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多亮那首《愤怒的老鸟》有了现实版———“老板，你这个鱼香肉丝里没有鱼呢？”7月16日，鱼香肉丝这道川菜，让来重庆旅游的山西余小姐想不明白为何没有鱼，还以为碰见黑商家，从而拒绝付款。最后，派出所民警介入协调，并向其解释了鱼香肉丝的来历，经劝解余小姐才付款离开。(昨日《重庆晚报》)

如此望文生义，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倘若鱼香肉丝里就应该有鱼，那很多菜就没法解释了。虎皮尖椒上哪儿去找虎皮，如果有这玩意儿，那还是一道家常菜吗？自然，全天下的龙抄手都是伪劣产品，毕竟龙这东西从来就没人见过。这扯得可能有点远，近一点的，口水鸡里没口水，撒尿牛丸亦无尿，否则根本就过不了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关。至于东坡肉、老婆饼、夫妻肺片之类的，我只能说，不带自己吓唬自己的。

余小姐的遭遇使我有两点感受，一是要想体味到美食当中的乐趣，从今往后或许只能靠自己。事实上，鱼香肉丝之所以有这个颇具艺术气息的名字，原因很简单，就是成菜有鱼香味，而这股味道来自泡红辣椒、葱、姜、蒜、糖、盐、酱油等调味品，与鱼无关。像余小姐所述的老家做法，鱼香肉丝可见鱼粒，完全是一种作弊。但不管如何，这次余小姐在鱼香肉丝里没有吃出一点鱼味来，本身说明烹饪手法是失败的。

有人可能要说了，你在就餐环境堪忧的路边饭馆，试图吃上一道正宗的鱼香肉丝，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饭馆的档次当然是一方面，但我以为不是全部。厨师拿鱼冒充鱼香味，除了是一种对技艺不精的掩盖，更代表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功利心。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发现，在外就餐始终有种挥之不去的速食感———行色匆匆的食客等着叫号，优雅的餐厅只是应酬之地，厨师自然也早就没有耐心去雕刻精品。

另一点叫我颇为感慨的是，在这样一个所谓创意经济横行的年代，看一眼鱼香肉丝、龙抄手就会发现，如今大多数产品的命名都考虑不到美感，创业者似乎也没有耐心去酝酿和传达更深刻的内涵。买东西，换个说法就是“淘宝”；弄出个博客的精简版，那就是“微博”；到一个信息集中的平台去搜索你需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形象一点就是“赶集”；而如果你想以最快的时间打到车，那么你需要的是辆“快的”... ...

你瞧，这些命名都再直白不过，的确精准定位了客户的需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败坏了大众的口味，叫他们不再具备想象力，同时也生出一些惰性，即希望所有东西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在眼前。从这个角度说，鱼香肉丝可能只是奇葩问题的开端，对于在社交媒体中长大的新一代，无厘头的困惑还多着呢。（来源/南方都市报，文/小指）

令箭

刘瑜：谢谢收看

我人生中最急中生智的一刻，可能是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那天我又在邻居杨丽丽家看了一晚上电视。先是杨丽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是她妹妹杨萍萍上床睡觉去了，再后来杨爸爸、杨妈妈、杨奶奶全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只有我，6岁的邻居小朋友，还死皮赖脸地坐在他们家客厅的小板凳上，在黑暗中看着一闪一闪的屏幕，目不转睛地看完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电视都困了，深夜的屏幕上猝不及防地打出四个大字：谢谢收看。
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回家去了，一边钻进被窝一边意犹未尽地回味着电视屏幕上的一切。这时候爸爸问我：“你在杨丽丽家都看了什么电视啊？”我思绪翻滚，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于是脑子里灵光一闪，郑重地告诉爸爸：“谢谢收看。”
之后就是我的初中时代，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苍老的时期。那时候，为了传说中金灿灿的未来，我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变态哲学，这一哲学最重大的表现就是不看电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啪，开始看书做习题。啪啪啪，做完了一切习题之后心满意足地睡去。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房间里《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笑傲江湖》《六个梦》等经典电视剧却在如泣如诉地上演。
上大学以后住宿舍，听电视都不可能了。其间电视上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每年寒暑假回去，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剧里一个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给劈了个窟窿，我就接近崩溃了。什么啊，不就是个“武林至尊”的地位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电视剧，这么多演员，还没分出高下啊。
到2000年年末，在纽约一个小公寓里再打开电视时，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不爱看电视了。外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不好看。美剧分为午间的和晚间的两类。午间的就是美式琼瑶剧——总有一个男青年的爸爸不是他亲爸爸，总有一个女青年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总有一个好人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总有一个坏人最后变成好人。晚间的电视剧就是美式武打剧——破案。当然了，美式破案剧比中式武打剧还是稍微人道一点，基本上没有考验神经的“号啕”片段。中国的电视剧，无论武打剧、家庭剧、破案剧、历史剧，都有阵发性号啕防不胜防地出现，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珠小珠落玉盘”。不过，美剧在这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式破案剧里，基本上人人都胸有成竹、面无表情、语气冰冷，那些办案人员似乎人人都见识过大世面，看到一具惨死的尸体，就像看到一块石头一样无动于衷。
让我恢复对电视爱好的，是发现了各类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我之所以喜爱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是因为其中的对话特别聪明，那小机智、小幽默，那线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杀，比乒乓球决赛还好看。
到了英国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英国人的电视节目里几乎没有情景喜剧和脱口秀。而英国的电视剧真不好看，既没有中国式波澜壮阔的号啕，也没有美国式胸有成竹的紧凑。他们也有一两个类似脱口秀的节目，一群喜剧演员聚在一起损政治家、电影明星、体育明星。那些残酷的笑话，明显卖弄的成分超过了娱乐的成分，所以我不爱看。如果说美式幽默是帮观众抓痒，英式幽默则如一把匕首飞过来，躲得过算你命大，躲不过算你倒霉。
英国的电视节目相对好看的是纪录片和时政新闻，比如Panorama。就是通过这个纪录片系列，我了解到日本的贫困阶层有多穷，苏丹的近况，联合国的腐败... ...时政新闻的好看之处在于，任何一个问题，主持人都会请正反两方表达意见，但是英国的国内政治，大多是鸡毛蒜皮的争执，正方反方似乎都是无聊方。
出国时间长，对国内与时俱进的电视业发展已经无法追踪了。每年回家，发现号啕的还在号啕，劈大山的还在劈大山。韩剧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个喷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纸巾来。
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堆家里没有电视的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有文化。他们很清高，而电视则是很低俗的东西，为了避免被低俗文化污染，他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电视。对此我很困惑：一、他们家来客人又没话说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都往哪里投放呢？二、在他们怀疑人生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更倒霉的人，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呢？三、如果他们家里有孩子，他们怎样让正在哭闹的、满地打滚的小朋友迅速恢复安静呢？啊，小朋友多么热爱看电视，至少有一个小朋友曾经如此。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仰望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坚持把所有的电视节目看了个底朝天，看到“谢谢收看”为止。她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当时，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的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令箭

假如说我们把主要的经济学家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预测未来五年中国GDP 增长可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非常有意思的是，乐观的经济学家和悲观的经济学家给出来的数字将非常贴近，基本上都在6%-7% 之间。
唯一能够把增长速度稳住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形成至今，改革落实的速度慢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中国需要更强的顶层协调来推进改革。
在创新产业的培育中，政府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凡是政府明确支持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发展，但产能过剩也会更快速地形成。
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我不认为存在谁胜出的问题，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其实大多数需求侧的政策，主要是宏观政策、短期政策，它其实更多的是平衡经济。而供给侧改革，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续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更长期性的政策。
在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讨论供给侧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那时需要的就是反周期、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经济还能不能持续增长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时候考虑供给方面的政策是有意义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解决我国目前生产当中存在的低效率、资源配置不当、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有可能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此前“通过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有所转变，因此货币政策会相对收缩。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现在货币政策并没有特别宽松，目前实行的一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其次，这两个问题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于解决短期稳定的问题，比如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将货币和财政政策用于经济的短期托底、稳增长;而供给侧的政策，通常用于解决中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不过，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暂缓，这的确是一种可能性;而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是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比如，一些产业需要重组，意味着短期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因为需要人为关停部分企业，那么原来有的就业和生产，现在都没有了。当然，这些生产和就业本身都是无效的。但即便如此，把它们人为关停，经济活动就变得更少。此时，为了配合改革，以及实现保持经济平稳过渡，将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一些，也是有可能的。
两年前的改革方案(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现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完全实施的话，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提高两个百分点。
但它同时发现，在短期内，这个改革会让经济增长下降0.3个百分点。即调整和重组在短期内，是会让经济活动有损失的。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般是改革政策(例如关停“僵尸国企”等)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它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方面。
“僵尸国企”退出的障碍并非无法化解改革确实比较复杂。例如要让僵尸国企不生存，从理论上来说很容易，但如果真要把一个大国企关掉，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执行的时候肯定会比较谨慎一些。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顶层设计方案做好了，但它最终实施的时候还是通过各个部门去落实，而各个部门的考虑和动力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同的部门，政策推进差距很大。现在的有利之处是，有了顶层设计，那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实施和落实方面的协调，共同推进。
就国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国企”要被关闭、被兼并或被重组，政府担心的无非是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如果工人失业，会不会有社会问题;第二，会不会有很多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过多会导致问题;第三，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三个问题，有可能导致改革推进变得非常困难。但反过来看，不推进的后果是什么?例如我们确实担心失业问题，但通过支持一个本来已经资不抵债和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的企业继续运行，来保证一部分人的就业，和直接用资金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个效率更高?答案显而易见。
并且，目前我国有一定的社保体系，与过去什么都没有的改革环境已大不相同。同时，与过去劳动密集型国企很多的情形不同，目前的很多大国企尽管规模很大，但是其实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就业的问题其实是能够被化解的。
不良资产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化解。其实，通过给“僵尸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让它们的不良资产不爆发，这更加危险。如果现在不处理，不良资产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企业，在2008 年或2009 年本来要破产了，结果在2009 年的刺激政策中全都被救活，但最近又要破产了。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负债已经比那个时候庞大很多。
从目前来看，以我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说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能力，要化解不良资产问题是有可能的。比如，过去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将一部分不良资产先放在一个单独的平台上，慢慢化解。
第三个问题就是影响GDP增长：关闭国企使当地的经济暂时不活跃了。这正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确实考验顶层的决断力。如果我是市长，估计我也不愿意关停。但如果不化解，以后的问题会更大。
因此，顶层设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其实意味着顶层的协调和顶层的实施，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件事进行。
有竞争力的产业形成后经济增长才会企稳所有的改革政策，两年前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非常完整，而且中心思想非常明确，即市场机制要在市场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落实。
因此，经济增长短期的触底回升是有可能的，但那些触底回升都不可持续。什么时候经济增长能够真正见底、平稳住，甚至有所回升，取决于我国有没有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企业，而这就需要经济结构性改革，或者说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对经济稳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想说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对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将有很明显的时间滞后，不会今天采取措施，明天增长就回升。
过去，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问题是宏观经济问题，即经济上下波动，并进行配套的金融改革。但现在的问题是，过去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增长潜力，核心问题是下一轮中国经济靠什么产业支撑，如果这个产业都想不出来，我们讨论的宏观政策、增长潜力，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因为最终GDP 是靠企业、靠一块钱一块钱做出来的。
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就是以前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下一个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还在形成，有的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它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产业升级真的非常关键。（本文来源于吴敬琏等著的新书《供给侧改革》，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在2016年3月出版）

令箭

一封包含108人联名的建议信，5月4日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止有关收容教育的法律规定。联名者包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原副主任郭道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学者、律师和妇女权利工作者等。
建议信认为，收容教育由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没有检察院和法院的介入，与《宪法》精神相违背，且违反了《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上位法，建议废止有关收容教育的法律规定。
特殊历史背景催生《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收容教育全称《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为何备受诟病？因为它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且收容教育期限为6个月至2年。
所以讲它是个“办法”，并不是一般的法律，它是针对一个独特群体的“办法”，其诞生有着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即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迈入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卖淫嫖娼人员泛滥（比之今时则不可同日而语），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性病的传播等，这样一来，全国上下都急了，都说要“好好管一管”。
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同日公布实施。《决定》第四条规定：“卖淫、嫖娼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据此，1993年9月4日国务院公布实施了《收容教育办法》，更加细化可操作。2000年3月30日公安部又公布实施了《收容教育所管理法》，使得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更成体系。
这样一部行政法规的用意是好的，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净化社会风气”，“遏制性病蔓延”，可是，这部法规对抑制卖淫嫖娼行为有多大的作用，则值得探讨。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规不足以根除卖淫嫖娼行为，甚至可能因为腐败的原因，没有减少卖淫嫖娼行为。
收容教育成执法人员腐败温床实际上，很多卖淫女处于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偏低，为生计所迫，有内在的卖淫动力。
有些甚至是被胁迫卖淫，老板在后面有极大的利益驱动，收容教育制度难以从根本上矫治其违法行为。卖淫女在收教所不可能学到什么立身技能，一定比例的卖淫女走出收教所后仍会重操旧业，偿还罚款债务及劳教费用。
《收容教育办法》赋予了公安机关极大的裁量权，县级公安机关有决定收容教育的权力；并规定收容教育所也由公安机关负责管理；对“不服”的，还可以延长收教期限。一言以蔽之，“自侦自审自判自执”，难以受到上下、同级和公众的监督，个别地方，收容教育成为公安机关、执法人员牟利敛财的工具，即：交高额罚款，不开收据，放人；不交罚款就直接收容教育。
而且，一些公安机关借用这些权力与组织卖淫的结成利益同盟，玩起了“纵寇”游戏，交了保护费就可以卖，不交保护费就打，这俨然成了公开的潜规则，客观上形成了执法人员腐败的温床，助长了社会歪风邪气。
收容教育是“法外之刑”《收容教育办法》的合法性则长期以来受到质疑，收容教育事关人身自由，关系到人的基本权利，在没有经司法审判程序，没有回避、没有辩护、没有举证质证、没有上诉，就剥夺公民半年到两年的人身自由，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
正如一直鼓呼废止《收容教育办法》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所言，刑法对轻微刑事犯罪的处罚，有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下的拘役，和不予关押的管制。而卖淫嫖娼只是违法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却动辄可以关六个月到两年，比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还重。这显然颠倒了一般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之间的处罚逻辑。在刑法上，可能被限制两年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要么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要么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卖淫嫖娼很难说有这么大的危害。
说到底，收容教育是“法外之刑”，它是不经审判机关审判，而是行政机关依规定来对人施“刑”，既违反程序公正，也违背实体公正，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规则的，是对现代文明的逆流，是对人身自由的贬低，根本上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轻蔑。
事实上，在今天中国的法律架构当中，《收容教育办法》已经严重地违反上位法。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收容教育办法》对卖淫嫖娼人员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超越了《立法法》的立法授权。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收容教育办法》违反上述规定。
即便《收容教育办法》不废止，收容教育卖淫嫖娼人员6个月至两年的处罚，也应该“形同虚设”，因为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在公共场所拉客招嫖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新法，即便情节严重，也不得限制人身自由超过十五日，而不能对人处以半年到两年的人身自由限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废止《收容教育办法》，在锐意推进法治建设的今天，更不应该有这种明显违法的法规和行为存在，它只会消减法律的权威，助生腐败的温床，于世并无补益。而且今后还要吸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教训，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秉持有法可依，合法合理，精神和程序皆正义。（来源/新京报）

