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我妈今天上午刚弄清楚一件事，大罗和小罗不是C罗的哥哥，他们也不叫A罗和B罗。（胡淑芬）
→我一直想傻逼得很睿智，却一直是聪明得很傻逼。（赖宝）
→小李要移民到美国。领导问他：“你对你的工资不满意吗？” 小李说：“满意。” “对你的住房不满意？” “满意。” “那是上网环境不满意？” “也满意。” “对医疗，孩子上学都不满意？” “都满意！” “既然你都满意为什么还要移民？” “因为那里允许有不满意！” （微博搞笑排行榜）
→有一天衣柜跟自己讲了个冷笑话，于是它变成冰箱了。（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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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有多强烈，满足欲望后的空虚感就有多强烈。（无敌飞鱼）
→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周有光师接受财经专访，谈及富士康悟本堂，这样说）

令箭

令箭 发表于 2016-6-7 21:35
→苦海再无涯，回头不是岸。（韩寒）
→六一：今天请允许我未成年。（zlyyao）
→每个解说员上辈子都是折 ...

某国际学校的老师出了一道开放性问题：你对其他国家的食物短缺有什么自己的看法？非洲学生问：什么叫食物？欧洲学生问：什么叫短缺？美国学生问：什么叫其他国家？中国学生问：什么叫自己的看法？ （小柔情）

令箭

郑青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日传统插花艺术比较研究、插花艺术教学与创作。

端午时节话“菖蒲”之中国篇不逢知己不开花
导读 传说菖蒲开花罕见，连苏轼、苏辙两大文豪见了菖蒲开花，都要几番作诗相和，孩童般的欢悦之情溢于言表，真是坐实了“蒲奴”的声名。

说到时下的端午，大家往往立刻联想到粽子、艾叶、龙舟和屈原，这些事物已然成为端午节的民俗符号，渗透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了。在超市或百货店的食品柜，满眼尽是包装光鲜口味各异的粽子，在农贸市场，端午时节则是艾草的天下。

艾草与菖蒲

说起来，艾草作为端午这一节气的代表性植物，已经充分融入到人们的民俗和日常生活之中。然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菖蒲，实则从先秦便与端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端午时节“以艾为虎，菖蒲为剑”，悬于门户驱邪避晦的习俗。《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也写过端午，大户人家叫“蒲艾簪门”，真是够雅致了。不过说回头，到底也是为了辟邪。古人从菖蒲、艾草、石榴、香蒲、蜀葵、栀子等时节植物中任选五种作为端午清供，并称“午时花”。而作为“午时花”之一、驱邪“神器”、昔日与艾草齐头并重的菖蒲，何以在端午时节的民俗生活中少见踪影了呢？

图一，清 任伯年《端午图》，绘有菖蒲，艾草，蜀葵花和石榴花
图二，清 金农画中的菖蒲和“不遇知己不开花”的题词

菖蒲（Acorus calamus L.）属于天南星科，西汉时始植于皇家园林，唐代移于盆景，宋时则与文人的石癖结合，以“石菖蒲”的形态成为文人案头的雅伴。元明清时期，菖蒲也多用于土植园艺和瓶器插花，以应节气。不知对菖蒲来说，文人的青睐是福还是祸——它从此成为小众的书斋趣味，而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昔日“天下第一雅草”，如今落入鲜为人知的境地，养蒲的传统也只被一小众菖蒲爱好者所传承。相较之下，“菖蒲”在日本的民间生活中却是大放异彩。

令箭

从“菖蒲”之名由中华东渡扶桑以降，菖蒲草和花菖蒲便与日本的民俗以及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和歌、园艺、物语、浮世绘乃至能乐中，都随处可见其踪影，更是作为五月五的“时花”，成为千家万户装点节日的插花花材，春游菖蒲园也是江户时代留存至今的仲春、初夏时节的重要活动，是五月季候的重头戏（详情请参考后续之日本篇）。今天暂且从菖蒲与端午的关系说开去，先谈菖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前世今生。

图三，明 陸治 《榴花小景》中的石榴花与菖蒲都是端午时花

菖蒲在中国文化生活中的起与落，要从先秦时代说起。中国古代节历中，五月是“毒月”，五月五即“毒日”，后来也是屈原投江之日，当时人们为了纪念屈原，逐渐发展出食粽子、赛龙舟的端午习俗。楚辞堪称一部香草名典，其中也收录了菖蒲这种植物。《九歌·少司命》吟“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荪”在古代指君王或尊贵者，此处寓意楚地女神少司命，《梦溪笔谈》则直接将“荪”释为菖蒲，可见作为楚辞中的植物，菖蒲已被赋予了高洁人格的喻义。《本草》记有“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传说菖蒲还是伴随尧帝降生的仙草，这样看来，菖蒲从先秦时代就是一种通神誉人的“高大上”草药了。

图四，清 姚又巢《蒲觞獻瑞圖》
图五，清末民初 李墅《端午景物图》，图中蟾蜍为一毒

说起菖蒲与端午的结合，早在先秦时代，民间便有端午以香草驱除毒邪的习俗。西汉《礼记·夏小正》亦记有“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即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积蓄药材去除毒邪的习俗。唐代《大戴礼》中则有五月五日沐浴驱邪的记载，因此唐代也称端午为“兰节”，更是突出了沐浴兰草（菖蒲与艾草同煎）驱邪的民俗。从中医本草药用的角度上讲，明代卢之颐曾在《本草乘雅半偈》（本经上品）中记录了菖蒲与五月五的关系：

“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

菖蒲的生长，象征一年中由阴蔽到阳发的起承转合，同时叶片形态“有脊如剑”，被视为斩旧迎新，祛晦辟邪的利器。在药用价值上，“菖蒲，一名昌阳、尧韭、水剑草。……主风寒湿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久服不忘，不迷惑，延年”。也就是说，菖蒲对人的体质有祛湿浊、抚心脉、明九窍的功效。

而蒲草延年之效，被道家求仙传得神乎其神。东晋葛洪《神仙传》里就有一则与菖蒲有关的神仙故事：传说汉武帝登嵩山大愚人石室，命董仲舒、东方朔等人斋戒迎神，夜间忽有仙人翩然而至，自称前来采集菖蒲的“九疑之神”，并向汉武帝透露了“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可以服之长生”的传闻，随后便消失不见。大文豪李白还在《嵩山采菖蒲者》一诗中吐槽汉武帝不识神仙：

“神仙多古貌，双耳下垂肩。嵩岳逢汉武，疑是九疑仙。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终忽不见，灭影入云烟。喻帝竟莫悟，终归茂陵田。”

双耳垂肩的神仙，都把九节菖蒲延寿的秘方送到你眼前了，你却高冷视而不见，怎么样，最后还不是同凡人一样归葬陵穴！

图六，宋徽宗笔下开花的菖蒲与红蓼
图七，清 黄山寿《菖蒲清供扇面》

《武林旧事》中记，宋人端午节将菖蒲与艾草扎成山状，放在家门口辟邪，上面系上红线包扎的粽子。平日里，宋人爱蒲之势也令人叹为观止。宋代文人观养石菖蒲的风气之盛，相比日下多肉类植物的当红，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人手一盆”的“文房标配”，这与菖蒲的“颜值”和秉性是密不可分的。

《本草乘雅》中记：“石栽之，旦暮易水则易茂，春夏愈摘则愈细。”似剑的挺拔姿态，清丽纤长的外观，和无需土壤便可以繁茂于石砾之上的习性，成为了它逐渐被赋予人格化象征的根源。苏轼可算作石菖蒲的头号粉丝了。传说菖蒲开花罕见，连苏轼、苏辙两大文豪见了菖蒲开花，都要几番作诗相和，孩童般的欢悦之情溢于言表，真是坐实了“蒲奴”的声名。东坡《石菖蒲赞》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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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须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韦、石斛之类。虽不待土，然去其本处，辄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虽不甚茂，而节叶坚瘦，根须连络，苍然于几案间，久而益可喜也。其轻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阳之所能及。至于忍寒苦，安澹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岂昌阳之所能仿佛哉？”

昌阳，即作为药材培植来治病的昌草，可愈癫痫耳聋，解热毒湿疮。《本草乘雅》中记，菖蒲生于“昌美溪浦之间，故名菖蒲。以治病之用言，当号昌阳”。在苏轼眼中，同为昌本，之所以菖蒲甩了昌阳好几条街，不仅在于它经久延年的功效，更在于菖蒲不依靠植物赖以生存的土壤，身怀奇质却不愿为人所用，卓然自立于幽谷溪畔的碎石之上，俨然出尘之姿。

苏轼深谙“君子不器”这一儒家信条，其在某种程度也源于道家超越形态与功用的“无形”、“无用”观，秉着自身独特的性情在自然的大道中寻求生存的志趣。“清且泚，惟石与。”对苏轼而言，这也是菖蒲所折射出的理想人格吧。苏轼《赞石菖蒲》后文还记述道，由于陆路羁旅，不便照看，于是将游慈湖山时采得的菖蒲配上好看的石子，寄养在友人九江道士家中，日后路经此地时，定要特地探看菖蒲是否安好。想想九江道士得东坡居士探望还要沾菖蒲的光，也真是可以收入“人不如蒲”系列了。

图八， 元 佚名 《端午插花图》

元代以后，众所周知，由于异族统治，文学艺术被斥为末流，文人地位急剧下降，不要说文化生活受到很大冲击，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都很难保障。此时的文人如同失去石基的菖蒲，从此石是石，菖蒲是菖蒲，或归于山野，或于市井浑浊中艰难维系，或移植于新土，只是从此“石菖蒲”不再。

宋代的“石菖蒲热”经历元代慢慢冷却，人们似乎也不再强调菖蒲那高洁的品质，而是复原了它作为时草和药材的本来面貌。然而，宋代瓷器的兴盛带动了插花艺术在宫廷和民间的繁荣，元代插花艺术在宫廷的延续，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菖蒲的审美和观赏价值。目前，现存较早反映菖蒲和插花的绘画作品，是这幅元代端午节庆插花图（图八）。在石榴花、蜀葵花、太兰等鲜丽花材中，菖蒲叶绝然伸展，无意与斗艳的群芳为伍。寥寥两枝，却在整个构图中尽显骨骼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艾草只有躺在桌上的份，而终归不似菖蒲“登瓶入画”。成堆的艾草以其除晦却邪的功能作为节气之喻，谈不上有什么审美价值，因此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相比之下，有类似功能的菖蒲，却在瓶中尽展高洁风姿。元代的高压政策下，文人对外族统治怒不敢言，但不平总归要鸣，于是发展出以花遗兴，借花示意的插花文化。

再看插花图中丰富的花材和果盘，映衬着画面上方的符纸（似乎是端午五毒符），浓烈的颜色、丰盛的花果与清寡坚挺的菖蒲之间充满了张力。此时的菖蒲，是否表现了作者不愿与政权合作，亦或有出世之志的心绪呢？虽然难以断言菖蒲是否具有了文人以花草言志的“暗号”意味，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时，菖蒲不仅是端午时节的必备药材，更与插花艺术结合，比艾草多了审美、装饰甚至言志的功能。比如后世清初陈老莲的《劝蒲觞图》（图九），就是作于端午时节以蒲明志的代表画作：图中人物手捧“蒲觞”，怒发冲冠，目光如炬，袖若磐石，裾如折铁。据高鸿《徐平羽藏陈老莲<劝蒲觞图>考辨》析：

“此幅《劝蒲觞图》，显系陈洪绶人物画中精品。所谓‘蒲觞’，即把菖蒲切成碎片，浮在雄黄烧酒杯内，或云‘蒲酒’，吃了可以避邪。明末温州人叶尚高，因不肯擞发而锒铛入狱，过端午时写诗云：‘未尝蒲酒心先醉，不沐兰汤骨亦香。’陈老莲端阳作《劝蒲觞》，画中人物簪艾草、捧蒲觞、持节、佩剑，未必不是其反清的心态吐露和民族气节的曲折反映。”

借蒲喻节之壮怀，由此也是可见一斑。

图九， 清初 陈洪绶《劝蒲觞图》
图十，明 李流苏象轴
图十一，明代端午花供图

这一传统在明代插花中延续下来，菖蒲在瓶花中的使用，一是应景，二为言志。明代中期，文化艺术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插花追求简洁清新，色调淡雅，疏枝散点，朴实生动，不似元代宫廷插花豪华富丽。菖蒲在明代端午花供中，配合瓶器，被更为纯熟地加以运用。

作为表现端午节庆色彩的插花，图十一中的石榴、蜀葵、枇杷、菖蒲等，都是这一节气的植物。石榴花点缀在黄色枇杷之上，艳丽而不媚俗，另一枝横向旁伸倒悬，别有时节风韵。菖蒲的竖直感提高了主体视线和结构重心，起到主干的作用，这样才突出了端午的主题。在横竖之间，浅粉色蜀葵作为过渡，也是十分清雅可爱。明代中期，觚器流行于文人书房案几，多用于插花清供，图十一中的青铜色回形蕉叶纹觚亦颇具古风，既突出了端午时节菖蒲的净化象征，也配合了蜀葵枇杷的娇艳色泽，表现出端午时节明代文人雅致而不失活力的审美趣味。

