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明末干旱引起的特大蝗灾，始于崇祯九年（1636年），地点是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崇祯十年蝗灾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一年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崇祯十二年向北扩展到陕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十四年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崇祯十五年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

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瘟疫的流行。所谓瘟疫，一般指“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布罗代尔说：“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由于大规模的流民出现，瘟疫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据《明史》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当时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史载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至夏天和秋天，情况更甚，“人偶生一大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

在这些严重而且长期的大灾荒中，原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了。郑廉说在河南，“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在西北，情况更为可怕。马懋才上也说：在陕北，“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即使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南方，也未逃过气候剧变导致的灾难。宋应星说：“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

如此严重的局面，又岂是像崇祯这样一个“勤勉的昏君”（这里借用新近出版的一部通俗读物的书名，吕志勇《勤勉的昏君崇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和腐败的明朝官僚机构所能应付的。因此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气候变化。换言之，就是“天”亡大明。

余论、全球化：“17世纪危机”的推手

如果我们把眼光投放到中国之外，我们会发现：在差不多的时期，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例如在西欧，学者们通过对历史上太阳观测记录、中英格兰气温、捷克地温、阿尔卑斯山冰川、大气碳14含量、树轮、冰芯等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西方社会曾经历了“小冰期”，其最冷时段在17世纪。

“小冰期”的平均温度一般要比正常时期低1—2℃。气候变冷对西欧农业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导致了农业产量下降、歉收和灾荒频发，导致粮食短缺，大量流民由此产生，整个社会更是呈现出普遍贫困化：英国直至17世纪末穷人占到一半，其中一半处于极度贫困；法国九分之五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德国科隆每5万人中就有2万是乞丐。

在一些地区，这种情绪常常演变为绝望农民的起义和暴动，如1647年7月意大利那不勒斯由于食物短缺等原因引发了严重的民众起义。在法国普罗旺斯，1596—1635年间发生了108次民众起义，1635—1660年更多达156次，1661—1715年则达110次。在这样一个仅有60万人的社会，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有374次的起义之多，确实令人震惊，以致马克·布洛赫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民起义就像工业时代的罢工一样普遍。（见孙义飞、尹璐：《17世纪西欧气候变迁与粮食供应危机》）

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同东亚一样，欧洲也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军事冲突。在东亚，朝鲜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期由于气温变冷以及随后的连年水旱灾，导致经济凋敝，又经历了1592—1598年的日本入侵，1624年初又发生内战，接着又是1627年和1636年的后金入侵，整个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日本在17世纪前半期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出现了“宽永大饥荒”。在1640年代，日本的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则尽弃财物，逃至他乡。多数人生活在悲苦的绝望之中。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德川幕府费尽周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更有意义的是中国与欧洲的比较。中国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期，爆发了四场大规模的战争：中缅边境战争（1576—1606年）、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年）、明清辽东战争（1616—1644年）和中荷台海战争（1661—1662年）。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遥远的欧洲也爆发了17世纪最大的战争——天主教国家联盟和新教国家联盟之间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从战争的规模来说，这些战争都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争。

在中国，空前规模的内战（即明末大农民起）爆发于1627年，导致了1644年崇祯皇帝的死亡。而在遥远的英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内战也爆发于1642年，也导致了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的死亡。这些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那么，造成一种情况的幕后推手是什么呢？应当说，就是全球性气候剧变。

这个气候变化导致的危机也表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其《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中，对这个全球性危机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

他使用世界各地民众回忆记述的有关1618—1680年经济社会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当时的气候变化状况，指出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17世纪中期，一系列事件与灾难发生于世界各地。

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陆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间，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饥馑、营养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该时间段共有三分之一世界人口死亡。这个场面，和我们所看到的明清易代时期中国的情景不是很相似吗？

帕克并非对“17世纪危机”进行研究的第一人。西方学界对于17世纪危机表现的认识很早就已存在，但作为历史学命题的“17世纪危机”，是霍布斯鲍姆于1954年在创刊不久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的《17世纪危机》中正式提出的。相关文章在1965年以《1560—1660年的欧洲危机》为题结集出版，当时对于危机的讨论还是着眼于欧洲。此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着类似的危机现象。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明清易代，也就是把明清易代纳入“17世纪危机”的范围。1973年，阿谢德率先将“17世纪危机”的研究引入中国研究，发表了《17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一文。魏斐德的《中国与17世纪危机》（1985）探讨了中国17世纪危机表现及走出危机。这些，都为我们开了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待明清易代的先河。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虽然“天”（即气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全球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费尔南德茲-阿梅斯托在其《一四九二：那一年，我们的世界展开了》中写道：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藉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

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白银为基本货币的世界货币体系一体化也发展起来了。在中国方面，到了17世纪货币白银化也基本完成。此时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因此也加入了世界货币体系并在其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其结果之一是中国越来越依赖白银输入。白银输入的起落变化态势，自然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17世纪前半期白银输入数量出现了相颇大变动，这有可能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不统一。艾维四的《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和《1635—1644年间白银输入中国的再考察》，岸本美绪的《康熙萧条和清代前期地方市场》和万志英的《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等著作，都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见解，是我们在研究明清易代问题时应当参考的文献。

其次，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此相伴的是纠纷也越来越多。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战争也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增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后，也得以迅速传遍世界许多地区，形成全球性的互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军事技术的全球化”，简称军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是联手进入“近代早期”的世界。这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恩格斯说：“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富勒（J. F. C. Fuller）说：“火药的使用，使所有的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早期经济时期的火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其迅速传播，大大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因此之故，明朝陷于强敌环绕之中。明朝进行了相当的努力来对付这种局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不幸的是，明朝军事改革的主要成果，由于各种原因，落入主要敌手后金/清手中，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的改写。关于这一点，在即将出版的拙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而言之，明清易代是全球性“17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而这个危机不仅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因此，只有把这个事件放到全球史与环境史视野中来观察，方能得出一个全面性的结论。

令箭

1

三年前滴滴打车融B轮，创始人程维和投资人王刚被安排去见马化腾，两个人在电梯里相互打气，见马化腾可以，一定不要“投降”，不能要腾讯的钱，至少不能让腾讯领投。

这两个人虽然从阿里巴巴已经离职一年多了，但是心里还觉得自己是阿里的人，阿里的人拿腾讯的钱像什么话，王刚还念叨：

“我回杭州还要跟马云、谢世煌打牌呢！”

但是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阿里已经投了快的，就算不拿腾讯的钱已经和阿里是竞争对手了。

马化腾一见了程维就表白，我特别喜欢你们，什么都可以谈。价格比别人贵一倍，投票权只要一半。最后腾讯投资的副总裁彭志坚还加上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条款，即使滴滴这个项目创业失败了，腾讯依然会按照一个保底价格收购程维和王刚手里的股份。

就这样，程维当时也没敢答应。直到几天后，他约王刚一起去洗脚。程维从前在洗脚店打过工，一直喜欢这一口，跟于谦老师的“喝酒、抽烟、烫头”一样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闻到了自己青春时的味道，这一洗脚程维就胆儿肥了，跟王刚说，索性就拿了这么多钱，这一轮的股份全给腾讯算了。

拿了腾讯的钱，王刚回了杭州，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还照常要去跟马云打牌，临出门前收到一条短信：

“坏事了，你别来了，老马知道你们拿了腾讯的钱”。

王刚就这么被踢出了阿里的社交圈，看马云脸色，谁还敢和滴滴打车合作。王刚说这是“被逐出师门”，杭州再没人敢跟他打交道。

但是他和程维一声没吭。

滴滴和快的2013年杀得眼红，但是上海又冒出来一个大黄蜂，拿下市场第三。程维和王刚第一次动了和快的合并的念头，那时候两人还是觉得只要是阿里的人什么都好谈。但是大黄蜂是外人，要合并的话会被漫天要价。

为了阻止大黄蜂拿百度的钱，程维甚至上门去百度游说，只要百度不投大黄蜂，可以把自己的老股拿出来让给百度。

马云又知道了这事，对王刚说要是百度进来把水搅浑，滴滴就别想再和阿里谈了。程维和王刚很听话，没让百度进来，但是没想到快的转眼就收了大黄蜂。他们等于一手拖住百度投资大黄蜂，一手又停止参与竞价大黄蜂，替阿里压价数钱。

吃了这么大亏，程维和王刚还是一声没吭。

直到去年的情人节，滴滴和快的合并，滴滴接入支付宝，后来阿里又和苹果一起投了一轮滴滴，换取滴滴使用阿里系的高德地图。在这个过程中，腾讯方面逐渐感觉到程维的作风始终还是个阿里人，却和自己最大的外部股东渐行渐远。

所以程维最终没有“欺师灭祖”，王刚又可以回杭州和马云打牌了。

2

王兴当然不算是阿里系的人，但是美团有阿里巴巴一半的DNA。王兴说自己创业属于“天派”，做饭否和人人，都是纯线上的项目。人人在校园里送鸡腿地推，那是千橡收购之后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刚做美团，王兴还给人一种不接地气的海归创业者的印象。滴滴打车的A轮投资人朱啸虎评价王兴：

“一个人失败这么多次是有原因的。”

所以朱啸虎把阿里巴巴B2B副总裁干嘉伟推荐给了拉手网。但是架不住王兴六次去杭州请干嘉伟出山，后者就成了美团的COO。

干嘉伟那个时候在阿里巴巴刚“犯了错误”被降职，还在组织的考察期。但是在阿里巴巴，一向是外来职业经理犯错属于路线问题，老干部犯错只是执行问题。干嘉伟是阿里67号员工，管着7000多号“中供铁军”，如果留在阿里，重新被重用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干嘉伟去美团是得到最高层首肯的，而且他本人实际上是阿里巴巴投资美团的尽职调查人，是带着组织交代的任务去的。

干嘉伟为美团在千团大战中杀出重围立下了汗马功劳，2014年他口授了一篇《美团地推铁军是怎么练成的》，讲怎么在美团移植阿里中供铁军经验，讲马云“打通我的任督二脉”，让他认识到管理的四重境界。

但是在那之后，谋求独立发展的美团就和阿里巴巴渐行渐远。特别是和腾讯投资的大众点评合并。实际上是王兴连夜发起董事会，修改股东章程，变更董事会席位，然后把阿里的意见排除在外。

这一套当年马云用过，阿里巴巴开董事会，只提前两天邀请大股东雅虎的CEO巴茨参加，后者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杭州，根本来不及任何准备，只好马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把从阿里身上学会的都用到阿里身上，这是欺师灭祖啊！

之后阿里战略投资部的人就对美团就“恨之入骨”。阿里对美团的决策已经超出了理性追求回报的范畴。今年美团在获取支付牌照上受到刁难和举报，在美团系列融资的关键时刻，又传出来阿里巴巴打折出售老股打压美团估值的消息。

3

其实每一个互联网大佬都像马云一样，恨欺师灭祖，吃里扒外。周鸿祎追杀傅盛，任正非羞辱李一男，丁磊抓捕魏剑鸿、腾讯调查刘春宁，古永锵举报卢梵溪。这样的桥段每一年都在上演。

老板们不喜欢的，不是你离职，而是你离职之后比原来还过得好，让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幸亏是在互联网行业，人才流动如此频繁，聪明人总在寻找新机会，不喜欢又能怎样。只要别同时触犯两大天条，挖前东家的人同时又做和前东家一样的业务，老板们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才有金山系做游戏开枝散叶，网易门户前主编们全面开花，阿里中供铁军撑起了O2O半壁江山。

但是在一潭死水的传统行业，如果又是一家独大，那就很考验前老板的德行了。曹云金今天在微博上写《是时候，也该做个了结了》，反击郭德纲将他逐出师门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好地例子。

德云社刚过了二十周年庆，各路明星都来捧场，小岳岳躺着拿到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在我们外行眼中，相声现在就等于德云社，德云社就等于相声。郭德纲最近一次采访时说，我想让谁红就让谁红，让他7月15日红他就7月15日红。

看来郭德纲是没少看央视的新闻，当年马俊仁的采访何其狂也，

“我想让谁破记录就让谁破，想什么时候破就什么时候破！”

但是《桃花扇》里说得好，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郭德纲可不要寻思着如何防止楼塌了。让人刷新三观的是，郭德纲竟然选择了修德云社家谱，褫夺不听话的徒弟艺名这种做法。还用大字报的方式羞辱人格：

“另有曾用云字艺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

此外，还立下十不准的班规，要一劳永逸地清理门户。

真是如今马上就70周年国庆，民国都一百零五年了。居然还有人想在一个行业里面恢复封建礼教，搞人身依附，君臣父子，三纲五常。

上一个让徒弟三叩九拜的人是谁？我记得他在北京的什么大舞台好像被拆掉了。

我还记得《霸王别姬》里面有一袁四爷，特别赏识程蝶衣，送他一盒首饰，要和他做红颜知己。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袁四爷历经大清、民国、日伪三朝不倒，是梨园永远的后台。直到人民政府解放北平，换来一句

“反动戏霸袁世卿，一贯反共反人民，为害一方，罪恶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于是人头滚滚。

令箭

姚明发言：

很久之前，我就一直在想象着今天的到来。但今天终于站在这里，还是感觉非常紧张。大家都在问我，今天来到名人堂，你感觉如何？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感觉很紧张。尤其是身边还坐着三位NBA的传奇球星。

尊敬的多利瓦先生，名人堂执行委员会、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

听到今晚将第一个登台演讲的消息时，我以为有人搞错了。大家别笑，我真的以为第一个上台的，应该是伟大的艾弗森。大家知道原因么？因为我比他更需要练习（调侃艾弗森不爱训练）。

首先，我要感谢名人堂执行委员会。能够入选名人堂，对我而言真是莫大的荣誉。今晚注定将令我永生难忘。尽管我的职业生涯结束得太快，但在场上的每个瞬间都格外珍惜。我为我曾经屹立在球场之上，也为今晚大家的认可感到分外感激。