令箭

时代飞速变化，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斥着大量信息，当越来越多的人随时随地关注自己的手机时，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读书？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际，读书人止庵带着他的新书《插花地册子》来到方所，和爱书人一起聊他的读书历程，聊成长，聊阅读。

“止庵”这个笔名，出自《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和父亲一样，他也是自学成才文学爱好者。虽然大学时遵父命学了医，他却始终抱有对文学的热情，在上大学的零碎时间，在床头，在公交车上进行了中文的自我教育，之后他一直把读书当做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我这辈子认真干的事情就这一件，就是读书，其他都是读书的副产品。这么多年来，我确实把读书当成了一件事儿来干了。”

这个“脑中有一幅私人文学地图”的人，在方所和众多读者们分享了他的个人阅读史和对读书的独特看法。

40岁辞职去读书

以前我在一个公司上班，去的时候是1989年，30岁。现在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自我设计，我这个人无所长，但是经常设计我自己。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将来要在40岁的时候不干了，回家过我的读书生活。

但到了40岁时，是1999年，因为当时公司需要交接业务，所以拖了一年才回家。回家前，我想自己以后的生活得有事干。什么是能干的事呢？我想就是以前干过的事情。大家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些条件，有的是年龄，有的是学历，有的是性别，有的是相貌。这些条我有好几条都不能达标，怎么办呢？有一种东西不受这些的限制，就是写作。只要能写，会写，不需要其他条件。我在70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79年在报刊上发表东西，到80年代中期慢慢就不做这个，改成专门去看书了。

89年我到公司打工，过了一年多，当时我爸爸还活着，有一个报纸约他写文章，他就转给我去写。一个礼拜天有时间，我就写了点东西。写到94年时，我爸爸有病，一个编辑到我们家来看他。她问我写东西吗？我就拿给她看。她隔了一个礼拜给我打电话，说给你出本书。我说要钱不要？要钱就不出了。她说，不仅不要钱，还给你钱。这是我出的第一本书，是95年，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然后我开始出书，到2000年已经出了五六本，其实我取这个笔名，也是因为我在公司上班，不想让人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人，我想同时做两个人，一个是打工的人，一个是写书的人。

到2000年的时候，我要从公司离开，要回家过我的读书人生活了。但这是一个麻烦事情，从一个公司上班到在家里呆着，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最大的过渡是时间，比如早上还是按原来的时间起来的，结果发现不上班了，第二天又是这样，要做什么事呢？正好有出版社跟我说，你愿不愿意写一本关于你自己的书？我就在家写了四五个月，就是《插花地册子》。这书在第二年就出了，是我若干本书里的一本。

五年以后有出版社重出了这书，这次出这本书，加入了我当年在电脑里的很多笔记，所以现在比以前多了20%多的文字。但这本书的下限还是2000年。从我小时候到2000年离开公司，这就是我读书的一个经历。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其实我不太关心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关心的是我为什么读书。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关心我为什么要读书，凑到一块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反思我一生，读书对我最大的益处就是使得我不是我们了，我是我。什么意思呢？其实读书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读完书之后是想变得和人一样，还是想变得和人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在那悬着，读书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但这个事情是分成两步走的，第一步，你必须先得变得跟人一样，然后，你才能变得跟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好多人说，我得独立，得精神独立，变得和人不一样。但是你和人一样过吗？还没一样，你怎么变得和人不一样呢？你必须得先和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然后你跑你的，他跑他的，如果没达到这一点，就不能。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回顾我的读书生平，其实就是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我努力地不让别人把我拉下，第二个过程，我不跟别人走一样的路。

我以前是学医的，我知道其实人的差别很少，但是我们为什么分出来你是你，我是我呢？很大原因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些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东西。这些是什么呢？从最基本的说，你是做记者的，你是做编辑的，我是在家待业的，另外可以说，你有车，你有房子，我没有，你是博士，你是硕士，我是学士，可以分成很多种。但如果再往下分，就有些不一样了。比如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你懂得什么，我懂得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你欣赏什么，我欣赏什么。这就有差别了，这事他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

有些知道是有途径的，比如今天广州下雨，或许有房子塌了，报道之后大家都可以知道，但还有些事情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两人失和。还有一些隔我们远的事，我们可以说这人不仅知道贝多芬，还懂得听贝多芬；这人不仅知道马蒂斯，还懂得看马蒂斯。再往深了说，他不仅知道马蒂斯和贝多芬，他的生活还有一点小小的品味，有一点东西和别人不一样。这些东西的差别离我们的实际生活远，但未必就不重要。它可能还是一件重要的事。

人的地位、权力、财产、身份好多是靠关系得来的，靠父母得来的，靠机缘得来的。但是一个人的知识、修养、品味靠什么得来？你可以说我在广州有的是关系，但是你不一定懂得贝多芬，不一定有修养。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着没用，实际上是有用的。打比方说，有人给年轻的女孩子做媒，介绍一个男的又有地位，又有财产，但是回来说没看上。为什么？这人没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修养、品味、知识、爱好。有时我们和人相处之后会发现这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乏味一点，脑袋空。反观我们的人生，确实需要一些东西，可能这个品味本身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但是它应该为你所有，对你有用处。

读书是一种自我教育

我个人严格说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我小时候是文革，文革结束时是1976年，我已经高一，77年高二参加高考，考上大学，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当时北京医科大学什么系都没有中文的课，所以我没有受过中文教育。毕业后我就工作，没有继续受教育，所以我只受过中学的中文教育，还是文革的中学，我自己从学校里所获得的东西很少。

我的父亲是一个诗人，我们家也算是一个文化人家庭，可是文革自顾不暇，没有一个很系统、很严格要求的教育。那时也没有什么社会教育。我小时候没有文化活动，有活动也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活动。

没有好好的教育，我怎么以后还略知一点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敢写书，还敢来和各位说话呢？其实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外，还有一种自我教育。这个自我教育当时没有别的招，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读书。所以我自己受的教育很大一部分是从读书来的。

我小时候除了看书之外没有电影，电影院演的是八个样板戏改的电影，后来有了几部《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屈指可数。当时没有话剧，电视里连电视剧都没有，只有新闻。《人民日报》当时也就四个版，没有其他接受信息的东西，全得靠读书。我小时候最想得到的书是辞典。如果问我什么是必读书，就是《辞海》或者《辞源》，或者《现代汉语辞典》。因为我不知道世上很多事，辞典的好处是一个词条相当于一件事的头，如果感兴趣就继续往下看，否则你从哪学这些东西？还有中文，我也没好好学，就得从看辞典，看别人的书，看人家这词怎么用，然后听人说话，记下来，就这么来学习。

互联网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切

我们现在最大的接受信息的方式，第一个有电视直播，手机也能看，第二个有互联网，有互联网之后使得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很多信息，特别是实时的信息，不需要通过读书来得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互联网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切的东西。

我自己也在上网，但互联网不能提供所有东西。我觉得信息不需要通过看书得到，我们基本上不需要从书里得到这种滚动更新的信息。但是这世界上有些东西不是信息。

我们得到或者获取的东西实际上包括两种，一种是实时变化的，一种是恒定不变的。有些仅仅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有些比告诉你发生什么事还要深，那是互联网不能给我们的。凡带有个人感悟、个人情绪、个人发现的东西，都不是互联网能提供的。一个人自己对世界的发现是没法通过互联网得到的，因为很多人不把这个东西放到网上去。

我们读书就是要读网上没有的东西，就是要接受涉及到我们个人修养、个人品味、个人知识的那一部分知识。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写书的人，也必须得问自己一个问题，有了互联网以后我们还要不要写书，或者说有了互联网以后，是写得更多，还是写得更少。我可以明确地和大家说，有了互联网以后我们应该写得更少，因为写网上没有的东西才是我们写书的人对各位读者的一点真的奉献，或者说爱护。如果一个人写文章只是提供信息，这样的文章我觉得可以不写。

读书还是为在世界上见一点高人

读书的意义就在于和一个作者的交流。因为书里面装着一个作者的灵魂，他辛辛苦苦写书，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搬出来，做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作者死了，他希望这本书能活得长一点，能有更多他不相识的人遇到这本书，能跟这本书里面的他有所交流，这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的延续。当然有一天这本书也死了，那这人就彻底死掉了。读书给我们的作用就在于，它给我们一种潜在的、更多的知识。如果我们接受这么一种人生观，读书对我们就是有用的：这就是法国作家加缪说的，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使我们活得最多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比方我们读一本小说，小说里有个人物，他活了一辈子。我自己本来活一辈子，我读完它，又多活了一辈子，再读完那本，又多活了一辈子。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活得很多。但是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只活了自己一辈子，区别就在这里。所以这标志着两条路，愿不愿意活得更多，才能谈到能有什么作用。

我们读书时也常常会叹为观止，确实觉得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写得非常之好，有的是你能想到的，有的是你想不到的。其实我们读书还是想在世界上见一点高人，我们还是嫌周围的人不够高。也许我们成天见的人都面目可憎，但只要读书，一会孔子来了，一会庄子来了，一会卡夫卡来了，你的生活就会很丰富。其实我们读书不就是为了这个？(止庵)

令箭

　这些作家是谁，他们的作品够不够伟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将你带进一个新天地，让你看到一些“欲辨已忘言”的风景。　　一个人年少时，在什么环境下读什么样的书，大抵也就构成他其后生命的底色。这个阅读的起点，每个人不一样，因此难有所谓普遍的阅读途径或人人适用的书单。这种偶然性和差异性，或许也是使得许多读书人具有鲜明个性的重要因由。阅读，尤其是年少时代的阅读，有点像是心灵播种。你种下什么，就长出什么。
　　我在大陆农村出生，在偏远小镇长大。我开始爱上看书，大约在小学一二年级。最初看的是连环画，有点像现在的漫画。教我彻底着迷的第一本小人书，是《三国演义》，而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是百万军中救阿斗的常山赵子龙。
　　那时家里穷，买不起书，都是去街边书摊租来看。书摊老板也随意，用长绳将两棵树连起，然后将连环画一本一本挂上去，有两三百本之多，读者想看哪本取哪本。租金是两分钱一本，但不能借走，必须坐在树下小板凳看。夏天天气热，蚊多，街上灰尘扑面，但很奇怪，只要一捧起书，我就马上将外面的世界忘得一干二净，可以一直看到书摊收档。
　　我最早的阅读，是从神话和历史故事开始。大约到了三年级，识字多了，不再满足于连环画，于是开始找大人书来读，例如《封神榜》和《西游记》等。《封神榜》特别教我着迷，尤其是那位会遁地术的土行孙，最最教我惊叹不已。印象中，《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大明英烈传》等都是那时候读的，而且读得趣味盎然。
　　我家里自小不鼓励我读课外书，所以都是背着家人偷偷看，不敢让他们知道。那时小镇没有图书馆，我于是学会去大人家串门，留意他们有没有书，然后恳求他们借我。有时班上有同学买了一本最新的《故事会》，大家就会排队轮着看。那时的我，有严重的阅读饥渴症，什么书都读，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之类，因为里面的战争场面很吸引我。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不知从哪里借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见别人说这是世界名著，满心欢喜，谁不知很快便读不下去，因为我无法记住那些长长的翻译人名。我是直到后来上了大学，才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们》等俄国作品，可见那些译名给我的挫折。
　　虽然读得乱七八糟，而且愈读愈多，但在我的少年时期，真正令我完全忘我投入的，大概只有两位作家：金庸和琼瑶。多年后回望，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周保松）
　　先说金庸。我什么时候迷上金庸的呢？这背后有个故事。那时是八十年代，李连杰刚拍了《少林寺》，全国为之疯狂，每个男孩都迷上武术，人人幻想自己有天也能成为武林高手。其时有本月刊叫《武林》，正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每期十多页。我读了几期后，开始不能自拔，读完一期就痴痴地等下一期。
　　如果有书瘾这回事，金庸就是令我上瘾的书毒。怎么形容呢？就是你一旦拿起来，就不可能放得下，而且会整个人陷进去，脑里无时无刻都是书中情节，什么事都不想做。不幸的是，读了几期后，可能是版权问题，郭靖、黄蓉便已消失。这真是害苦了我。我当时并不知道金庸是谁，也不知道去哪里可找到他的书，但我知道，没有了郭靖、黄蓉、黄药师、洪七公，我的日子过得很不爽。
　　过了一段时日，我认识的一位同样嗜书成迷的高年级同学，有天拉我到一边悄悄告诉我，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金庸。原来当时镇上有家地下租书铺，专门出租港台原版武侠小说，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主，都是店主专门托人从香港偷购回来的。书铺不公开经营，必须要有熟人介绍。在那个年代，出租这些港台书籍是有风险的。
　　我还隐约记得，第一次去那家书室，就是由那位高年级同学陪同。屋子晦暗，里面别的什么也没有，全是书。或者准确一点说，全是金庸、古龙和梁羽生，而且全部用牛皮纸包上封面，看上去一点不起眼。
　　当时我心想，妈呀，如果有天堂，这里就是。店主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不苟言笑，直接告诉我，留下按金十元，书租两毛钱一天，每次只租一册，而且必须低调，不能告诉别人书从哪里来。
　　两毛钱一天，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租看连环画，才两分钱一本，而我一个月最多也就几块零用钱。那怎么办？我必须一天看完一册。那些都是繁体字啊？没关系，看不懂就猜。所以，我很快无师自通学会了繁体字。但要上课啊？也不要紧，那就“走堂”吧。走去哪里？走去学校后山的橡胶林，那里风凉水冷，人迹罕至。不怕老师处罚？我当时不会逃班主任的课，至于其他老师的，只要和班长做些“私人协调”，走一两节课然后偷偷溜回课室，是可以“特事特办”的。
　　那真是超爽的读书岁月。我沉迷或沉沦到什么地步呢？我记得读到《神雕侠侣》时，真个神魂颠倒，一分钟也停不下，于是放学骑自行车回家时，我过分到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拿着书，边骑边读。回到家，看小说可是死罪。那怎么办？于是我晚上就躲到公共厕所看。公厕有电灯，家人又不会发现，绝对是好地方。美中不足的，不是厕所太臭，而是不能看得太久。
　　这样的读书日子，维持了一年多，我就跟着家人移民香港。来港的那年夏天，在深水埗北河街的木板隔间房，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四处观光，而是去楼下的租书店，将金庸一本一本搬回家，一次过足瘾。再后来，我知道公立图书馆原来也有武侠小说，于是将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借回家，完完整整读了一遍。
　　第二位我喜欢的作家，是琼瑶。我忘记了怎样发现琼瑶的，反正来香港后，我很快就喜欢上台湾文学，读了不少如三毛、琦君、张晓风、白先勇、司马中原的作品，但他们的吸引力都及不上琼瑶。原因不用多说，情窦初开，琼瑶的小说是另一种教人上瘾的书毒。《窗外》《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彩霞满天》《心有千千结》等，我一本接着一本，和书中男女主角同悲同喜，顾影自怜，不能自已。
　　读琼瑶和读金庸，是两种不同的体验。金庸的书，会陶冶你的侠士气概。琼瑶的书，却特别容易令人忧伤。是自作多情也好，是强说愁也好，反正你就是快乐不起来。那种忧伤的情绪，我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上了大学才慢慢好转。琼瑶和金庸，也让我爱上中国旧诗词，因为他们的作品经常提及李煜、李清照、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于是我顺着这些线索，逐个找他们的作品来读，甚至背了不少。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段经历，并不是叫大家一定要读他们。事实上，有不少人是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读金庸和琼瑶长大的。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感激他们，为我的少年时代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和哀愁。如果有某些作家，在你成长的某个阶段，令你整个人投入其中并与之同悲共喜，实在是件幸福的事。
　　这些作家是谁，他们的作品够不够伟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将你带进一个新天地，让你看到一些“欲辨已忘言”的风景。一旦见过，你就会停不下来，就会自己主动向前寻找你的阅读桃花源。
　　现在人到中年，回过头看，我发觉少年时代这些杂乱无章的、兴之所至的、狼吞虎咽的阅读，对我后来的思考、写作甚至做人，较我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影响可能还要大。我知道现在不少人的阅读方式是颇为精打细算的，例如一定要知道某本书对自己的学业和工作有什么用处才愿意将书打开。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最快乐、最忘我的阅读，往往不是这样。
　　这些年少时光离我很远了。许多早年读的书，现在都已记忆模糊。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底那些年读的书，对今天的我，还留下多少痕迹。然后我发觉，影响远远大于我自己的想象。
　　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举个例子。我自小喜欢赏月，不管何时何地，只要见到天上有月，我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甚至停下来，两相对望一会，然后心里自然泛起某种哀愁，又或脑里自然念记起某人。我最初也奇怪，后来便明白，那和我自小的阅读相关。
　　试想想，细味过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又或“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百千回后，你看到的月，和那些从来没读过的人，怎么可能还再一样？！
　　月是一样的月，看月的人，却有别样情怀；而情怀，是你的阅读岁月沉淀而成的月色。也许这就是文化。你读过的书，不知不觉走进你的生命，铺成你的底蕴，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润你的生活，丰富你的情感，并默默引领你前行。
　　阅读的美好，就在这里。 ■