菖蒲除了端午时节的运用，它作为高洁人格和求道登仙的象征，再次在文人生活中复兴起来。图十的万历年间李流苏的容像画中，菖蒲和灵芝插于通透的四方白瓷觚中，既是自然野趣，又寓意吉祥长寿，与古琴、童子和道人冠服这些符号共同表达了画中人李流苏的仙风道骨。在这一点上，菖蒲完美体现了屈子以来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也难怪尚古的文人雅士们心向往之。菖蒲已成为文人志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便是端午节庆插花，菖蒲之“雅”与艾草之“俗”，也是高下立判了。

图十二，清 郎世宁 《端午图》

清代以降，宫廷依然有端午插花的习俗，如图十二的郎世宁画作就表现了宫廷端午插花对菖蒲的运用。瓶中繁花锦绣之感呼之欲出，与案上水果粽子相呼应，一派浓郁的节气氛围。瓷瓶中盛开的蜀葵充当主体，石榴花高枝俏丽，艾草布景衬托，只有几缕菖蒲遥相点缀，相比历代的端午花供，显然更加“接地气”。

与此同时，清代盆景和园艺的兴盛，使得菖蒲重返朴素的盆栽世界，回归文人案头清供。清代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画作中就不乏表现盆栽菖蒲拙朴之美的佳作。图十三之《菖蒲图》题曰：“石女嫁得蒲家郎，朝朝饮水还休粮。能享尧年千万岁，一生绿发无秋霜。”由此得见金农爱蒲之情。近人吴藕汀亦在《十年鸿迹》中记有“四月十四，菖蒲生日”的“吴中风俗”。吴老还在图十四之《芒种图》里画了石榴花、梅子、蚕豆、金钱菖蒲、虎须菖蒲，这些都是初夏时节的植物，“熟梅天气豆生蛾，一见榴花感慨多。芒种积阴凝雨润，菖蒲修剪莫蹉跎”。初夏正值菖蒲丰茂之时，频加修葺，方得细长纤美的枝条，蒲如此，人亦如是。养蒲爱蒲之传统，至今在嘉兴等吴中地区得以延续，令人感到欣慰。

但是，菖蒲离端午习俗越来越远，究其原本，也无不令人唏嘘。金农一句“莫讶菖蒲花罕见，不逢知己不开花”的题记，更是写尽当下菖蒲鲜为人赏的现状。想如今端午时节一派艾草的“逆袭”，或许正是来自山野溪涧的菖蒲本就不染纤尘、不喜近人的习性，使它无法真正融入大众文化的实用主义，也或许是菖蒲高洁的形态被历代文人赋予了太多审美和表意的寄托，代表了古代知识分子趣之所向与节之坚守，反而导致了它消逝于大众视线的宿命。在这一点上，菖蒲的宿命，似乎也暗合着中国文人传统的宿命。

图十三，清 金农《菖蒲图》
图十四 吴藕丁《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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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

押沙龙，七十年代人，理工科出身，现在干的也是技术活儿。业余写文章，写过的书有《出轨的王朝》《写给上班族的世界史》《冷峻的良心》。

我在儿童阶段读了不少糟糕的书
2016-06-09
导读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在八九十年代以前，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可以说没有一本书能算是真正意义上适合孩子阅读的儿童文学。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书。当然这一点都不奇怪，从小就不喜欢看书的人，十之八九也不会在这里摇笔杆子写专栏。看了那么多年书，有时候也就忍不住想劝别人看这些书，不要看那些书。但是清醒的时候，我也会像菲茨杰拉德的父亲那样劝告自己：“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像你这样是个书呆子。”

要说读书对人一定会有多么重要，我不太相信。读书不一定让人聪明，读书读傻了的人有的是；读书也未必会让人变得有趣，越读越偏执乏味的人也有的是。在我看来，读书是一种很纯粹的个人爱好，要说它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没那么害怕孤独吧。当然，我也承认，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在某个年龄段碰到某本合适的书，会给未来生活带来某些微妙的不同。而且越是少年时读的书，这种影响可能越大。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在17岁的时候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时的那种感觉。现在给我五十块钱，我都不见得愿意再读一遍这本书。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就像被一颗子弹打中胸膛。这样的书，在那个年龄段错过了也就永远错过了，你甚至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当然也读了不少糟糕的书，尤其是在儿童阶段。我没赶上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但是在八十年代的小城市，可供选择的书也毕竟不多。我记得我读过一本《红岩》，读完以后非常不舒服，满脑子都是渣滓洞里的严刑拷打、集体枪决什么的。朱先生说四大名著不适合孩子读，但跟我小时候阅读的书比起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其实还算好，杀人就一刀杀了，倒也干脆，不像我小时候，白天上课读志愿军脑浆迸裂，嘴里要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回到家捧本《红岩》，看渣滓洞里如何折磨共产党员。

那个时候的国产儿童文学当然也有，但是回忆起来大多都非常糟糕。比如当时有本《大林和小林》，当时很流行，具体讲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大林蜕变为剥削阶级，成了一个动也不能动的丑陋大胖子，想起来就毛骨悚然。

80年代的红岩连环画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在八九十年代以前，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可以说没有一本书能算是真正意义上适合孩子阅读的儿童文学。西游记也许算是半个，其他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起叶圣陶童话之类的东西，那些童话，老实说只能算是伪儿童文学。我小时候读的书，能称得上儿童文学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外国书，《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淘气包埃米尔》、《骑鹅旅行记》、《爱丽丝漫游奇镜》等等。不管是拿这些书和四大名著比较，还是跟《大林与小林》之类的土产老童话比较，它们都有一个后者没有的优点，那就是它们里面的世界更柔软些，也更美好些。《格林童话》比较古老，里面的某些故事可能是例外，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这样。

它们倒不一定三观正确，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西方童话里的很多故事也存在三观问题，比如《睡美人》里强化女性的消极被拯救的形象，《灰姑娘》里美化少女的麻雀变凤凰白日梦，现代女权主义者无疑会批判这些故事里的三观。但是对孩子来说，故事里传达出的三观，远远没有故事里传达出的情感色彩重要。这牵涉到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又会怎么对待你，这个世界是温暖的，还是残酷的；这个世界是悲悯的，还是严厉的。

我不相信读外国童话长大的孩子，和读四大名著长大的孩子，一定会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因为我不相信阅读内容的不同，一定会对孩子有决定性的影响。毕竟外部真实世界如何，才是更具有决定性的。对孩子来说，阅读毕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可能不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这些专栏作者对孩子读什么看得格外重要，那往往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特别喜欢读书，小时候读过什么对我们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说来也奇怪，大部分孩子长大了以后，并不一定去写专栏呢。话说回来，我多少有点相信，如果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只读《安徒生童话》、《淘气包埃米尔》这类书的孩子，和只读四大名著这类书的孩子，长大后在性格和认知上会有一些不同，至少在统计学意义上会有所不同。

说到《四大名著》，我觉得也得区分开来来说。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最喜欢读《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两本书在我看来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非常的了不起。《西游记》没那么耐读，但也是一本了不起的书，而且是中国小说里最有幽默感的一部。至于《三国演义》我就没什么把握了，因为我十五六岁之后就再也没读过。如果说是给孩子看，我首推《西游记》，其次是《红楼梦》，然后是《水浒传》，垫底的是《三国演义》。对于这些书对孩子的影响，我倒不是特别担心。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可供孩子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如果孩子对阅读兴趣不大，多半也不会很早就去读四大名著。

根据我的观察，现代大多数孩子对西游记可能还有相当的兴趣，对智取生辰纲、血溅狮子楼或者大观园开螃蟹宴之类的事情，就不见得那么感兴趣了。如果孩子本身就热爱阅读，我相信他们终究是会看这几本书的，因为这几本书是很难真正绕过去的。但他们既然读了很多书了，也不见得就会在《水浒传》里一眼就爱上了暴力，在《红楼梦》里一眼就迷上了异性。再说，他们要真那么脆弱的话，电视剧天天在那儿演着杀人放火、上床睡觉，孩子非要学坏的话，也轮不到曹雪芹和施耐庵挑唆。作为家长，我能说的就是：这几部书没那么危险，但绝对不应该在小孩子的阅读书单上占特别突出的地位。

《冰雪奇缘》剧照

说到电视了，我还想最后再谈谈卡通片。我有个七岁的女儿，我曾经想努力培养她的阅读兴趣，但我发现她对阅读的兴趣不是特别大。我开始的时候有点遗憾，但仔细想来，孩子天性各有不同，拿自己的爱好去衡量孩子，未尝不是一种自恋和霸道，所以也就没太在意。孩子总是爱看卡通的，这个似乎极少有例外。我也就陪着孩子看了好几年的卡通片。根据我的观察，现在中国的卡通片距离迪斯尼的水平，还是相当遥远。迪斯尼本身就在不断进步，《白雪公主》和《睡美人》之类的傻白甜，已经逐渐让位于《勇敢传说》、《冰雪奇缘》里的独立自主、勇敢无畏的女孩子，王子和公主的一见钟情，也逐步变成了相知相助后的爱情。而中国卡通呢，我觉得也在进步。

现在的成年人提起《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都一脸鄙夷，说他们小时候看的才叫经典。这话骗小朋友可以，骗我这样的中年人恐怕骗不倒。中国过去的动画片，有一些确实是精品，比如《小蝌蚪找妈妈》呀，《神笔马良》呀，但可惜那是大人眼里的精品，并不是真正画给小孩子看的。水墨画的小蝌蚪固然精美，但在六七岁的孩子眼里，只有无望的拖沓单调。它们并不符合孩子的审美。如果小时候左手一部《熊出没》，右手一部《小蝌蚪找妈妈》或者《神笔马良》，你会挑选哪个？我老实，我肯定挑《熊出没》。至于价值观的定位，现在的这几部动画片也是绝对胜出。有人说《喜羊羊和灰太狼》太过暴力，但是天啊，对看过《黑猫警长》的人来说，几个平底锅算暴力？我看过生吃猴子，我看过白鸽被吊起来放血，我还看过螳螂新娘吃新郎，咔嚓咔嚓，连杀带分尸，吓得我晚上都失眠。

血腥残酷加上道貌岸然的黑猫警长成了经典，熊出没成了垃圾，为什么中年人一来批现实就容易荒腔走板？就是因为健忘加上不诚实。《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这些卡通确实有点粗糙，而且为了赚钱无休止地自我重复，让人厌倦，但是它们在努力地学习西方现代的卡通，想要表达出一些人性里比较好的东西，努力想要找到吸引孩子的表现手法。它们在笨拙地学，但终究是在跌跌撞撞往前变走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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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
押沙龙，七十年代人，理工科出身，现在干的也是技术活儿。业余写文章，写过的书有《出轨的王朝》《写给上班族的世界史》《冷峻的良心》。