我要感谢自己的推介人。比尔-拉塞尔，还记得新秀赛季时，你邀请我到西雅图的家中做客。衷心的建议，温暖的声音，让我这个菜鸟倍感放松，也让我在美国这个国度更加自如。

我要感谢比尔-沃顿。一直以来你都非常支持我。从最初到现在，你的忠告和鼓励让我受益良多。我不想说从最初到结束，所以还是说“现在”吧。还记得我第一次做手术，醒来之后，你是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的人。你告诉我要保持心态积极。你的话让我永生难忘。

穆托姆博，之所以最后再感谢你，是因为你在三人里看起来最老（调侃穆大叔年龄秘密）。我们一起做了五年队友。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都拥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任何事情都阻断不了我俩的情谊——尽管训练中你给了我很多次“黑肘”。

众所周知，我来自中国，篮球之旅也从那里开始。我的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都是篮球运动员。从小我便听过很多他们打球的故事，更跟他们学着怎么做人。能够成为你们的儿子，我感到十分幸运。你们赐予我的礼物不只是过人的身高，更有缜密思考、正确决定的能力。当然，还有罚球线上的柔和手感。这也是我比奥尼尔少练一万个罚球的原因（调侃奥尼尔罚球差）。

我的夫人叶莉，今晚也来到了现场。我和她从高中就认识了。你对我的意义溢于言表，谢谢你成为我生活中的伴侣。我俩可爱的女儿姚沁蕾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很希望她也能来现场，但今天是她开学第一周。另外，鉴于她体育课选择是足球而非篮球，所以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让女儿选择篮球的。

我的篮球生涯，始于李章明教练的自行车后座。那时，是你骑车带着我去球馆，开启人生第一堂训练课。我要向您长久而成功的职业生涯表示祝贺，您今年也即将退休。感谢您辛勤的工作、不懈的努力。正是这份努力，让包括我在内的太多孩子为之受益。

我要感谢李秋平教练，我在上海大鲨鱼时的教练。是您带领我们拿到了队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CBA冠军，之后我便远赴NBA打球。那些年您付出了太多、牺牲了太多，您的妻子也因癌症而不幸离世。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照顾。

我要感谢上海这座城市，上海大鲨鱼队，以及CBA联赛。感谢大家竭尽所能去培养我、训练我、帮助我，让我做好准备迎接人生中下一个挑战。

中国有句老话：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下面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自己生命中的几位“明镜”。

首先要提到的是牟作云先生，他是中国的篮球传奇。80多年前，牟先生只身来到斯普林菲尔德学习篮球，学成之后回到中国，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中国篮球。今天CBA的总冠军奖杯，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奖杯，也是每一个CBA球员毕生的梦想。

我不是第一个登陆NBA的中国人，这份荣誉属于王治郅先生。对于所有梦想来NBA打球的中国球员来说，王治郅无疑是一位先驱。他为我们前方的道路扫清了障碍，做出了无数牺牲。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太多太多。尽管王治郅今天无法到场，我还是想表达自己的谢意。

很多人了解我，是从2002年被火箭队选中开始。但火箭队在我到来之前，以及整个职业生涯中付出的努力，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感谢老板亚历山大、戈尔伯格、总经理道森、CEO布朗、总经理莫雷和琼斯。是你们让我在休斯敦感受到家的温暖。

第一天到达休斯敦时，弗朗西斯给了我一个大力击掌。并用力地抱了抱我，以示欢迎。从那天开始，弗朗西斯便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还有莫布里，有次他邀请我到他家品尝“灵魂食物”（黑人传统菜式）。但恕我当时英语水平欠佳，听成了“齁人食物”（味道很咸），的确有些纳闷。感谢弗朗西斯、莫布里、以及早年火箭队的队友。你们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还要提到的是教练汤姆贾诺维奇。他曾有句名言：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汤帅都在身体力行自己的名言。这在他与癌症的抗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汤姆贾诺维奇教练，是你一直鼓舞着我更上一层楼。

当范甘迪教练与尤因，锡伯杜一同加入火箭时，这支教练组一如既往地把火箭队打造成了一支铁血防守之师。球队拥有麦蒂、巴蒂尔、阿尔斯通，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当然，尤其要提到的队友是穆托姆博。那支火箭队不仅竞争力十足，更拥有浓厚的兄弟情义。我一直都记得范甘迪教练曾经说过的话，“最好的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无论是球场上还是人生里，这句话都正确无疑。

我在NBA的最后一任教练是阿德尔曼。他为球队挖掘了兰德里，斯科拉以及布鲁克斯等天赋异禀的球员。球队在08-09赛季一路高歌，却因为我的伤病未能走得更远。与火箭队在一起的时光，永远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作为一名篮球运动员，我曾与地球上最出色的球员交手。一名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不应只拥有出色的队友，更要拥有伟大的对手，推动自己不断前进，比如像奥尼尔这样伟大的对手。奥尼尔，和你交手的每一场球，都让我想起那句老话，“那些杀不死你的东西 总会让你变得更强大”。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启迪。

在我眼中，休斯敦是我的第二故乡。因此，今晚我也想对休斯敦人民说几句话。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你们总在身后支持我。是你们给予我前进的力量。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家人。这辈子我都是个德州人，火箭人。

但倘若没有大卫-斯特恩的高瞻远瞩，没有NBA的话，这一切都无从谈起。感谢斯特恩、萧华、伯哈尼，以及NBA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们对我的善意和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姚之队。感谢埃里克、达菲、桑德斯、基辛格、章明基、陆浩。与第一次见面时相比，现在的我们已经是又老又胖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还要感谢奈史密斯博士，篮球名人堂的361名成员，以及在过去125年里，为篮球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们。每个人都是闪亮的星星。大家汇聚在一起便成了篮球宇宙中的浩瀚银河。篮球运动激励了全世界几十亿人，作为其中一员，我会尽力继续推动篮球运动发展，见证明日之星冉冉升起。

再次感谢大家给予我的这份荣誉。谢谢大家。

令箭

曹云金：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来自：hi@timetimetime.net (花花)  2016-09-05 23:43:50 |阅读原文

二零零二年，你号称办学授课，我只身一人，满怀希望来北京求学，你说学期三年，学费每年8000，毕了业给艺术文凭，我那时初来乍到，又酷爱相声，便决定留下来随你学艺。交完学费后，你还给我开发票，签字盖章，母亲才放心把我交到你手里。

来了之后，我才发现，你这儿根本没有什么学堂教舍，是住家教学，除了每年交小一万块的学费，每月还要交500饭费，500生活费，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你总跟人说，有的徒弟是儿徒，从小养在家里长大的，我不知道谁是，反正我不是，你还记的吗，那时候家里就咱俩人，师娘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你的生活也拮据，我在你家，给你洗衣服做饭，养狗沏茶买菜做家务，学艺三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不觉得自己苦，初来学技能，本应如此。但我念的是我妈苦，她一个人在天津辛苦赚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下来的钱都供我学艺。可零三年的某个月，没来得及给我交饭钱，你便把我从家里赶出去，我足足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一个星期，要不是何云伟好心，把家里的储物间腾给我住，我真觉得那时候，我快坚持不下去了。我记得我们俩大包小包，带着我的锅碗瓢盆，他帮我搬家，我们没钱就没法找搬家公司，坐着819的末班车，盲流似的，奔向那个一个月350块租金的小房间，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在北京又有了安身之所。就这么过了半年。

半年之后，你搬到大兴枣园，1500元/月的房租，你负担不起，又找我分担，你说你出1000，我出500，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把钱如数交上，又回到你家里，谁知好景不长，因为琐事你不高兴，再次将我赶出家门。万幸我又得到张德武先生的无私帮助，免费住进他的画室，那是一间地下室，由于阴冷潮湿，住在那里的岁月，我身上长满湿疹，白天出去练功演出，晚上回来桌面上就长了一层绿毛，吃的也存不住，经常回来以后，留好的食物都发霉了。但在北京可以有免费的住所，能够生存下去，挺好，我知足。尽管受了不少苦，我也没在意，谁学点本事不得吃点苦，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知道那时候，你不看好我，觉得这些个徒弟里，我最不可能学出个名堂来，你给何云伟念《口吐莲花》，我连在旁边听的资格都没有，你们进屋关门，我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掉眼泪，我跟我自己说：“没关系，你自己好好学，以后你说的比谁都好，他终究会高看你一眼。”是的，我仰慕你的才华，论艺术方面，你有过人之处，我愿意跟着你学本事，我觉得，再苛刻的条件无非是一种历练，我希望我努力了，能得到你的认可，观众们喜欢我，我就成功了。

学艺三年，期间拜师，你从我的“姐夫”变成我师父，你说我和何云伟，每个人要交3000块拜师费，这是规矩。后来你觉得3000要少了，琢磨这事儿还能赚钱，你让我和何云伟，统一口径，告诉潘云侠拜师费是5000，这样你又能多赚2000。

随后，我在德云社足足效力了五年，这五年我自认为无怨无悔，任劳任怨，从来没跟谁抱怨过。生活里，对师弟们，我毫无保留地带他们使活，把我会的都念给他们；舞台上，所有演出我认真对待，除非伤病，基本场场不落。

团队如日中天的那两年，公司没有社保，我一个月演满了，32场演出，到手的工资有四千多，当时觉得，一群人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努力，为了大家更好，值得，一场一百多也没什么。我实实在在的觉得这个团队不容易，我有感情，我也年轻，从没觉得是吃亏，苦尽甘来，吃亏是福，以后还能挣呢，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

可后来，这种一团和气，共同前进的氛围在不知不觉中，变了。零六年我参加CCTV相声大赛，一路过关斩将到决赛，决赛是直播，大赛给了我18分钟，让我好好表现，可在直播的前一天，你告诉我：“退赛！”我问为什么？你说：“没有为什么，我让你退，你就得退。”我没办法，总导演气得摔了电话，师爷侯耀文先生打了两个小时候电话问我是不是疯了：“你这么不负责任，以后，谁还给你机会？”我只能说：“师爷，我没办法，您得和我师父说，您是他师父，我是他徒弟，有一句话说的好，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这是我的处境。”我还记得，师爷最后冲我嚷嚷了一句，：“他不接我电话，你们要造反！”之后也摔了电话。最终，这个事件以你勒令弟子退出央视相声大赛的新闻，铺天盖地而告终。我后来才明白，我可能会因为退赛失去央视这个平台，遭到封杀，你以后好控制管理，我再想出头就难了。

但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失去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我没气馁，继续安心演出。零七年你拍《窦天宝传奇》在天津拍摄三个月、一分钱都没给我，我要求尽量保证北京小剧场的演出，想尽一切办法赶场，因为拍戏没钱，演出有钱，我得赚钱，我得填饱肚子，一场演出150，我不敢落下，为了赶演出，我要自己承担油钱，来往的过桥过路费，最后一算，我还是赔了好几千。

零八年天津开分社，演出费低，没人愿意去演，我带队开专场，一场卖出十几万票房，我就拿着500块演出费，过路过桥费还是一律自付，不管吃不管住，演完赔钱这么干。晚上十一点多演出结束，我得连夜返回北京，因为，第二天下午北京还有演出，我当时没别的想法，就是挣钱，因为我得活着。

零九年拍《三笑才子佳人》，上海拍摄近两个月，也是分文没给，这回连演出费都没的赚了，就这么零收入生扛了过来；你总说你在钱上没亏欠过任何人，拍戏没钱，是因为片子没卖，所以不能给我片酬。我想不明白，我又不是投资人的身份，为什么要与你们担卖片子的风险？我在你那，连合作都谈不上，就是一个雇佣关系，为什么我演了戏，付出时间、付出了劳动，连养活自己的工资都没有呢？平心而论，没有收入，我真不知道靠什么活。你也穷过，你应该知道活不下去的滋味。最不能理解的是，后来片子播了，影片也上映了，这笔钱也没补还给我，这就是你对谁都毫无亏欠，是这样么？

也许在你眼里，你从没错过，回顾你出道以来，你先骂授业恩师杨志刚，捏造人家挪用公款，后来你转拜相声名家侯耀文，又骂李金斗、再骂姜昆、骂冯巩，几乎把中国声界骂遍了，你说相声圈里没有一个好人。尤其骂姜昆的时候，你强制要求所有在团队的人，都要发文开骂，我们不愿意，你说：“不写以后没演出排给你，以后别想挣钱。”你不断的威逼，要求徒弟们，要不断的表忠心，说你各种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们有心想走的时候，再说你的不是，也无从说起吧？

你还骂相声大赛，说里面肮脏黑暗，骂央视春晚，发誓一辈子都不会登那个舞台，但是到了2013年你还是上了春晚；你代言的藏秘排油被曝光，你骂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你侵占绿地被曝光，所以辱骂北京电视台；你打完记者，骂记者不如妓女；你抄袭段子手的作品，人家找到你，你骂他们是来“碰瓷”的，还拉黑他们。有质疑你的观众，你当然也没饶了他们。所有人，都是你想骂就骂，想打就打。相应的，你也赢得了一轮又一轮的舆论争议和炒作，你不断登上热门新闻话题。

观众们喜欢你的艺术，粉丝们喜欢你的作品，你以弱者之姿，行敢言之态，收获着他们对你的支持和爱护，所以轻易地，你也煽动了他们，利用这些喜爱之情，跟着你，对那些“敌对势力”诅咒谩骂、口诛笔伐，几场仗干下来，你没受过挫，所以你越战越勇。

直到有一天，你突然给刚刚因病离世的北京台台长王晓东贴红喜字，写打油诗，逞口舌之快，这一仗你触碰了人们的情感底线，作为一个艺人，连死去的人都不放过，何况他与你的人生毫无瓜葛，所以第一次你吃了大亏，不得不收敛，低调了好一阵。其实我一直想问，难道一直以来，这些所有的事情，所有你骂的人，都是因为你对？别人错？世人都对不起你？你无辜至极？

你接受采访，告诉所有人，当今社会险恶，人心叵测，人人都有一颗阴暗的心理，你关闭评论，说评论你的人都不怀好意，可是为什么世上好的一面，你就看不到呢，也从来不鼓励，只一味强调记仇念恨、睚眦必报的手段，究竟是意欲何为呢，你到底在宣扬什么？