令箭

　今年是Giovanni's Room（《乔瓦尼的房间》）六十岁，四处是“你一定要再读詹姆斯·鲍德温”语气的文章。他二十四岁为了躲避标签逃到巴黎，这是第二部小说，用了全白人的卡司，写求婚之后准未婚妻躲去西班牙犹豫，而他自己留在巴黎跟一个意大利男人谈恋爱。我很喜欢他说自己要写的是愧疚的性，再牵扯种族问题怕累着。引的那句是第一次到了乔瓦尼的房间，被推倒；当时一惊，心想居然有这么干净而妖娆的情话。鲍德温的文字很特别，通彻，思无邪，直透纸背；有点像李后主，高兴了就恣意怜，亡国破家就水长东，俨然担负人类罪恶，写什么都很好。　　也是巧，读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文学LitHub网站评了个古往今来最佳性爱描写，居然就是“乔瓦尼”开头的一段，写他启蒙，和小伙伴在床头玩闹时突然就如胶似漆起来。Literary Review（《文学评论》）从1993年开始评最差性爱描写每年都挑不过来，难得这回有人评了次好的居然读的时候根本就没注意。主要是性本身太难写了，好像是莎士比亚和玄学派诗人之后，感受和思想分离，怎么处理都有些尴尬；或者，是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所说的性描写会让角色失去普遍性（de-universalise），意思大概是这件事情已经私人化到每个人的感受都千差万别，所以你写得再如何真实，第二个人来一看还是觉得你什么都不懂（而且是写得越细他越看不起你）。

“我从他身上跌开，躺在他旁边，想的是在一时情热的剧场（theatre of heat）之外，欲望是多么无助，而且在它不受欢迎的那一刻起，又立马会显得多么荒唐。”

　　最近还读了一本加斯·格林威尔（Garth Greenwell）的What Belongs to You（《什么属于你》），和乔瓦尼有点像，讲的是一个美国诗人到保加利亚教书，在公厕勾搭了一个带男妓属性的小混混Mitko。处女作，亚马逊页面上还没见过这么长的表扬栏，读罢的确有种“不可限量感”的精湛和笃定。不剧透，但要说不少桥段，比如在澡堂如何被父亲察觉自己的性向，以及第一部分结束时和Mitko大吵的缘由，真的是闻所未闻。
　　厄普代克当年有一篇争议很大的书评，评的是我很迷恋的同性恋作家霍林赫斯特的The Spell（《着魔》），居然感慨“异性恋再怎么琐碎，至少关乎物种繁衍，牵涉到家庭这个古老而神圣的架构”，而同性恋文学不够“普世（universal）”，因为“除了爽之外再无其他得失（Nothing is at stake but self-gratification）”。这当然很不得体，从厄普代克的嘴里听到让人尤为难过。他当年开出的书评守则中第一条就是：“试图理解作者希望完成的是什么，不要怪他没有做成本来就没有试图要做的事。”而抱怨同性恋小说缺一颗受精卵，荒唐得就像冲到馄饨摊大骂怎么连杯像样的现磨玛奇朵都没有。

“世界提供非虚构，其他的交给人类。”

　　当年到了复旦就去旁听了不少陆谷孙老师给本科生上的文法课，说打磨英文多读些散文不会错，就去图书馆抱了好些选集回来，其中就有约翰·达加塔（John D'Agata）编的两大本The Next American Essay（《美国散文的未来》）和The Lost Origins of the Essay（《消失的散文源流》）。上个月发现这个系列的第三本出来了，叫The Making of American Essay（《美国散文的形成》）。现在Kindle方便，马上把每篇选文前面编者的话读了一遍；达师傅对散文有很多新奇的想法，比如这一回他选了艾略特的诗，选了巴塞尔姆的一个小故事，选了《白鲸》的一个章节，甚至还有字谜一样的概念艺术。难道这是陆老神仙的埋伏：只要写得好原来都叫散文？
　　达加塔也不相信“虚构”和“非虚构”的分界。几年前他有本书，物议沸腾，叫The Lifespan of A Fact（《事实的寿命》），是他再现和杂志事实核查员的邮件往来，里面达老师脾气还不小，因为对方居然“粗俗”到胆敢指出他的报道造假。杰夫·戴尔喜欢说文体间的界限像是网球场中间的网，摆在那里就是为了让你把球从上方打过去；这当然很好，但在摆明了“非虚构”的文章里虚构就是另一回事了，关键在于读者是照着他和文本之间签的合同来触发情绪的；就像如果网球是按照击球动作的优美程度来判断是否进线就不会有意思。而且，我也没能想明白为什么一个有追求的网球选手不能同时把球打在界内并显得足够潇洒。

“用短信发去了他认为稍后可能会天晴的意见。”

　　4月28日，阿兰·德波顿发了新书The Course of Love（《爱的轨迹》），二十年来第一本小说。上来德波顿自己就剧透所有情节，说他们“会结婚，会痛苦，会经常担心钱，会生一个女儿，再生一个儿子，有一个人会出轨，有时候会无聊，有几次想杀了对方，还有几回想了结自己。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记得当年意气风发地办了张国际信用卡，在美国亚马逊下的第一单里就有The Romantic Movement，中文版译成《爱上浪漫》。新书和德波顿出道的那两本小说写法一模一样，很像张信哲参加比赛唱《信仰》，一下把人送回高中寝室，起个前奏几乎就想哭。后来也是德波顿自己职业规划的关系，书一本比一本讨巧，好处类似星座和算命，其实就是精心设计来让每个人都觉得“你怎么猜这么准？”
　　但他的书我还是每本都读，主要是文笔有趣。都说英文写作忌讳一件事，叫nominalization，名词化，平克的那本The Sense of Style（《风格的感觉》）就很痛心地说这是把活泼泼的动词木乃伊化（embalm）成了死名词；但德波顿的才气就在于让句子变成一堆名词，文雅地坐下来。引的这句是两人初识之后男主终于忍不住，但他没有“发去一条短消息猜稍后可能会天晴”，他是texts his opinion that，写作老师会生气的句式，但那种“想认真又怕输”的拘谨姿态却全挂在了那个多余的名词上。德波顿写性也是这样，两人第一次动情，男主伸手，“一秒之后，是一种确凿无疑象征着welcome和excitement的wetness”；简直让人要在页边大写一个“服”字，不但有趣，其实也很性感。（陈以侃 ）

令箭

   年轻作家许小鸣的写作一向很有追求很有味道。    许小鸣2004年进入广东文学界视野，就一直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只是她不善于交际，抑或应该说她不屑交际，在人多的地方经常处于沉默，有时候甚至一脸茫然。但她十分内敛，干净，不苟且，不卑躬屈膝，且追求完美，属于内心很丰富，也是特别羞涩的那种类型。十几年来，她默默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外界的嘈杂都跟她无关，这次她的新作《我和我的抗战》如一声惊雷出现，这不是偶然。
    看了《我和我的抗战》这本书，带有雄风，刚劲凌厉，让我惊喜，但不意外，她会有这样的能力的。
    《我和我的抗战》这本书是许小鸣花了很大的心血做出来的。她采访了大量抗战老兵，并从这些老兵中选取了20名潮汕籍或在潮汕抗战过的老兵的人生故事结集，他们都是已经近100岁的老人了。这些老兵不同于其他的老兵，他们曾经在战场上与日寇浴血拼搏，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似乎被历史淹没和遗忘。
    20 15年是纪念年，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同时也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的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连到一起，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理性。我注意到现在一直在提“国家军人、民族公战”，这八个字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就是说当年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都是国家的军人，而不管是哪个党派的军人。面对侵略者，我们拿起武器，这些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他们的行动可歌可泣、令人尊敬。这与党派之争无关。民族公战，在民族危难之际，我们全民族的所有人都在投身战斗。抗战老兵只是为民族公战的国家军人，许小鸣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用纤弱的肩膀担起了消除历史误解的民族责任，我觉得许小鸣确实是了不起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那些抗战老兵的命运令人唏嘘叹惋。开篇的老兵谢茂强一直在说：“我没有杀过中国人，我杀的只有日本人，我问心无愧。”那段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是十分屈辱的事。这个事过去不敢追究，现在追究下来，是理性在起作用，真正的真相还原开始在起作用。
    我们纪念这些老兵们，他们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者所做出的奋斗应该被我们所记忆的。现在去记忆，不是为他们个人命运鸣冤叫屈，而是不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心寒。否则如果再次面对敌人的枪炮子弹时，我们还能有很多的好儿女站起来吗？记忆他们，对后来者有非常大的警示和启示作用。这不仅仅是给他个人身份的一种证明，或者给他的遭遇平反，真正的意义是记住民族的血泪史。
    这些抗战中的英雄，参加的战斗很多，在江西、长沙、缅甸等地都有参战。我在书中还看到叙述许昌之战的一段，老兵们叙说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场景之惨烈，令人读后潸然泪下。这些老兵很了不起，他们无论遭遇多少不公平的待遇，他们都顽强地活着，并不抱怨。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被判刑，有的在监狱里度过30年；有的隐姓埋名地活着；最好的处境是一直在乡村务农，没有人打扰他，安安静静地务农。无论怎样，这些老人都不抱怨。他们这些人大概经历了生死，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在眼前死了，对比之下，自己能活着，像鼹鼠一样活着，已经是获得上苍的非常厚爱了。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还是感恩，感恩这个世界还收留他。所以这些老兵心中没有恨，只有爱。
    书中的很多地方让我阅读时常常心咯噔的痛了一下。除了抗战老兵经历战场的惨烈，还有作者充满人性光辉的心，她的描述没有火气，只有温暖与同情，很好地将人性的光辉注入读者的心，不是传递仇恨。还有极富个性的语言特点，优美精准而且饱含仁慈与爱心。许多内容让人过目不忘，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由这本书我还想到文学与历史叙事，以及如何用文学的力量应对被消解的历史的问题。
    作为写作者，要对中华民族的后一代负责。因为文学失去责任也就失去了社会功能，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说到责任感，我觉得责任感就是我们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认真与严肃，不能总是游戏它。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把抗日战争描写得太轻易。仿佛我们几个计谋、几个炮手就可以把这场战争打赢。面对如此惨烈的历史，可以游戏吗？我们这些写作者、知识分子真应该好好去反省。
    文学就是苦难的记忆。我们记忆苦难，不是为了煽动起一种民族仇恨，而是为了懂得爱。如果战争教给我们的仅仅是仇恨，这个世界就进入万劫不复之深渊。经历苦难与战争之后，认识到我们的不足，发奋图强。然后学会仁慈，呼唤和平，消除仇恨，我们的牺牲才有价值。
    《我和我的抗战》让我们重新思考一段历史，这是社会价值；该书也同时构建了文学与历史叙事的一个新的写作命题，这是艺术价值。这也是该书出版后获得读者乃至专家的赞誉所在。