欲火焚身并不是劈腿偷吃的好理由押沙龙 2014年4月3日 11:45
每次有名人劈腿偷嘴吃，文化人里头总会掀起一阵小小的辩论热潮，讨论出轨合理不合理，偷吃可恕不可恕。劈腿偷吃这种事情生活里经常会有。我有一个远房亲戚，他就偷吃被太太抓了个正着。在婆家娘家集体的谴责声中，开始的时候，他解释说太太怀孕期间，一时把握不住犯了错误。在大家眼里看，这个理由当然不能成立，反而显得更可恶。太太怀孕难道不是更需要爱护么？怀孕怎么了，太太怀哪吒怀了三年，人家李靖说什么了？对，他是要拿剑劈死哪吒，可那是一回事么？
后来谈不下去了，他干脆拧着脖子说：“从古到今，都只有笑话戴帽的，没有笑话戴花的！”这话倔强得让大家一片愕然。这态度当然就谈不上“且行且珍惜”了，最后是离婚。
在现代社会，这当然是挺极端的渣男言论。不过在这个言论背后，确实有不少男人是有点同情“戴花”的。尤其是中国男文化人，很多都有这种风流自赏的传统。
当然了，演员和大款们偷吃得更多，谁让人家条件好偷吃起来方便呢。但演员往往想不出什么词儿来为自己辩护，说来说去就是一招“我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呀”，一头扎进人堆里耍赖。文人说起来就要复杂多了，从人性扯到创造力，从才子风流扯到真爱无罪，弄到最后哪里还是偷吃与劈腿，分明就是逍遥与拯救。就像《废都》的庄之蝶光四处偷吃还不算，忠诚的小三阿灿还得怀着他的孩子，甘心为他毁容，“我要保你的清白哩！”这种猥琐的想象力，让人感叹有些自恋成癖的才子真是挺奇特的一个物种。
确实，男人的出轨偷吃确实是有生物基础的。这一点有不少文章都从进化论的角度分析过了。顺便说一句，女性也有出轨偷吃的生物基础，这个有生物进化论中的“多父理论”做支撑。出轨的进化论这个话题本身很有趣，但对于八卦新闻来说，多少有点扯远了。就像明星出轨了，你牵出一头黑猩猩解释其中的合理性，确实可能有点不太接地气。
其实在我看来，好色本身不是问题，只有牵涉到公正和诚实的时候，它才是问题。没有配偶或者固定男女朋友的人，无论如何滥交，无论在性上如何活跃，都没有关系。他/她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如果结婚了，或者有固定男女朋友了，但双方约定给予对方性自由，大家各玩各的，这个也没有问题。
当年信奉“杯水主义”的革命者，就这么干过。80年代，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时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人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性上的独占。不光是革命者，有些帝王也这么干过。比如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刚结婚，就和皇后签过协议，规定双方都有权出轨。沙皇首先找了一个情人。皇后是从外国嫁过来的，在俄国人生地不熟，一时找不到情夫。你夜不归宿，人家守身如玉，把沙皇衬托得很淫荡。沙皇非常着急，只好亲自动手撮合，给太太介绍了一位波兰亲王。
我不觉得丁玲和沙皇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情不是问题，花心也不是问题，但一个现代人应该有平等的观念。你多情就不能要求别人专一，你小心眼就不能要求别人豁达，你戴花就不能要求不许给你戴帽。你有多大的心胸，就配得上多大的自由。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保持性自由，就不要进入排他性的婚姻。婚姻本质上就是一种契约。除了双方另作安排，否则大多数婚姻契约都默认了性上的排他性。你给了对方这种默认的期待，出轨就是单方面破坏婚姻契约，给对方带来了伤害。这个理由很简单，但很有力。很多人反驳过这个理由，但老实说，在我看来没有一条反驳有足够的说服力。
有人用人性来解释。据他们说，人性就是好色的，欲火焚身熬不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人还都是好财的呢。看见你的存折，我欲火焚身，想把里头的钱划到我账户里，这个恐怕多少有点说不过去。
也有人说，可能等到结婚后，才发现自己有对其他异性的强烈需求，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这个理由也说不过去。如果你和别人签了一个合同，总不能等到后来说：哎呀不好意思，签合同的时候，我低估了自己对钱财的欲望，现在我发现自己对人民币实在是欲火难耐，只好决定多拿一份了，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人性确实是复杂的。有的时候旧的爱是会消逝的，有的时候新的爱是会萌生的，有的时候诱惑是难以抗拒的，有时候爱情到亲情之间的变化是艰辛的。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你总要公正地对待别人。如果你没能做到，你总要在承担自己的责任之后，才能谈到让别人理解你的性腺、你的荷尔蒙，以及你的性腺与荷尔蒙之后的那份复杂人性。
有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不是用来指责别人的”，这个说法我也完全不能接受。这等于将道德完全等同于自省，在本质上也就取消了社会道德。事实上这也根本做不到。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能做到全然不对别人做道德评价，难道你见过这么神奇的人？而且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如果所有人真的都不对别人做任何道德评价，看谁都顺眼，这个社会根本就无法维持。这句话应该这么说：道德不但是用来评价别人，更要用来反思自己。
我写这个文章，是因为关于这个话题的有些观点我不能接受。这个讨论本身虽然是由明星引起的，我却并不愿意谈论那些明星。因为这对人家不太公平。他们就算有错，也轮不着几百万不相干的人去公开挖掘、品评别人的私生活。如果说出轨不道德，这种对隐私的窥探我觉得同样不道德。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丁玲的又一件事。1933年丁玲被绑架，后来谣传她被杀害。沈从文是她的朋友，也以为她死了，悲愤地写了《记丁玲女士》一书。谁知道丁玲没死，几十年后还读了这本书，越读越怒，写了很多眉批。书中对丁玲的性生活多加介绍，说：“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丁批：“混蛋！”这么品评人家的性生活，丁玲骂得也不是没道理，是吧？
在这个观点上，我可能是少数派。我认为明星跟普通人一样，有完全的隐私权。明星也许会主动谈自己的某些隐私吸引眼球，获取利益。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觉得有权窥探他们的一切隐私。普通人也可能会和别人谈起自己的隐私，也可能是有诉说欲，也可能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力，也可能纯粹是闲的蛋疼。但你不能听了一次就觉得人家有义务一辈子事事儿都给你说。哪怕上次你听了之后心头一时高兴打赏了人家一百块钱，你也没有这个权利：“他昨天说了和老婆吵架的事儿，今天不说了，这还有没有王法？！要不咱们扒窗户看看吧？”隐私这事儿，这就像周润发说的：我可以给，你不能要！
有人说了很多明星隐私不应受保护的理由，可这些理由在我看来就一条：我们就是想知道了过瘾，而且我们人多！

令箭

闫红

作家，曾用ID忽如远行客，尔林兔。著有《误读红楼》《她们谋生亦谋爱》《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张爱玲爱过的那些人》《诗经往事》《周郎顾》《彼年此时》《如果这都不算爱：胡适情事》等。

读红楼梦，一定要趁早
2016-06-08 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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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对于我而言，《红楼梦》就像是少年时结下的朋友，平等，纯粹，没有功利心，共生共长，互相验证，它是一本值得从十岁读到八十岁的书。

我少年时候，去邻居家串门，不知怎的他们就说到，毛主席说，红楼梦起码要读五遍。我说，我读了肯定不止五遍。同时心里暗暗思忖，我看了到底有多少遍呢？记不清了。邻居却嗤笑起来，说我吹牛。我没有辩解，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看很多遍《红楼梦》，是一件很难的事吗？有什么好吹的呢？

很多年后我想，我们有这样的差别，在于，我更早地遇到了《红楼梦》。看《红楼梦》一定要趁早，早到你还不知道它是如此伟大的一部名著，只是遇上了，很喜欢，愿意晨夕相伴，耳鬓厮磨，才能百看不厌地，读上那么多遍。

我初看红楼，应该是在五六年级时候，那时电视剧《红楼梦》尚未热播，暑假里，我去我姥姥家小住，在席子底下，翻出没有封面也没有封皮的半本残书来。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就像赵本山的小品说的，废旧书籍，常充厕纸之用，这是它很不体面地前后尽失的缘故。但是在那个夏日的中午，我却没头没脑地就看了进去。

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就是《红楼梦》。映入眼中的名字是“平儿”“刘姥姥”“凤姐”等等，说的都是些家务事，你来我往的。但不知道是那时候我就呈现了我的八卦潜质，还是作者把这些家常事写得太生动真切，我倒也看得津津有味。直到黛玉终于出场，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这就是《红楼梦》啊。

那个暑假，我把这从席子底下抢救出来的半本残书看了又看，后来电视剧《红楼梦》播出，我更是看得入了迷。当时电视台做了个红楼知识竞赛，选手在电视里回答，我在台下抢答，居然能答上三分之二来。我爸看得惊奇，如一切父母一样，但凡发现孩子的一点潜质，就认为看到了某种曙光。第二天他就去给我买了一部人民文学版的三卷本《红楼梦》，红色封皮，有绣像的底纹，封面为黛玉，封底是宝玉，这套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我永远都会记得，它曾经怎样陪伴了我的寂寞青春。

相识太早，就如青梅竹马，不需要正襟危坐地相对，读《红楼梦》，尽可以在琐屑时间里。比如那些冬夜，洗脚的时候，将热水兑多了，两只脚架在盆上等，随手就把《红楼梦》拿过来，随便从哪一章看起，不觉入了迷，等再想起洗脚这件事，盆里的水已经冰凉。只好再兑热水，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多回。

那时没有看过品红文章，也不知道什么红学流派，只以寻常心，看里面的人物。看林黛玉就是林黛玉，薛宝钗就是薛宝钗，不会给她们身上加乱七八糟的标签，反倒能将眼光跳出来。后来我写关于红楼人物的文章，总有人说，我一直也这么想，但我不敢这么说。我想我所以有勇气这么说，是因为，我也许是自作多情地以为，我与红楼人物相知多年，大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会被外人的说法干扰。

《红楼梦》还让我学会对一切美好事物不能无动于衷。它写花开，也写花落，写聚散沉浮，写这些看似寻常的事物，也许都终将灰飞烟灭。黛玉葬花，如冯延巳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写尽作者对花朵般的世界的珍惜。如是细节，培养出我对这世界的一种多情，这种多情，为苍白时日添色，又能抵消掉许多烦恼。

那么，太早看《红楼梦》有没有坏处呢？前几天看一位老师说，《红楼梦》里有太多勾心斗角的东西，小孩看了不好。当时我心里就暗叫了一声“我的天”，我算是早熟的了，但当年也没在《红楼梦》里看出什么勾心斗角来。这一部分，《红楼梦》里写得极其含蓄，最多也就是赵姨娘成天愤愤然的，想整这个斗那个的，但她在里面是个反面角色，反面角色干什么都不奇怪，自然也不会引起效仿。

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从字缝里看到贾母如利器般引而不发的威力，邢夫人与王夫人之间的暗涌，尤氏和凤姐之间口不能言的芥蒂的，而在我少年时候，这些统统隐藏于字面之下。凤姐捉奸整尤二姐那些部分虽然激烈了点，但过于戏剧化，我内心反而不怎么吸收。

令箭

我吸收到的，却也不是爱情。宝黛的爱情，跟其他故事里的爱情太不一样了。非关爱慕，也没有性冲动，它是建立在一种少年式的孤单，以及于孤单里寻求知己的渴望上的，这，才是少年的我们最容易被打动的那一点。

当然，我也承认，在少年时看多了《红楼梦》，会将那些哀怨缠绵刻意地强调，变成一种矫情。但少年时的矫情，其实也是一种培育，有许多美好情感与境界，自模仿中来，从最初的邯郸学步，到终于化为自身的一部分，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如今回看我当初以黛玉自居，伤春悲秋，自嘲之余，也视为一场曼妙旅行的开始。

更何况，《红楼梦》并不是一味地将这种情绪推进，它还时刻制造间隔感，通过那些日常叙事，将情绪跳转开来。看多了《红楼梦》，会使我把书里世界当成生活，也会把书外世界当成故事，听到家族里的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把它描述出来。这习惯延续到现在，每每遇到什么倒霉事，首先想的是，怎么去描述它，这种想法，让痛苦被延时，黑色幽默却跑了出来，打小开始的这种练习，不但没有让我变得更脆弱，相反，它是我那点坚强的根基。

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文化人，都没有完整地看过《红楼梦》，理由是，看不进去。我完全理解他们，他们与《红楼梦》，已然“相见恨晚”。晚到知道它的好，也无法再把它放心上。如果我不是从懵懂的时候遇见它，而是被人郑重地推到眼前，我没准也会有一种排斥，即使愿意接纳，但少年心性已不再，很多东西看不见，也就看不进去了。

人和书，各有各的缘法，就像有些好地方，也不一定人人都要去，可是，若我去过，我知道它是那么的好，我总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对于我而言，《红楼梦》就像是少年时结下的朋友，平等，纯粹，没有功利心，共生共长，互相验证，它是一本值得从十岁读到八十岁的书。十岁时看到的东西，跟八十岁时看到的是不同的，失去哪一段，都很可惜。

所以，再次强调，看《红楼梦》，一定要趁早，趁早去看，才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像《百年孤独》里所言：“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那个指指点点的过程，就是与《红楼梦》起初最真诚的互动，如今回想，依然觉得是最为美妙的那一部分。

令箭

叶倾城

叶倾城，作家，湖北作家协会会员。《读者》的签约作家，其作品在诸多报杂志中有很高转载率，著有《情感的第三条道路》、《住在内衣里》、《我的百合岁月》等多部散文集，《原配》、《麒辚夜》等多部长篇小说。

四大名著是很好的，可惜小孩子读不得
2016-06-07 关于四大名著，我的想法是：少不读红楼，不想孩子太早沉缅于情爱；少不读三国，不想孩子整天学着勾心斗角；少不读水浒，不想孩子迷恋打家劫舍的暴力美学——只剩西游最人畜无害。

我女儿小年二年级的那个暑假，我带她出门旅游，错过了散学典礼。回来后，才从她同学那里拿到暑假作业、安全通知书——还有一本《红楼梦》。

我大为诧异：“这是你们老师送你的吗？”心里浮起作为母亲的一点点本能虚荣：是老师看出她在文学上的才能，有意鼓励？

原来是期末有一个图书漂流瓶活动，每位同学都带一本课外书到学校，再从中自选一本回家。小年说：“这本书谁都不要，剩下来了。因为我没去，就把没人要的书给我了。”——林妹妹的隽语：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是中规中矩的人文版本。拿过来翻一翻，竟有上任主人——小年同学——的亲笔留言：《红楼梦》是四大名著之SHOU（还不会写首字），是一本好书，虽然它很难读，但它有很多好字好句。希望你会喜欢。作为二年级的小学生，已经算得文从字顺了。