二零一零年，所谓“八月风波”，你四处哭诉，一行人在你危难时刻离去，背弃了你。可实际上，我当时毫无离开的想法，只是对你们合同的条约心存疑虑，在与你商量，得到你允许的情况下，暂时没有签约，你跟我说：“金子，任何时候，任何一家剧场，你都可以演出，这是你的特权，也是我对你的承诺。”我当时也对你说：“家里任何演出，我分文不取，这是我对你的回报。”

九月，你安排的团队自查结束，一切回归风平浪静，我依然在团队正常演出，然而，到了10月中旬，我却突然遭到禁演，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演出部”禁止我登台，为此我到处找你，沟通无门，直到十一月，失去舞台的我，才意识到，之前没有签约的行为导致我自己可能已经被赶出来了。可是我没签约，你是亲口同意了的啊？你忘了么？

十一月底，我寻找到新的舞台，仍然没有放弃缓和你我之间的关系，试图与你取得联络，你却关紧了所有的大门，我只能抱着一丝幻想对来看我的观众说：“我没有离开，你永远是我师父。”我总觉得，过几天，只要咱们见着面了，把事情说开了，我们还是会坐在一起，笑骂几句，这事儿就过去了，人生么，谁们家还没有个矛盾不快呢？做人阳光一点，想开了就完了。

结果，我没等来和你见面，是我想简单了，转眼到了二零一二年底，某次活动中，你突然对媒体说：“曹云金，我没法评价，他走了三年，我没有收到过任何一个短信，也没见过人。”当时在山东临沂拍戏的我，被前来探班的记者问得一头雾水，我几乎是不敢置信地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三节两寿，你有大事小情的时候，我都有给你和师娘发送的问候信息，师娘也都有回复。

起初我还以为是媒体的误传，回酒店看了视频，才知道是你亲口所言，心里那叫一个委屈、伤心，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二零一三年初，你登上以前誓死不上的央视春晚，之前审查节目的某天，在央视门口，我与你不期而遇，我想，可能注定，我和你有这一面之缘，面对面说句话，还能跟以前一样，要说我和你之间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仇和怨。当时我和刘云天只是想上前问候寒暄，你却在眼看着我们走来的一刹那，立刻转身上车，把车门一关，隔绝了我们，你在车上躲避不理，我当时就楞在那儿，感觉挨了当头一棒，真的已经至于到，你不能，也不肯再与我面对了？我甚至感到绝望，第一次意识到，也许这个结，永远解不开了。

至此到二零一六年，也是我离开六年之后，我自认在任何公众场合，媒体面前，从没口出恶言，我没说过你一句不好，也没有抹黑过你的团队，因为我过去在那里生活发展，对过往的岁月我依然怀有深情，我希望能够给自己的人生，保留一份相对平和的回忆。我是打心眼里感恩过你的，是你带我入门，可最后，在情感上，是你硬生生把我亲手推出了门外。

为什么你和所有人，和媒体，都谈的是师徒感情，可转身到我这里，就谈的是一纸冷冰冰的合约？合同里全是束缚，没有发展，我有追求更高进步的愿望，我想拓展我的事业，我想尽快有能力接母亲来身边尽孝，于是才找到你商量，想求个中间之道。可就是因为这，我就被禁演，我就不再是你的徒弟了。就因为这，我甚至就成了你口里叛徒，我从此就是欺师灭祖，十恶不赦的罪人了？我不懂。

这些年，我总是遭到无缘无故地抹黑，你甚至让小舅子出书诟陷，他的书里满纸胡言，肆意污蔑我的人品，抹黑离开的所有人，连张文顺先生创始人的身份都都在他书里被矢口否认。这本书的节选至今以内幕爆料的形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全都是对我和所有离开的人的横加诽谤，恶意造谣。其实你小舅子哪年来的你不知道么？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他怎么可能知道当年发生的事情呢？他连经历都没经历过。

你腕儿大，你很红，你有庞大的粉丝群，这是你的本事，所以你一有机会就在微博上，骂所有离开你发展的人，你骂我、骂刘云天，骂何云伟、骂李菁、骂徐德亮、骂王文林、骂曾经无私支持你的张德武，后来你干脆也不点名了，就是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只要离开你的，无一幸免。郭鹤鸣、韩鹤晓、啜鹤熊、王鹤冠、张九芳，戴九安，连这些出来，独立靠自己发展的“小鹤”，“小九”科的师弟们，你都没放过。你竟然还在微博上说“有很多徒弟自己发展，我们关系都非常亲近。”没了，真的没了，所有走的，一个不落，你都骂干净了，还有谁跟你亲近？

你说你是伤的深，所以看不开，可是我的离开，其他人的离开，影响到你了吗？你该演出演出，该商演商演，该录节目录节目，风光无限。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不再给你赚钱了，所以你就恨我们，骂我们？你每提一次，我就被你的粉丝、你的人，你的水军，铺天盖地的骂一次，如果那些骂声是刀，我已经被刀刀见血，活刮见骨了！我都伤透了！

我一开始想不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明白了，你掌控话语权，用舆论压倒我，无非是想我过的不好罢了，我没有签那一张卖身契，不再给你赚钱，所以我得去死，我不该在娱乐圈混下去，碍着你的眼了。

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你利用新的合作平台，新的发言契机，站在道德至高点，再一次旧事重提，却依然不敢指名道姓，用“背后插刀，置于死地”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混淆视听。你不再去招惹大的机构，大的平台，把苗头指向了我们这些离开的人，比你弱小的人，我们成为你新树立的谩骂对象，以此制造炒作话题，塑造你“遭人背叛，心慈手软”的完美形象。

网络上，你雇水军，歪曲过往的历史，我看到各种满怀恶意的谣言，不择手段地改写当年的历史，把我塑造成一个忘恩负义，不忠不孝的，永世不得翻身的“叛徒”，这完全是要用网络暴力毁灭了我，试问，如果我始终不辩不说，沉默以对，那最终到底是谁要置谁于死地呢？

生活上，你也四处为我设置难题：一零年底，我在天津体育馆开个人专场，你跟场馆人说：“让消防不过，给他搅和搅和。”一一年十一月，我在北展办十周年演出专场，演出头一天，舞美团队进场装台，你正好结束当晚商演，你找负责人说：“别给这小子装台，我看他怎么演。”我听了心里十分委屈，但也没想和你撕破脸，装台谁都能装，这事影响不到我；一三年，我接到天津卫视春晚的邀约，一切正常准备之后，导演组告诉我：“金子对不起，因为他在，你不能来了。”到了一四年，也是你第二年和春晚组接触，也许是有了第一年春晚合作的底气，你跟导演组说：“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但这事儿，很遗憾，谁能不能上春晚，只能看审查结果；你与某网络平台战略合作的三年，我在该平台没有一条属于我的新闻，也是你放话说：“要跟我独家合作，就不能有他的推广。”我都忍过去了，类似的事情，沟沟坎坎，这些年，多的我几乎数不过来，一桩桩，一件件，我也习惯了，心也逐渐寒了。

可能你真的打心眼里就不曾想我好过，我还记得零七年拍完《窦天宝传奇》，第二年后期做完，很多演员在后台说：“金子演的太好了，这小子能大火。” 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听到这么直接的表扬后高兴得不得了，可你却指着我脸说：“信不信给你丫戏份都剪了，你就别想有火的那天。”我记得我当时一脸尴尬，安慰自己你在开玩笑，现在想想，你没开玩笑，你不喜欢我，所以根本不想我好，我最好一辈子平庸，为你赚钱就行了。

我可笑我自己曾经希望，也许会有云淡风轻的那一天，所以之前从未回应过你所说的一切的谎言，但这并不代表我是怕了你、也不是我心虚，是为你见不得光的过去，拿不上台面的手段，留最后一丝颜面。我没预料到今天，你这么恨我，恨不得我死，我猜想，一方面我不再给你赚钱了，另一方面你也要做给还留在你那里的徒弟们看，离开我，谁都没有好下场，你有太多的手段，你要杀一儆百，你想让我身败名裂，万劫不复，你知道我最清楚你那些见不得光的往事，我的名声臭了，说出来也没人信了，你这辈子，也就安全了。

可纸永远保不住火，除非你这辈子没亏心过，你还记的你04年为什么从右安门搬到大兴的邮局宿舍吗？你还记的你生命中有个人叫杨新华吗？你还记的那个跟着你的女记者吗？珠市口剧装店的事儿你也都忘干净了？可能这些细碎的事情，都随着你树立起的高大形象，渐渐被你淡忘了吧。

别再过分了，我的善意，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都没有让你对我感到一丝抱歉，反而使你的恶毒之心变本加厉，弄出一本“家谱”，鲜红的字体格外醒目：“曾用云字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为警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以上的无端指控，杀意十足，对我进行恶意栽赃，令我深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导向舆论，把对我的人身攻击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你动了杀心，想把我们钉死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死后还要任人唾骂，你才觉得快活？你说你要给留下的人一个交代，你这不是交代，是恐吓，你要告诉他们：“你们要敢离开，也是这个结果，我可以轻易操纵舆论，让你们败名裂、不得翻身、万劫不复。”

所以，我不想再保持沉默，是时候了，伤疤揭了是疼，但也该做个了结了，我不想一路支持我、理解我的粉丝、观众和朋友，一边替我承受你们疯狂的谩骂和侮辱，一边还要帮我澄清被你们掩盖的事实真相。没错，他们都没有你的粉丝多，也不如你的水军疯狂，但他们是真心爱护我的人。人再少，心在一起，也能让我感到温暖。也是我当下最值得珍惜的，所以我也不想他们再如我一样受到伤害。我想我应该站出来，给他们一个真实的解释，也还给我自己一个彻底的清白。

你说你要夺回“云”字，抱歉，云不是你的，是创始人张文顺先生给的。云字由来，摘自张文顺先生的书斋——听云轩，张先生自称“听云楼主”。是张先生，把云字给了我。先生说“听风太凄凉，听雨太残，云是鹤的故乡，云里的声音最美，你就叫曹云金。”他用“云”字，给我们做名，也是希望“德云同在”，可惜你“德”没有了，我“云”还在。后期先生病重，在家休养，我曾去探望，张先生赠予我他心爱之物“听云楼主”手使名章，对我说传承任重道远，我想，我有责任完成先生遗愿，将“云”字发扬光大，曹云金这个名字，我会一直用下去，此生不改。

张文顺先生手使名章

《师说》有云，“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不是为了一言堂而赶尽杀绝，我跟你学艺不假，也回报了多年的血汗，真心和青春。最后，好言相劝，请你不要再极尽炒作之能事，打着传统的旗号，用一本家谱鼓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思想，对我和他人进行道德绑架，这不是师者的行为。我本问心无愧，是你的江湖险恶，但我的世界阳光，道不相同不相为谋，如此，人生长路漫漫，确实不必再见。（来源/新浪微博，文/曹云金）

令箭

令箭 发表于 2016-9-14 09:02
曹云金：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来自： (花花)  2016-09-05 23:43:50 |阅读原文
二零零二年，你号称办学 ...

云金的相声可能不好，但江湖名头不孬，支持一下

令箭

止庵

止庵，本名王进文，传记和随笔作家。著有《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编订整理《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

“画女人的画家”系列之二十三他完成了美术史上“女人”这个题目
2016-09-20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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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裸体画像与鸡蛋》（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夜之肖像》（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在床上的金发女孩》（一九八七）、《工作室的晚上》（一九九三）、《沉睡的救济金管理人》（一九九五）和《裸体画像》（二〇〇四）等作品，我们意识到他画的女人具有女人的一切，却丝毫不给我们以女人的感觉；而完全排除了感觉的意识——只是一个判断而已——距离我们多么遥远，又是多么淡薄。

画里的那些裸体，同样具有体积、质感和内在张力，但好像根本没有生命，没有功能，仅仅是包着皮肤的肌肉和脂肪，一种鼓鼓囊囊的堆积，甚至让人联想到解剖台上的陈尸，污水里飘浮的肉块，有如弗洛伊德画的那些赤裸的男人一样。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为画家将模特儿身上肌肉的感觉、脂肪的感觉等表现得如此精致与微妙而惊叹不已。

当女人几乎已经被既往的画家画得一无可画，弗洛伊德开始画女人了。继乎其后的画家如果再画女人，只要是画成具象的，无论怎么画法，总归要倒退到他之前，被他那些已经完成的作品所超越。可以说，弗洛伊德完成了美术史上“女人”这个题目。

弗洛伊德在具象绘画中的探索，几乎重新定义了人体画与肖像画。一眼就能看出，他笔下的女人与所有画家的女人都完全不同。但还是不妨来比较一下，看看弗洛伊德究竟做了什么，贡献何在。

首先，弗洛伊德排斥了女人的“美”，在这方面要找一位与之相对立的画家，大概首属莫迪里阿尼。也许还要提到雷诺阿，不过我觉得弗洛伊德与他的画法倒有那么一点相近之处，虽然二人在“美”这一方向上背道而驰。可以相提并论的，也许只有鲁奥的《举手的裸体》和帕桑的《从背后看的维纳斯》，但相比之下，那两幅画中的女人实在要算过分美了。

再者，弗洛伊德排斥了女人的“性感”，这同样与莫迪里阿尼相对立，当然还有克里姆特。

第三，他排斥了女人的“品位”，这不妨举克里姆特的那些高贵、典雅的女人作为对照。

第四，他排斥了女人的“身份”，“境遇”，这就与图卢兹–劳特累克、鲁奥和凯尔希纳的女人完全不同，当然更谈不上她们在社会中扮演某种颠覆性的角色与否了。

最后，他排斥了女人的“情感”，“心境”，于是又与席勒、帕桑的女人大相径庭。或者说，弗洛伊德画中有的女人的姿势好像也不无舒服之感（《反射出来的裸体肖像》，一九八〇；《休息中的救济金管理人》，一九九四），但在我看来，她们只是不表现为不舒服而已。若说这里有她们什么心情的流露，未免是过度诠释了。在弗洛伊德看来，以上这些都是遮蔽、妨碍我们看女人的伪饰，所以应该摒弃。