令箭

吴兴文

2013年12月12日，历经一年半的收购，江苏武进人董康于1912年卖给日本大仓文化财团的创办人大仓喜八郎的一批典籍（被命名为“大仓藏书”），整批于这一天运抵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地库，全部共有典籍931种、28143册，以“大仓文库”的形式永久性整体保藏。
其中宋刻递修本有4部、元刻本有9部，155部明刻本中，明嘉靖、隆庆及其以前刻本占绝大多数，15部明活字本中金属活字本多达14部，内含11部唐人文集。此外，清乾隆《南巡盛典》120卷，价值不菲；文津阁《四库全书》抽出本，被专家鉴定为存世孤本，学术和文物价值极高；清顺治至乾隆间刻本153部，清顺治至乾隆间活字本（武英殿聚珍本）39部，清初铜活字本一部、抄稿本111部，其中多有鲍抄鲍校等名家批校题跋本。假如董康不是为了安顿家人将这些珍贵典籍出售，称他为藏书家也不为过。
董康以校刻书籍著名，而使他一“刻”惊人的书，则是光绪33年（1907年）岛田翰编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此书是皕宋楼藏书卖给岩崎氏后，岛田翰写好寄给董康出版的，结果震惊整个文化界，让国人无不为之痛悼。所幸董康卖出去的“大仓文库”，一个世纪零一年后回归祖国。
对于使董康留名的校刻书籍，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书中说：“法源寺里日营营，雕本人间走不胫。徒为他人造楼阁，可怜木匠缺门闩。”伦明为广东东莞人，诗中引用粤谚：“木匠缺门闩，瓦匠无下间。”下间指厨房，意盖慨优于艺者，徒供人役，不自谋也。虽有点戏谑，却是实情。
1909年9月4日，时任大理院推事的董康，在一场官方宴会上认识了伯希和，并于日后介绍给罗振玉、王国维认识。罗氏后来研究敦煌遗书，董康为之影印《鸣沙石室佚书》等多种罗振玉整理出来的成果，并为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代刻。
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狩野直喜教授于1913年9月赴欧洲留学，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调查被掠夺并保存于英法俄等国的敦煌文物。当时董康寄居日本京都，热心地为狩野氏写信给伯希和，并由其亲自携带过去，而不是请他的同事内藤湖南推荐。信中称赞狩野氏邃于汉学，著述宏深，凡经史诸子，下逮说部，靡不探其奥蕴。董康拜托伯希和将所有的敦煌遗迹全都开放给狩野氏使用，其对学者无私的帮助，从以上可见一斑。
董康曾陆续刻印宋元明清罕传秘籍十七种，汇刻成《诵芬室丛刊》初编、二编，还刻有《盛明杂剧》初二三集，虽然狩野氏曾有所协助，但人生就像《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所唱：“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所以，何必在意木匠缺门闩。

令箭

令箭 发表于 2016-5-17 10:21
吴兴文

2013年12月12日，历经一年半的收购，江苏武进人董康于1912年卖给日本 ...

木匠缺门闩，瓦匠无下间。

令箭

最近一周，贾平凹及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极花》一直站在舆论风口浪尖。《极花》取材于贾平凹一个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小说主角胡蝶被拐卖到西北乡村并怀孕生下儿子。她历经磨难之后被解救，可回到城市，胡蝶难以接受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和非议，也无法割舍与儿子的亲情，无奈之下选择重新返回山村，回到曾拐卖她的“丈夫”身边。　　“拐卖妇女”是一个痛感极强的现实题材，但也是因为它与现实联系紧密，造成它容易引起巨大争议。贾平凹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争议：“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如果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这些话被舆论解读为是为拐卖妇女辩护。
　　书评周刊联系了贾平凹，他回应称当时采访的记者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引起了公众误读。但他无意解释更多，只表示作品写完之后，就应当让作品本身说话。事实上，这场关于《极花》的讨论早已不止于这部小说本身，更多的是在讨论为什么拐卖妇女禁而不绝？它跟乡村凋敝、“农村剩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现有的讨论之下，书评周刊邀请了三位学者，从文学评论本身以及底层女性、底层乡村的内部视角，针对《极花》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圆桌讨论。力争在现有讨论之外，提供给大家一些新的有启发意义的思考线索。
　　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逻辑不同
　　针对《极花》的批评主要围绕女性和乡村两大视角展开。女权主义立场的批评认为，贾平凹的男权视角将“农村剩男”找不到媳妇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痛苦之上，女性沦落为提供性服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乡村视角的批评则指出，《极花》为凋敝乡村惋惜的同时却忽略了其隐藏的巨大罪恶，并指出这样的乡村消失是大势所趋，不值得缅怀。
　　许多读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不满意最后胡蝶又回到了黑亮家，他们觉得胡蝶应该反抗，既然逃离了就该寻找“新生活”。张涛认为，这样的批评，实际上是我们要求作家按照一个“理想状态”去塑造人物。但我们应该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发展和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命运发展是有着不同的逻辑的。小说中的人物只能按小说本身的逻辑去发展，去呈现，有的时候作者也无法控制。我们面对世俗生活会有各种各样的无奈、妥协、顺从，同样作家也是这个世俗中人，他同样会妥协，会退让，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
　　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会有自己的文学世界，如“未庄”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呼兰河”之于萧红。作家看待世界与人生的基本姿态皆出自于此。陕北的“乡土世界”于贾平凹而言也是如此。贾平凹自己认为：“对于当下农村，我确实怀着两难的心情，这不是歌颂与批判、积极与保守的问题。我就是在这两难之间写出一种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
　　贾平凹的话引申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的功能。文学最重要的功用是提出问题，展现问题，而不一定要评判或解决问题。
　　底层女性承担了农村转型的沉重代价
　　在文学中，“胡蝶”的困境可以没有解决方案。可在现实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想知道，这困境是怎么来的？我们应当如何着手解决？
　　这场关于《极花》的争论指向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两大症结：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以及它们之间深刻的纠缠与矛盾。这也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困扰着自民国以来诸多知识分子、社会改革者和现代文学的写作者。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书写，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视角常处于被遮蔽状态，农村及农村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逐渐淡出。
　　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中，城市背景下，现代化与浪漫爱情故事高度统一。
　　现代化喻示着城市化、科技化、资本化。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农村的位置日益尴尬。乡村早已不是“希望的田野”。城市取而代之成为提供唯一“好生活”的可能，年轻一代的生命价值和文化想象被纳入城市化进程。《极花》中“胡蝶”对城市文明的向往，是如今许多乡村女孩的写照。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父权制度与资本逻辑合为一体。农村男性成为这种整合过程中，最被“落下”的一群。他们受制于农村的经济凋敝、文化荒芜，劳动报酬和生命价值得不到体现，无法成为新型资本主义父权体系里，女性爱慕的对象。而女性看似可以选择城市里那些更有资本的男性，实际上却很容易成为农村转型代价最终的承受者。拐卖妇女即是其中一例。
　　要改变农村青年，尤其是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中的不平等地位，必须跟改造农村的性别主体、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空间联系在一起。只有真正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农村所享受到的资源与城市一样多，农村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沉重代价才有可能得到平衡。而隐匿于此过程中的“农村剩男”、拐卖妇女现象才有可能得到遏制。
　　要警惕将“拐卖妇女”变成“男女对立”
　　“拐卖妇女”看起来是择偶问题、男女问题，实则与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转型、农村的经济凋敝都关系紧密。
　　因此，在思考“胡蝶”、“郜艳敏”的悲剧如何发生、如何解决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农村底层“剩男”并不是这些悲剧的根源。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农村转型中出现的炎症，而拐卖妇女则是这一炎症在婚恋关系的终端溃烂的表现。
　　黄灯提醒，要警惕将“拐卖妇女”变成是“男女的对立”。男女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将“共生”范畴置于“对立”层面来谈，无助于营造理性对话空间，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另一个应当区分的地方是，作为个体的“胡蝶”与作为群体的“胡蝶”。
　　我们可以通过“胡蝶”的个案，关注到整个被拐卖的妇女群体。让社会共同思考这一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悲惨位置，并呼吁各方从制度上阻碍、切断罪恶发生的土壤。
　　但在谈论“胡蝶”的个人选择时，如同张涛在讨论开始时所说，我们需要看到个体情感的复杂性。对个体而言，对子女的亲情、对伤痕的回避、个人能力和社会占有资源的有限，都使她们可能无奈选择接受被拐卖的命运，回到“丈夫”身边。
　　而让我们陷入伦理困境的，不是她们可能作出和“犯罪者”过上“幸福生活”的选择。而是假如她放弃这一选择，我们的制度和现实，能否让她们平复内心的隐痛，拥有更好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如何处理婚恋关系？】
　　山药蛋派
　　代表作品：《登记》、《罗汉钱》、《小二黑结婚》
　　婚恋关系：将农村青年男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以劳动美学为基础的新型浪漫关系。
　　更“激进”的书写
　　代表作品：《我们夫妇之间》、《李双双》、《五朵金花》
　　婚恋关系：农村女性被塑造为激进主动的一方，具有更强烈改变个人生活乃至乡村生活空间的意愿。她的男性伴侣却往往显得更为保守、懦弱、缺乏热情，从而成为被女性教育和改造的对象。
　　改革文学
　　代表作品：《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牧马人》、《芙蓉镇》、《人到中年》
　　婚恋关系：男性主人公常代表现代启蒙理性和科技进步的前沿力量，而女性常扮演的是他的仰慕者和跟随者，又或者是传统伦理的化身。
　　寻根文学
　　代表作品：《女女女》、《小鲍庄》、《白鹿原》、《红高粱家族》
　　婚恋关系：试图重建亘古未变的、未经政治“污染”的“原初”乡村场景。浪漫化了的乡愁将女性刻画为神秘的地母，或原始情欲的承载体，只具有身体的存在，游走于理性秩序和历史实践之外。在这种意义上，寻根文学不仅客体化了农村，并且客体化了女性以及乡村家庭婚恋关系。
　　八十年代至今的文艺作品
　　在当今最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中，“李双双式”的农村新女性已逐渐退场，不再是参与和改变历史的主体，不再能代表与城市相对的另一种可能的“好生活”的希望和能量。“十七年文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文革”前）中将两性浪漫关系与改造农村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的文艺实践也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城市背景下，现代化和浪漫爱情的高度统一。

令箭

★【砍完了陈仲伟，所有人都成了魏则西】
本周热句之一：“我哀悼/陈仲伟//我哀悼/魏则西//我哀悼/得了阿尔茨海默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当代中国人//健忘，受虐，冷漠//你只为魏则西喊冤叫屈/不关心陈仲伟之死甚至暗暗叫好//我告诉你/砍完了陈仲伟/所有人都成了魏则西”……“放眼望去，几乎每一组关系都有可能变成致命的关系……面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汪洋大海，一个动辄阶段式资源动员能力超强、运动式执法力度偏大的刚性管制体系，注定会陷入疲于奔命且无能为力的状态。集万千期待于一身，与集各方失望、不满甚至愤懑于一身，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前面的话来自评家苏琦本周快评。

令箭

★【正能量暴力】

语出饭友朝阳北鹿周一饭文：“社会上的正能量太多了，完全不给我消极人群的消极空间。太不人性了，这叫‘正能量暴力’”……“正能量暴力”与所谓“颜值正义”一样简单粗暴——它们的敌人是丰富性和多样性，而眼下，这种裹挟商业暴力的“正”和“颜”正大行其道。

令箭

《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人物专访，语出导演徐浩峰：“‘你童年跟谁在一块儿，你就像谁。我童年主要跟七十岁以上的老头儿待一块儿。青春期我没有工作落魄在家，也是跟俩老头儿在一起。所以等于最重要的、影响你大脑的两个时间段，你都没跟同龄人在一起。跟同龄人呆在一起我都比较迷茫。’徐皓峰果然语速慢，声音共鸣得很好听。整个人温厚得像个大沙发

令箭

所谓“临终掠夺”是指当患者罹患绝症、死马当活马医时刻，一些医生乃至医方实施的所谓救治常无异于掠夺。“罹患绝症的魏则西极其家属通过网络推荐到某三甲医院接受所谓的细胞免疫疗法，事实证明确实是涉嫌‘临终掠夺’的医疗诈骗……

令箭

叶克飞

叶克飞，专栏作家。

我用一切语言，教人以沉默

有人曾说，波兰克拉科夫是欧洲文学城，更是诗歌的中心，因为米沃什，因为扎加耶夫斯基，也因为被誉为“诗界莫扎特”的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斯卡。

克拉科夫是我在波兰旅途中的最重要一站，第一站则是波兹南。后者对二战后的波兰有着重要意义，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是波兰摆脱苏联控制的开始。

直到我开车驶离波兹南市区时，我才后知后觉，发现按自己规划的路线，行前笑言的“追寻米沃什的脚步”，理应改成“追寻辛波斯卡的脚步”才是——辛波斯卡生于波兹南附近小镇布宁的一栋新哥特式建筑里，3岁时随家人移居托伦，8岁时又举家移居克拉科夫，2012年2月1日，88岁的她因肺癌于克拉科夫去世。托伦与克拉科夫恰恰是我在波兰最重要的目的地，甚至比华沙更重要。

严格来说，辛波斯卡仅仅曾经是波兹南人，因为她出生的小镇布宁，当时属波兹南，如今则属于波兹南东南方的库尔尼克市。

从波兹南前往托伦，应该向东北方向走，但为了辛波斯卡的家乡，我选择绕路，先往东南方向行驶。

我自知不懂波兰语的自己不可能找到辛波斯卡的儿时居所，尽管有资料称那栋两层房子至今留存，我只是想跟随导航去那个小镇看看。这里与其他波兰小镇无异，沿河而建，老建筑比邻而立。

相比以抗争者面貌出现的米沃什，辛波斯卡显得安静。你可以在她的诗中读到苦难，读到受损的尊严，但爱与人性才是真正的主题，即使是以自嘲、反讽的手段呈现。

辛波斯卡
一见钟情

在中国谈论辛波斯卡，并非小众。2012年，辛波斯卡去世后，其诗集《万物静默如谜》中译本出版，十分畅销，几成出版奇迹，许多作品亦脍炙人口。

这甚至不是辛波斯卡在中国的第一次流行，再向上追溯到2003年，电影版《向左走向右走》上映，女主角梁咏琪在影片开头一手撑伞，一手捧着诗集，读着辛波斯卡诗作《一见钟情》，甚至沉迷至错过绿灯。许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片段初识辛波斯卡，其中也包括我——其实，几米原著的《向左走向右走》里便引用了这首诗，只是我当时还没读过几米的绘本。