我问小年：“你想看吗？”

她看着我的眼睛，认真摇头。那一段时间，她在看的是KINDLE版的《纳尼亚传奇》。

少不读红楼，八岁更是太少了一点。我把书放到了我的书架上，和我的其他红楼版本放在一起，没有放在那个属于她的、全是少儿书的书架上。

半年后，她三年级的寒假作业里，有几道题目是这样的：《水浒传》里一共有多少位好汉？《三国演义》讲的是哪个时代的故事？《红楼梦》里三位主人公都叫什么名字？《西游记》里你更喜欢孙悟空还是猪八戒？回答并简述理由。

她一题都不会做，举着作业来问我。我一时踌躇起来。

也就是说，按照出作业人的想法：三年级，是应该读过这些书的阶段了。至少是利用电视剧、小人书等其他方式，多少知道内容了。这是否意味着，小年已经掉队了？

我举棋不定良久，最后口述给了她答案。

关于少儿阅读，我长期的观点是：不是父母“让”孩子看什么书，而是在某个年龄层，把你觉得好的书放在孩子眼前，他/她会拿起来看的。阅读是自然而然的事，是在文字的自助餐上随意取食，家长的责任是保护孩子远离火、提醒孩子油炸食物会上火、定下规则：冰淇淋一次只能吃一球……而不是把自己爱吃的食物给孩子堆一盘子。

有没有可能，你推荐的书孩子不看？

我在小年面前放过《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屋顶上的卡尔松》，这是我童年的最爱，但她与我并非灵魂相通；我也放过《民国老课本》《给孩子们的诗》，她显然悟性不够，不是天生文艺范儿。她连《窗边的小豆豆》“彼得兔系列”这种众口一辞的好书都兴趣麻麻——这可能是我的遗传，因为我也不太喜欢这几本。

但是这一次，我想我得承认：我可能是有意，没打算让她看四大名著。

初遇《红楼梦》的情景，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搬一把靠背椅，再摞一张方凳，又加一张小板凳，战战兢兢地踮着脚尖，够着了够着了。我终于在大衣柜顶端摸到父亲藏起来的《红楼梦》，一身汗，两手灰……那年我十岁。

令箭

那本《红楼梦》，线装，竖排，繁体，是四卷本中的第三卷，头与尾都残了几页，故而第一面上就是：“‘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春燕接着揭开看时，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又是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

我一生的阅读爱好自此奠定。它是我童蒙未开时的初恋，也会是我地老天荒后的老伴。希望能是它，陪我到最后。外面再纷纷扰扰，天要塌下来，我总能翻开一页红楼，顿时逃入那蝉鸣聒耳、蔷薇处处的大观园。它是我的桃源，也是我的藏宝库，永远不会迷路，也永远不会缺了惊喜。

但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也确实起到了催我早熟的作用。那么早接触到情爱、使小性儿、恩怨爱嗔、相爱相杀，我毫无疑问地把自己认定是林黛玉，冷眼看同学和老师：你们都不喜欢我吗？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每个青春都会有伤春悲秋，有自以为的看破红尘，但在《红楼梦》里，这份情感被放大了，所有过家家都过得煞有介事。还不能分辨真实与虚构的我，也开动脑筋给自己起过风雅别名，类似“青年园主人”（青年园是附近一座小公园的名字），我也想过要起诗社，只是出于羞怯，没好意思邀人……这些仿精致其实粗陋的淘气，令我脱离我的同学们，他们爱玩的东西我插不进去，我满心的胡思乱想，没人想听。爱读《红楼梦》的小女生，怎么可能不寂寞？在最应该开始社会化的年纪，最应该去的广阔天地，没有我，我躲进了纸页间，躲进了《葬花吟》的纤小格局里。

我不知道小年将来要走哪条路，但我不想她走这一条：心的早熟，往往意味着脑的晚熟；感情的未老先衰，挡不住身体的蓬勃生长。

《水浒传》又如何？我最欣赏里面关于动作关于场面的描写，劈、斩、拧、抹、转……一个字令整句话活起来，几句话令一个人立起来。但里面的每个人，都是绿林好汉，都滥杀无辜，都对除了自家兄弟之外的人，冷血无情。

第五十一回有最恐怖的描写：美髯公朱仝被发配沧州，“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年方四岁，生得端严美貌，乃是知府亲子，知府爱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内见了朱仝，迳走过来便要他抱。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仝长髯，说道：‘我只要这胡子抱！’”

当时的人，大概分别心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盛，对重刑犯也没多少防范。他既与孩子有缘，知府便欣然道：“早晚孩儿要你耍时，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怀中金玉，岂可拱手送人？父母太幼稚轻信。

你以为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吗？杀手与小女孩暧昧初生的情意；你以为是《小王子》吗？小女孩遇到老爷爷，开启了童话之旅。但不，噩梦之夜在七月十五中元节：“那小衙内穿一领纱衫儿，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从里面走出来。朱仝托在肩头上，转出府衙门前来，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

水浒好汉，千方百计要诱他上梁山，他百般不从。一言不合，便起杀心。“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头劈成两半个，己死在那里。”是李逵杀了他，轻描淡写，如拍死一只蟑螂。

到此时，朱仝也认了：“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只是小衙内最后一句话是对他说的：“你快来，我要桥上看河灯。”他忘了吗？

我能给小年看这个吗？我如何向她解释：杀戮可以极之轻易，在那古老时代，孩子的生命廉价如芥子，可卖可杀可阉割，可以做很多，我们这个时代，连对动物都不会做的事。

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里也说到了类似的困境，她给孩子读书，说到鲁智深在佛堂里的打砸抢，她想：呀，这不是和“文革”小将破四旧一样吗？讲到宋江和婆惜的那个晚上，她有点结结巴巴的紧张。到最后，她突然“叭”一声盖上书，神情坚决，站了起来：“《水浒传》我们不读了，换书！”不能不换呀。

令箭

于是，关于四大名著，我的想法是：少不读红楼，不想孩子太早沉缅于情爱；少不读三国，不想孩子整天学着勾心斗角；少不读水浒，不想孩子迷恋打家劫舍的暴力美学——只剩西游最人畜无害，等小年读完《哈利·波特》，我可能会向她推荐一下。但是，中国玄幻小说优质的少，西游是翘楚，放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好书多得很，有许多，还是为孩子们量身订做的。

我有许多朋友，大部分是男的，从没读过《红楼梦》，连电视剧都没怎么看过。但当我自嘲“我黛玉心又发作了”，不妨碍他们听得懂并且嘻笑；我也有很多朋友，从来没读过《三国演义》，可是三国知识烂熟，甚至知道很多小人物：那是来自各种网络游戏；新拍《西游记》的时候，网上一片骂声如潮——我一看就知道，这些网民没读过《西游记》，他们的西游知识可能来自戏曲、电视或者孙敬修爷爷讲的《猪八戒吃西瓜》；读过《水浒传》的人少，但没关系，它是电影电视以及其他曲艺的永恒素材。

这几本书的再演绎如此之多，大量文学作品以它们为基础。所以，如果单纯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不看这几本书，是没有任何妨碍的。

这些书都是很好很好的，滋养过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但它们就像贾府里老太太吃的“牛乳蒸羊羔”：“这是我们上了年纪人的菜，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

小孩子总会长大，当年不能吃的东西都会一一入口，当年不能读的书也会自己找到看。到那时，别人家的孩子我管不着，我自己的，要读哪一本，由她自决吧。

令箭

令箭

端木异

有时候也叫小波福娃/大波福娃，一个还算有趣的人文社科写作者。

读四大名著还是读养猪指南？这是个问题
2016-06-10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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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假如四大名著都有毒，小孩子们读什么不是神农尝百草，《养猪指南》大概是最安全的读物，一不黄色二不暴力，还教育小朋友热爱小动物。

隔一段时间总有人会跑出来，替年轻人特别是小孩子担心和指点读书的问题：哪些书能读，哪些不能读。腾讯·大家的作者朱学东先生最近写了一篇《为什么孩子不该过早读四大名著》，编辑问我约稿，想想我恐怕还不敢在前辈面前谈读书问题的，这里也就讲讲自己的经历和看法吧。

一

有一个笑话，讲的是韩寒、郭敬明和张佳玮三个人各自被关小房间里，只给一本《养猪指南》。韩寒用这本书的空白位置写评论，郭敬明撕了这本书折纸飞机，张佳玮则打开这本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我曾经就这个笑话去问张佳玮本人，他回答我说：“没准还真会去读呢。”当下忍不住会心一笑。《养猪指南》为什么就不能读得津津有味呢？ 假如我要写一篇《猪肉的历史》，恐怕还真得读这样的书。

我读书不算早，识字也马马虎虎，不过因为年幼体弱，小时候老是蹲在一个地方看书，日积月累，也算是胸中万卷了。然而要有人问我的童年启蒙读物是什么，还真不好讲。小地方长大的孩子没什么选择，捡到什么读什么。有时候是在理发店等候的当儿读《故事会》，有时候是蹲在医院排队的时候读《流行病防治说明》，又或者在乡下柴棚里找到一本《木工手册》。暑假在父母单位的职工阅览室读书，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波伏娃的《第二性》——不得不说，可能是书封面设计得让采购小伙觉得这是一本“有内容”的书，发生了误购——和各种版本的王小波，也有著名的伪科学杂志《奥妙》或《飞碟探索》——八十年代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热时候特流行这种读物，小学借阅室最抢手的一套书叫《世界十大未解之谜》。放学我也蹲在收发室，跟退休老干部读读《杂文月刊》和《读者》。凡尔纳的科幻，福尔摩斯探案，林格伦的儿童文学，封神榜和说唐，笔记和志怪，还有各种质量高低不齐的丛书，真要有《养猪指南》，想必以我的尿性也会照单全收，来者不拒。

假如四大名著都有毒，小孩子们读什么不是神农尝百草，《养猪指南》大概是最安全的读物，一不黄色二不暴力，还教育小朋友热爱小动物，猪的全身都是宝！不要歧视猪。

实际上在小地方能有四大名著读的话，家庭教育应该还不算差。身边一般小孩在上学之前，四大名著故事该接触到的早就接触过了。国外有兰姆姐弟改写给小朋友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我则有电视剧、插图本、小人书、评书等各路渠道来接触四大名著故事——小人书插图本看完了还能练习描红，竟和鲁迅小时候看连环画也并无不同。三侠五义里养出来的小朋友，难道就不如四书五经里养出来的三观更正？科学家都讲了，有一定细菌的环境里（比如农场）长大的小朋友更不容易过敏哦。

少不读水浒，少不读三国，实际上十几岁的少年即便真读了金瓶梅，又有什么关系呢？恐怕金瓶梅还不如晋江小黄文给力呢。张爱玲八岁就看《红楼梦》了。搁在国外，八九岁读了《荷马史诗》译本的小孩恐怕也并不稀罕。而越是岁数小，越喜欢抱着大部头的原著装大人。四大名著在小学阶段都读完的同学也并不少，喜欢的地方现在都还背得，也并不劳父母来指教。张佳玮作为一枚特典型的文艺青年，从前一起吃饭，谈笑之间各种作品也是随口就引出一句来。他的阅读看似博杂，底子如何？只看他常爱援引的文学读物，盘点下来给列个单子，四大名著肯定是跑不掉的。此外想必还会有金庸、巴尔扎克、村上春树、昆德拉，以及一系列当年新华书店书架上常销的世界名著，都是打下的底子，攒起的内功。

对，新华书店。当年图书发行渠道有限，造成了好几十年来，大家的阅读路径都比较单一和明晰。刘小枫的《记恋冬妮娅》曾经唤起过多少人读保尔柯察金时的共同情感和记忆；又有多少人模仿和练习过《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熟悉苏俄文学到随口背出的人，则大多是六十、七十后的前辈了。而彼时有点才情又喜欢读书的八十后，特别是小地方长大的，年少时几乎都对四大名著中至少其中一本，给叉得精熟，信口拈来。一直等到新世纪前后，国内书籍获取的渠道慢慢多样化，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改变。

且不提黄皮书、灰皮书和手抄本地下文学，从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人肯定都记得，文革后重印了一批书，当时买书的人连夜在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如今指责“中国人不读书”的批评者也别忘了，这种全国上下对阅读的饥渴和狂热，距离现在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年的事。站在那个时代的风口上，造成的影响之一就是那时候相当一批学者做什么研究，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开禁后遇到了什么书——比如古英语专家陈才宇，就是碰到了一本《诺顿诗选》，被里面十五世纪的英国民谣所吸引。而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也是当年读了外语系接触到西方现代小说，靠着一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手册，一路向前成为当时的文学先锋人物。这说起来，倒有几分像武侠里的门外汉，意外得了秘笈，整个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混乱无序的茫茫世界里有了一本书，一道光，一个路标，为他指引着走进了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