弗洛伊德是一位令人震撼而不予人亲切的画家。他拒绝与任何人同谋。我最佩服的是他能有这么一副眼光，以及能把这副眼光完全彻底地表现出来。

我还看过几张记录弗洛伊德创作时的情景的照片，将照片中的女模特儿与画家作品中的她加以比较，面孔原本具有的端庄，身体原本具有的圆润，都不见了。

由此可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美”“性感”“品位”等不仅是此前的画家们加之于女人的，也是现实加之于女人的，而只有去除这些，才能得到真正的真实，或者说本质的真实。

弗洛伊德是一位极端地、执着地、无所顾忌地关注本质的画家，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某种挑衅性，显示出与既有观念的激烈冲突，也是顺理成章的，虽然丑化女人并不是他的目的，他否定的是男人和女人关于女人所有方向上的“化”。而这一切做得如此极致，以致在我们看来，不仅“美”之于女人不存在，就连“女人”之于女人也不存在了，她们仅仅是作为“存在”而存在，或者说，仅仅作为对上述“美”和“女人”的感觉破坏的过程和结果而存在。当然，女人在弗洛伊德只不过是个范例而已。

令箭

止庵

止庵，本名王进文，传记和随笔作家。著有《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编订整理《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

“画女人的画家”系列之二十二对巴尔蒂斯的女孩来说，肯定有什么即将发生
2016-09-11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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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美术史上，画家们以不同方式表现运动中的人物，巴尔蒂斯则比修拉更进一步，将静止的那一刻尽量延长，以至永远地凝固。

我看巴尔蒂斯（克洛索夫斯基·德·罗拉）的《房间》（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联想到了蒙克的《青春期》，——并非认定前者受了后者的影响，相反我猜想巴尔蒂斯大概根本就不喜欢蒙克。

我是说他们所画的是同一件事，也差不多是同一个人——都是尚未成年的女孩，两幅画看起来也都颇有凶险之感。

晚年巴尔蒂斯和他的猫

但对蒙克的女孩来说，或许一切只是她的妄想；而对巴尔蒂斯的女孩来说，肯定有什么即将发生。

蒙克的女孩非常紧张、害怕；巴尔蒂斯的女孩虽然也在发育之中，但显然已经为体内蕴积的某种力量所苦，因此才在对着窗子的躺椅上舒展地摊开赤裸的身体，她好像是在昏睡，但更像是准备好了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蒙克的女孩是独自一人；巴尔蒂斯的女孩则有他人陪伴——一个侏儒似的女仆，正猛地拉开窗帘，放进照亮女孩的阴部、她的全身以及整个房间的阳光，那阳光对她简直就是一种侵犯。还有一只猫将脸扭向窗子，表情略显诡秘。

女仆，猫，甚至女孩自己，好像都是帮凶似的。蒙克在描绘这一切时流露出强烈的情感，而巴尔蒂斯则显得冷酷无情。

《房间》

爱德华·蒙克作品《青春期》

《房间》中的女孩、女仆，与巴尔蒂斯笔下的几乎所有人物一样，呈现出一种日本人形似的僵硬感。

在美术史上，画家们以不同方式表现运动中的人物，巴尔蒂斯则比修拉更进一步，将静止的那一刻尽量延长，以至永远地凝固。而且是在随机的一刻，并无什么缘由，根本不像修拉那样往往静止在安稳之处，和谐之处。

观者所看到的仍是从运动中而来，但不再可能将静止了的还原为运动。人物的动作、表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定格了。人物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因此被剥夺了，他们也都变成单个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都中止了。

巴尔蒂斯作品中的不祥之兆，与人物这种奇特的状态有关，亦与画的色调有关。他的几幅描绘外景中的人物、有较大景别的画，如《街道》（1933-1935）、《经过圣安德烈集市》（1952-1954），更能显示这一点。

《梦中泰雷兹》

回到《房间》，类似的情景实际上也出现在画家的《殉难者》（一九三八）、《梦中泰雷兹》（一九三八）、《客厅》（一九四二）、《与猫玩耍的裸女》（一九四九）、《抬臂的裸体》（一九五一）、《小憩的裸体》（一九七七）、《昏睡的裸女》（一九八○）、《弹吉他的裸女》（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等作品中。

而与《室内》最相呼应的是《大幅乌鸦图》（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那个裸体的女孩对着投来的阳光，兴高采烈到得意忘形的程度，而停在高处的一只乌鸦，则充当了《室内》中猫的角色。

在这些画中，女人最具性特征的部分常常被置于画面的焦点，就像她们有露阴癖；而对观者来说，这只不过是暗示而已，但已足以使其不自觉地认同于侵犯者了，看他的画甚至会产生某种奇异的犯罪感。这是巴尔蒂斯的“邪恶”之处。

幽闭的房间和奇怪的光线仿佛是这些未成年的女孩的内心写照：性的意识正从她们的肉体深处觉醒过来。她们也许体现着人性的普遍丧失，然而所有看似危险的征兆，又都是人物内心的萌动。别人如何不安她们不管，她们的郁闷与焦虑仅仅是针对自己的，因为忽然觉得已经孤独了无穷岁月，即将面临的凶险境遇或多或少正是她们的期许，于是纷纷做出准备慷慨献身的样子。

《客厅》

巴尔蒂斯似乎彻底排除了绘画中的情感因素，——附带说一句，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他的风景画，如《戈泰罗山》（一九四三）、《有树的大幅风景画》（一九五五）、《沙西的农场》（一九五八）、《有牛的大幅风景画》（一九六○）等作品中，它们因此显得特别干净，尽管晦暗，却很澄明。

然而，巴尔蒂斯的人物画中蕴藏着另外一种激情——它仅仅是对激情的暗示，却充满强烈的内在张力；他的画面经常令人骇异地沉寂，在我看来，这种引而不发较之轰轰烈烈其实更具冲击心灵的力量。

激情绝非只有“热烈”这样一个向度，可能还是一种隐秘的东西，一种氛围，一种心理暗示，一种穿透作用。举例来说，不尽夜色和闪电惊雷同样是天地之间的激情。

《大幅乌鸦图》

二十年前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巴尔蒂斯画展”，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的作品。后来我在美国的美术馆里又看到他的另一些画。

然而谈论巴尔蒂斯仍然是一件不很可靠的事。他的画看来显然是有情节的——说得准确些，是即将发生的情节——但画家却坚决拒绝人们做这方面的解释。

《猫照镜》1977—1980 油彩画布 180x170cm

《猫照镜》1986—1989 油彩画布 200x170cm

《猫照镜》1989—1994 油彩画布 200x195cm

我想到他的《照镜子的猫Ⅰ》（一九七七至一九八○）、《照镜子的猫Ⅱ》（一九六八至一九八九）和《照镜子的猫Ⅲ》（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四），实际上这是三幅关于他的画的画，而且要连起来看才好。

三幅画中的女孩都将手里的镜子反过来，让看她的猫照它自己；女孩穿的衣服越来越多，对猫越来越抵触；而猫则越来越露出惊呆的神色。三幅画中的猫，也许正是代表了那些看《室内》等画并做出一己解释的观者。

令箭

姜鸣

近代军事史学者，著有《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等书。

关于叶富和金满的人生故事战死的军官与逆袭的草寇，谁是英雄，谁是人生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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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金满，他最后以投降为对价，回归了秩序，挣得自己后半生的平安；在叶富，恪尽职守，身先士卒，却没有牺牲在守卫海防的战位上，令人扼腕再叹。


邓世昌的亲家叶富之死

邓世昌和叶富都是近代中国最早培养的海军军官。邓世昌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叶富则于1881年，在“超武”管带任上死于战事，是福建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中第一个牺牲者。他们两人，不仅是同窗好友，还是儿女亲家，邓世昌的二女儿邓秀婵嫁给了叶富的儿子叶锦瑛。

十年前，叶富的玄孙（第五代），亦即邓世昌的外玄孙叶伟力先生告诉我两家的这段姻缘，吸引我对叶富身世的关注。

叶富，字梦梅，1849年1月19日生于广东新安县九龙司第五都黄泥涌村，这个村子的位置，恰好在今天的香港岛上。1867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创建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在福州招募青年学子入学。两年后，洋监督日意格委派员前往香港、南洋地区寻购合适的西洋帆船，预备改作练习舰。

同时，鉴于在校学生基础学科学习进度较慢，又从香港招收张成、吕瀚、叶富、邓世昌、李田、李和、林国祥等十名学过英语、有一定西学功底的粤籍青年，预备直接登上练习舰学习航海，称为外堂生，这些插班同学，后来均被归入船政学堂第一届的名单。

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前排左四为叶富

1873年春，洋教习德勒塞率船政内外堂学生乘“建威”练习舰扬帆启航，历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于六月返回福建船政局，进行了一次75天的远航训练。舟行大海，天水一色，有时数日不见远山；有时岛屿萦回，沙线交错。

沈葆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至于台飓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定如何，以分其优劣。”

通过这次实习，校方对于学员身上的潜质禀赋，分辨得更为清晰。沈葆桢评价说，驾驶心细胆大者，粤童张成、吕瀚为之冠；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后来，粤生均较早地都被任命为军舰管带，比如张成1873年管驾“海东云”、次年调任“靖远”。吕瀚1873年管驾“长胜”。叶富、林国祥紧挨其后，1874年管驾“海东云”、“琛航”。邓世昌1877年任“扬武”大副，1879年任“飞霆”管带。值得关注的是，外堂粤生中没人出国留学。

闽籍学生独立带舰普遍较晚，但从1875年起，刘步蟾、林泰曾就被日意格携带出洋游历，进入英国高士堡学堂，次年上军舰实习。1877年起，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等十二人又被送往英国海军学院和军舰学习。

从叶富传世的照片看，他长着一张广东人的脸。消瘦的身体穿着官服，看上去不像海军军官。然而他却是船政学堂培养的第三位独立带舰的舰长，更是作战骁勇者。

叶富1878年改任“超武”管驾，次年初调赴浙江，由巡抚梅启照委派，驶往温州驻扎。“超武”是当时最新式国产军舰，排水量1268吨。

1881年，在参与抓捕浙江台州“悍匪”金满时，叶富亲自带军上岸作战。据《申报》报道，“超武”巡缉至玉环黄坎门，闻悉金满在乐清大荆山一带活动，即将军舰驶入玉环内港。9月17日（闰七月二十四日），“船主叶梦梅率兵前进，次日开仗，鏖战至三点半钟，叶君竟连中两枪阵亡。”时年三十二岁。

叶富

温州海关代理税务司贺璧理在写给赫德的年度报告中，将叶富之死记录得更为详尽：

“超武”号炮舰叶管带奉命进剿。到达坎门时管带获悉，海盗刚才还在此地，但是炮舰到来时他们已经全速推进一处小港湾。管带带领他的兄弟、两名军官、十九名水兵和一群温州乡勇乘坐小艇继续追赶，曹都司带领一百名乐清守军在岸上接应他们。走投无路的海盗弃船逃入山区，叶管带也率众登陆紧追不舍。跟踪了相当一段距离，进入一片长满树木的险恶僻野。他们似乎碰巧地遇见一个他们以为是农民，其实是土匪同伙的人，向他打听海盗行踪。他声称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并且自愿引路。他带领叶管带一众人往山里走了一段路，来到一间小茅屋前，随后就消失了。原来，这里是土匪头目项蒙梅经常出没的地方。后来推测那人是跑去向偷袭台州近郊不成刚刚败逃回来的头目报信。叶管带没有细察那人的奸诈，下令停止前进，开灶做午饭。他吃饭后刚一跨出屋门，藏匿在旁边树林里的土匪就朝他开枪。叶管带胸部中了两枪，但没有倒下，他叫喊着要求官军进击，但这些官军尽可能地与土匪拉开距离。炮舰官兵似乎勇敢地重新集结在管带身边，他的兄弟背着他走了一程；但是土匪看到官军逃跑了，便仗着人多势众追击过来。炮舰水兵弹药用尽，部分人员受伤，被迫丢下叶管带各自逃命。第二天早上，炮舰派出一支队伍寻找管带，发现他已被斩去首级扔在草地上。一位前程远大的年轻军官就这样折戟沙场。他的头颅后来出钱从当地人那里找回，据说花了五十元。

叶富作战勇敢，英年早逝是非常可惜的，尤其是死得那么惨烈，让人心疼和震惊。10月1日，上海《申报》头版头条发表评论《书叶梦梅都戎死事略后》，称“叶君以壮年干才，克副船主之职，曾有西人尝及叶君所驾之船，最为洁净，与西船无异。其演习枪炮靶子，悉按西法，诚为中国船主中数一数二之人”。后来清政府从优议恤，追赠其游击，并给予骑都尉世职。他是当年极为稀缺的海军舰长，却在“官兵捉强盗”的任务中，奋不顾身地执行了武装警察的角色。叶富清剿的对手，是浙江官场谈虎色变的绿林豪杰金满。

叶富儿子叶锦瑛抄存的叶氏家谱，所载叶富去世日期，与《申报》报道有不同

《申报》评论《书叶梦梅都戎死事略后》

“绿壳”大王金满的故事

从前台州人称强盗为“绿壳”。光绪《定海厅志》 解释其词义来源谓：“吾郡先有广东艇之扰。艇形为蚱蜢，故滨海号蚱蜢艇; 其轮面涂绿油，亦呼‘绿壳’。自咸丰初年，则游弈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治。”也有学者认为，“绿壳”一称系由“绿林豪客”简称而来，“客”“壳”近音，在流传中音误约成。

台州地处东南沿海，历史上灾害频发。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十年(1875—1884)，台州每年5—7月都发生涝灾。如果政府不采取救济措施，就会导致饥荒。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更使百姓活不下去，被迫铤而走险。这里山峦绵延交通不便，为“绿壳”滋生提供了有利的自然环境。金满就是当年最著名的“绿壳”。

在台州地区，金满有着响当当的名头。他是浙江台州临海县（今临海市）杜桥穿山人。生于1839年4月10日，家中有兄弟四人，金满为老二。据记载，金满身高不满五尺，耳大而聪，目光如电。有研究者认为，他在三十四岁时已作“绿壳”。