《一见钟情》与原著和电影的情节相得益彰，辛波斯卡在这首诗中写道——

令箭

他们两人都相信

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

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

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

既然从未见过面，所以他们确定

彼此并无任何瓜葛

但是听听自街道、楼梯、走廊传出的话语

他俩或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

……

他们会感到诧异，倘若得知

缘分已玩弄他们多年。

尚未完全做好

成为他们命运的准备，

缘分将他们推近，驱离，

憋住笑声

阻挡他们的去路

然后闪到一边

……

这首诗的另一个故事也与电影有关，波兰籍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曾这样记录：“一九九三年，我在华沙过圣诞。天气烂透了，不过卖书的摊贩已摆出摊子做生意。我在其中一个书摊上发现了一小本辛波斯卡的诗集。她是罗曼·格林最喜欢的诗人——罗曼·格林是《三颜色》的译者。我买下这本书，打算送给他。辛波斯卡和我从未碰过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乱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念和《红》这部电影十分相近。于是我决定自己留下这本诗集。”

《一见钟情》也代表着最典型的辛波斯卡，她不玄奥不晦涩，仅以平实语言诠释诗意。她去世后，时任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在悼词中表示：“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她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

安静的布宁并未让我一见钟情，但托伦和克拉科夫却做到了。1926年，三岁的辛波斯卡随家人来到托伦，五年后离开，前往克拉科夫。小学毕业后，辛波斯卡入读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开始尝试写作。不久后二战爆发，辛波斯卡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1943年，为躲避进入劳动营，她进入一家铁路公司工作，1945年，她入读欧洲最古老大学之一——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站在雅盖隆大学的美丽中庭，我想到的不仅仅是辛波斯卡，还有她的校友——哥白尼和若望·保禄二世。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历史，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舍我其谁的勇气。

读诗会上朗读辛波斯卡

相比之下，辛波斯卡显得柔弱，经历也没有前二者那般坎坷。尽管，她与同时代人一样，刚从二战的恐惧中走出，便陷入新的泥潭。

她迅速感知了大时代对她的侵袭。她在雅盖隆大学的最初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但战后波兰被苏联所控制，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合法思想，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遭取消。因此，辛波斯卡只学了一年社会学，便被迫改变专业。在中国50年代初的院系改革中，社会学同样遭到取消命运，同样有许多学者再无用武之地，许多学生被迫改变专业。

此时，诗歌也已走入她的生命。1945年3月14日，她在《波兰日报》）副刊“战斗”发表了诗歌处女作《我搜寻词语》。诗作引起关注的同时，也让她与“战斗”的编辑、出版过十几本诗集的诗人亚当·符沃德克结缘。二人于1948年结婚，但六年后离婚。

相比之下，第二任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对辛波斯卡影响更大。他是一位作家，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曾被关进德国集中营，战后回到波兰，从事小说创作，1990年去世。

在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辛波斯卡抒发着对亡夫的思念，对过往岁月的沉思，还有对生命的澄澈领悟，《一见钟情》就出自这本诗集，一如他们的相遇。在《事件的版本》中，她写道——

爱吸引着我们

是的，但必须是

兑现承诺的爱。

对于辛波斯卡来说，诗歌也是一种承诺，年轻时代的偶得，最终成为了一生的事业。这份事业除了固有的寂寞之外，还有种种大时代的波折。它并非只有光彩，但辛波斯卡坚持了下来。

令箭

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

1949年，当辛波斯卡试图出版诗集时，因审查制度而流产，因为她的诗作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1952年，她出版了首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主动与意识形态“接轨”，诗集中遍布各种宏大主题，如苏波友谊、战后重建、打倒帝国主义等，语言空洞虚假，连诗作的名字都如口号，如《欢呼建设社会主义城市》、《我们的工人谈帝国主义》等，只有几首情诗隐约有着未来的影子。

这当然是一个虚假的、不讨人喜欢的辛波斯卡，但她也因为这部诗集得到了关注，并于同年加入波兰作协和统一工人党——她的党员生涯持续了14年，1966年，因为不满统一工人党开除哲学莱谢克·柯瓦柯夫斯基，她公开宣布脱党。

1954年的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仍然以假大空的政治主题为主打，但情绪上有所弱化，“向自己提问”这一书名也带有某种质疑意味。显然，她发现了现实中的种种困惑。所以，她在《被激怒的缪斯》一诗中写道：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触及带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壮的诗句向我尖叫？

克拉科夫

即使有这样的质疑，头两部诗集仍然是辛波斯卡无法接受的过去，在日后的各种选集中，她很少选择这两部诗集中的作品。如果联想起她曾签署迫害天主教教士的吁请书的经历，也可以将她对前两部诗集的抛弃视为一种道德反思。

就连米沃什都说：“我不喜欢她的早期作品，她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但（她的）每一部诗集都在变得更好。”那时，米沃什也在克拉科夫。二战后，波兰人并未迎来光明，已被炸成废墟的华沙又遭劫掠，只不过劫掠者从德军变成了苏军。米沃什躲到克拉科夫，早早发现了极权的恐怖。1951年，米沃什选择流亡，前往巴黎，辛波斯卡则仍身处祖国，被迫写着应景诗作。

1957年的《呼唤雪人》显然比前两部诗集要出色得多，进入了她日后最为擅长的领域：爱情、人性和存在等主题。1962年的诗集《盐》，则展示了真正的辛波斯卡，那种质疑的眼光、促狭的反讽。

米沃什曾说，辛波斯卡“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这是她的习惯。但她的静默有着巨大的力量，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对她的官方评价：在旧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破灭之后，在未来新千年的临界点上，作为一朵“从废墟上开出的花”，她可以为人类带来信心、力量和希望。

这种信心、力量和希望，在1967年的《一百个笑声》、1972年的《种种情况》和1976年的《巨大的数目》这三部诗集中得到了集中展示。而从1945年到1976年，她仅仅发表了180首诗，如果除去前两部诗集中那些应景之作，产量更低，可见其自我要求之严。

而在1976年的《巨大的数目》之后，她索性一等便是十年，直到1986年，才出版下一部诗集——《桥上的人们》。这部只有22首诗作的诗集被认为是辛波斯卡的创作高峰，尽管多以日常生活元素为题材，但仍能在冷静的铺陈中展示现实之荒谬、人性之愚昧。

值得留意的是《桥上的人们》的出版时间——1986年，正是波兰巨变前夕，当局统治貌似铁板一块，实则千疮百孔，异见团体逐渐走上前台。能够一次次通过审查制度检验的辛波斯卡，一直都被视为不沾染政治的诗人，但她的政治隐喻其实无处不在。比如80年代的波兰在出版审查制度下，思想著作往往无法出版，色情文学反倒不受约束。辛波斯卡便写下《对色情文学的看法》一诗，虚构了一个拥护政府审查制度的叙述者，由他表达对自由思想的痛恨，甚至认为思想问题比色情问题更危险，这种幽默的嘲讽同样具有无穷的力量。当然，这部诗集中最著名的诗作当属那首《种种可能》。她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1953年到1981年间，辛波斯卡一直在克拉科夫《文学生活》周刊工作，1966年脱党后，她只能在杂志社里担任一名书评撰稿人，负责一个名为“非强制阅读”的专栏。1981年，《文学生活》停刊，她又为《选举报》撰写书评。对于一个爱书之人来说，写书评堪称美差，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我很老派，我认为阅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荣耀的事。”

1996年，辛波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致辞中，辛波斯卡这样说道：“诗歌不是一个需要专业研究、定期考试、附有书目和批注的理论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场合授予文凭的行业。这也意味着光看些书——即便是最精致的诗——并不足以成为诗人。其关键因素在于某张盖有官印的纸。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俄国诗坛的骄傲、诺贝尔桂冠诗人布罗茨基就曾经因为这类理由而被判流放。他们称他为‘寄生虫’，因为他未获官方授予当诗人的权利。”

提到布罗茨基，显然与东欧世界曾经的历史有关。布罗茨基一生坎坷，诗歌是他摆脱牢笼的方式。同理，米沃什也是如此。

但辛波斯卡更想表达的是：诗人是一种职业，诗人的所有尝试与尊严，都来自文字与其内心。这一点早已超越了政治，也超越了其他领域。她告诉我们：“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

最后，她说：“看来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

在这艰巨的任务面前，辛波斯卡从未傲慢，也从未故作高深，更没有像许多同时代的东欧诗人那样消费苦难，以宏大命题对抗时代并赢取声名，她只关注那些生活细处，并从中探寻人性。有人将之称为“诗歌的民主”，即留心那些被忽视的事物，给予小题材与大题材相等的地位。小题材并不等于肤浅，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其诗作的评价——“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

这个评价或许有些晦涩，但那册在中国销量极高，并使得辛波斯卡为国人所熟知的《万物静默如谜》，书名便已说明了辛波斯卡的诗歌特色。她笔下的万物都如谜题，读到最后方有答案，但这一切并非故弄玄虚，谜题所呈现的是生活本真。她的诗歌语言同样毫不做作，浑然天成，不受固有观念的拘束，也无需刻意的加工。

克拉科夫

令箭

以个人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居者

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波兰诗人们似乎纠正了这一点，米沃什、鲁热维奇、扎加耶夫斯基和辛波斯卡，都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书写着历史与人性。

作为一个波兰诗人，二战和苏联控制都是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无论是纳粹大屠杀，还是苏联的残酷控制，都使得他们无法在诗作中避开政治。何况，诗歌本身就源于生活的荒谬与痛苦。辛波斯卡确实极少直接触及现实政治，但如果据此认为她不关心政治，那是大错特错。她所做的，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绘来反抗意识形态的侵袭。她早已洞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政治性又基于人性。在那首《时代之子》中，辛波斯卡写道——

你的话语中有政治的回声，

你的沉默，也在替它辩护。

那么，无论何种方式，你都在谈论政治。

何况，在极权之下，即使对政治的漠视，也是一种反抗。她的这种反抗也绝非无效，对于这一点，她早有预见，就像她在《乌托邦》里所写道的那样：“唯一的道路是抵达之路。”

以诗歌对抗极权政治，在波兰是一种传统。也正因此，诗人在波兰的身份往往以多样化呈现，成为社会良心，享有极高声誉。因此，在波兰的出版物中，诗歌占据了极大比重，波兰也因此成为当代诗歌的世界中心，克拉科夫更是波兰的中心。

时至今日，克拉科夫仍然有着极为浓烈的诗歌乃至文学氛围。咖啡馆和酒吧里总有正在写作的人，广场上常有诗歌朗诵会。跨越维斯瓦河两岸的犹太区卡米奇日，不仅仅是《辛德拉名单》的真实发生地和取景地，也是文学青年聚集之地。这种喧嚣固然让我这种来自文学没落国度之人心有所感，但辛波斯卡却与这种喧嚣绝缘。她是一个真正的隐士，隐居在这座古城里，不愿提及自己的私生活，不喜欢接受采访，拒绝别人为自己写传记。在她看来，一个诗人的存在感应该仅仅来自于诗歌，人们能读她的诗就好。

她还不喜欢诗歌朗诵，她曾写过一首《怯场》，表达了对朗诵诗歌的反感。显然，即使在克拉科夫这样的古城里，她都是一个异类。或者说，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始终坚信个体解放才是真正的救赎，集体的喧嚣只是一种假象。我十分喜欢她的一句诗，因为它似乎可以清晰表达这种个人的自由——“我用一切语言，教人以沉默”。

驾车从克拉科夫老城离开，前往辛波斯卡故居，这是一段由华丽步向简陋的行程。克拉科夫古城与布拉格齐名，并称为东欧最美之城，但位于城西的公寓区则有着浓郁的前苏联时代气息，十几层高的公寓大楼呈现着千篇一律的丑陋，置身其中，你根本分不清每栋楼、每一户、每个窗口之间的区别。辛波斯卡就隐居在一所两室小房子里，直至去世。

这里的内涵绝不像外表那般平庸，除了辛波斯卡，还有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居住在这里，作为住客之一的扎加耶夫斯基还称这里是“知识分子区”。

数十年前，辛波斯卡就为自己写下一首名为《墓志铭》的小诗，她这样写道——

这里躺着，像逗点般，一个旧派的人

她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她长眠

虽然她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

她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

别无其他珍物

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辛波斯卡

那时的辛波斯卡，已经习惯冷静自嘲。更为难得的是，她之后的人生确实是这样的。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呆在克拉科夫的陋室中。直到晚年，她才会于每年秋天前往另一个城市小住。

沿克拉科夫南下，接近波兰与斯洛伐克边境，便可到达这座辛波斯卡常去的小城——扎科帕内。

这座波兰南部小城背靠塔特拉山，地形与平原居多的波兰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建筑风格也十分独特美丽，“扎科帕内别墅”在欧洲极为知名。许多波兰名人都曾在这里居住，大名鼎鼎的塔特拉别墅，曾经吸引作家显克微支、作曲家卡托维茨和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等到访，绿地中的阿特马别墅曾是作曲家希曼诺夫斯基的故居，城中地标圣家堂则曾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到访之地。

这里有一栋楼专门作为作家俱乐部使用，辛波斯卡拥有一个小房间。据说这个房间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在这座游客颇多的小城里同样选择避世生活，在这间小屋里写作，偶尔去塔特拉山步行。

她始终安于这样的生活，因为“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

令箭

张耀杰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书评家。出版专著《谁谋杀了宋教仁》、《历史背后》、《民国底色》、《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红粉民国》等十多部。

惨遭杀害的韩恢是附葬中山陵的第一人
2016-05-15 于右任手书的“烈士韩恢墓道”六个大字，字下镌刻一对相互交叉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牌坊立柱上镌刻着于右任题写的挽联：“杀身以成仁志在党国，崇封建华表永慰英灵。”

韩恢，字复炎，1887出生于江苏泗阳乡下（今泗阳县史集乡韩圩村），早年曾读过几年私塾，他的名与字都自己取的，其中所寄托着是那一代国人恢复炎夏的民族情怀。成年后，他曾在英商承建的宁沪铁路充当筑路劳工，并且加入简称青帮的江湖会党组织安清帮，排行为“通”字辈。

韩恢

据好友蒋作新在《韩恢事略》中介绍，韩恢有一天与工友一起浏览南京城区，路过仪卫森严的两江总督署时大发感叹：“若大好房屋为满奴所居，大可惜。”有好事者讥笑他说：“若何不入而居之？”韩恢回答说：“请君记之，不十年吾必逐其人，以居其室。”