纪德讲：“不停地爬自己的坡，只要这个坡是向上的。”学会读书，可能远比读过了什么书更为重要。更何况，小孩子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性的丑恶，并不是长大了才能承受的。一本书有没有毒，值不值得读，学会筛选和批判思考，这正是读书的第一步。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即使一开始毫无章法，继续求索下去，总会形成阅读的品位和好恶，在人群中一眼发现自己的同道，并最终找到自己的阅读门径，学会构建起自己的知识谱系。

令箭

二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给了文学经典一共十四种定义，比如“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比如“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虽然写得俏皮又卖力，至今读起来也朗朗上口，然而也不过就是给了14种“为什么读经典”的理由而已。

文学研究里有一个概念叫作“经典化”（canonization）：一个普通的作品，在一套文学体制的共同作用下，最终被构建、推广成为了经典。在这样一个经典被树立起来的过程里，既有各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在夹缠、审核和划地盘，也有书籍出版的管制和规划（比如“重点出版“），辅之以评论和阐释的话语权战争，最后在教材、选本和丛书的编撰中传达给读者和受教育者。这也是为什么当问到“经典的古诗词哪家强”，大家一兜头率先想到的总是中小学教材里被抽查了无数次的诗句。说到底，经典和名著，扒皮见骨给祛魅后，既不是书架上的神明，也并不保证能滋养心灵升华精神，药到病除。读书和一个人的见识、心性和成长，也并不必然要有什么关系。

年岁渐长，如今我不爱跟人谈读书这件事。喜欢看书的人当然给自己保留了很多温柔的小记忆：人生攒了一笔零花钱，跑进新华书店挑花了眼，给自己买的第一套书，是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常年让我赊账买书的私营书店老板，好多年后都还记得我在他那里买的第一本书，是法拉第的科普小读物《圣诞科学讲座》。——它们都是好书，也很经典，只是和我以后的人生没什么关系。

[法]罗曼·罗兰/傅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当年赖在书店里蹭书读，跟书店老板赊账买书，每次去外地背很多书回来，也会暗暗跟人比拼读书的数量，四处搜罗屯书，晒购书和读书书单，这些事情年少气盛时一样没少干过。所谓“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讲的正是文艺青年往往有“通过占有书籍就能占有知识”的错觉。曾经辛辛苦苦聚了小一万本书，现在送的送，卖的卖。书读到一定程度后还要执念于“读了多少本”，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大量的低水平重复，也不过就是原地踏步。想看什么书就买，也不会为了打折活动而强行凑单，购买并不需要的书籍。这不是说自己已经不爱读书了，而是看开了。想想钱锺书家的书也并不多，大概同理。

在没有一定的积累和形成知识结构之前，读了什么书并不一定能产生什么影响。虽然“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也是要很长时段的积累和潜移默化才能形成的。对有些人来说，读书只是滋生了他的狂妄，知识不过是满足了他的虚荣。逼着小孩子硬啃经典和名著，满足的往往倒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刘瑜曾经写过一篇《从经典到经验》，讲述自己当年读博是如何被读不懂的“经典”给折磨，最后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读书过程。可见“要不要读经典和名著”，这件事情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小孩子，头疼起来，倒都是平等的。刘瑜最后的结论是，比起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还是怀着问题意识，去读一些更为具体的，比如《小议台湾土改》。——弱水三千，口渴时只取一瓢饮，倒也是一条可以理解也更平易的读书路径。“来者不拒”的海量阅读训练，本来也就是PhD训练的题中应有之义。先读下来，再谈理解和取舍。张爱玲八岁就读红楼梦，三十六岁嫁给赖雅后，却曾被赖雅披露张喜欢读些连他都不屑的“外国末流小说作品”。而饱蠹楼里摸打滚爬下来的钱锺书，却喜欢《小人物日记》这样的松弛读物，读起《西游记》来，更是哈哈大笑，毫不顾忌。读书这件事，有人曲径通幽，有人一马平川，各有各自的趣味。每本书构建世界的精神和技术链接，对于不同的读者而言，是从属于不同的个性系统的。

叔本华曾经嘲笑黑格尔：“我青春的同伴是荷马，黑格尔的，则是《从梅梅尔到萨克森的索菲恩斯游记》。”是的，年轻的黑格尔最喜爱的书只是一本完全不入流的平庸小说，可是，那又如何呢？他可是黑格尔呀。

令箭

郑青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日传统插花艺术比较研究、插花艺术教学与创作。

端午时节话菖蒲之日本篇五月季语的诗情花意
2016-06-10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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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端午传统与菖蒲传入日本后，则因文化差异逐渐转变为尚武的倾向，并将菖蒲的挺拔形态与男孩茁壮成长的夙愿相连，每年阳历五月五，花菖蒲还在日本文化中继续散发着传统魅力，被世世代代的日本人寄予精神追求。

图1，东京庭院餐厅“东京芝”豆腐料理店中的五月五节庆装饰

在《端午时节话菖蒲之中国篇》中，向大家介绍了菖蒲与端午的历史文化渊源，今天要说的日本端午时令的植物，莫过于菖蒲和花菖蒲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所说的“菖蒲”和“花菖蒲”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植物。菖蒲属于天南星科，花菖蒲则俗称为“玉蝉花”，属于鸢尾科鸢尾属，此外还有燕子花（又称杜若）这一品种，是日本很有代表性的端午时令花卉。现在许多日本人都不能分辨菖蒲和花菖蒲的本质区别，认为只是同一种植物的叶与花的关系罢了，这就大错特错了。可是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初夏时节的植物，何以被日人冠以类似的名称呢？

日本古典插花名著《仙传抄》，就将菖蒲和花菖蒲归为“五节供花”。关于菖蒲传入日本的历史，有些学者认为是由遣隋使带回日本，有些学者则认为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与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菖蒲形状相似、且与日本的五月五花供传统密切相关的花卉，则是刚才提到的花菖蒲，这种花菖蒲属于鸢尾科（Iridaceae）鸢尾属（Iris），是日本本土花卉，日文原名为“文目”（音读为ayame），由于叶形笔直，轮廓清晰，像事物的脉络纲领，因而被称为“文目”。之所以被冠以“菖蒲”之名，是由于玉蝉花也是五月时节开放的鲜花，所以渐渐与“菖蒲”的汉字发生了关联，在江户时期武士道文化的影响下，由于“菖蒲”的音读与“尚武”和“胜负”谐音，人们渐渐在端午时节并用两种植物。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四季的心》中以诗意的语言写道：

“菖蒲因尚武而具有男性的阳刚之气，菖蒲花其紫色、如同兰花花瓣的迷乱、花容的那种杂乱和纤弱，则又妩媚艳丽，兼秉女性的阴柔之美。这种剑叶以其浓郁绿色，在设法与五月的青空凛凛抗衡，然而花苞虽悄然无声却仍然妖艳无比。遵从自古以来的习惯，我特意将菖蒲（ayame）和菖蒲（shyobu）混同后而言它。”

日本人对菖蒲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外形的阴柔和阳刚，正如菊与刀的二面一体，交织成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审美的核心指向。

端午节和端午习俗从隋唐时代东传日本，在日本又称端午节供和菖蒲节供，“端”为发端起始，“午”则与“五”谐音，因此端午也被称为“重五”，与“一月一”、“三月三”、“七月七”和“九月九”并称为“五节供”。这其中的一月一是元日，三月三为女孩节，五月五后来也被称作男孩节，七月七既是七夕也叫乞巧节，九月九则为传统的重阳节。在日本的古代，樱花的散落标志着都城京都将迎来梅雨季节，溽湿的天气很容易招致疫病，因此随中国的端午习俗传入日本的菖蒲，在京都五月的梅雨季节里便被用来驱邪安神。

菖蒲在古代日本的功用当然远不止这些，《续日本纪》（797年）记载日本宫廷以头冠佩饰来体现身份的高下，但在五月端午节供之时，古来便是人人佩饰菖蒲缦。在圣武天皇天平十九年（747年）五月五日之条目里有这样的记载：“天皇驾临南苑，观看骑射走马。是日，太上天皇（元正）诏曰：‘昔者五月之节，常以菖蒲为缦，近年此事已停。从今而后，非以菖蒲为缦者，不得入宫。’”不过日本民俗学者樱井满认为，虽然皇家曾短暂中断佩戴菖蒲头饰，但在民间，这个传统却一直在持续。

图2、3， 日本古代端午时节制作菖蒲药囊和香袋

这些与菖蒲相关的习俗，从日本平安王朝的古典文学中便可略见一斑。比如《万叶集》之<同石田王卒时，山前王哀伤作歌>（山前王723年没）诗曰：“子规来啼，时届五月。菖蒲花橘，珠串交结。环成头饰，增彩额角。”还有<橘歌>：“厌恶杜鹃时无；菖蒲编作发饰日，愿从此，鸣飞去。”由此可见，“子规”和“菖蒲”当时已作为五月的季语，融入了和歌文学传统，因此提到子规和菖蒲，便知其实为抒发五月伤春之情。<大伴家持杜鹃歌>则写道：“等得杜鹃，来却不啼；莫非菖蒲缝药袋，尚远，无时日。”人们沿袭从中国传来的习俗，用菖蒲和艾蒿等植物缝成香囊或药袋相互赠送，用以表达心意。以上这些诗歌的季语，正是对故人悠长的等待，难以参透的情思和五月薄雨般的哀愁。

与紫式部并称为平安王朝双玉璧的清少纳言之美文集《枕草子·节日》中的那句“节日是没有能及五月节的了”，可算是对五月端午节日之盛大最精辟的概括了。清少纳言不仅提到五月宫中和民家在屋檐插菖蒲的习俗，还提到王公贵族在这一天的书信往来中要夹入菖蒲，用与菖蒲花同色的封纸包扎，着实尽显风雅。

“节日是没有能及五月节的了。这一天里，菖蒲和艾的香气，和在一块儿，是很有意思的。自宫禁里边，下至微末不足道的民家，都有竞争着把自己的地方插得最多，便到处都葺着，真是很少有的，自别的节日里所没有的。……节日的供膳进上之后，年轻的女官们都插了菖蒲的梳子，竖着‘避忌’的牌子，种种的装饰，穿了唐衣和罩衣，将菖蒲的很长的根，和好玩的别的花枝，用浓色的丝线编成的辫束在一起……用紫色纸包了楝花，青色纸包了菖蒲的叶子，卷得很细的捆了，再用白纸当作菖蒲的白根似的，一同捆好了，是很有意思的。将非常长的菖蒲根，卷在书信里的人们，是很优雅的。为的要写回信，时常商量谈天的亲近的人，将回信互相传观，也是很有意思的。给人家的闺女，或是贵人要通信的人，在这一日里似乎特别愉快，这是优雅而且有趣的。倒了傍晚，子规又自己报名似的叫了起来，这一切都是很有兴味的事情。”

清少纳言笔下的菖蒲和子规不见了《万叶集》里的伤春色彩，而是从正面描述了菖蒲作为时花，如何给当时的人际交往增添了雅致的节庆氛围。

图4，《年中行事绘卷》描绘的端午菖蒲刀风俗

图5，《日本风俗图绘》中五月五在屋顶插菖蒲

除了佩戴菖蒲、缝制香囊、以蒲夹信，日本民间在原有农耕、采药、猎鹿等五月五习俗的基础上，还吸收了用菖蒲煮水的华夏习俗，称为“湯菖蒲”。人们还用菖蒲编成的“菖蒲刀”相互击打，断裂一方为输掉比赛。平安时代末期（十一世纪后半叶），皇家记录节气风俗的《年中行事绘卷》中表现五月节供的图4中，孩子们和成年人腰悬菖蒲编成的“菖蒲刀”相互击打，也有人俯身抽打地面，既符合五月五去晦除邪的主题，且兼有娱乐性，在古代应该是人气较高的端午活动了。另外，不论皇家还是民家，都有将菖蒲插在屋檐上的习俗，在江户时代展现平安时代生活的画卷《日本风俗图绘》（图5）中，就可以清晰看到花菖蒲被插在侧垂屋檐的景象，从檐下仰望，花菖蒲的蓝紫色及其初夏清绿的枝叶也与五月的晴空相得益彰，雨天时，淅淅沥沥的梅雨顺着翠绿蒲叶滴落，想必也是一番诗情花意。

图6，尾形光琳《八桥图屏风》

图7，月岡耕漁[能楽図絵二百五十番]中的杜若

若说菖蒲在古代文化语境中的诗情花意，自然要属《伊势物语》第九段<八桥>中的经典段落：自认为无用的年轻人离开京城，在向东行旅的过程中，经过一个叫三河的地方，夜幕降临，他看到如蜘蛛触手且八方流动的河水上，断断续续的八段木桥嫁接在燕子花丛间。江户时期的古典画师尾形光琳根据《伊势物语》的这段描述，绘制了《八桥图屏风》，描绘了迷宫般的水网中静谧盛开的燕子花，看到这番奇景的旅人又如闯入仙境。燕子花（又称杜若），与花菖蒲同属鸢尾科鸢尾属，也常在端午时节作为花供而混用。能剧《杜若》亦改编自《八桥》的典故，化为年轻女性展现在男主人公面前的，正是燕子花的精魂，也是歌舞的菩萨在草木中的化身，以此宣扬普济众生的佛教精神。与燕子花一同消失在日出时刻的菩萨，正是一花一叶一世界的绚丽幻影。