清廷记载，1876年蒋世炳等人“勾结思逞”，浙江巡抚杨昌濬派兵镇压，“著名盗犯金满漏网未获”。1879年，蒋世炳仇杀同族一家三口，府县派兵抓捕，金满召集村民拒捕，伤兵勇十余人。此时金满已有自己队伍，与蒋建立了同盟关系。在网络视频上，我看到民间艺人表演道情说唱《黄金满打台州》，赞誉他是天上白虎星下凡，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宛如吟游诗人怀抱乐器，在颂扬远古英雄不朽的传说。

在一些历史文献里，金满亦被称作黄金满或王金满。有人解释，是地方官员向朝廷报告已将金满剿灭而金满却继续出现，便编造出一个新人叫王金满。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我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奏折里，倒是看见他说金满因母亲改嫁王姓，故有王金满之称。而黄金满，或是王金满的谐音。

1881年，金满亲戚项道志被捕，关在临海县监狱，金满组织营救，派人买通衙吏，暗中将锯条藏在冬瓜内送入狱中，让项用它锯断镣铐。7月24日夜，金满率十余人进城，捣坍监墙，救出项道志及狱中重犯三十余名。

清廷申斥地方官事前不能加意严防，事后又未将盗犯全数弋获，实属玩泄已极，对临海县地方官分别施予处分，并“勒限严缉劫狱匪徒”。

这一时期，金满异常活跃、主动出击，先后率众劫宁海县西垫厘局，将委员史秉诚穿鼻游街；劫临海县小雄粮厂；毁临海县花桥分衙，击杀临海县丞邱洪源。而后，他的行动还跃至玉环和乐清。

谭钟麟称其“陆攻急则掳船出洋，伏居荒岛；水巡严则弃舟登岸，窜入深山。聚辄成群结党，掳掠勒赎；散则齐民无别，兵勇一至，早已星散，无迹可寻”。命提督张其光会同海门、定海、温州三镇各派舟师在水上游击，并饬台、温文武不分畛域，协办穷搜，务获金满。

叶富率“超武”舰参加的，就是这次大规模的联合搜捕行动。金满在乐清白溪一带登陆后，得到当地造反首领项蒙梅接应转入雁荡山，而直接打死叶富的，可能是项蒙梅的部众。

金满的成功，引发浙江地区各股造反势力均以其名行事，民间称其“金满大王”，成为清廷大患。北京官场的“清流”在奏折和书信中也屡屡提及。

比如陈宝琛在1881年9月曾经上奏：“台地素多伏莽，号称难治。近年官吏不务除暴安良，反以抽厘税契日事苛扰。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故王金满得以乘机鼓煽，肆意横行，以山穴为啸聚之乡，以海洋为逋逃之所，东突西窜，防不胜防。台属各县洋枪会匪，或数十人一党，或数百人一党，一旦蚁附而起，更恐滋蔓难图。”

1882年，张佩纶在给江苏学政黄体芳的信中说：“金满一癣，疥疾至于滋蔓若此。……治山盗无取多兵，督抚能择贤守令，守令能任良善绅民，缚金满如缚鸡耳。”

从这些文字看，他们都将金满造反与吏治腐败相联系，力图找出民变的理由和根源。新任浙江巡抚刘秉璋也承认：“金满本一土民，始由地方官办理不善，愈激愈变，遂至彼猖此拿，彼窜迁延数载。”刘秉璋还说：“台州素多土匪，自金满拒捕后，土匪之抢劫者，辄以金满为名，莫可究诘。”

在清政府看来，金满是土匪巨寇。按照后世史学界的观点，金满是农民起义领袖。无论哪种称呼，他都是统治秩序的挑战者和反抗者。

民间传唱的《金满上山落草》

刘秉璋招安金满

1883年年1月底，前江西巡抚刘秉璋调任浙江巡抚，也接过了处置“金满造反”的烫手山芋。他在奏折中提到，布政使德馨在护理巡抚之时，密饬管带越军中营的举人王右人“相机妥办、剿抚兼施”。他到任后，天台廪生谢梦兰建议请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彭玉麟向刘秉璋建言，招抚金满。刘秉璋当即传见谢梦兰，表示金满“如果真心悔罪，自当仰乞天恩，贷其一死。若犹首鼠两端，仍当缉拿严办”。

谢梦兰去后尚未回复，刘秉璋又接王右人禀报，“匪首金满、金守龙等呈称，自知罪大恶极，法不能宽，情愿悔过自新，投效越军，戴罪立功，以赎前愆。并挽绅士项义贵、林荣等尊具保状，恳求转详”。刘秉璋同意安排金满酌留百人归越军中营充勇，其余人遣散归农。

7月5日，王右人对金满投降部众逐一点名验册，以金满为正哨弁，金守龙为副哨弁——所谓“哨”，是清末勇营的编制单位，类似后来军队的“连”。刘秉璋派记名提督杨岐珍亲往，并将该哨交王右人约束操练。20日，金满派人拿获“要匪”程老二，送官究办，这是金满投降后送给朝廷的见面礼。

此时北京对于浙东情势，既高度关注，又缺乏准确信息。故多次发布上谕，要求抓紧捉捕，并以风闻金满有投降乞抚之说，要刘秉璋说明情况。刘秉璋与闽浙总督何璟联名上奏，将接受金满招安，比作“不便使台绅失信于金满，更不便使彭玉麟失信于台绅，是以遽行照准”。接到刘秉璋奏折之后，朝廷表示：

金满著从宽免死，准其留营效力。金守龙及余众百人，均著照所议，一并留营，责令戴罪自效。该督抚务当随时严加约束，如再有不法情事，定当从重惩办，并惟彭玉麟、何璟、刘秉璋及该绅士等是问！

刘秉璋之子刘声木后来谈起金满的招安细节，有过如下回忆：

先文庄公（即刘秉璋）到任后，即饬管带越军中营举人王右人相机剿抚。旋有天台县廪生谢梦兰，叩求衡阳彭刚直公玉麟，请为之转达先文庄公，许其投诚。彭刚直公并谓当宽其既往，看其将来。又深恐先文庄公于投诚后杀之，濒行函中，仍有“万不可杀之，以致失信大众”之语。其实金满蠢然一物，仅为海盗，并非巨寇，先文庄公亦不必杀之也。投诚后来见先文庄公，由江西候补知县徐杏林、明府春荣携之至二堂旁边立见。先文庄公语之曰：“你为海盗，今幸得收降，已蒙天恩，不致身首异处，是你之大幸事。以后须安分守己，方能保得住你之头颅。”金满即欠身禀谓：“大人恩施格外，以后大人叫金满如何，金满即如何。大人叫金满向前走两步，金满即向前走两步，大人叫金满向后退两步，金满即向后退两步。”言时并举其步以试之。先文庄公颔之，遂出。

金满为什么在清军围剿数年，无奈他何之时，忽然主动投降，接受招安？史料记载上缺乏交代。清廷作为胜利者，自然宣扬天威震怒和天恩浩荡，但在后人看来，却有不解，这轰轰烈烈之壮举，怎么就这样落幕了呢？

探访金满故居和“金满洞”

因为关注金满的缘故，前些日子听说在浙江台州临海，仍然保存着金满故居和他做“绿壳”时住过的山洞，我就利用周末，前去踏访。

金满故居在临海市杜桥镇后地村下属的假山村，从临海驱车过去，大约半小时的车程。到了后地，向老乡询问金满故居在哪里，不少人都是知道的。依循指引，我从某处岔路开车进去，很快就来到金满纪念馆。

金满纪念馆

这是本地部分单位和老百姓集资建造的一座独进院落。正厅里供着金满铜像，条桌上摆放着塑料荷花、贡品和一个化缘的“乐助箱”。院子里还有点放蜡烛香火的地方，显然有老百姓来上供。正厅两侧，张挂着金满事迹介绍，其中还援引《中国楹联书法经典百联》中左宗棠应“玉堂参戎属”书写的对联，镌刻在木板上，悬挂在金满像的两侧：

仁义为怀小用小效

钟镛程器大扣大鸣

左宗棠为“玉堂参蓉”提携的对联

金满本是乡间农民，归顺朝廷后，给自己起字为玉堂。此处“玉堂参戎”，“参戎”指参将，与金满降后职务并不相称。左宗棠所题赠者是否就是金满？他会用这样的辞句恭维刚刚归顺的“绿壳”？我不敢确定，尚作存疑。这幅对联，山西榆次常家大院内也有悬挂，署名也是左宗棠，愿知其来历者教我。

纪念馆内的香火

纪念馆内金满铜像

金满纪念馆对面的二层瓦房就是金满故居，为其父亲金学足道光年间所造，依规模看，家境还算不错的。一楼房间，是金满落草前的住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乡民听说我来踏访故居，就与我聊起金满当年做“绿壳”的故事，他们为这段传奇骄傲，而对金满招安后的情况语焉不详。

纪念馆外墙上的石碑，还镌刻着十余年前募捐修建故居和馆舍时乐助者的名单和奉献的金额。可见金满在家乡影响深远绵长和备受尊崇。

金满故居

为修建金满故居和纪念馆的捐赠者“乐助碑”

我接着又驱车前往东塍镇，从东塍中学对面的一条简易公路进山，沿着水库，穿过一段黑暗冗长的简易隧道，来到大山环抱中的桐坑村。再登桐峙山，寻找金满曾经居住过的山洞。

杂草丛生的陡峭山路曲折向上，常要手足并用地攀缘，抓住身边的灌木，有的地方还容易踏空摔倒。颇为艰险地行走近半小时，来到一座天然山洞面前。这里就是“金满洞”了，或许也是谭钟麟奏折中提到的“桐树山附近之铜坑山雨伞洞”。

“金满洞”其实是块天然巨石，从山体中凌空突出，下面用石块垒出墙体，洞内面积有数十平方米。传说周围还有他“十八弟兄”居住的洞窟。金满当年睡觉一夜转移数处，缚香于手腕，香灼手痛即移营，“金满洞”是他数处巢穴中的一个。

作者在金满洞

金满洞内景

特别吸引我视线的，是洞里摆放着供桌和神像。显然常有香客，沿着山路来到这个隐秘的朝拜地。他们拜什么呢？在金满故居，供奉的是乡贤英雄，金满劫富济贫，乡亲们记住他的好处，祭他一百年，尚可理解。而山洞这里，膜拜的恐怕不再是游击战士，金满已经成为另一种偶像，成为活着的民间信仰，给人们带来财富、健康和教育？

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来到历史现场，亲身体验使我更能感受到，造反不易，坚持更不容易。当年进出桐坑，没有公路和隧道，翻山越岭，交通不便，才造成清军难以剿灭，然而生活条件艰苦如此，不是官逼民反，谁又愿意做“绿壳”呢？

再说当年。金满被招安后，翰林院侍读盛昱奏其狼子野心，岂能安静。不出两年，必将为变。清廷责成地方大员严加约束，随时查察。如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中法战争前夕，彭玉麟奉命办理广东防务，刘秉璋请彭将金带走。同时要求，即便今后广东撤防，也不能让金满重回浙江，以免别生枝节。

1886年，彭玉麟广东之命完成，仍任巡阅长江水师事宜，遂将金满带赴长江水师营（驻安徽太平）差委，算是对他的管束，也是对他的保护。彭是湘军水营的创始人，数十年来，阅尽流血杀戮和恩仇背叛的世事沧桑，他能如此待金，亦见气度不凡。再后来，甲午战争爆发，传说有人向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调金满募兵去与日军作战。当年，金满打死初上战场的学生官叶富，此时，叶的同学对日作战又遭失利，但一个山大王和内河水师的闲官，能在与蒸汽舰队作战中获胜吗？官场人士识见如此之幼稚，亦可一叹。

金满在官场中小心翼翼地度日，六十八岁辞官。七十五岁携子还乡，住临海杜下桥，他为彭玉麟建造彭公祠以感旧恩。这个彭公祠的地皮后来归入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金满纪念馆建造时，还收到医院支付的五万两千元拆迁补助款。金满卒于1917年8月20日，死前自戴冠服，端坐而殁，享年七十八岁。

在我们内心世界深处，珍藏有对江湖儿女的一片敬意。金满在偏远的山区反抗压迫，宛若梁山好汉。但自古以来，农民造反，要做一辈子山大王，其实无比困难。如果不能夺取政权，最后的结果，无非战死亡沙场，或者接受招安。即使局面宏大如张角、李密、黄巢和宋江，亦莫不如此。仅带着百人队伍的草莽，焉能有理想、有抱负，不抛弃、不放弃？

武侠小说家温瑞安问道：“说英雄，谁是英雄？”在他的笔底波澜里，既有快意恩仇的绿林豪杰，也有替天行道的衙署捕快。他把江湖空间，放大得更为壮阔。

只是在真实生活里，当奋不顾身的叶富倒在金满们的枪下并被割去首级时，不由令我泪眼婆娑。他们俩人，一个学西学、当海军，一个拉杆子、做“绿壳”，人生轨迹本不交集。

依叶富的资历，倘不早死，当可做“致远”级军舰的管带，和亲家邓世昌一样。然而在19世纪的下半叶，外患内忧，使得报国从戎的和反抗压迫的两个汉子，竟在一个小小的山坳里相互残杀，这真是命运之悲剧和民族之不幸。

在金满，他最后以投降为对价，回归了秩序，挣得自己后半生的平安；在叶富，恪尽职守，身先士卒，却没有牺牲在守卫海防的战位上，令人扼腕再叹。

令箭

祝勇

祝勇，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枯木怪石（上）不懂极简主义之美，你很难理解苏东坡的最高境界
2016-08-11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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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宋人画山水讲求“三远”：平远、高远、深远，这是宋初画家郭熙的总结。欧阳修走的是平远一路，苏洵走的是深远一路，而苏东坡则“三远”兼备，在平远中加入了深远与高远。

真正的绝色，是无色。

一

自从苏东坡到黄州，在那里自力更生，扎根边疆，广阔天地练红心，那座遥远而寂寥的江边小城，也一点点热闹、活络起来。去看望苏东坡的，有弃官寻母的朱寿昌，有杭州的辩才禅师、道潜和尚，还有眉山同乡陈季常——“河东狮吼”这四个字，就是苏东坡送给陈季常老婆的。

于是，在隐秘的黄州，艺术史上的许多断点在这里衔接起来，米芾后来专程到黄州探访苏东坡，也成为美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林语堂说：“他（苏东坡）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