1908年，22岁的韩恢与好友樊炎一起投入南洋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在标统赵声手下充当正目即班长，并在赵声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时，韩恢随赵声之弟赵光南下广州，充当敢死队先锋。赵声去世后，韩恢回到南京等待时机。国民党党史会编撰的《革命先烈先进传》中，收录有《赵光、韩恢覆林森、邹鲁补述黄花岗烈士事迹书》。

黄花岗起义中部分被捕的革命党人

1911年11月8日，韩恢与南京第九镇排长苏良斌等人，在南京城内发动起义。韩恢在起事失败后逃出城区，与第九镇中路军第三十四标敢死队会合，于第二天率领敢死队冲锋陷阵，以牺牲队友47人的代价，一度攀上雨花台东峰，并且徒手夺得两挺机枪。因后援不继，韩恢率领敢死队退出阵地，前往镇江投靠镇军都督林述庆，被任命为镇军炸弹队司令，随军参加攻克南京的重大战役。攻陷南京之后，韩恢、蒋作新又率领炸弹队前往淮安府山阳县，增援臧在新的镇军支队。

据蒋作新的《韩恢事略》介绍，韩恢“身材短小，气宇轩昂，语言讷讷，不轻诸口，而胆识过人，不拘小节”。中华民国成立后，韩恢以“破坏已终，当谋建设”为由遣散炸弹队，转而以青帮“通”字辈大佬身份，投入江湖会党的政治活动，他与孙中山的亲信保镖、继应夔丞之后担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庶务科长的朱卓文、上海工人领袖徐企文等人联合组织中华工党，在工人当中秘密从事行帮工会的组织活动。宋教仁案发生后，涉案的江湖会党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夔丞，被国民党内部的陈其美一派迅速抓捕，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共进会副会长张尧卿，联络国民党内部有江湖会党黑社会背景的激进派人士韩恢、王宪章、何海鸣、胡侠魂、徐企文等人组织“铁血监视团”，于1913年5月29日打着黄兴、陈其美等人的旗号攻打上海制造局，因为黄兴、陈其美、黄郛等人的出卖而惨遭失败。

“二次革命”爆发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临阵脱逃，韩恢陪同何海鸣等人从上海搭乘“大福轮”星夜赶到南京，在宪兵队老战友蒋作新、刘传铳等人支持下，何海鸣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韩恢出任副总司令兼新建第三军的军长，终于实现了他几年所发下的入住两江总督署的誓愿。只可惜，何海鸣、韩恢等人在组织南京保卫战的同时，很快便在革命党内部陷入与先后出任江苏都督的张尧卿、柏文蔚的权力斗争。张尧卿、何海鸣、韩恢、王宪章、李翊东、伏龙、周应时等人在南京城区坚守22天后，张勋、雷震春、徐宝珍于9月1日攻占南京，放纵士兵大肆抢杀三日。张尧卿、何海鸣、韩恢等人先后躲进日本海军陆战队设在成贤街的驻屯哨所，在日本军方的帮助下，辗转逃亡日本。

查勘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编制的逃亡东京的革命党名单，韩恢、何海鸣是1913年10月21日抵达日本下关港口的，在袁世凯签发的革命党人通缉名单中，韩恢的名字列入“首要分子”一栏，悬赏金额是10万大洋。

令箭

韩恢在日本期间，成为孙中山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的一名重要支持者。1915年12月6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谈到上海肇和舰起义时，就明确提到了韩恢的名字：“拔可来，言革命党与海军合攻制造局。……闻黄伯樵言，制造局已挂白旗。浦东有北军三千人，若与党人联合，则上海事已定。党人中陈其美主谋，韩恢、杨虎佐之。铸夫夜来，言陈其美与欧阳豪争先发，劫肇和以攻制造局，海军故发空炮，天明，他舰击肇和，党人遂遁。”

1916年初，周应时、韩恢、伏龙等人在上海密设机关，联络上海、南京周边的退伍军人，企图在南通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机密泄露而遭到镇压。关于此事，南通当地的《通海新报》报道说：“近日在港捕获的党人和炸弹，已有数起之多。均系暴力分子来通捣乱者，内有早经密缉的伏龙等一并在内。捕获后由警察队送往镇守使署讯问，当于昨日早晨将伏龙、沈岭南、张廷桢、赵亚杰、顾锡九、龚士方、梁峻泉、吴良臣、张同一、李子洲、李武卿等十四名一并押赴开场，一律执行枪决。”

1921月5月6日，孙中山抵达韶关督师北伐。

1922年8月9日下午，因遭受陈炯明军队攻击而退守永丰舰的孙中山，登上英国炮舰摩汉号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守卫在他身边的亲信随员，包括蒋介石、陈策、黄惠龙、韩恢等人。护送孙中山返回上海后，韩恢被委任为江苏招讨使、讨贼军总司令。他与妻子许慧贤只团聚了一个多月时间，便打算前往福建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10月28日，即将离开上海的韩恢被淞沪警察厅捕获，10月30日押解南京，被江苏督军齐燮元以潜来苏北组织军队、煽动举事的罪名下令枪杀。时年35岁。

关于此事，1922年11月9日的上海《申报》在《民党巨子韩恢被捕押解宁枪杀之经过》一文中报道说：韩恢在租界隐藏期间所雇用的汽车司机，在与上海警察厅的汽车司机闲聊过程中透露了雇主姓名。警察厅司机知道韩恢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党人，回去密告了厅长徐国梁，然后与韩恢的司机合谋抓捕韩恢，以领取巨额赏金。10月28日，韩恢乘坐汽车到租界某戏院看戏，他的司机通过警察厅的司机给徐国梁通风报信，徐国梁立即派遣侦缉队长率领4名探员赶往戏院门口。4名探员登上韩恢乘坐的汽车，先将其抱住，再用迷药手帕堵塞其口鼻，然后把已经迷倒的韩恢带往警察局，稍微询问几句便押解南京，移交给齐燮元审理处置。

在此期间，孙中山委任的汉口军事特派员金华衮，也在上海租界被侦探绑架，押解武昌后被湖北督军萧耀南下令枪决。11月7日，孙中山致电齐燮元、萧耀南表示抗议说：“南京齐抚万先生、武昌萧珩珊先生均鉴：报载武昌杀金华衮、南京杀韩恢，皆密向上海租界诱捕，不与审判，遽处极刑；而杀之之名，则以金、韩曾隶民党，万人惶惑，奔走相告。……金、韩两君私人行止，别为问题，然当不至遽受死罪；若以往时谋国，概被以土匪恶名，则海内同志，人人自危，前途险恶，将有不堪设想者。”

到了1924年4月11日，时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发布《追赠韩恢伏龙令》：“故江苏招讨使、讨贼军总司令韩恢，江苏陆军第六师师长兼参谋长伏龙，生立功勋，死极惨烈，经交由大本营军政部议复，请予赠恤。韩恢着追赠上将，伏龙着赠陆军中将，均照阵亡例给恤，以昭忠烈。”

1928年，国民政府在建造中山陵的过程中，专门把韩恢遗体从当年就义的南京小营荒地移葬于中山陵左侧的卫岗，并竖立石牌坊一座，横额上阴刻于右任手书的“烈士韩恢墓道”六个大字，字下镌刻一对相互交叉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牌坊立柱上镌刻着于右任题写的挽联：“杀身以成仁志在党国，崇封建华表永慰英灵。”

韩恢墓道

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韩恢是附葬于中山陵的党国元老第一人，在他之后也只有廖仲恺、范鸿仙、谭延闿三个人，享受到了这项丧葬礼遇。

令箭

韩福东

韩福东，《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

民国一桩死于公权力的人命案
2016-05-12 申冤的策略其实很清晰：以杨子明妻子和旅沪福建同乡会的名义发起，而非借助杨子明的军方身份，突出枪杀事件违背程序正义，一方面诉诸媒体，一方面恳请军方出面，惩处杨砥中。

杨子明被打死了，死于公权力之手。为他喊冤的是旅沪福建同乡会。

事情发生在1923年7月底8月初，大致经过如下：杨子明和其他三百余人搭乘飞鹰商轮，行经金门时，被一艘金星小轮拦住，轮船上有数十名驻闽海军陆战队的军人，在旅长杨砥中的指挥下，乘客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行李也被搜查。

按照福建同乡会领袖翁吉云事后的控诉，海军陆战队将300余人关在煤舱三昼夜，并把他们的行李箱笼“劫夺无余”，还开枪造成乘客四死十余人伤。这死去的四名乘客姓甚名谁，已不可考，目前只知道其中一人是杨子明。

上世纪20年代福建商船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2个月，北洋政府刚刚解决掉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临城劫案被劫走的乘客才110人，远不如飞鹰商轮多，但因有39名外国乘客，而成了轰动一时的国际事件。飞鹰商轮事件虽持续时间短，但死伤人数超过临城劫案，且施暴者为正规军人，不比临城劫案的土匪，性质要恶劣得多。当时的受害者即自陈他们所受的待遇“较之临城劫案尤为惨酷”。其中一个细节是，妇女被单独关闭在一个船舱内，“借口搜查危险物，强令脱卸衣裤，按名检验，妇女有羞愤图尽者。”

不过，和临城劫案载入民国大事记不同，飞鹰商轮事件却成了近代史上的“失踪者”。在百度上几乎查不到与此有关的任何内容，翻阅当年的报章，也只能找到一些碎片式信息，勉强拼凑出故事的概貌。

杨子明是在众乘客从煤舱释放后，被林志棠、陈幼莲两名军官“诱引”至金门县枪决的。事件发生后，翁吉云等人致电北京海军李总长、福建下关海军杜总司令、福建马尾海军杨司令，称旅沪福建同乡会对于海军毫无恶感，岂敢吹毛求疵，只是乡人久受军阀、土匪祸害，“方欲借海军顾念桑梓之谊，稍为保障，今乃变本加厉，惨毒至此。”

旅沪福建同乡会所控诉的场景，我们很容易理解：军警原应是保护神，但此刻却沦为比土匪更不堪的劫掠和凶杀者。

后来披露的信息显示，杨子明的背景并非和旅沪福建同乡会有关联，他本人已在军界任职了差不多十年，曾任广东陆战队帮统，同时是福建一位叫杨又京的司令的族弟。而杨砥中枪杀杨子明也并非完全无因，他称杨子明为“间谍”。

因杨子明的身份特殊，故其在飞鹰商轮上，曾被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邀请去吃西餐喝啤酒，当晚还安排了住宿。但第二天清晨，即被杨砥中的副官带数名兵士押往金门，连中五枪而亡。

令箭

杨子明的妻子杨刘氏和旅沪福建同乡会，扛起了控诉杨砥中的大旗。他们称，驻闽海军陆战队的敌人是臧军，但杨子明与臧军素无关系，此次搭乘的也是商船，仅仅作为众多乘客中的普通一员，想不到却“以风马牛之人竟罹莫须有之祸”。而且，查陆军法律，即便遇到有罪之人，尚应经过审判手续讯问明确之后，更需按律比拟，予以处分，以防冤情。“岂有不查不讯、无罪无证便可杀人之理。”而且杨砥中的上级——海军警备司令与其“近在一处”，却未曾接获禀报。

民国时的海军

申冤的策略其实很清晰：以杨子明妻子和旅沪福建同乡会的名义发起，而非借助杨子明的军方身份，突出枪杀事件违背程序正义，一方面诉诸媒体，一方面恳请军方出面，惩处杨砥中。

按照杨刘氏的说法，杨子明与杨砥中的两位部下林志棠、陈心芹在广东陆战队时为同事，其中林志棠为副官长，陈心芹为副官。双方产生“权限冲突”。1922年林森任福建省长时，在公署内设置警备处，林志棠谋充副官长不果，也怀疑是杨子明捣的鬼。矛盾加剧。

杨刘氏要求，将杨砥中等人撤职，归案讯办。南京海军总司令公署为此电饬福州海军陆战队支应局局长叶龙骧，要其“据实查复，以凭核办”。

但这个事情接下来并没有太实质性的进展。从此前国闻通信社的报道可知，杨砥中是吴佩孚的旧部，也是1923年出任海军总司令的杜锡珪的亲信。据称他到福建后即“汲汲扩充该队势力，苛捐勒索，久为闽省商民及京内外同乡所反对”，但杨砥中“恃有后援，悍然不顾”。后孙传芳在1923年6月开始运作，将杨砥中由统带升为海军陆战队暂编第一混成旅旅长。

后台很硬，这大概是杨砥中在枪杀还算有背景的杨子明之后，一直未能接受法律制裁的原因所在。

不过，就在枪杀杨子明20月后，杨砥中也被枪杀。最初报章刊发的消息称其死于“暗杀”，凶手逃逸。传闻有三个可能的死因：勒种鸦片，私铸毫洋，导致民怨被杀；勾结民军资助军饷子弹，引发各方嫉忌被杀；枪杀杨子明，有人代为报复。

而据《申报》引述“海军界要人”的不具名消息，北京政府因杨砥中勒收苛捐杂税，强迫种植鸦片，加诸枪杀了民党的优秀分子杨子明，所以在“未下明令之前，已先有密令到沪，着海军总司令严密逮捕”。

海军总司令杜锡珪

据称海军司令部所派海容军舰员带水兵十余人乘坐小火轮，拦住杨砥中赴杭祝寿后返闽的宁兴商船，出示北京命令，要其下船。杨砥中拒捕，被射伤腰部——子弹从背入，穿小腹而出。重伤的杨砥中被送往高昌庙海军医院，又转送红十字医院，终不治，于当晚身亡。在此之前，北京阁议已通过以命令褫夺杨砥中职务，并拘捕惩办。

杨子明被杀案有这样一个结局，倒也算给读者了一个交代。杀人者，人恒杀之。对过于任性的权力，我们能说什么？如果时代给了你滥杀的权力，那你最终被时代所杀，也算是一种公平吧。

令箭

止庵

止庵，本名王进文，传记和随笔作家。著有《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编订整理《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

画女人的画家之十八一直跳舞到死的女人
2016-05-17


导读 马蒂斯在他的画中，实现了画家的“我”和画里的“她”的双重自在——她们随心所欲，他也随心所欲，而观者只不过是恰好看到了这一情景而已。

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正逢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马蒂斯：剪纸”特展开幕。马蒂斯油画作品的真迹，还有他的雕塑作品，我此前都曾看过一些，剪纸作品则只见到印刷品，然而与真迹对比一下就知道其间的差异了。印刷品除了颜色不无失真之外，彩纸的拼接痕迹，粘贴所形成的层次感，以及用别针和大头针固定的方式，都不太容易显示出来。马蒂斯漫长的创作历程的方向就是趋于简化，这些剪纸作品可谓臻于极境了，但越是简化的就越受不了哪怕丝毫的失真。

