟业毁于一旦。

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系教授小岛毅，在其书《靖国史观——重读日本思想》（注7）中，提醒读者“大义名分”一词四个字，其实中国日本过去没有，而是幕末以来出现的新词，此前，只有“大义”与“名分”分开使用。不过，小岛毅并没有找到大义名分此新词的出处。窃以为大义名分一词的出处，最有可能来自幕末众人熟读《日本外史》的结果，此话怎说呢？在《日本外史》一开头收录赖山阳写给松平定信谢恩书信中，提到“至大义所系，必用特书”。随后，在《日本外史·外史例言》第三条，前面已经有引用，提到“以示名分不可混也”。所以，读来久而久之，便容易自然而然浮现“大义名分”一词。这起码是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谈。

行文至此，已经将赖山阳的思想与《日本外史》的性质大致交代清楚，特别是解释当赖山阳在写《日本外史》时，他到底试图在政治上达成什么目的或打什么算盘。接下来，在《日本外史》导读·下篇将针对《日本外史》的具体内容，文字与史实进一步枚举分析，并指出为何《日本外史》得以风靡日本。之后，再检讨《日本外史》在幕末以来流传的情况以及其影响。最后，将言及《日本外史》的几个版本与这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订日本外史》。

令箭

张丰

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那些怀念体罚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高一那年，我的理想是读理科，考清华。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我把政治和历史课本都扔掉了。第二学期，来了一位历史老师，非常残暴，喊人站起来回答问题，答不上来的一律站上讲台。男生要挨揍，女生虽然不挨打，但要蹲在讲台上，也非常不堪。更让人震惊的是，即使是校长的女儿，也被拎到讲台上受罚，这种“公平”让人发抖。

那时，媒体还不发达，小县城只能看第二天的中青报，如果是现在，历史老师恐怕要上头条了。在计划生育的中国，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少，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再打孩子了。因此，每当媒体上出现老师责罚孩子，或者少数父母虐待孩子的极端案例出现时，都会深深刺痛父母们的眼睛。在这样的背景下，昨天一篇《中小学应该拥有体罚孩子的权力》的文章引发很大的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虽然落实起来很困难，1952年中央教育部就下发了通知，明文规定“废止体罚或变相体罚”。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和此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一再表示不能体罚。如今重新呼唤“中小学拥有体罚孩子的权力”，有点回归传统的味道。这种呼唤，中小学校长们估计会感到茫然无措，要知道，他们想戒除体罚还做不到呢。

尽管反对暴力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确实有相当多的父母在怀念“体罚”，甚至有不少父母仍在身体力行。当人们怀念体罚时，他们到底是在怀念什么？一种可能是，如今孩子的教育普遍遇到了问题。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以孩子为中心”了，家长和老师们畏手畏脚，这对孩子的成长可能不是好事。另外，“体罚”是中国传统教育（私塾）中的普遍现象，当人们重拾传统文化时，很容易发现这种体罚具有某种魅力。

体罚和暴力当然是两个词，“暴力”就其字面意思来说完全是负面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公然宣称保护暴力。“体罚”貌似是一个中性的词，奖罚分明，挨罚说明有错在先。体罚似乎距离暴力还有一点距离，尽管边界是模糊的，但是人们应该有一个共识，体罚和暴力是不同的。因此上面这篇文章提倡的是一种“适度”的体罚，比如罚站、打手心、打屁股、罚劳动……这样的体罚，似乎对养成孩子的某种规矩具有某种作用。