文人画，或曰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是一个与画院的专业画家所作的“院体画”相对的概念。苏东坡看不起那些院体画家，认为他们少文采，没学问，因而只画形，而不画心；更不希望绘画成为帝王意志的传声筒。

在苏东坡看来，技法固然重要，但技法是为画家的独立精神服务的，只强调技法，只强调“形似”，再逼真的描绘，也只是画匠，而不是画家。艺术需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自然形态，而是人的内心世界，是艺术家的精神内涵。否则，所有的物都是死物，与人的情感没有关系。

苏东坡非常强调创作者精神层次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才是艺术的至高境界。

《女史箴图》的化妆场景

文人画在两汉魏晋就开始起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石守谦先生认为，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几乎是文人画的最早实例，尽管那时还没有文人画的概念。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收藏着这幅画的唐代和宋代摹本——但有了唐代王维，文学的气息才真正融入到绘画中，纸上万物，才活起来，与画家心气相通。

吴道子和王维的绘画世界，都把东方古典美学推向极致。在写《寒食帖》三年后，苏东坡为史全叔收藏的吴道子的画作上写下题跋，说：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意思是，诗文书画这几门艺术，到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那，就已经被终结了，其他人，就不要瞎折腾了。具体到吴道子，苏东坡说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吴道子，是苏东坡至爱的画家，20多年前，26岁的苏东坡在凤翔作签判，他就前往普门、开元两寺，残灯影下，仔细观看过王维和吴道子的道释人物壁画。面对两位大师涂绘过的墙壁，他面色肃然。黑黢黢的墙壁上沉寂已久的佛陀，在他持灯照亮的一小片面积里，突然间复活了从前的神采风流。他看到遥远的印度西北，一个名叫塞特马赫特的地方，佛陀释迦牟尼在这里面对鹤骨苍然的佛徒们，讲经说法；还有佛灭之前，在天竺国拘尸那城娑罗双林下说法的庄严景象。

四川蓬安，画圣吴道子塑像。东方IC供图

然而，假如拿王维和吴道子比，吴道子就显得逊色了。在普门、开元两寺看画那一天，他写下一首七言古诗，名叫《王维吴道子画》。诗的最后说：

吴生虽妙绝，

犹以画工论。

摩诘得之以象外，

有如仙翮谢笼樊。

吾观二子皆神俊，

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在他看来，吴道子的画无论多么绝妙，也不过是画工而已；只有王维的画形神兼备，物与神游，于整齐中见出万千变化。

在唐代，画坛的最高位置属于吴道子，吴也因此被尊为“画圣”。但苏东坡心里的天平，却倒向了王维。这或许与吴道子是“专业画家”，而王维参禅信道、精通诗书画乐的综合身份有关。相比于吴道子墨线造型的流丽生动，如潘天寿所说，“非唐人不能为”，苏东坡更喜欢王维绘画超越语言的深邃，喜欢他“得之于象外”的意境。所以苏东坡评价王维的画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八十七神仙卷》

吴道子的画，有《八十七神仙图》卷（现藏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等传到当下；可惜的是，王维的绘画原作，到宋徽宗编《宣和画谱》时已十分珍稀，“重可惜者，兵火之余，数百年间而流落无几”，内府所藏一百二十六幅，大部分是赝品；到了明代，一幅传为王维原作的《江山雪霁图》在几经辗转之后，到了大文人钱谦益手上，此后，又去向不明。连大书画家、收藏家和鉴赏家董其昌都没有见过一幅真迹，今天的人们，更是难于目睹了。

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米芾这一班宋代文人，将古文运动的成果直接带入绘画，使得妖娆绚丽的唐代艺术，到了他们手上，立即退去了华丽的光斑，变得素朴、简洁、典雅、庄重，就好像文章由骈俪变得质朴一样。

王维《伏生受经图》，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宋人画山水讲求“三远”：平远、高远、深远，这是宋初画家郭熙的总结。欧阳修走的是平远一路，苏洵走的是深远一路，而苏东坡则“三远”兼备，在平远中加入了深远与高远。

北宋郭熙，每画山水，都要等内心澄明如镜时，才肯落笔。有时第一笔落下，觉得内心还不够干净，就会焚香静思，可能等上五天，也可能是十天、二十天，将神与意集中到一个点上，才去接着画。所以他的画里，有一种适宜沉思的静，一种忧郁得近乎尊贵的气质。

逸者必简，宋代的文人画家，把世界的层次与秩序，都收容在这看似单一的墨色中，绘画由俗世的艳丽，遁入哲学式的深邃、空灵。

在绘画艺术中，颜色是基本的材料，但唐宋之际的艺术变革，使水墨和水墨兼淡彩成为中国画的颜色主干，并不是放弃了色彩，而是超越了色彩。艺术家在五色之上，找到了更本源的颜色，那就是玄（墨色）。所谓墨生五彩，世界上的一切颜色，都收纳在玄色里，又将从玄色里得以释放，称为“墨彩”。

玄色，是使五色得以成立的“母色”。

真正的绝色，是无色。

二

艺术观念变革的背后，永远隐藏着物质技术的变革。书法与绘画的潮流，与文房四宝的嬗变，也从来都是彼此带动。以墨而言，古人制墨，原本是讲究的，到了宋代，制墨技术更发生了一次大变革。

在宋之前，中国制墨都以松木烧出烟灰作原料，称松烟墨，曹植曾写“墨山青松烟”，就是描述松烟制墨的场面。这种制墨方法，要选择肥腻、粗壮的古松，其中黄山上的黄山松，是制墨的上好原料。它带来的后果，是使许多古松遭到砍伐，对自然资源造成极大破坏。

宋代晁贯之在《墨经》中描述道：“自昔东山之松，色泽肥腻，性质沉重，品惟上上，然今不复有，今其所有者，才十余岁之松。”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写：“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

宋应星《天工开物》 中记载的烧松木取烟法

于是在宋代，出现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以油烟制墨。油烟墨的创制被称为墨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优质的松烟墨，还要加入麝香、梅片、冰片、金箔。苏东坡写过一首《欧阳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见饷各长寸许戏作小诗》，提到宋人扫灯烟制墨的方法。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里写过烧桐油制墨的方法。宋代的油烟墨，最有名的是胡景纯所制的“桐花烟”墨。

在宋代，制墨大师辈出，《墨史》中记载的宋墨名家，就有170人。其中潘谷，与苏东坡同时代，他制出了很多名墨，如“松丸”、“狻猊”、“枢庭东阁”、“九子墨”，皆为“墨中神品”。他制的墨，“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以至于苏东坡得到潘墨都舍不得用。苏东坡曾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赞美诗：

潘郎晓踏河阳春，

明珠白璧惊市人。

那知望拜马蹄下，

胸中一斛泥与尘。

何似墨潘穿破褐，

琅琅翠饼敲玄笏。

布衫漆黑手如龟，

未害冰壶贮秋月。

世人重耳轻目前，

区区张李争媸妍。

一朝入海寻李白，

空看人间画墨仙。

北宋沦亡之后，北宋遗民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打捞他对汴京的记忆，“赵文秀笔”、“潘谷墨”这些精致的文房，依旧是他最不忍割舍的一部分。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磨墨了，而是用墨汁代替。然而墨汁永远不可能画出宋代水墨的丰富，因为墨汁里边掺了太多的化学物质，所以它的黑色，是死掉的黑，可是在宋画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黑，而是透明。墨色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的游动。

三

至宋代，欧阳修、王安石都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在苏东坡手上，文人画的理论才臻于完善。徐复观说：“以苏东坡在文人中的崇高地位，又兼能知画作画，他把王维推崇到吴道子的上面去，岂有不发生重大影响之理？”

在艺术风格上，“萧散简远”、“简古淡泊”，被苏东坡视为一生追求的美学理想。

苏东坡最恨怀素、张旭，那么张牙舞爪、剑拔弩张，在诗里大骂他们：“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

他追求历经世事风雨之后的那份从容淡定，喜欢平淡之下的暗流涌动，喜欢收束于简约中的那种张力。他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假如用两个字形容苏东坡的美学理想，就是“怀素”。

换作今天的词，叫极简主义。

我们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瓷器，无论是定窑的“白”（以故宫藏北宋白釉孩儿枕、白釉刻花梅瓶、白釉刻花渣斗为代表），还是汝窑的“雨过天青”（故宫藏汝窑天青釉弦纹樽是汝窑中的名品，全世界只有两件），都以色彩、造型、质感的单纯，烘托出那个时代的素朴美学。

北宋白釉孩儿枕

宋代的玉骨冰心，从唐代的大红大绿中脱颖而出。

这根基，是精神上的自信。

它不是退步，是进步。

是中国艺术的一次升级。

大道至简。

因为，越简单，越难。

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从古文运动的质朴深邃，宋代山水的宁静幽远，以及宋瓷的洁净高华中，体会那个朝代的丰瞻与光泽。

四

这是一场观念革命，影响了此后中国艺术一千年。

到了元代，有赵孟頫，也有黄王倪吴（即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到明代，有董其昌，也有沈唐文仇（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到了清代，在石涛、八大手里，“文人画”的理想仍在山高水远中延展；17世纪70年代的龚贤，从60年代“繁复皴擦、巨碑式的山水画风中走出，转为萧寂疏减，每一笔都起到书法性和叙事性的作用”，从而将“大道至简”的风格推向了极致。认为绘画应当以少胜多，在《山水图》册中，他题道：“唯恐有画，是谓能画”，而他的题字，也因多用枯笔而显得苍白涩淡。

龚贤像

直到20世纪，艺术领域再掀革命风暴，在徐悲鸿这些早期革命派那里，才对“文人画”大加鞭挞，把它当作一种脱离现实、只知师法古人技法的一种绘画风格。这样的批判却罔顾了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文人画并不脱离现实，只不过这个现实并不是机械地照搬所谓的“客观现实”，而是注重心灵的现实；

其二，文人画固然一脉相承，但在每一个世纪里都有不同的表现。在11至12世纪，李公麟以春蚕吐丝般的细线所表达出的古意；米芾以平淡含蓄的烟云世界与世俗对抗；米芾的公子米友仁是一个可以画空气的画家，在他的笔下，空气有了密度和质感，与宋纸的纹路摩擦浸润，产生了一种迷幻的效果。

而在之前若干个世纪的绘画中，空气是完全透明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画家的视线，更多地被事物本身的形状所控制。

比如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图1），不见院体画的富艳细腻，只有烟雨空蒙，云卷云舒，在烟云稀薄的地方，露出峰峦和山树，仿佛又会随时被烟云吞没。

图1.《潇湘奇观图》局部

空气和水分的存在，模糊了物体的“形”，让画家笔下的草木峰泉有了无穷的变化，让绘画摆脱了线的控制，同时，画家也通过云和山的绵延来体现存在的自由感，“将云气的‘无形’演绎成个人不羁行为的一种模式”，从而让纸页上的山水光影有了文学的诗意与哲学的深度。

在13世纪，赵孟頫以书法入画，在山水形象之外，赋予画作以笔墨本身独具的美感；15、16世纪，到了沈唐文仇这些明代画家手上，他们的绘画活动虽然已被苏杭一带浓郁的商业气氛所包围，但他们仍然不会放弃一个文人的艺术取向，山水烟村中，依稀可见画家内心深处的潜流。

尽管“文人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定义，苏东坡的论述也是零散、随意的，但它作为一种观念，已经深深地沁入千年的画卷中，提醒画家不断追问艺术的最终本质。石守谦先生把它概括为“永远的前卫精神”，认为“这个前卫传统之存在，无可怀疑的是中国绘画之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根源”。

即使从苏东坡算起，这样的艺术观念，也比西方领先了8个世纪。到了19世纪中后期，西方艺术才在塞尚、梵高、高更那里，开始脱离科学的视觉领域，转向内心的真实性。

塞尚画作之《现代奥林匹亚》

他们不再对科学的透视法亦步亦趋，而是重视自己内心的感觉，从而为西方开启了主观艺术的大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等等艺术派别应运而生。“他们都与透视画法绝缘，致力于个性表现。现代的画法再也不依据科学的透视图法作画了。他们虽然有些还是画透视画，但不再像文艺复兴期的画家那样，使用透视图法的仪器，制图似地刻板描写，而是依据画家个人的知觉来作画。”

高居翰先生在《图说中国绘画史》里说：“他们通常只用水墨，而且经常有意使用看起来很业余的技巧。他们把形式加以显著地变形……有时候又以瞬间的即兴来作画。”

米芾的画法，糅合了许多古风，比如唐代王默的“泼墨”画法，用随意泼洒墨水所造成的偶然性轮廓形成山水的主体。他的儿子米友仁的作品中，墨汁中也包含水分，不仅用湿笔来解溶事物的形体，让形体更加自由，而且山水之中有烟岚弥漫，仿佛有水分子在阳光下闪耀和晃动。

西方印象派画家在描绘自然时希望达到的那种水气氤氲的效果，与米氏父子的山水画不谋而合。比如塞尚，不用线来表现物体的形状和体积，他认为线是一种人为的区分和界限，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他不用传统的光影表现质感的方法来描绘立体感，而是用色彩的冷暖对比来表现。后人把米氏父子的山水画称为“米氏云山”。

塞尚画作之《圣维克多山》

五

可惜的是，苏东坡、米芾的绘画真迹，就像王维的画一样，我们几乎无缘见到了。它们大部分消隐在时光的黑暗里，“绝版”了。米芾没有一幅可靠的绘画作品留存下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珊瑚帖》（图2），上面草草地画着一副珊瑚笔架，几乎是米芾最接近绘画的遗物了。至于苏东坡的作品，传到今天的，也只有两幅，其中一幅，叫《枯木怪石图》（图3）。

图2.[宋]米芾《珊瑚帖》，故宫博物院藏

图3.[北宋]苏轼《枯木怪石图》

这幅《枯木怪石图》（又名《木石图》），在抗战时期流入在日本，为私人收藏。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记有一幅苏东坡《怪木竹石图》，文字描述如下：

“坡上一大圆石偃卧。右方斜出枯木一株，上端向左扭转，枝作鹿角形。右边有小竹二丛，树下有衰草数十茎。无款印。”