图8，2013年6月，淀川城北公园“千人塚能乐慰灵表演”，艺者头簪杜若，背景为菖蒲园

令箭

每年6月，为纪念于1945年6月的大空袭中葬身在大阪淀川河底的遇难民众，能剧《杜若》都会在淀川城北公园上演，以慰“千人塚”亡灵。演出地近旁的城北公园那片菖蒲园，不知是否就是《枕草子·淀川的渡头》中，清少纳言在千年前踏入的那片菖蒲花海。从古典文学的此类诗情花意到化作杜若精魂超度众生的歌舞菩萨，日本古典花文化最初作为佛教供花和五月驱邪净化这两种功能的合流，反映在了现代日本人对历史和社会的态度中，这也是日本传统的花文化在当下的承继和发展。

在以王朝仪礼为中心的平安时代和尊佛礼法的室町时代，菖蒲作为五月时花和端午时节的必备花材，从各个方面表现了平安时代含蓄素雅的古典审美。这些端午习俗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繁盛的市民生活中，人们的审美趣味却在悄然转变。在表现江户时代生活的浮世绘里，不论是作为女性空间的家屋室内，还是人声鼎沸的庭院街巷，都洋溢着浓烈的节日氛围，呈现出一派狂欢的景象。若说平安时代菖蒲的季语是伤春情愫和初夏迷梦，那么江户时代的菖蒲则更多地象征了绚烂绽放的武士道精神。

图9，渓斎英泉『十二月の内·五月·くす玉』表现了江户时代在主屋中垂挂菖蒲编织的花球的习俗（左）

图10，江户时代香蝶楼国貞『五節句ノ内皐月』（局部），绘有房檐插菖蒲、沐浴菖蒲时欢乐的节日气氛（右）

（图11，楊州周延[江戸砂子年中行事]端午图，绘制了江户时代端午时节，武士家庭在屋檐插菖蒲、升鲤鱼旗、摆放人偶的习俗，孩子们在庭院中用菖蒲刀比赛的场景也被描绘得栩栩如生）

日本自古以来，五月五除了簪菖蒲、插菖蒲、戴菖蒲、煎菖蒲、赛菖蒲等民俗，民间还有掷石子比赛、赛马（日本现在还有大型赛马于仲春初夏之际举行的传统）和赛船等男性化活动，故而在江户时期，由于“菖蒲”的音读shyobu与“尚武”和“胜负”谐音，从而成为男孩子的节日，从明治6年（1873年）开始，每年阳历五月五日，家家户户升起五彩鲤鱼旗，一是承中国“鲤鱼跃龙门”之说，表达了望子成龙的愿景，另外鲤鱼象征武士，是忠贞、坚定的男子汉气度的表征，这与幕府时代兴起的武士刀文化密不可分。人们也会根据自家经济条件，在厅堂摆放“五月人偶”（图1），即披甲执刀的武士人偶，希望家中男孩能够早日担当社会重任。有趣的是，许多人偶头盔下的紫色衬布都是“菖蒲紫”色，这正是插于人偶前面的花菖蒲（玉蝉花）和燕子花那代表性深蓝紫色，是一种具有庄严、肃穆而神秘气质的色彩。其实，“菖蒲紫”的说法兴起于平安时代，后世成为浮世绘中一抹浓丽的色彩。日本人对菖蒲和燕子花的喜爱有增无减，“江户名所百景”之一的堀切菖蒲园（今在东京葛饰区），其种植菖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室町时代，在江户时代开始大规模和多品种的人工培育，因而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菖蒲名所，人们常在仲春邀上三五好友，一同踏春赏游。现今东京民间还流行着春季游堀切菖蒲园的习俗。

（图12，第三代歌川丰国《堀切菖蒲花盛图》表现了江户时代女性身着菖蒲紫色盛装，结伴赏游菖蒲园的仲春景致）

前面也曾说到，与平安时代古雅的贵族文化相比，江户时代的民风更为活跃，崇尚鲜艳繁华的艺术和工艺，市民生活大为丰富，加之园艺和插花的发展和花卉新品种的繁育，使端午时节花供更加多次多彩。当然，这种多变和丰富的特征也在具有季节特征的立花屏风上得到了彰显。

图13，十七世纪所作《花车图屏风》

在上图中，右边竹篮中以自由抛入花的形式插入牡丹和滕花，极尽雍容风华之姿，竹制花篮又不事矫饰，尽显自然闲情，盛春之色尽展车中。左边的小车精巧可爱，衬托出燕子花恣意绽放的野趣，与主车两相呼应，牡丹的繁茂春色与燕子花盛开于山野水畔的俏丽姿态相映成趣。日本江户时代的此类花车风俗源于中国唐代杨国忠始制的“移春槛”，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移春槛》记：“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欢赏，目之为移春槛。”花车所经之处，满眼春意盎然。江户时代的花车屏风也表现了对唐代风俗的日本化想象，江户人崇尚浓丽奢华与自然野趣的“混搭”风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了五月燕子花的插花艺术中。

图14， 十七至十八世纪所作“插花图屏风”（左） 图15，1716-64年，柳沢淇园“瓶花图屏风”（右）

在江户时代更晚近一些的六曲一双之一的四季插花图屏风中，图14表现了春日花景的绘画，也体现出浓重的唐风色彩：牡丹、竹篮和花台，都是日本人对繁盛的唐王朝的想象，牡丹和杜若合插一篮，体现了同样的趣味。而江户中期同为六曲一双四季屏风之一的柳沢淇园所作春季瓶花图，则表现出江户时代文人花的倾向，插有花菖蒲的青瓷瓶极具中国特色，香炉形主瓶古拙素雅，意趣清奇，更值得注意的是两瓶之间那一盆石菖蒲，更是中国文人趣味的极致体现。不过，较之于同时代的中国清代端午花供，图15中那光艳夺目的朱红漆台，还是凸显了富有江户时代特色的绘画色彩。屏风所配诗文，更显现出文人花的诗情花意。

图16，尾形月耕『婦人風俗尽』

与江户时代崇尚奢华绚丽的风格相比，明治时代的插花则更强调清远的意境和花型的曲线。如图16之尾形月耕表现明治妇女风俗的绘画中，从悬于门柱的花球可以看出正值端午时节，一位女性正在为端午插花，花型受到文人花和远洲流技法的影响，正在塑造复杂的花型曲线，表现了清丽多姿的仲春意境。

图17，美国学者E. S. Morse旅居日本所摄珍贵照片

从明治时代旅居日本的美国考古学家E. S. Morse拍摄的珍贵照片（图17）可以看出当时女性插花风气之盛。女性边观赏花菖蒲的雅致屏风或写意水墨边插花菖蒲，完成后，花菖蒲的插花作品与屏风或水墨实虚两相宜，雅趣横生，女性则静坐观赏。古典花文化经历了室町时代的佛教追求和江户时代的奢华绚丽，到明治时代全面西化的大背景下，对返璞归真之意趣的追求，实属难能可贵。另一方面，此图既展现了各流派对造型技法的追求，也融合了茶室插花的沉静风格，最终影响了五月节庆插花的形态。花作与绘画两相呼应，插花与观赏的过程本身也如静坐禅定一般，于创造中凝聚着静默的诗意。

从日本五月节庆与花菖蒲的诗情花意，反观《端午时节话菖蒲之中国篇》，可以说，石菖蒲在中国历史中被文人赋予了清雅之趣，逐渐远离了热闹欢腾的节庆气氛，而端午传统与菖蒲传入日本后，则因文化差异逐渐转变为尚武的倾向，并将菖蒲的挺拔形态与男孩茁壮成长的夙愿相连，每年阳历五月五，花菖蒲还在日本文化中继续散发着传统魅力，被世世代代的日本人寄予精神追求。籍此端午时节，只愿中国传统民俗能在这个倡导文化复兴与寻根的时代中，真正走入现代人的生活，并引领现代人回归传统文化的精神故乡。

令箭

苏琦

苏琦，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于《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部主任、主笔；《经济观察报》区域部主任；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主管宏观与学术。

从里根到川普：美国右翼政治的没落曲线
2016-06-09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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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吊诡的是，或许正是里根经济学和里根革命的“成功”，铸成了川普们今日的窘境。

与里根相比，川普充其量只是个造反派，而里根才是真正的革命派。造反派的问题在于长于打倒，而建设性不足，所以当年伟大领袖在造反的狂飙过去之后，一定要在各地以“三结合”的形式成立革委会，也即以造反派保持斗争性精神，以军队维护秩序，以过去官僚班子为“改造”人士提供专业治理能力。

和牢骚满腹的川普不同，作为革命派的里根当年有着相对清晰的愿景和靠谱的承诺。在很多人看来，里根对美国病因的诊断和药方的选择都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其实在里根上台之前，美国右翼学者对大政府、大工会、大福利的攻击已经给人们“指明”了问题所在：美国社会被左翼自由派把持了，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的努力和意志被他们颠覆和瓦解了，沉默的大多数为了少数族裔的福利付出太多了，美国纳税人养了太多的懒人，美国的年轻人被福利制度惯坏了，他们已经失去了通过个人奋斗成就美国梦的动力……

最重要的是，里根不用向人们许诺虚无缥缈的未来，只要下决心回到那美好的过去，把自罗斯福以来走过的弯路掰回来，一切都会再次好起来：小而美的政府，企业家精神，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梦……

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和怨毒的川普不同，热情洋溢的里根声称要重新团结美国，把这个美好的国度从那些好斗的、造成人民分裂的自由派手中夺回来。这种论调特别能打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心弦，他们已经厌倦了六七十年代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

和要在美国与全世界之前竖起一座高墙的川普不同，意气风发的里根发誓要引领整个自由世界挺身而起对抗苏联这个“邪恶帝国”。虽然左派知识分子至今不肯原谅被里根打断的美国内省的进程，但对遭遇越战创伤和伊朗羞辱的那代美国人来说，是里根发出的战斗号角再度振奋了一个消沉的国度。

和亿万身家的川普不同，里根童年吃动物下水的经历和从政前的演艺生涯，使他能够成为“美国梦”的具体载体。就像里根去世时一位美国政治评论员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日益机械化和技术官僚化的庸常世界里，里根、瓦文萨、哈维尔这些貌似不那么专业的外行人，却给成人的政治世界带来了些许童话的气息。

川普貌似也能打动草根们的心，也能充分利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然而他似乎仅仅擅长对不满进行民粹式表达，把一切错误都归到当权派的头上，却提不出像样的愿景，只是以一副天下人皆负正宗美国人的嘴脸撂下一堆决绝的狠话。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

吊诡的是，或许正是里根经济学和里根革命的“成功”，铸成了川普们今日的窘境。

姑且不论美国经济在里根任内的复苏，是更多得益于以减税和放松管制为主的供给派革命，还是因为整个七十年代技术革新和设备更新的努力到了收获期，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愿意相信，是里根经济学开启了美国战后的第二次繁荣，不仅将“日本第一”等神话击得粉碎，还再次引领科技创新、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浪潮。而苏联的崩溃更是奠定了里根“冷战英雄”的历史地位。

里根革命如此声威远播，令执政八年的克林顿也不敢直面其锋芒，而不得不高举“新中间路线”的旗帜，希望把共和党的右倾路线稍微往回拉一点，但绝口不敢再提重回大政府、大工会和大福利社会等封闭僵化的老路。

这也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面目的模糊，无非民主党更高科技、更环保、更福利国家、更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一些，而共和党更金融、更石油、更企业友好、更正统和更宗教一些。而“9·11”事件更一度让坚持多元主义的自由派民主党人蒙羞，不仅右翼势力，就连不少普通民众也认为是他们对外来族群的姑息纵容，导致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这也是第一任貌似侥幸上台的小布什得以顺利连任的关键所在。

然而共和党人表面上亮丽的成绩单让人们忽略了美国乃至整个发达市场经济世界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里根革命不仅没能缓解那些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令其趋于恶化。

发端于七十年代的全球资本和工作岗位再布局，因为里根革命原则指导下的企业友好型和管制放松型政策而加速。福利的削减或美名其曰弹性就业及更灵活的社保缴费，金融自由化，高科技的应用，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外包等等，令美国经济总体的活力和效率得以恢复，但发展红利的分享则比以前更加不平衡，贫富分化也因此进一步加剧。

长此以往，这必然会伤害美国经济内需的稳健，但拜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长时段上扬所赐，普通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大大弥补了自七十年代以来止步不前甚至略有下滑的薪资收入，加之新兴市场国家廉价商品的涌入、资产泡沫吸纳货币所压低的物价，都让美国老百姓享受到了长达二十年的好辰光，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惊醒了纸面财富基础上透支消费的繁华梦。