看罢特展，我对同去参观的F说，这回体会特别深的是马蒂斯对“形”的得心应手，至于在“色”上的别出心裁就无须多言了。譬如全套四幅《蓝色人体》（1952），方法和材料看似那么简单，描绘形体与动作却简直出神入化，可以说实现了形与色最大程度的和谐。

《蓝色人体》

马蒂斯此前的油画作品，最能与此相呼应的大概是《舞蹈》（1909—1910）。这幅画充满运动感、节奏感，其中每个跳舞的女人仿佛都只是暂时的存在，似乎看得到她们上一瞬间是什么样子，下一瞬间又是什么样子，而这连续不断的运动又构成五个女人的整体运动的一部分，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一直跳到死”。

《跳舞》

马蒂斯虽然尽量把立体画成平面，但却比别人画的立体还要形象、生动。举个例子，我曾在新泽西的大地雕塑公园里见到一座巨大的《舞蹈》雕塑仿作，给我的感觉却是五个僵直的女人手拉着手，被禁锢在那个地方了。《舞蹈》已经摆脱了具体的情景，趋向更丰富、更多变化的幻觉空间。《舞蹈Ⅱ》（1932—1933）则有进一步简化的趋势，如果说《舞蹈》中蓝色代表天空，绿色代表草地的话，构成《舞蹈Ⅱ》背景的黑、蓝、红三色已经没有了具体含义，而画中的背景与跳舞的女人就像贴上去的剪纸似的。到了剪纸作品如《蓝色人体》，则将背景完全简化掉了。

令箭

回过头去看野兽派时期的马蒂斯，在《戴帽子的夫人》（1905）和《绿色的条纹》（1905）中，马蒂斯夫人的脸上之所以被涂了醒目的鲜艳绿色，是要证明通过色彩能够实现什么，旨在宣示绘画的自由与随心所欲，然而这仍不过是对作为某种意识、某种趣味而存在的社会——具体落实为将来那个站在画前的观者——的应对与挑战而已。

《戴帽子的夫人》
《绿色的条纹》

真正的随心所欲是非对象化的，而对象化就是社会化。画《舞蹈》、《舞蹈Ⅱ》等油画作品，做《蓝色人体》等剪纸作品的马蒂斯，不再挑战什么，也不应对什么，他是得大自在者，生命在其笔下纷纷呈现出本然状态。这时的马蒂斯，真正达到了随心所欲。

在剪纸作品《蓝色的裸体》和此前的多幅油画如《蓝色的裸体》（1907）、《躺在红色沙发上的裸女》(1918-1919)、《举手臂的摩尔人》（1923）、《蓝靠垫上的裸女》（1924）、《有装饰背景的人物》（1925）、《粉红色的人体》（1935）等作品中，女人们或坐或卧，总是摆出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如一条腿蜷起，另一条腿伸直或稍蜷，抑或是有名的“扭位”。摆出这样姿势的女人有时望着我们，但又好像目中无人。非对象化特别体现在这些女人身上。她们不是要摆样子给我们看，而是她们自己觉得自在，她们乐意这样。

《蓝色的裸体》

这种女人若用“幸福”、“快乐”之类的词形容总归要隔一层，因为她们并不按照世界上的现有标准行事，她们根本不想表现她们的“幸福”、“快乐”。我看有时她们或许还有些烦恼也未可知，谁知道呢，这是些自说自话的女人。马蒂斯在他的画中，实现了画家的“我”和画里的“她”的双重自在——她们随心所欲，他也随心所欲，而观者只不过是恰好看到了这一情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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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里说，苏青是高等调情的最好的对象。“调情”两个字，来得刺眼，像是讽刺，调情的最好对象，很容易让人想起声色场所里衣着暴露的妖冶女郎，一脸潋滟的笑，招来浮花浪蕊无数，彼此交换着不走心的暗示，或是无处着落的许诺。一个女人被人目为调情的最好对象，多半是说她比较轻浮或是无知吧，不值得人交付真心。

但张爱玲著文，押的都是险韵，加上“高等”二字，这调情的性质便有不同。这种调情不只是言辞上的你来我往，低等调情，彼此都知道是假的，趣味也就大打折扣。

高等调情，要似有一些真心在里面，张爱玲写这个最拿手，《倾城之恋》与《白玫瑰与红玫瑰》的前半部分，以及《殷宝滟送花楼会》的整体，都是高等调情，看上去是过了心，动了情的，突然间峰回路转，让人有一脚踏空的错愕。

《白玫瑰与红玫瑰》里，佟振保曾为王娇蕊流过泪，有那么一个片刻，“许多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情感的一种满足”，似乎这感情已臻化境，但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佟振保的心，有如庭院深深，即便是王娇蕊，有一半她能到，还有一半她到不了。这一场闹中取静的情事，到终了，仍是一场高级调情。

《红玫瑰与白玫瑰》剧照

似乎很少有作家对“高等调情”这件事，像张爱玲这么敏感，它处于调情与爱情之间，既非浮浪公子的逢场作戏，也非古典爱情中的忠贞不渝，它是处于巨大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的人们，给自己的一个缓冲，在一半真心一半假意的试探中，确定自己的落脚点。《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选择了割舍，《倾城之恋》里，高级调情却皆大欢喜地，转化成了爱情。

《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堪称调情高手，他循序渐进，先从最低级的开始，“柳原倚着窗台，伸出一只手来撑在窗格子，挡住了她的视线，只管望着她笑。”当白流苏说：“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范柳原笑道：“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

这种话，还像是欢场里的随口道来，在浅水湾饭店旁边，范柳原的另一段表白，才更有杀伤力：“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妈呀，幸亏白流苏没有太多文化，这是她的防火墙，要是碰上我等文学女青年，岂不是马上三魂去了五魄？而他接下来又固执地、哀恳地说：“我要你懂得我！”这种对于女文青最有效的大杀招，在白流苏身上却不怎么见效，她嘴里说着“我懂得我懂得”。心里却想着自己在月光下的脸一定很美吧，她应承他的话，不过是希望他能娶她，得到一张长期饭票。范柳原也不是吃素的，见她如此，马上换了一副声调，与她说笑起来。

高等调情的本质，如张爱玲在《我看苏青》里所言，是保持距离感，细细密密的情话，不过是为了在打动对方的同时，运动一下自己的心脏，仿佛不忘初心，仿佛还没有被时间与世故风化，即使这调情里带有些悲伤的意味，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比如《倾城之恋》里最经典的桥段，范柳原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月亮给白流苏打电话。

他对她说：“我爱你。”跟她讲《诗经》里的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说：“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这是无数女文青再三品咏的名句，但没文化的白流苏却立即看到问题关键：你不就是不愿意娶我吗？用得着绕这么大一弯子？——我们不能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但单身者不以在一起为目的的瞎抒情就是调情。虽然范柳原有情可原，他是因为怀疑白流苏并不真的爱自己，才留下余地，可是，因了对方的距离，自己也留出距离，这种审慎，与真正的爱情无关。

还好战争终结了这场看上去让人绝望的调情，兵荒马乱抽取了调情的闲情逸致，他俩只好相爱了。月亮的力量终究不如战争强大，但是，有几人能有白流苏这般幸运？有一场战争，为了她的爱情从天而降？

于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问题：他都那么说了，这难道不是爱情？他都为我做了什么什么，这难道不是爱情？他看上去那么诚恳真挚，这难道不是爱情？他为我受过伤落过泪，这难道不是爱情？

哦，如此种种，可能都不是爱情。甚至于最擅长描写高级调情的张爱玲，有时候，也会分不清调情与爱情。比如她与胡兰成的初识，就是从调情而起，胡兰成对她说：“你这么高，怎么可以。”言下之意是，你这么高，和我怎么可以。这种调情，若是出自不喜欢的人，会觉得被冒犯，若是本来就心中有意，会觉得是轻微的试探。

然后他们相爱了，胡兰成爱恋她，关于她的一切，都觉得好，张爱玲则向他呈出自己整个世界，即使后来两人分离，张爱玲也曾千里寻夫，为之憔悴神伤。但是，《小团圆》里有一句话，点出两人之间，也不过是一场高级调情，当九莉告诉邵之雍，她因为他别有所恋而痛苦时，邵之雍并不为所动，只是等她说下去，九莉瞬间领悟：“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知道保存他所有的。”

《她从海上来》剧照

这才是真正的距离，张爱玲所以为的爱情，在胡兰成那里，不过是又一场高级调情，即便他俩已有婚书，那婚书只有一张，做不得数，况且胡兰成曾说，他是爱女人尊重女人的，具体表现为，他看到每一个女人，不管高低贵贱，都可以想象自己娶她们为妻。

分辨高级调情与爱情足够令人烦恼，把高级调情转化为爱情，则更是很多女人痛苦的根源。《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林黛玉说：“我就是‘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简直像是在表白了，但林黛玉马上就怒了，觉得自己被轻薄了，要告诉舅舅去。而《诗经》里有一首《终风》这样写道：“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这男的看上去态度挺好的，会说会笑的，女子却悲伤起来，爱情是严肃的，他如此欢乐，看上去像调情更多一点。

爱情和调情有什么差别呢？爱情是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把平凡变伟大，把瞬间变永恒，当它作为一道光芒照在你身上时，你会觉得你渺小的人生从此也与众不同；调情则是把你独一无二的自我，打入芸芸众生中，你跟她们没什么区别，他对你跟对她们，也没什么区别。

不过，说了这么多，也不必对调情过于否定。你不能指望一个陌生人瞬间就对你有伟大的爱情，调情有时是爱情的先遣部队，是不知所措者的权宜之计，它试探，前进，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直至从量变到质变。但是，有些调情就别做这种指望了，它以调情始，以调情终，桥归桥，路归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这成了很多男人与女人之间最大的分歧，不幸的是，即使到了这个年代，依旧常常是男人是调情爱好者，女人却想沙里淘金地找到爱情。

王娇蕊便是一例，她倾己所有，只换得一场绝情的驱逐。被张爱玲盛赞为“高等调情的最好对象”的苏青也非内中高手，她和胡兰成一场云雨之后，开始责怪他“不负责任”。张爱玲也说：“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轻松，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听上去张爱玲对苏青和胡兰成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她也许以为自己和胡兰成之间是爱情吧，拥有爱情的人，居高临下看别人的调情。

可惜天道好还，这世上本来调情就多于爱情，身处文化圈，更别奢望自己是个意外，不过，人世如此寂寞，有那么一段调情，也算填补了寂寞青春。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一言难尽，只能体验，无法总结，是耶非耶，俱在一念之间，总之，你高兴就好。