并详细记录了鉴藏印记，很可能就是《枯木怪石图》，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据说是苏东坡任徐州知州时画的，透过藏印和题跋，徐邦达先生梳理了这幅图卷的流传脉络——它最初是苏东坡赠给一位姓冯的道士的；这位姓冯的道士给刘良佐看过，刘良佐的真实身份，同样也湮没在历史中，只有他在接纸上写下的那首诗，清晰地留到今天；再后来，米芾看到了这幅画，用尖笔在后面又写了一首诗，是米芾真迹无疑。

在纸的接缝处，还有南宋王厚之的印，它的流传史，线索分明。苏东坡的绘画原作，连徐邦达先生也只见过这一件。徐邦达先生还透露，这幅画现收藏于日本阿部房次郎爽籁馆。

从这幅画，可以清晰看出苏东坡绘画的特点。徐邦达先生评价它：“此图树石以枯笔为勾皴，不拘泥于形似。”

苏东坡说，山石竹木，就像水波烟云一样，漫漶无形，但它们都有灵魂（“虽无常形而有常理”），画出它们的灵魂，比画出它们的外形更加重要。

绘画的最高境界，是得意，而忘形。

当然，忘形不是无形，而是不拘泥于表面之形，否则，就成了“形而上学”。

蒋勋说：“宋人的绘画与视觉美术，便为了开拓更高的意境上的玄想，让色彩褪淡、让形式解散。绘画上，只剩下笔的虬结与墨的斑斓，只剩下墨的堆叠、游移、拖延，在空白的纸上牵连移动，仿佛洪荒中的生命，元四大家的‘山水’便只是他们内心的风景。倪瓒的简单，是因为把风景回复到了初始，仿佛洪荒中的婴啼。只是一声，却有大悲怆与大喜悦。”

六

苏东坡除了喜欢画石，也爱画竹。

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在中国士大夫心里，竹有七德，曰正直，曰奋进，曰虚怀，曰质朴，曰卓尔，曰善群。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因为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纪年》；东晋那七位风流名士，被称作“竹林七贤”；唐代那六位酣歌纵酒、共隐于徂徕山的隐士，被称为“竹溪六逸”；唐代教坊曲，叫“竹枝词”……

竹子为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增添了太多的光泽。

墨竹，是一种唐末五代就开始流行的画法，到北宋，与怪石一样，成为文人抒解被压抑的本性的最佳载体。同时，竹叶的画法，因与书法的笔法近似，因此在梅兰竹菊四君子中，也最容易被文人掌握。墨竹画，成为北宋文人画的一个重要分支。

苏东坡说：“余亦善画古木丛竹”，“竹寒而秀，木瘠而寿，石丑而文（纹），是为三益之友。”

苏东坡最喜欢的纸是澄心堂纸，最喜欢的笔是宣城的诸葛笔，最喜欢的墨是潘谷、李廷邦的墨，最喜欢画的植物是墨竹。这四样东西相遇，就成了今天世上留存的另外一幅苏东坡绘画真迹——《潇湘竹石图》（图4）。

图4.[北宋]苏轼《潇湘竹石图》

当中国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在库房里轻轻展开《潇湘竹石图》时，我几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因为它是苏东坡绘画中国内仅存的一卷。

很多年前，我曾拥有一件它的廉价印刷品，但那劣质的印刷对绘画无疑是一种损害，让苏东坡的笔触漫漶不清。它不是拉近，而是推远了我们与那个时代的距离。

此刻，我终于跨过了时间的屏障，站在了这幅画的面前，就像站在真实的苏东坡面前，不再被时间和距离所阻歇，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激动。《潇湘竹石图》，苏东坡绘画的国内孤本，让我相信苏东坡并没有走远，快一千年了，他仍在可视的范围内。

《潇湘竹石图》，横105.6厘米，纵28厘米，绢本，以长卷形式，描绘了潇江与湘江在湖南零陵的汇合处的苍茫景色。近景中的巨石瘦竹，与远景中的水烟山影，形成丰富的层次，让人在他营造的语境中，体会他内心的淡远与坚守。

20世纪60年代初，这幅画辗转到它最后一位私人藏家邓拓手上，邓拓在描述他面对画卷的感受时说：

“隽逸云气扑面而来，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云山水，涉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

后来，邓拓将自己的感受写进了他的文章《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

在这幅画的卷末，苏东坡亲笔写下了“轼为莘老作”五个字，由此可以断定，此画是苏东坡在黄州时画的，因为“莘老”是苏东坡的同年进士孙觉的字。很多年前，就是在孙觉的府上，苏东坡第一次见到黄庭坚的诗文，大惊，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去接近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接近他，逃名而不可得，何须扬名？”后来，黄庭坚娶了孙觉的女儿。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东坡被贬黄州的那一年，孙觉也遭迫害，自湖州移守吴兴。这幅画，就是在那时赠他的，算是一种共勉吧。

孙觉像

仔细看时，我们会发现苏东坡笔下的竹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风中轻微伸展和颤动。苏东坡对风是敏感的，他知道零雨冷雾、落叶飞花，一切都是风的呈现。他试图从风的压力中，寻找竹的活跃与妖娆。

在湖州时，有一次苏东坡游山，路遇大雨，就去好友贾耘老在苕溪上筑起的澄晖亭避雨。簌簌的雨声中，他突然有了一种做画的冲动，赶紧叫随从执烛，他在幽黯的烛光中，在亭壁上画了一枝风雨竹。我们今天已经无缘见到那幅原作，却仍可从文集中读到他的题画诗：

更将掀舞势，

把烛画风筱。

美人为破颜，

正似腰支袅。

他把在风雨中摇曳的竹枝，看作笑得弯腰的美人。风雨让她展现出一种无限之美，像丝绸般柔软地飘动，像生命一样永远地变幻不已。

人在雨中是自卑的，像书写《寒食帖》时的苏东坡，会被某种强烈的悲痛溅起，但那些摇动的竹枝却让他看见了风雨的另一面，它细微又清晰，宏大又扎实，浩渺而复杂，简直妙不可言，像美人正在觉醒的胴体，又如无数的幽灵，在路上疾速地走来。

令箭

祝勇

祝勇，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枯木怪石（下）王诜借走了苏东坡给米芾画的画，再也没还过
2016-09-17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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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王诜听到苏东坡给米芾画画的消息，自然浑身颤抖，把持不住，跑到米芾那里，死皮赖脸借走了这幅画，从此再也没有还给米芾。

【编者注】本文为“枯木怪石”系列的下篇，感兴趣的读者请参照《不懂极简主义之美，你很难理解苏东坡的最高境界》、《苏东坡们的观念，影响了此后中国艺术一千年》阅读。

七

苏东坡画墨竹，文同是他的老师。文同是苏东坡的表兄，字与可，曾任湖州知州，因此世称文湖州。文同是苏东坡的兄长，是老师，也是最好的朋友。李公麟《孝经图》卷上有一个场面，描绘两个文人在花园里相遇，彼此间行礼如仪，很符合苏东坡与文同彼此间的恭敬与揖让，尤其背景中的山石与竹子，更是对二人品格的暗喻。

文同开创了艺术上著名的“文湖州画派”，他画竹，以淡墨为叶青，以深墨为叶面，这一技法，不仅为苏东坡、米芾所延续，到了元明，依然为画家所遵奉。苏东坡说：“吾墨竹尽得可与法。”

近代画家黄宾虹在《古画微》一书中说：

自湖州画怪木疏篁，苏东坡写枯木竹石，胸次之高，足以冠绝天下；翰墨之妙，足以追配古人。其画出于一时滑稽谈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常可以想见其人。

文同有一种“病”，每逢心头不快，只要画上一幅墨竹，“病”就好了。有人想得到文同画的墨竹，就预先在他能见到的地方摆上笔墨纸砚，等着文同来“治病”。但文同不会轻易上钩，有一人用这个别人传授的秘招等了一年，也没有等来文同的墨竹，文同说：“我的病好了。”

这故事后来传到苏东坡耳中，他笑言：“与可这病好不了，一定会时不时发作的。”

文同是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死于湖州知州任上的。那时，苏东坡刚好在湖州担任知州，也是乌台诗案之前的最后时光。听到噩耗，苏东坡三天三夜无法入眠，只能独自枯坐。后来坐得倦了，才昏昏睡去，醒来时，泪水已浸透了枕席。

那一年七月初七，天朗气清，是一个晒画的好日子。苏东坡把自己收藏的书画一一翻找出来，摆在透明的光线里。本来，苏东坡有着很好的心情，只因无意间，他看到文同送他的那幅《偃竹图》，心中突然怀念起这位亡友，他们一起作画、相互取笑的日子，永远也回不来了。想到此，苏东坡失声痛哭。

今天看来，文同的竹画，与苏东坡有所区别。一个最直观的区别，是文同的竹画中，一般没有石头。而石头，却始终是苏东坡最不舍的视觉符号。苏东坡绘画中的“木石前盟”（将石头与竹子相结合的图像构成），也在以后的时代里延续，成为中国绘画的经典格式之一，在后世绘画中被一次次重述。

这些绘画有：元李衎《四清图》卷、《竹石图》轴、元高克恭《墨竹坡石图》轴、元赵孟頫《古木竹石图》轴、元柯九思《清閟阁墨竹图》、元倪瓒《梧竹秀石图》轴、元顾安《风雨竹石图》卷、《幽篁秀石图》轴、《墨笔竹石图》轴、明夏昶《半窗春雨图》卷、《画竹图》卷、《潇湘春雨图》卷、《淇园春雨图》轴、《墨竹图》轴、明姚绶《竹石图》轴、明文征明《竹石图》扇页、《兰竹图》卷……

元顾安《幽篁秀石图》

明夏昶《半窗春雨图》

明文征明《兰竹图》

八

米芾32岁那年，干了一件胆子挺大的事：拜访当时两位文坛大佬。一位是曾经的帝国宰相、文化宗师王安石；另一位，虽被贬官，影响力却很大，他就是在黄州“劳动改造”的苏东坡。

那时的米芾，还不是那个写下《研山铭》的米芾；那时他只是一位小小的基层干部，但他有胆量孤身从他任职的长沙出发，去金陵拜见王安石，又去黄州造访灯青孤馆、野店鸡号中的苏东坡，艺术史里的那个米芾，已在不远处等他。

那时的王安石，已经从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没有警卫，没有任何排场，只在金陵城东与钟山的半途筑起几间瓦舍，起名半山园，连篱笆也没有。所以年轻狂妄的米芾比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幸运。当他小心恭敬地打开那扇门，坐在面前的，是每日“细数落花因坐久”的王安石。

就像王安石建起半山园，那时，苏东坡已经拥有了一座“雪堂”，用来接待远道来访的客人。这座号称“雪堂”的建筑，它在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正月里的漫天大雪中建成，所以苏东坡给它起了这个名字。一如唐代王维建在长安城边的辋川别业，杜甫在成都郊区、锦江边上筑起的草堂，苏东坡的雪堂，不见锦绣华屋，而只有五间普通的农舍，但里面有苏东坡亲笔画的壁画，倘放在今天，那是无与伦比的奢侈。画面上，雪大如席，在山间悠然飘落，让他置身黄州的夏日火炉，却能体验北方山野的荒寒冰凉。

苏东坡对此心满意足，在《江城子》里写：

雪堂西畔暗泉鸣，

北山倾，

小溪横。

南望亭丘，

孤秀耸曾城。

都是斜川当日境，

吾老矣，

寄余龄。

只是，在今天的黄州，已不见当年的雪堂。

它不过是一场宋代的雪，早已融化在九百多年前的黄州郊外。

故宫博物院藏着南宋画家夏圭一幅《雪堂客话图》，画的虽然不一定是苏东坡的雪堂，但从上面所画的江南雪景中，可以窥见苏东坡黄州雪堂的影子。画面上，有一水榭掩隐于杂树丛中，轩窗洞开，清气袭来。屋内两人正在对坐弈棋，虽只对其圈脸、勾衣，寥寥数笔，却将人物对弈时凝神注目的神情表现出来。远处山顶与近处枝权之上有未融化的积雪零星点缀。由于经过近九百年的氧化，绢已发黄、变暗，使得用蛤粉点染的白雪历久弥新、晶莹璀璨。画面右下角为细波荡漾的湖面一隅，一叶小舟漂于湖面之上。画面左上角留出的天空，杳渺无际，把观者引入深远渺茫、意蕴悠长的境界。

南宋夏圭《雪堂客话图》

苏东坡就应该在这样的雪堂中，与访友弈棋、饮酒、观林、听风。

米芾一出现时，苏东坡就能从他身上感觉到他未来的气象。那是直觉，是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它来自谈吐，来自呼吸，甚至来自脉搏的跳动，但它并不虚渺，而是沉甸甸地落在苏东坡的心上。

才华横溢的米芾，眉目轩昂，气度英迈，浑身闪烁着桀骜的气质。他喜欢穿戴唐人冠服，引得众人围观，而且好洁成癖，从不与人同巾同器，《宋史》上说他“风神萧散，音吐清扬”，即使面对他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苏东坡，也“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这事见宋代笔记《独醒杂志》。或许，正因米芾没有执弟子礼，所以后世也没有把他列入苏门学士（“苏门四学士”为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但苏东坡对此并不在意。他只在意米芾的才华，就像当年欧阳修对自己一样。

无须掩饰内心的喜悦，苏东坡拿出自己最心爱的收藏——吴道子画佛真迹请米芾欣赏。对访客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特殊待遇，因为这幅吴道子真迹，苏东坡平日里是舍不得轻易示人的。

米芾当然知道这幅画的分量，所以虽只一面之缘，却终生不忘。晚年写《画史》时，依旧回味着苏东坡为他展卷时的销魂一刻：

苏东坡子瞻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但，破碎甚，而当面一手，精彩动人，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

后来，苏东坡把这幅他挚爱的画捐给了成都胜相院收藏。

那一次临别时，酒酣耳热之际，苏东坡检出一张观音纸，叫米芾帖在墙上，自己面壁而立，悬肘画了一幅画。

九

将近一千年后，当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在歌手王菲“明月几时有”的轻吟浅唱中想念苏东坡，最想见的，不是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不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春中帖》，不是苏东坡的任何一件书法作品，而是那张在东坡雪堂的墙上出现又消失的画。

