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参加胡风追悼会的“胡风分子”在胡风寓所合影留念
我当时听了也就算了,始读舒芜的文章,是在将近十年之后,偶然读到他写于1996年的《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文中对于白居易那句“三嫌老丑换蛾眉”,愤怒之极:“这是什么话!说得这样得意,这样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 正是这个白居易,写出过像《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这样对女性不无同情的杰作,同一个人,为何有这样的两面?舒芜先生这样分析:“人当少壮之年,观人论事,往往比较能衡以公心,明是非,别善恶,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来日无多,这就往往丢掉是非善恶,只顾自己,不复关心他人的苦乐……特别是在两性问题上,在男权制度下男子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最容易表现出来。此时,妇女观的老化朽化腐化恶化,实乃整个人生观趋于老朽腐恶之表征。知堂尝谓,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可惜老年的白居易,在这个测试面前,也远远没有及格。” 恕我大段引用,当时看了这段话非常震动,著此文时,舒芜已经74岁,却是如此感性、激愤,有这样的女性观,着实难得。 后来又看到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从小跟叔伯辈打交道,最知道男人私下里是怎样贱视女人的。这话也让我震动,他能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他一直都知道,他们是错的。一个出生于1922年受过正宗的旧式教育的人,能有这种敏感,也是个异数。 买了他的《哀妇人》和《红楼说梦》,渐渐成为他的粉丝。他这样一个老作家,居然笔下没有那种不咸不淡的话,有才情有态度,虽然不能像香菱形容好文字,如舌尖上一个千斤重的橄榄,却自有一种柔韧绵长。 《哀妇人》/舒芜著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04
贾植芳先生说得没错,舒芜有才。那么,他是否可以归纳到文人无行那一类里面去呢?像明末的阮大铖,才华横溢,却不耻于出卖。可是,与阮氏文字华丽跌宕不同,舒芜文章的好处,却正是三观极正,若他唯著文时如此,文章也就不可取了。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人,因为困惑,所以好奇。2007年,我的新书《她们谋生亦谋爱》出版,出版公司想做一个发布会,需要请个嘉宾,问我想请谁,我说舒芜,心中暗自认为我们的女性观比较一致。编辑老师虽然惊诧,依旧很用心地去找,反馈回来的意见是,舒芜先生年事已高,连楼都下不了,不可能出席发布会,但可以见上一面。 于是那年7月,我在编辑老师的陪同下,来到社科院宿舍舒芜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他女儿就告诉我,老先生把我的书都看了,很喜欢。虽有这个前提,我们交流起来仍然非常困难,舒芜先生耳朵已背,我必须扯着嗓子才能让他听见,我告诉他,我有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他的《红楼说梦》的某个细节,这么大着嗓子一喊,更像马屁了,我渐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匆匆然结束了那次会面,后来我收到过他发来的电子邮件,好像没说什么要紧的话,我都不大记得了。2009年8月底,我收到来自于他的电子信箱的邮件,是他女儿发来的,说他已病逝。 我并没有觉得太难过,以他的高龄,仙逝是正常的,何况他于我,原本就是个活在文字里的人。只是他都已经去世了,我还没能了解他,这未免太说不过去。 开始认真读跟他有关的书。舒芜平生最为人诟病之处,是1955年的那场出卖,流行的说法是,他把一组胡风写给他的信件上交组织,出卖了这个相交多年的兄长般的挚友,令困境中的胡风雪上加霜,酿成一场浩大灾难。 听上去确实很卑鄙,然而当时经手这组信件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提供了不同的说法。她说当时她奉上级之命,要组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她就去找舒芜。 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与舒芜的妻子陈沅芷是老同学,另一方面,三年前,舒芜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致路翎同志的一封信》,确认存在着一个以胡风为核心的文艺小集团。“我们必然地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算是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 这段话很生动,自大里带着点酒意,也是文人常态,用现在的话,就是小圈子现象。但1952年,舒芜将它上线上纲为“宗派主义”,我们不能说他是卖友求荣,当时并没有什么预兆,显示出他出卖朋友能得到好处,反而他因此失去朋友,得到了敌人,假如说他有所企图,也太冒险了一点。 