也因此，眼毒如炬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一竿子将金融危机的根源上溯到里根革命，指斥从里根时代发端的种种去福利、自由化和富人友好型举措，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共识，摧毁了美国福利体系和内需，加剧了经济泡沫化程度和贫富差距。由此出发，克鲁格曼捧出了重建美国福利体系的药方，其重中之重即为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进的全民医保政策。

资料图：奥巴马新医保网站

对目前美国社会的困局和分歧，共和党无疑背负了更多骂名，除了左翼学者眼中里根革命的种种不端外，执政八年的小布什还挥霍了来之不易的财政盈余，并且因为在中东发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不仅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令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势力崛起，而且错过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机会。

其实面对深层次的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太多腾挪的空间。奥巴马八年的施政表明，哪怕经济总体向好，面对资本主义三百年之大变局，仅仅靠一个经济体内部福利体系的重构，难以解决高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及由此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

但相对于川普，民主党人或许更有本钱向选民们再讨要一个执政期，毕竟他们把美国从金融危机的创伤中拯救出来，而且即使重建福利体系和重新创造就业机会的努力不尽如人意，但川普的选择显然更是死路一条。

而打倒一切风头正健的川普，更多是从共和党选民对建制派的不满中汲取了力量。然而吊诡的是，正是里根当年的辉煌限制了川普的腾挪空间。川普所要打倒的一切，几乎都是祖师爷里根的遗产，这让党内精英们情何以堪。没有共和党建制派的支持，仅靠民粹型基层选民的支持，川普到底能否问鼎大位尚在未定之天。

令箭

美国的喧嚣与纷争，象征了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地区目前所面临的困局，也即相对于经济的总体增长，产业空洞化和就业岗位稀缺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才是最主要的挑战。这对所有建制派都构成了致命打击。在此情形下，得青年者，或者得民粹者，或者得一切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政党都能得天下。

然而得天下不易，治天下更难，公平正义的口号如何落实，考验还在后面。

令箭

《乡关何处》书评：
诗酒江湖漫姓名




在中国作家之中，野夫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半是源于其个人带有传奇色彩的悲情过往，一半是由于其血脉中带有的土家族的蛮荒与巫风余韵，或许就是这一半悲壮一半凄凉糅合成野夫的写作风格吧。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最多的总是冷冽。

作者笔下的都是自己身边亲近之人的故事，他那从祖辈流传下来的悲情命运，浸润了生存的每寸空间，外婆的坎坷，母亲的悲情，大伯的无奈，自己身世的起落，都让这些故事读来悲愤莫名，让人不禁感叹个人在制度、组织、体制之下的渺小与微弱，相比人性的恶，个人的生命简直短暂如一瞬，相比制度的存续，个人的拼搏努力几乎为零。在所有这些悲剧中，无法回避的是对于时代与制度的描述与诘问，但是更多的也是对于造就了这些悲剧的起因的追寻，虽然野夫笔下的世界太过于悲惨而壮烈而远离我们的认知极限，但是这些平时我们很难遇到的事件、文字确实激发人们去回望去反思那个年代，到底是因为制度激发了人性之恶，还是人性之恶引出了制度呢？

现时代流行民间修史，盖因为微小人物的处境变化更能体现出时代之中的颠沛之感，我想野夫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在他笔下的个人历史无疑都是浓墨重彩而又不乏沉重的。个人认为相比亲人的几篇，他写下的几位老友的故事更加精彩，文字近似于白描，笔墨纤浓得宜，情感控制得度，无论是幽人苏家桥抑或畸人刘镇西，都读来令人击节赞叹感到一种魏晋名士之风，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古朴幽远的得适安闲与随遇而安。这种态度与他笔下的烈烈风声糅合在一起，形成的是野夫独特的情绪与文字。

读野夫的文字无法回避的就是对于他的文字风格之争，热爱者有之，痛斥者有之，不得不承认作者的风格很奇突，确实也与平时我们所见的或冲淡或圆滑的文风不同，难免显得感情过于外露而语言稍嫌粗砾，但是在文字中细品，还是能感觉到作者的古风余韵与内心的愤怒哀伤的，他的文字总是会让我想起一位故人，曾经生活在川藏边境的玉龙雪山脚下，秉承着少数民族的遗风，他写下的诗歌总是给人大巧不工之感，或许因为他们血脉中所独有的因子承载着那片土地的爱与恨，并最终诉诸笔端，所以写下的文字也有烈风扑面之感，非兼具一些诗意与豪情之人不能领会。或许这样的文字让人读起来会有不适感，但是这却是这个时代不可缺少的兼具诗意与快意的文字。（《乡关何处》书评/红皇后）

令箭

上周至本周，“网曝广西吴姓律师到南宁某区法院立案时与院方发生冲突，导致裤子被撕，底裤露出，狼狈不堪……针对这一事件，媒体报道与院方声明各执一词，律师、法官纷纷撰文，个中观点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朋友圈的留言和法律群内的讨论也是异常激烈，有的甚至演变为派系之争，辩驳争论者有之，人身攻击者有之，取关拉黑者亦有之。”

评家李蓬国：“律师在法院被强行搜身、扯落半条裤子，这样的‘奇闻’实在让人‘惊吓’：在法院这个代表维护法律尊严的神圣殿堂，竟然发生公然践踏法律的事情，而且受害者还是熟知法律的律师，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个法院的审判如何保证公正？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普通群众身上，结果又会如何？”

评家刘慎锐：“穿着整洁的衣裳进出公共场所是现代文明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律师的裤子在法院里被野蛮撕破了，露出了法治文明的短。这需要法院去补，需要法治文明自身去弥合。毕竟，走在法治的大道上，不能让律师衣衫褴褛，也不能让律师换上法官的新裤子，更不能让律师和法官合穿一条裤子。”

评家穿裤子的云：“扒裤子在我喜欢的走邪路国家的电影里都是满满的情趣……我小时候玩过一种游戏叫‘官、打、聋、猜、熊’，五个孩子扮演不同角色，有下令的，有打人的，有装聋作哑的，有指认谁需要挨打的，有被打的……可见，这霸王做派其实在我们这个种群里都是从小开始驯化练习的。谁说律师被扒了裤子不是另一种’官、打、聋、猜、熊’的游戏呢？”

令箭

共识网本周推荐，语出作家张佳玮怀念拳王阿里短文。文末一段信陵公子写：“所以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连他颤抖着手点燃火炬，都是一个传奇。没人嘲笑他的颤抖，那颤抖是他的伤痕与勋章……古希腊史诗里的英雄，我们一个都没见过真人。但穆罕默德 – 阿里那些语录、传奇和他的比赛，那都是真的。理念之类，都是可以嘴上宣扬的。他颤抖的手，是真实的。”

令箭

学者郑也夫本周文章，原题“丑陋的北大人”。此文是作者专为北大110校庆撰写的纪念文，但终于被拒。文中郑也夫指陈北大体制弊端，像说出皇帝新衣破绽的那个顽童一样怒斥大学疮痈——北大的这种体制“批量生产着一批批‘精致闪光的螺丝钉’……人有足够的惰性，不然何需暮鼓晨钟，那敲打全为惊醒你。一个特殊时刻（譬如110周年校庆）也有这种意味，所以才有了这篇不合时宜、殊少颂扬的文章。”

令箭

学者徐贲本周文章，回应有关“看客”的“勇敢说”，徐贲说：“我无意于奢谈勇敢，因为我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勇敢不起来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勇敢是常态，勇敢是极少的例外……道德冷漠和犬儒主义已经侵蚀了太多人善良的灵魂，让他们丧失了正义和是非的意识，罹患上了精神麻木的疾病”……自上周至本周，徐贲张鸣之争成为讨论热点，但张进徐退徐辩张进几个回合下来，“英雄”或“懦夫”“呐喊”或“沉默”的讨论果真日渐清晰？

令箭

★【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

来自《东方书评》所刊学者恺蒂对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采访，语出英国作家巴恩斯。恺蒂问：“今年1月，您在《卫报》上有一篇文章，您写道：‘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确切地说，他自认为是一个懦夫。更确切地说，他所处的境况，让他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懦夫’……您能解释一下么？”巴恩斯答：“有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真英雄。是否在强权下选择当英雄，你必须要权衡所有的利害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用‘英雄’或‘懦夫’这些词的，英雄如果变成了一种虚荣，以你的亲友的牺牲为代价，那怎么还能叫英雄呢？”

令箭

★【恶意拍摄】

来自猫眼看人周二消息。消息转引作家五岳散人的话说，“平昌公安还挺有趣，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恶意拍摄公安执法’。在你们自己执法都要带执法记录仪的今天，扯这玩意儿有啥意思呢？公开执法，你拍得、我拍不得？秘密行动当然不该拍，公开执法的要义就是‘公开’，法律之所以是社会的基石，最大价值就是公开、公正、公平，你戴的国徽、警徽难道见不得光？”

令箭

★【语气中带着歌剧般的愤然】

语出饭友夜骇饭文：“‘这届韭菜不行，把镰刀都磨钝了’，庄家冷冷地说。语气中带着歌剧般的愤然。”其中“歌剧般的愤然”出自纽约时报关于我国外长回应加拿大记者的报道。原报道说，“问题是在渥太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提给加拿大外交部长斯特凡纳-迪翁的，但王毅却取而代之，用歌剧般的愤然对记者作了一番尖刻的训斥”……这个“歌剧般的愤然”让人想起2010年CNN记者曾用“史诗般的拥堵”描述北京京藏高速的崩溃状，这些记者们好文艺啊。

令箭

所谓天价香烟，顾名思义就是指价格高到离谱的香烟。众所周知，在香烟市场上，以8元到40元价位的香烟最多，像红塔山、黄鹤楼、中南海、长白山等都是比较知名的中低价位品牌香烟。结合我国烟民的消费水平，价位超过40元的香烟在销量上就会大打折扣了，何况那些有价无市的天价香烟。然而，很多香烟生产厂家却乐此不疲的研发生产那些昂贵的天价香烟，诸如，限量版黄鹤楼（中国最贵香烟）8500元/条，湖南和天下2700元/条，红河道2300元/条等。



事实上，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一个个天价香烟背后隐藏的是一种营销手段。天价香烟虽然销量一般，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品牌的档次，能极大地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有了这些“典藏级”香烟做门面，能很好地带动旗下的普通价位香烟的销量。就好像开30万宝马的人比开同等价位雪铁龙的人给人的感觉更有面子一样。说白了，这些天价香烟不过是昂贵的替代品。