令箭

文/刘瑜
　　
　　我爸我妈有个毛病，就是爱操心。我和我哥也有一个毛病，就是不爱被操心。由于这两个毛病是相互矛盾的，可想而知我和我哥成长的过程是多么鸡飞蛋打。小时候我以为父母对我们不放心，信不过，什么事情都要来“掺和”，是因为我们年纪小，做不好事情。后来渐渐明白，这种“掺和”的毛病，跟我们的年龄无关，跟我们的水平也无关，就是他们的个性而已。
　　
　　我哥都30多了，自己都是爸了，如果他一不小心理了一个平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爸我妈会像挽救失足青年一样，跟在他背后，语重心长地、反反复复地、苦口婆心地论证为什么他不适合理平头、他理平头怎么不好看、他的脸型和头型的“国情”怎么样、这种“国情”又如何决定了他发型的有效选择范围……
　　
　　从厨房讲到客厅，从卧室讲到书房，从院子里讲到大街上，直到我哥痛改前非，和平头一刀两断，诚惶诚恐地蓄长头发，老老实实地回到三七开的队伍当中。多年以后，我爸我妈还会在一个秋日的下午动情地回忆道：当年刘瑜她哥竟然做出剪平头这种事情，好在我们当时……
　　
　　同理，如果我一不小心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我妈早上会说：不是我说你啊，你买衣服的眼光实在不行。中午会说：千万不要再穿这件衣服了，真的是太土了。晚上会说：明天你不会再穿这件衣服了吧？第二天会说：那件衣服收好了吗？拿去送给那个谁谁谁吧。第五天会说：那个衣服，千万不要带回美国去啊。
　　
　　如果我试图用“你有你的审美眼光，我有我的审美眼光”来说服她时，她会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定断道：“审美眼光上，你还想跟我比？……”经过我近30年的不断起义反抗，她终于把讲这些话的语气降低了两个八度，也就是从“命令”改为“劝说”，但这已经是她的底线了。让她对我在购衣眼光上的日渐堕落不闻不问，她，一个义不容情的母亲，做不到。于是，在她不断的“旁敲侧击”下，我会垂头丧气地脱下那件衣服，把它放到衣橱的角落去。
　　
　　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事实上这两个例子只是一颗大树的一个大枝杈上的一个小枝杈上的两片叶子。至于其他的枝叶，大到婚姻、家庭、事业，小到我侄子午饭吃什么、我什么时候去学开车、我哥今天有没有给那个谁谁谁打电话，我晚上搽脸有没有用足护肤霜，自然都是沐浴在我爸我妈的阳光雨露当中。当然，我和我哥不是没有产生“反抗”的情绪，但大多时候，我们还是决定息事宁人，顺从他们。
　　
　　这个决定实在是局势使然，事实上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从，或者不从。从，我们固然会由于生活受到别人支配而不开心，但是他们却会因为“掺和”成功而开心。反过来，如果不从，他们当然会因为“掺和”失败而不开心，而我们则会因为惹父母不开心而不开心。这样算起来，从，会有两个人不开心，不从，则会有四个人不开心。孰好孰坏，一目了然。
　　
　　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我和我哥的个性受到严重影响。多年以来，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无孔不至的“照顾”，说白了，就是基于一个认识：你们不行。你们买衣服的眼光不行、你们和人相处的方式不行，你们审美的眼光不行，你们做事的能力不行，你们交朋友的能力不行，你们讲话的水平不行，你们气质不行，你们身体不行，你们头脑不行……也许比起别人，你们还行，但是比起我们，你们还是不行。因为你们不行，所以我们才“掺和”。
　　
　　一个人经常处于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当中，个性和心理受到的影响不难预计：要么他会变得很紧张，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受到的评判或“潜在评判”而诚惶诚恐，这种紧张会使一个人真的变得“不行”；要么他会因为自己的“行”得不到承认而变得愤怒、压抑、暴躁。事实是，这两种后果，在我和我哥身上都得到了反映。
　　
　　就我自己来说，只要一和父母在一起，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和平日在朋友圈子里那个活泼开朗、机智幽默、爱说爱笑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一见到父母，我的心理机制，就像一个遇到强光立刻关闭贝壳的壳类动物一样，自动把自己调试到一种很白痴、很蔫、很封闭的状态。什么都不想，几乎什么也不说，就等着爸妈安排我吃什么、穿什么、上哪、干嘛。
　　
　　仔细想来，沉默和无为，成了我逃避“被评判”、“被贬低”的方式，成了我向他们打出的白旗。如果我“随心所欲”地说话、打扮、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后果就会是无休无止的争吵、两败俱伤。个性，我所欲也；和睦，亦我所欲也，个性与和睦不可兼得，取和睦而舍个性也。
　　
　　当然好在我并不总是和父母在一起，事实上我一年到头也和父母一起呆不了多久，所以那个活泼开朗的我还能够死里逃生。但就是这样，我仍然能感到他们“看不见的手”在左右我的生活，在不断地在我心中培育一种自责、自卑、自我唾弃的情绪。
　　
　　固然，山高皇帝远，衣食住行方面，他们是插不上手了。但是他们的眼睛，已经镶嵌到了我生活的当中，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我去美国，它们也去美国，我上北京，它们也上北京。你怎么读了20年书还在读啊？它们幽怨地问。你怎么29了还没有结婚啊？它们幽怨地问。人家都发家致富了你怎么把机会都给耽误了？它们还是幽怨地问。
　　
　　当然，这不是说父母不爱我们，或者我们不爱父母。事实上，我们家的这些麻烦，全是“爱”给惹的祸——如果我们把那种千缠百绕的责任、义务、权力、感情统称为爱的话。如果他们不爱我们，大约也不会这么无孔不入地“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们不爱他们，也不会在乎他们满不满意、开不开心。中国人管这种强人所难的“给予”和自我折磨的“报答”叫做“爱”，已经叫了几千年了，我又怎么能逃出这个“文化”的掌心？
　　
　　比如今天早上，我从石家庄坐火车到北京。去火车站的路上，无意中向妈妈透露自己的手机钱花完了，新的充值卡还没来得及买。
　　
　　“那怎么办？”妈妈说。
　　
　　“没事，我到北京以后在街上买一个，火车站附近肯定就有”。我说。
　　
　　在一般的家庭里，这场对话应该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们家，不是这样。我妈太“爱”我了，她必须帮我解决问题。
　　
　　她首先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的手机没钱了，表达了一下焦虑，“她手机没钱了，现在要赶火车，又来不及买，要不我代她买，但是她那个神州行的卡，不知道能不能用其他手机代充……”
　　
　　其间我插话：“妈，你不用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路上一共不才三个小时。”
　　
　　她给我爸打完电话，又给我哥打电话，问：“她那个手机，在这边能不能买着卡啊？她是北京的手机，是不是非得去北京买卡？我待会儿买了卡，远程帮她充，行不行？要不你帮她充一下？……啊？不知道？那给你打电话不是白打了？”
　　
　　期间我又插话：“妈，你不要管了，我到了北京立刻去买卡。”
　　
　　过了一会儿，路上远远看见一个“中国移动”的牌子，她便提议现在去买，说让我去搭另一辆车，她现在去买，然后“待会儿在火车站会合”。
　　
　　我不耐烦起来：“现在火车都要赶不上了，我待会儿上哪找你去？你不要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
　　
　　然后到了火车站，妈妈在站门口走了，我在火车上等开车。不一会儿，妈妈打来一个电话：“我买到一张卡了，你拨这个号啊，xxxxxxxxxxxxx。”
　　
　　“妈你就别管了，我自己去买不行啊？！”
　　
　　“我都买了，你还不记！”
　　
　　周围很吵，我手里又没有纸笔，听都听不清她说什么，更不要说记下那个长长的号码。喂来喂去了老半天，借了纸笔，你报一遍，我报一遍，你再报一遍，我再报一遍，终于在忙乱之中记下了那个号码。
　　
　　充了一百块钱，还了人家纸笔，终于松一口气。这事终于完了。
　　
　　过了两分钟，妈妈又打来一个电话：“刚才的，是做一个实验，我一共买了三张卡，现在你再记这个数啊，xxxxxxxxxxxx……”
　　
　　我忍无可忍，提高了音调：“妈你别忙乎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她挂了电话。
　　
　　于是我听见她在挂掉的手机那头嘀嘀咕咕：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好歹！给她买卡，她还唧唧歪歪！我这样的妈妈，哪里找去？不懂事的丫头！！……固然，她不在我身边，但是我还是听见了她说的这些话。
　　
　　于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心情恶劣——为自己冲着妈妈的那一吼。是的，她是对的，她不过是想为我做一点事，结果我却不知好歹朝她嚷嚷。我郁闷地坐在火车上，反思自己的态度，胸中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1/2是内疚，为自己的“不懂事”、粗鲁、“身在福中不知福”；另外1/2是愤怒，对她的愤怒，为她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放置到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唾弃的情绪当中而愤怒。事实再一次证明，对父母的“掺和”，采取不从的态度，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死路一条。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这个案例，会发现我惨败在我妈手下，主要是因为她用了两个招式：一是“强迫给予法”——就算她给予的不是你需要的，就算她给予的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她毕竟是出于爱而在无私给予；二是“愧疚激将法”——由于她所给予的，往往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你必然会采取一种推推搡搡的态度，在推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用力过猛，对她造成伤害，你只好感到愧疚。
　　
　　这些事情，不禁让我想到，爱这个东西，在技术上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它就像开车或者烹饪一样，需要小心地学习。人们习惯于歌颂爱，赞美爱，仿佛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爱，事情就好办了。
　　
　　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恰恰是“爱”引起的。“爱”这种情绪，一旦横冲直撞起来，一意孤行起来，结果往往是鸡犬不宁。
　　
　　事实是，“爱”这种情感，和“恨”、“悲伤”、“嫉妒”、“愤怒”一样危险，需要小心的输导，合理的表达。
　　
　　事实是，爱不仅仅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方式的问题。
　　
　　人类太“爱”上帝或者真主了，政府太“爱”社会了，家长太“爱”孩子了，几千年来，爱出了多少麻烦，简直不用我举例子。我不得不承认，我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私下里，多少次，我暗暗希望父母不那么“爱”我，能在兢兢业业地爱我的同时，打个盹，偷个懒，走点神，这样我可以趁着这会儿功夫，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自由地奔跑。

令箭

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学者勒庞是个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于是，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

很不幸，我们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也会盲从。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们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开始追求信仰的庇护和权威的支持，两者共同的结果，就是解释古典人生哲学的于丹教授的走红。

乌合之众之死《地球是平的》一书预见了一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未来。我以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政府将失去左右舆论的能力，民众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民主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国际间竞争使政府必须拥有更高的效率，民众必须赋予政府更多权力，集中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将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威民主双向加强的模式，即民众选出强力领袖，由他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这一切，正如勒庞所言。

勒庞曾预言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必将是艰苦的过程，也曾预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必将迎来更加极权的专制。他的“乌合之众”心理学认为：民众为了追求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力领袖，赋予他绝对权力，并为他所宣扬的理想牺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片面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有力映证——二战、文革——民众哪一次不盲从？哪一次不为疯狂的理想而疯狂地杀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心理学，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盲从，如何克服盲从，从而确保一个稳定发展的幸福未来。

在连续读了佛洛伊德批判继承勒庞思想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和当代学者写的讨论群体盲从行为的《影响力》以及一些研究催眠术的书籍后，我倾向于用“催眠”与“同步”（synchronization）理论来解释“乌合之众”的盲从。

“催眠”是指个人意志被他人意志所战胜和控制。强大的群体意志战胜和取代了个人意志，个人被群体催眠了。（前面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催眠的文章了，所以这里就不细谈了）

无论是否被催眠，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恋的，所以爱屋及乌，会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即“认同”。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以便搞好关系实现合作，人会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认同”与“求同”合并在一起，就是一种“同步”，它仿佛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写入自己DNA里的基础核心程序，是一种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对这一本能的总结。别人馈赠我，我就回赠他；别人攻击我，我就回击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赚钱，超市里那些免费品尝的甜点，在“同步”作用的帮助下，总是能让消费者乖乖地买下自己本不必买的东西。此外，销售人员千方百计地与消费者套近乎，也正是为了博取一种“同步”。

乌合之众的盲从，正是“催眠”与“同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眠使我们变成了盲目之辈，而极端强化了“同步”效应，使得我们不受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来。“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谨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领。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经常提醒自己，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我。（《乌合之众》书评/倪考梦）

令箭

夏目漱石这个老妖怪确实有几分大智慧的。他的刻薄与尖锐并不通过激烈的言辞来表达，此君十分擅长拐着弯不带脏字的损人，笔法尖刻入木三分。就像藏在梅花肉垫之后的猫爪子，软软的磨蹭着你要害，冷不丁狠狠戳一下——绝对是闷骚型的刻薄。字里行间渗透着嘲弄，甚至可以说是愤世嫉俗。不过作者将愤世嫉俗掩藏在消极避世的身后，糅杂出一套冷漠的生存哲学。这就是夏目漱石的大智慧。令人折服又无奈。

先说这只抓不到老鼠的猫君——这厮终日白吃白喝无所事事，眯缝着眼睛观察着苦沙弥家里芝麻蒜皮的琐事... ...就这样将人世间子虚乌有的大道理小花招看了个通透。动辄还要恶毒的骂骂人（“人”字在这里当然泛指人类）——

猫大菩萨“... ...主人的妻子，把吃奶的孩子推开有一尺多远，正张开嘴打着鼾，头也从枕头上落了下来。据我看来，说到人最难看之点，再也没有比张着嘴睡觉更不像话的啦。我们猫儿一辈子也没有这样丢过人。... ...”

“... ...假如人类的品性可以用围棋子儿推测出来的话，那么不能不说所谓人类，正像除了站立着的两条腿无论如何不肯向前迈出去那样，还喜欢用小刀划定自己的地盘，缩小他们广阔的世界。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评论，那就是：所谓人类，是一种自讨苦吃的动物... ...”

“... ...阿三的那腮帮子恰像河豚灯笼那样，鼓得浑圆浑圆。由于鼓得太狠，不知把她那两只眼弄到哪里去了... ...”

骂归骂，猫君对人类的评价还真是刁钻又客观的。人家猫君以“猫大菩萨”自居，一边对人类做的各式各样的蠢事嗤之以鼻，一边自己也悠哉悠哉做点五花八门的蠢事来给自己消遣解闷，玩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哦，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猫君的死因，我们的猫大菩萨是偷喝了啤酒之后在厨房耍酒风掉进水缸里淹死的，一点也不壮烈，滑稽的悲剧死法。

大智慧的猫君临死之前感到了宁静——

“... ...我就要死去。死，获得了这种宁静，如果不死是不可能获得这种宁静的。南无阿弥佗佛、南无阿弥陀佛。感谢呀感谢... ...”

人化身一只猫，何尝不是将自己的神志附着在猫身上——跳出自己的躯壳，也就跳出是浑浑噩噩是非圈，便能置身事外的对人世间种种劣根性进行冷嘲。

苦笑，人活的还没猫清醒。没什么真本事却仍要摆出一副清高架势。猫君的主人——中学教员苦沙弥，天天回家只顾钻进书斋里“用功”，却是从来没见他真正读什么书的，倒是常躺在案上睡午觉。书可以不念，文章可以不写，但是书斋却是一定要进的。

在猫君眼里，苦沙弥、迷亭、东风、寒月... ...一系列人跑马灯般轮番上演着各式闹剧。

迷亭是我挺喜欢的一个人物，属于没心没肺的狂放无厘头型；此君唯恐天下不乱，眼尖嘴毒，时不常的编几条典故来捉弄人。虽然不着边儿，但是心眼却是不坏。摘一段迷亭向苦沙弥、寒月等人胡喷的片断——

“鸿台那棵是‘吊钟松’，堤三番町这里的才是‘吊脖子松’哪。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原来，从古来就传说，不管谁，一来到这棵松树下，就想上吊。堤上本有好几十棵松树，可只要一发现有人上吊，赶来一看，准吊在这棵树上。每年总要有两三个人吊死在这里，全是不愿意吊死在另外的树上的... ...”

文中大大小小人物也有几十号了，性格鲜明各有特色，即使是跑龙套的小小路人甲，寥寥数笔，形韵兼备。不得不赞夏目漱石笔下的功夫炉火纯青。

我读小说一向不喜欢深挖什么社会性和国民性，宁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字营造的氛围，关注人物的命运与心境。笑... ...这大概是懒惰本能吧。偏偏我所能找到的关于这本书的介绍，通通都与“社会国民知识分子揭穿嘲讽... ...”等字眼脱不了关系，难免产生逆反... ...

所以相比夏目漱石的尖锐，我更偏爱川端康成的才情。俩人都是天才但是不同路，姑且将川端称为“纯才华型”——竭尽奇异唯美之极限；那漱石就是“纯智慧型”——“人类一思考，猫君就发笑”... ...（《我是猫》书评/樹

令箭

◎ 表挤兑人家今天长成啥样了，起码人家好看过，您好看过吗？自己以为不算。（赵赵）
◎ 不是外星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去了外星。（btr)
◎ 不消灭更先进的生产力，怎么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最最和谐）
◎ 成都别车那事，混蛋打了傻逼一顿，挺好的。让傻逼知道这世界上有混蛋能治你，让混蛋知道这世界上有法律能治你。他们都有所畏惧，老实人就能活得舒坦一些安全一些。（胡紫茶）
◎ 对外界来说，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罗永浩）
◎ Dave问爷爷：“爷爷，什么是逼呀？”爷爷望了望Dave，最终点了点头，翻出了一本老旧的成人杂志。他翻到其中一页，打开给Dave看，上面是一幅大大的裸女照片。老人说：“图片上有几个地方画上了星星，你看到了吧？”“嗯，看到了。”“孩子，这个画星星的人，就是一逼。”（苗炜转greenegg）
◎ 多少恍如隔世都恍如格式化。（9度秋裤）
◎ 父亲节与母亲节的好处之一，就是知道朋友圈里谁没整容，谁没用美图。（罗昌平）
◎ 刚才从西安南门过，封路了。我问交警为啥，答曰：一会摩的要从这过呢！我很气愤：摩的你们就应该取缔，再说这会儿不是没来么？！警察：是印度总理。我：印度总理还坐摩的？可怜成这了？！警察怒：你个瓜皮！印度总理叫莫迪！”（XiaoJu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