理解这件事,只能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那是一个个人的是非观,很容易被组织观念冲垮的时代,而舒芜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那些暗示。 舒芜成名极早。1943年,21岁的他,还只是重庆中央政校的一个老师,就在郭沫若编辑的《中原》等杂志上发表了《论存在》等三篇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他当时野心勃勃,认为自己这三篇文章足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向前发展。知名文化人胡风对他极其看好,顾颉刚与他时常通信,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主动给他写信,与他见面后相谈甚欢。 在胡风的鼓励下,他创作出《论主观》,引起更多的注意,1945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市召开谈话会,茅盾、叶以群、蔡仪、冯雪峰等人出席,有人在会上向《论主观》开炮。这篇文章还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五十年之后他才知道,当这篇文章被批判时,胡风表态,他刊发《论主观》,就是想引起批判:“《论主观》里面只有一个观点我能够同意。”舒芜说,他看到这个说法,难以置信:“《论主观》明明是在胡风的鼓励支持下写成的,是他看过提过意见的。” 我们不能因此而说胡风虚伪,只能说,革命没那么文质彬彬,跟随组织的思路,可能比维持友谊的小船更重要,好在当时的舒芜并不知情,这些批判对他的生活没有太多影响,只是你能看出,当时23岁的他,挺牛逼。 这时候的舒芜,多么像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里的雅罗米尔,后者坐标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他们一样才情高,悟性好,对于革命有一种诗意的热情,在很年轻的时候爆得大名,即使遭到批判,也是组织上给他们的回馈,他们尝到了那甜头,没有感觉自己已身临险境。 回到1952年,身在南宁的舒芜受当时的风潮所感,反省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等文章,给路翎以及胡风带来很多麻烦,胡风给路翎的信里称他“无耻”,也说他有书生气。也许,正是这书生气害了舒芜,就像《生活在别处》里所言:“年轻人都是这样热烈的一元论者,绝对的使者。成人世界清楚地知道,‘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种批判在1952年因为频繁而正常,真正的考验出现在三年后,胡风因以“三十万言”致书高层,反而惹得高层大怒,对他的批判一时间如火如荼。王元化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彭柏山发表《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绿原发表《我对胡风错误思想的几点认识》……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来到舒芜家中约稿。 舒芜答应了,谈到某观点时,提到他在1945年曾和胡风有一些通信。叶遥想看看,胡风说那些信也许存放在安徽老家了,就算带来了也还没整理。就在这时,舒芜的妈妈动作麻利地拖出一只小皮箱,说:“信都在里面呢。” 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完全失控,叶遥看完信后,又给她的上司袁水拍和林淡秋看,他们看完后还给了舒芜。当舒芜把批判胡风的文章写完后,袁水拍再次提出,要借那些信件核对原文。这次,这些信件和文章,被送到了中宣部林默涵的手中。胡风是性情中人,信件里有些字句令人吃惊,信件最终送呈到毛泽东处,而他老人家,本来就对胡风非常不满。 仿佛是舒芜给了致命一击。写批判文章问题不大,大家政见不合嘛,但把信交出去,就是出卖,何况,接下来,舒芜并没有对他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忏悔,相反,他按照上面的指示,把那些信摘录、分类、注释。最高层对于这批信件给予高度关注。胡风与他的朋友们成了反革命,舒芜在《回归五四》一书的序言里描写那惨状:“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责任。” 1954年的胡风与公安部1955年的逮捕证
这算是道了歉,但有人嫌他轻描淡写,叶遥的文章证明,他最初并无意于把信交给高层,可是信中既然有那么多让叶遥与她的领导感到震惊的字句,就意味着凶险,舒芜怎能安然地将一组凶险四伏的信,随便交出? 学者周筱赟替他辩护,说之前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也引用了舒芜的信,揭露他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看上去每个人都居心叵测,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也许是一种过度的纯粹,无论是“出卖”胡风的舒芜,还是“揭发”舒芜的胡风,他们的出手,都让我想起,《生活在别处》里,雅罗米尔是怎样激情洋溢地把女友送进监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