我们最熟悉的鲁迅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小时候跟着寿镜吾老先生念书，书背不好是要挨戒尺的。胡适小时候贪玩，但他最怕的是他的寡母，被母亲罚跪甚至打骂，是很正常的事。沈从文小时候逃学，被发现后家长和老师都要打他，然后自己搬个板凳到孔夫子像前，俯到上面挨鞭子。成年后，他们回忆起这些体罚，都多少有一种感激，也给人产生一种幻觉，似乎体罚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1949年后，政府在立法层面取消了体罚的合法性，这是几十年进步运动的结果。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种新的父与子的观念逐渐流行，新观念不再把子女视为自己的“私产”，而是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如果我们把孩子看成是和自己平等的，父母天生的权威就会丧失。做出体罚这样的决定，你必须和孩子商量，而小孩当然是拒绝的，谁愿意受苦呢？但是，父母仍然可以进行适当的体罚，有时也以更科学、更民主的方式，比如事先以平等的姿态和孩子打成某种协议：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就不能吃完饭，如能完成，奖励5分钟的玩游戏时间——这时孩子多半要点头同意。最终，父母会把孩子未完成作业，看成是违背了契约，从而认为他是同意体罚的。这是把成年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推广到了孩子身上，不管孩子是否开心，反正自己的罪恶感会大大减轻。

在传统社会，父母拥有对子女的绝对权威，小时候可以打骂，长大后可以决定他的婚姻，在这样的道德社会，“不孝”本身就是一种罪名，是否孝顺，当然由父亲说了算。在传统社会，唯一比父亲地位还高的熟人，就是老师了。父母把孩子送到私塾，必须声明甚至请求老师要严加管教。乡土社会，私塾先生往往是道德和知识权威，甚至还有更实际的权力，他有可能是有功名的人，甚至在某一天会出去做官。他可能认识县太爷，并负责为大家写诉状——老师是高于父亲的，所以他也具备了可以惩罚学生的权利。老师、学生、家长，是同一个社群，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家长会因为自己的孩子被罚而去找老师讲理的，他羞愧还来不及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倍惩罚自己的孩子。

当下的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有不少家长，认可自己可以体罚孩子，但却坚决反对学校的老师来体罚。这在私塾教育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私塾先生与学校老师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断裂。私塾是与“私”联系在一起的，是由一家或几家共同出钱请的老师，老师是家长的代理人，而现代学校，即使是私立学校，它也是和“国家”或“公”联系在一起的。送到学校念书，本质上就是对家长权利的剥夺，孩子将受到国家统一规制的教育，老师不是家长的代理人，而是国家的代理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暴力的国家化，只有国家才能依据法律来惩罚一个公民，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暴力，都是对法律的冒犯。老师是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代理人，却并不是暴力的代理人。如果老师对学生施加暴力，不管家长是否同意，他冒犯的都是“国家权威”，也就是法律。

有人会期望学校有一种温柔的、出于爱的“体罚”，但是，即使是父母，都很难把握体罚和暴力的度。体罚永远都不是爱，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爱所导致的失败。体罚孩子，本身只是父母失控的一种表现，说明说服的努力已经失败。如果体罚不起效果，就会导致轻微的暴力，在这方面，中国不少父母是老手，逾越“体罚”界限的父母比比皆是，但却很少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指望老师会比学生做得更好？法律规定不准体罚学生，但是在学校的体罚仍时有发生，还有那种发动群众孤立孩子的冷暴力，这方面，老师的智慧也并不比家长少。

很多人怀念私塾先生式的惩罚，以为那种仪式感能对孩子是一种好的规训，让孩子懂得规矩，什么可以干，什么绝对不行。其实，在当下的学校，规训与惩罚的方式也相当丰富。现实中，听一些大学教授诉苦，不得不去巴结附中或附小的老师，因为自己的孩子在那些老师“手里”。同行之间是最了解的，教授们知道，如果老师不高兴，等待自己孩子的会是什么。虽然农村留守儿童的命还很贱，但是在大城市，父母已经认识到孩子的宝贵，在“教师”与“家长”这一组关系中，不要说信任，连平等都已荡然无存，这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如今迫在眉睫的，其实是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孩子的保护落到实处，而不是相反，把体罚制度化。

回到本文开头我的个人经历，我对人格侮辱好像没那么敏感，却很怕挨揍，只有在课前抽空借同学的课本猛背——最后，我读了文科，能上大学也多亏了历史成绩。但是，对这样的老师，我却从来没有怀念和感激过。本质上说，历史教科书并不是真理，那些要读理科的人，背这个毫无必要，而且，我也总有点怀疑，这老师是在校长那儿受了气，或者是在分配住房方面感到憋屈，我们只是他的发泄对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