经济学中所说的替代品是指那些能够实现同种功能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产品。替代品与被替代品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市场需求总共就那么大，一种产品的销量多了，另一种的销量自然就减少了。当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就会带来其替代品的销量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天价香烟在有价无市状态下依然持续生产的原因了，不过是希望同品牌相同功能的平价香烟能够多销售些而已。（摘自于台风 著《每天读一点经济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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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袁世凯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他对自己在大清国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醒，他推行着保守的改革，“并没有激进到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本文是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对袁世凯的专访，刊发于1908年6月14日《纽约时报》。
提问袁世凯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地，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
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清国的领袖人物来说，操劳过度是在所难免的。
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
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他对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关切。袁的整个面貌都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
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清国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
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
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袁热切地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起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发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
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right of recovery）以及“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China for the Chinese）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
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
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外有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
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对大清国多加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大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您对清美关系怎么看？”我问道。
袁说：“大清国的政治家们，自从开始考虑我国的国际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并且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和贵国保持友好和令人满意的关系，这种需要的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并且贵国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的确，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并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当然我们会对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强国家抱有同样希望，然而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清国人民怎样看待美国舰队访华的提议？”我问道。
“我本人对于贵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大清国的百姓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大清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我是说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大清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将受到所有清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阻碍这个计划的实施。大清国人民将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袁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他说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对美国总统及美国人民的诚挚问候。
在引用袁世凯阁下的话时，我当然未能精确地遵循他的措辞，尽管童先生把袁的话翻译成了英语的习惯用语，但我仍尽量希望能保持语言和神情的原貌。当然，袁在某些话题上是有保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在这种环境下无疑也是非常恰当的。
毫无疑问，袁对自己目前在大清国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醒，他不但十分明了这些危险的源头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 速写袁世凯??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对于关注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人。大清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名义上的主权，并且在外来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叫嚣声中继续下去。大清国的领土组成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她可以全部被分割，在日本和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或者，在公正和富于同情心的外部力量鼓励和援助下，成功地改革陈旧体制，沿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向前进，做自己民族命运的主人。
然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清国人本身的愿望都至关重要，而这也就引起人们对清国当代政治人物的人格和个性的关注。
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
学生时代的袁世凯虽然有从政的抱负，也努力通过了各项考试，但他并不是特别有才气。其后的多年里，他主要从事军务。在大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在日清战争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受到李鸿章的鼓励和呵护。李鸿章发现了袁世凯异常的秉性，并且袁早期的进步也归结为受到这位清国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现在，袁世凯成了李鸿章的真正接班人。李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隐约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过短暂的谈话，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并且仍然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他把一些年轻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凯），并把改革大清国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当把大清国的改革与李鸿章这个人相提并论时，还会有人发出冷笑吗？
李鸿章和当时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比其他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请求清国皇帝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结果袁获得委任担当了这个重要职位，这标志着袁世凯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开始崛起。
人们发现，在大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我就听说过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煽动家等等，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称号，而每种称号后都会跟着一大堆详细的描述。说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有几分道理，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人人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世凯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清日战争和“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汲取了教训。他认识到，大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大清国的国情。
大清国的改革家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们的声音，事实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鼓吹进步的学说。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处决。
袁在仔细地观察帝国的现状，观察北京宫廷那些胆怯和垂死的党派，观察时代发展的种种迹象，他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在改革的大潮里，他将登上权利的顶峰。这里所说的改革并不是那种如果改革家失败了就会掉脑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写的C开头的保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没有激进到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一双胶鞋。在此同时，他的外国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皇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
袁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子。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皇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她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的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皇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
袁攀升到他现在的位子，并不是没有遇到任何抵制。他是一个汉人，而在北京的满族党人，从根本上就反对任何汉人爬升至任何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位子，更别说帝国的总督了！清国中枢的高官们对新军极不信任，而袁世凯是新军的领袖。仅仅在不久以前，宫廷内还忙于密谋着要破坏袁的前程，并且也及时说服慈禧皇太后和军机处：除非夺去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否则，他对朝廷必将构成威胁。
然而，保卫袁世凯的力量是这样的强大，他指挥着完全对他效忠的新军，以致任何人都别想简单地把他驱除。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极端可行的措施能够把他拉下马来。于是，他的政治对手们采取了间接方法，并成功地于一年以前把他召回北京，让他去处理那些大量琐碎的诉讼案。也正是在他暂时处于困境之际，新军指挥权移交到了别人手中。
然而，袁是这样强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没下去。时值大清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说到行政部门之间的联系，外务部和大清国中枢其他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这也是大清帝国正处于演变之中的确凿证据。直到1861年，清国朝廷都没有认可外交关系的客观存在。然而，一年前当她在英国和法国手下蒙羞之后，由咸丰皇帝亲自提议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来决定和处理对外事务。由此颁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就是外务部。起先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军机处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然而，直到1890年，通过登记到“红皮书”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认可，清国人接受事物发展的过程可真够慢的！清日战争和“义和拳”的叛乱，使大清国动用了她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这两场经历，北京政府感觉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在是太笨了。她终于在1901年将其重组，改称号为“外务部”，其成员数量被削减，并且在管理上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方法。外务部配备了最能干和最具有进步思想的高官来进行联系，这表明，北京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它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大清国对来自外界的影响力不再实行漠视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心安理得地忽视了好几个世纪。
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大清国对外关系的，即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她也寄望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这里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来源/纽约时报）

令箭

2011年，我随大陆一个乡村建设的团体，到台湾考察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状况。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台北到台中、台南、台东，绕了一个圆圈，拜访相关的民间团体、社区大学和知识分子，了解那里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一些情况。

在台湾，听到的最频繁的词语是“在地”，不管是坐在书桌后的知识分子，还是站在田头的老农，都很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语。所谓“在地”，也许有某种政治意味，但更多地指“在这里”，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自然，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



当台东池上乡的老农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米给我们讲解他的米是怎样种植、除草、生长和呵护时，他的自豪，他对他那片土地的关切和热爱，从他的衣服、动作和一丝丝眼神里面漫溢出来。那些坐在集市上卖菜的农民，那些在村头开会的农民，沉着、自信，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认命、沉默的气质，他们在大地上耐心耕种，同时，又认真讨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生活，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开拓出空间。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在台江海尾村，接待我们的人先带我们去村里的朝皇宫，那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庙，主神是“大道公”。他带领我们给“大道公”行个礼，说：“大道公啊，今天从大陆来了一批客人。希望你能保佑他们，让他们健康，行程顺利。”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村里的老农在庙门口给我们表演他们祭典时的节目。其中一位老人，行动已经有点迟缓，他温柔缓慢地跳着，表情甜蜜，好像在向“大道公”展示着他的情感和爱。庙里有学电脑的、聊天的，各行其是，一名精神似乎看起来有问题的青年一直在庙里跑来跑去，神情激动、兴奋，但他们都很安稳，这是他们的家，是自古以来的公共精神空间和生活场所。

“在地”，包含着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再转换。这一文化方式的恢复也是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我们的情感、道德、交往方式和世界观的合理性，这一过程，既有发掘、拓展，也有审视、加强、清除。

在台中一个农机维修的课程里，我遇到一位高大时尚的年轻人，他一直认真倾听，询问非常具体的问题，但他的样子实在不像我们心中的农民。课后那个年轻人给我讲，他是一名“新农”，厌倦了城市生活，回到农村租了十几亩地，真正以种地为生。

在美浓，我们访问了音乐家林生祥先生，我在北京曾听过他的音乐会，非常喜欢他的现代民谣式旋律和温柔质朴的歌声。林生祥平时就住在美浓。他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返乡青年”，他就是美浓的一分子。最初的他喜欢摇滚音乐、重金属，在一次美浓的庙会上，他被自己的乡亲轰下了台，这对他刺激非常大。他开始想，他和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片土地上有什么？他想起从小在丧礼上听到的哭歌、在庙会上看到的戏剧，那才是他们的生活啊。他走访一些音乐老人，重新拾起几乎失传的传统乐器—月琴，以美浓客家传统音乐作为自己音乐的根基，同时，也收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融合进自己的音乐之中，最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新民谣体。他越来越自由，感觉找到了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很深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与这里的土地、气候，与每一处的细节都是自然应合的。我知道我用了什么元素，那就在我的血液里。”

林生祥拿着吉他，唱了一首新歌《母亲》—他的忠实搭档钟永丰为老母亲写的一首诗，他谱曲。他闭着眼睛，轻拨慢唱，歌声悠长，仿佛在温柔地向这片大地，向自己的母亲倾诉心中的爱。

美浓的傍晚，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远处苍翠的青山连绵，壮丽的晚霞铺排在天空和山脉的连接处，灰蓝、火红交织在一起，绿色的稻田、长长的石桥、各种野生的茂密的植物。美浓是自在的。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建筑大型水库，他们爱他们的家，爱美浓的天空和大地。

我喜欢台湾的那份安静和内在的生机勃勃，喜欢他们做事的诚恳和对生活的认知。在乡村，有空寂、萧条，有迁移、衰败，也有矛盾、博弈，但同时，似乎还有新的力量在诞生，在成长。生活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参与，并且，也有渠道参与到一种建构中，这让人激动、兴奋。

今天，阅读绿妖的这部书稿，在台湾时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一种从冬天的僵土中重新破土的力量和生机勃勃的感觉。阳光、空气、水、灰尘，每一种植物，每一个微生物，都加入到这力量的催生中，组成一首大型交响曲。每一元素都在为自己而歌唱，因为，最终，这首交响乐是自己的，你得自己为它的音色、基调负责。

农民在为自己的命运发言！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做事，不是为别人。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创造者，而不只是承受者。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里”，而不是“生活在别处”。

这些忙碌的农民经常开会，他们要讨论争取市里的补贴，讨论怎么样使用农药、集约化耕作、寻找市场，讨论如何和资本做斗争，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话语权利非常坚持，他们不认命，他们要抗争。当那些政治家、大商人或某些机构试图盘算他们时，他们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找出路。因为，生活是自己的，他们有权利使自己的生活更好。

生活是自己的，权利是自己的，自然，土地就也是自己的，山川、河流、植物也都是自己的。在台南，当地的农民给我们讲，他们有自己的环境纠察队，由妇女、学童、退休老人组成，定期沿着河道检查各地的入水口。一旦发现有化学污染或其他污染，就竖下牌子，追踪溯源，找到哪一家工厂，哪一间手工作坊。这些行动，没有任何费用，都是自主自愿。为什么？因为这河流是你自己的！你不管它，谁来管它？

我们看到绿妖在文中描述的那位骄傲于自己是个手艺人的刘胜雄，穿着印有“新社农会”的T 恤，在自己的一甲地（相当于大陆14.5亩）里，精耕细作。他坚持用传统的耕作方法种植有机农作物，研发各种有机农作物耕种的方法，施肥、挡鸟、除草，也学习使用“教授给的方法”去轮作。更重要的是，他也积极学习，加入“中兴大学高品质安全农业协会”，每年参加培训，他还是“农事研究班”的班长，研究产销，和官方、商家谈判。七十八岁的刘陈昭亭，有基本够生活的退休金，依然守着她的五分多地，勤恳地种着笔柿、枇杷、芭乐，她坚持有机种植，因此她的货要卖给“主妇联盟”。还有王连华、陈燕卿们，他们种着自己的米，却也是商人，一方面严格监控自己的产品，一方面主动和社会各个层面联系，寻找更好更多的销售渠道。同时，他们还是乡村社会的组织者，他们以一种集体力量加入到社会结构之中，从而，增加了社会的多元性和均衡性。

在生产方面，“有机”不只有严格的管理，并且，几乎是一条道德律令，农民都愿意在“有机”上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需要大的社会层面认知“有机”，愿意为“有机”付钱，另一方面，它无形中延续了几千年以来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模式，也是对一种文明形态的保存。在这一层面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农民的互相推动就变得非常必要。绿妖在文中详细叙写了台湾“主妇联盟”的诞生、目的、所面临的困难及自我调整，也让我们看到台湾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责任心的形成和互相的关系。

一个好的社会模式并非就是一个完美的、一劳永逸的模式，而是整个社会组织间处于一种有机的运动状态，相互之间根据彼此的需要和问题的显现而不断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台湾当局、知识分子、财团，还是农民，他们之间都有对话的可能，既是博弈，也是成长。

绿妖所考察的农民，有普通保守的老农，有年轻先进的新农，也有那些有野心的家长式农民，不管他们的性格如何，土地多少，也不管清贫还是富有，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即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他们把握自己所拥有的空间和渠道，不断地开拓、争取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有机会去开拓并创造一个可能的、更开放的公共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台湾当局所扮演的是“长期陪伴”的角色，和农民是相互成长、相互修正的伙伴。绿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提到台湾“休闲农业”的十年、五次法规修正，“该政策并非推出时就臻于完美，而是跟随民间社会不断修正，以更贴近社会真正需要。”

绿妖在文中并不避讳大资本对农民的虎视眈眈，也不避讳台湾政治对农民的压抑，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又加速了农村的式微，这是一个无法扭转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当局、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彼此互动中寻找新的，既不脱离传统，又能够可持续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形态。

他们都有一颗“在地”之心，愿意充分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并从中找到生存的经济来源和幸福来源。这一“在地”之心在乡村，常常意味着重新发掘乡村所本来拥有的无穷的资源，使它既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可能，同时，也成为重新恢复乡村的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契机。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或许这一“在地”之心，恰恰是一个生活群体建构自我的方式。

理想的生活，是更公平的关系，更繁茂、健康的自然，更有利于人性生长的社会空间。农民仍有迷茫，地方政府、企业家和那些资本的攫取者，仍然无孔不入，但是，有这些“在地”的卫士，有这样相对宽松且具有生长性的制度，那么，理想的生活，总会更接近些。

读绿妖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很难不为文中这生机勃勃、这自信、这份爱而感染。虽然社会仍然芜杂，乡村还在衰败，但是，如果有这份全社会共同参与并形成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的支撑，从这一衰败的肌体里面，或者还可能开放出更有韧性，更有个性，并且包含了更健康的未来的花朵来。

小女子干大事。绿妖文弱，身体里驻扎着一颗文艺青年的心。文艺青年，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面，成为矫情、苍白、可笑、不切实际的象征。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文艺气质，这样的理想主义，才使得绿妖能够超越身体的弱小，走入到大地，实实在在去看见、考察大地生活内部的运作和肌理。并且，一针一脚、朴素地为我们呈现出来。

这本书，在大陆，谁需要看？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农民？我想，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每个人都需要看。

它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还可以这样做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这样做一位社会中的普通人，我们还可以这样生活，这样行动，这样使自己更充分。“民主”“自我”“文明”，这些并非是宏大不可及的话题，而是细小而微到我们的每一次吵架，我们吃的每一粒水果，我们看到的每一条河流。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农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自己，那么，不管贫穷、衰老，不管腐败、压榨，生活仍然拥有自由、美好的可能，因为，你就是生活的创造者，你能动地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之中，这一点，足以让生命充满尊严和骄傲。而农民、植物、山川，不只是某一元素，它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是生命的渴念之地：大地劳作、生长颓败、四季运动、花开花落、星辰灿烂。（摘自绿妖 著《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

作者简介：绿妖，现居北京，做过工人、时尚媒体编辑、电台主持人等。出版有散文集《我们的主题曲》、随笔《沉默也会歌唱》、小说集《阑珊记》、长篇小说《北京小兽》《少女哪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