在米芾后来的回忆里，苏东坡笔下的草石树木，无不朴拙卑微，平淡无奇。

既不像隋唐绘画那样绚烂恣肆，也没有“米氏云山”的玄幻迷离、缠绵浩大。

但那自然界的石头上旋转扭曲的笔触，却象征着士人天性里的自然放纵、狂野不羁。

连对苏东坡不大待见的朱熹，在友人张以道收藏的苏东坡《枯木怪石图》上写下题跋时，也承认“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霜、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

米芾表情庄重，把那幅画小心翼翼地卷起来，带走。

他没想到，一个名叫王诜的人出现了，截断了它的去路。

王诜，字晋卿，是宋朝开国功臣王全斌之后，娶了宋英宗的女儿贤惠公主，成了驸马，却对书画情有独钟，是苏东坡的铁粉、大收藏家，也是大画家。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着苏东坡为王诜写的《跋王诜诗词帖》册页，也收藏着王诜的《行草自书诗卷》。

北宋苏轼 《行书题王诜诗帖》

他的《渔村小雪图》，是美术史上的名作。这幅画卷，以白粉为雪，树头和芦苇及山顶、沙脚微梁金粉，又以破墨晕梁，表现雪后初晴的轻丽阳光，这是他独创之法。2015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皇家秘藏·铭心绝品——《石渠宝笈》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特展”，把这幅画展了出来，可见王诜的重要。至于他后来因受苏东坡“乌台诗案”连累被贬，贤惠公主积郁成疾，最终撒手人寰，都是后话了。

北宋王诜《渔村小雪图》

那时王诜听到苏东坡给米芾画画的消息，自然浑身颤抖，把持不住，跑到米芾那里，死皮赖脸借走了这幅画，从此再也没有还给米芾。

对此，米芾一直耿耿于怀，在《画史》中特别加了一笔：“后晋卿（王诜）借去不还”，算是泄了私愤。

再往后，我就查询不到它的下落了。

我只知道，那时，是苏东坡前往沙湖看田归来后不久，也是苏东坡谪居黄州的第三年。

（完）

令箭

骆以军

骆以军，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作品以小说为主，兼及随笔、诗歌。长篇小说《西夏旅馆》2010年获得“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著有《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梦游街》《西夏旅馆》等。

我曾经也是老师眼里的烂泥坯
2016-09-16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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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们这一代人，用我们的生命史，跟我们的时代进行怎样的时光兑换？

在我国三那一年，我总是那个班上最后一名，像在梦游，或像是卓别林的默片，动作快转的被我们那位意志如铁的矮个子导师，抓到讲台上像祭品用长藤条猛抽狂揍，其他同学安静恐惧地坐在他们的座位，像培养皿孵育的金鱼鱼苗。

当然，一年后他们都如一种榨挤青春的投资后，考上了建中、北一女，或至少排名前面的学校。而我则落榜，进入牛鬼蛇神杂处的重考班。

我这样描述，很像那位矮个子残虐导师，那时的我们，像一尊尊湿糊糊没上釉色的泥坯，我们排列在一条长铁尺上，等他将之送进那高温烈焰的炉中，之后抽出来，除了我歪塌爆浆，其他的小陶偶都被烧成光泽璀璨的美丽菩萨。

确实有那种感觉。好像不过在我十四岁那一年，因为走神了，无法和同一间教室里的这些压抑安静的男孩女孩一般，顶住那个“不自由”、高压将心智像精密机器键填入的那些数学习题、化学周期表、英文单字与文法、历史地理的死背名词，我就在那决定性的、无知其严重性的年龄刻度，像被抛出太空舱的自由漂流物，从此和他们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这个甩杂，或烧窑中的爆裂歪塌，好像也成了我之后人生花极大代价去思辨的迫切命题。

但这个S，在我那必然在教室成为其他人眼中的废材、牺牲，或若有种姓制度这种玩意那就是贱民的麻薯般的角色，却很奇妙地在离开学校后，和我成为像汤姆和哈克那样的少年冒险同伴。

我们在永和那80年代，还没有麦当劳、7-11、耐克这样球鞋专卖店、屈臣氏或服饰店；十二指肠般的巷弄还有许多鱼鳞黑瓦的日式老屋，正被一辆辆怪手铲挖，建起那种四、五楼的公寓（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背景是美国断交，许多住永和的外省人都在一种真正身体记忆的逃亡恐惧，将房子卖了，移民美国）；镇公所对面的一条巷口，像深海的萤光鱼群，聚满了各式各样吊着个黄灯泡照明的小摊车。

那成为一个破烂、空气中充满油烟、大人们心不在焉，那个和台北一桥之隔的小镇，还轮廓流变，没有被全球化资本景观布置完整的，有许多松散，未被探究之境，无人在意的死角，那样一个游乐园。

而S和我在那十四五岁时的关系，就像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他总是智力高我一截，或是对成人世界的理解和讯息比我丰富。总是他拉着我闯进那对当时的我根本无胆、也无想象力的各种冒险。事实上我就是他的跟班吧。

他带我走近那复兴商工旁的破烂小撞球店，我印象中在那光度比外面街道暗了一阶的台桌边，都是叼着烟，一脸凶恶的高中生流氓，或是理平头、休假的军人。我俩在他们眼中就是两不上道的小屁孩吧？

但他从不畏惧，拉着我在一张空台桌上，装出老江湖的样子，摸索史诺克那些色球的规则，我们也拿着那长球杆从乱打开始。

他带我乱跑进人家在做祷告的教会里，然后突兀的和讲坛上的牧师争辩到底真的有神存在这件事吗？那个空洞空间，座位上的大人们静默着，听他和那耐性诚恳的牧师，一来一往的抽象话语，我坐在一旁，总羞愧欲死。

或有一次，他拉我去永和中山纪念馆，人家办婚礼的办桌，我们冒充亲友去白吃酒席，我觉得我们俩穿着国中生制服的深蓝短裤，一定会被认出而轰出。但他淡定自若，带我坐在“新娘亲友席”，那些同桌大人和我们敬酒时，他也有模有样喝了并回敬。

有一次我和他乱晃在那巷弄迷宫阵时，被一个长头发的混混押到死巷里勒索，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这场面，但S拿下眼镜，狠狠的瞪着对方，不说一句话，我不知道算哪招。但那混混竟好像也被唬到了，说了一些狠话就悻悻走了。

我回忆这些年少往事，当然满含着怀念之情。

这样的，我们已各自都五十岁了，但坐我面前，仍让我从记忆风箱最深处，感到他不论意志、心智，若说每个人真有一张脑部构造线路设计图，他都远高于我的S，和我约在这家我常来此写稿的咖啡屋，告诉我，他手头有一份写好的，两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他想请我看看。

“当然，你现在已是个有名的大作家了，我怕你那么忙，并没有时间看我这一大坨东西。”他跟我解释，他几年前从台积电退休，拿了一大笔钱，他现在经济上完全无忧，也没有小孩。他原想自己成立一家出版社（他也取申请登记了），但他似乎弄偏了方向，他去看了“印刷机大展”，打算买一台印刷机。

这里我花了很大工夫跟他解释，现今的一本书的存在，印刷，甚至出版，都不是最重要的，现今台湾（或是全世界都如此）纸本书的出版寒冬，有太多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每个月、每周甚至每天，都有琳琅满目的书出来。问题是通路，你的书要如何摆在诚品的新出书平台上较显目的角落，或博客来网站首页被注意的位置。其实这一切好像有个麦杆团在滚着，卷进许多关于书、作者、出版社，像诚品这样的书店巨兽，或许多在小偏乡成立的独立书店……我也不是很懂。但这就究竟是我打滚了至少二十多年的领域。

我在跟他讲述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心情，并不是“好吧，你看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至少在这一块，我比你懂得多”。而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人，用我们的生命史，跟我们的时代进行怎样的时光兑换？

十五岁那年，我们分道扬镳，他考上建中，我进了重考班。

那之后我认识了一些小混混，就大人的说法，“学坏了”，街头打架，校园的顶楼堵那个哥们要揍的人，学会吸烟，在奇怪的这些流浪仔的少年流动人际间，又再认识更怪的人。绝对比我国三那间教室一整班进入高温控窑而成为未来菁英的同学，更早知道一些性的知识，一些流氓学校的聚众斗殴的现场脑中记录片，一些我不熟悉的中南部上来台北混，那黑道世家长大的孩子的腔口、形貌。

然后我再次重考考上一所全国排名倒数的私立大学，我在那山上的宿舍，“洗心革面”，沉浸在那些冗牙赘舌的文学书本，那些卡夫卡、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们——其实是进入另一种漂流的，和那个解严，且经济起飞，更多的菁英被吸纳进科技产业、金融、大企业主管，和这个明亮安全的世界，彻底漂流开啦。

（本文原标题：《老同学》）

令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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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以军，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作品以小说为主，兼及随笔、诗歌。长篇小说《西夏旅馆》2010年获得“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著有《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梦游街》《西夏旅馆》等。
两边都是被生命重创的脆弱之人

2016-01-18我要分享 133
导读
哥们问我对“台湾选举”的想法，我就无端想起雷蒙德·卡佛这篇小说，“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雷蒙德·卡佛有一个短篇，叫《一件很小，很美的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叫安妮的年轻母亲，到一间小面包店订了一个宇宙飞船蛋糕，跟师傅说下周一，她儿子生日那天会过来拿，留了电话。
然后叙述跳到星期一下午，那男孩放学回家路上，被一辆车撞了，一开始似乎没事，但等他自己走回家时，突然瘫倒在沙发上。生日派对取消了，男孩住进了医院，轻微脑震荡加上休克。
他的父母像雷蒙德·卡佛笔下常见的美国小镇的男女，都有一种对生活本身的刨木屑般干燥的，轻微的忧郁、愤怒或茫然。儿子一度昏睡不醒，他们当然都很着急，但医生，以及医院里来来去去病床的护士、实习医生，都告诉他们，这男孩没问题，他只是处在一种“深度的睡眠”中。当然他们还是非常焦虑，并不全信医生说的。而这陪院看顾的几天，他们分别回家，喂家里的狗、冲澡、睡一下，但回去的那个，会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一开始是那丈夫接到，对方说：“你们忘了那个蛋糕吗？”丈夫不知有这个蛋糕，不友善地挂断了。之后安妮回家（那时忧郁更扩大了，因孩子没醒过来的天数增加了），这次接到的电话，有点像希区柯克的电影，那头的男人阴沉如地狱来的声音：“你是不是把史考帝（那个昏迷男孩的名字）忘了？”但挂断电话。以为是医院打来，急播去医院，但她先生说什么变化都没有，孩子还在昏睡。她哭着告诉他这通怪电话的事，而他先生安抚她那可能就是个酒鬼或神经病。总之，等她再到医院时，又过了一会，男孩突然醒来了，但接着在那短短一两分钟，两眼紧闭，狂吼一声，然后张开嘴，就那么断气了。
之后医生跟他们解释，这男孩的现象叫“隐性脑阻塞”，出现的机率是百万分之一。这之后医生安抚他们，并约定验尸的手续。小说到这里，那个荒谬、人的脆弱，很有马尔克斯的短篇《我只是来借个电话》、《你滴在雪地上的血痕》的味道。这一对遭遇这不可思议之悲痛的夫妻，开车回到家后，又接到那通怪异电话。
“你的史考帝，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男人说，“你忘记他了吗？”
他们愤怒、惊恐、悲不能抑，这人又不断打来，然后挂断。电话那边的背景，似乎有一种机器的嗡嗡声。这时安妮想起来了，是那个面包师傅，她向他订的那个生日蛋糕，他们开车到购物中心，那时已入夜，所有店铺都打烊了，他们敲门，不断敲门，那面包师傅让她们进去。这安妮简直想杀了他。面包师傅说，那个蛋糕已经放了几天，过期了，可以以半价卖给她。他说别闹事啊，我在这里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才能勉强过日子，他得回去干活了。
这时安妮告诉他，“我儿子死了，星期一下午被车撞了。”他们骂那不断打电话骚扰的面包师傅：“你真无耻。”
这接下来的描写，短短约一千字到小说结尾，真是我读过最美的小说场面之一。
雷蒙卡佛写着：
“面包师傅把擀面棍放回工作台。他解下围裙，也把它抛到工作台上。他站了一分钟，看着他们，眼神呆滞而痛楚。然后他从放着报纸、收据、计算机和电话簿的桌子底下，拉出一把椅子。‘请坐，’他说。他又去前面带了两张铁皮椅子回来。‘请坐下吧，两位。’”
他向他们道歉，“我只是一个做面包的师傅。别无所求。好多年以前，那时候我是一个跟现在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并不能用这些话做借口来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我太难过太抱歉了。我为你们的孩子感到难过，我为我自己夹在事件当中搅局的行为感到抱歉。”
“不知两位是否能够真心原谅我？”
小说写道：面包店里很暖和，那一对原本悲愤无告的夫妻脱下大衣，面包师傅倒了两杯咖啡。“我希望两位愿意尝尝我做的热餐包。在这种时候，吃是一件很小，很美的事。”然后他端上刚出炉的肉桂面包，面包上的糖衣还软呼呼的。他把牛油和涂抹牛油的小刀放在桌上。小说写道：“安妮突然间好饿，那餐包又热又甜。她一连吃着三个。”

他们坐在那儿，听那面包师傅说他人生的孤单，他迈入中年时那疑惑彷徨的心情，他们频频点头。他又拿了有糖蜜和五谷杂粮味道的香酥黑面包，掰开给他们。结尾是这样几句：“他们不断的听他说，不断努力的吃。他们把黑面包吞了下肚。在日光灯底下，屋子里亮得就像白昼。他们聊到了清晨，窗户上已经透出灰白色的天光，他们还不想离开。”
对不起我抄引了这么多小说的原文。但因为它的收尾，那将人世的恐怖哀伤托起的温柔，知道这个温柔是“彼此都是被生命重创的脆弱人们”，在那气味中，暗淡光影中，哀矜、疲惫让嘴部咀嚼面包，啜饮咖啡，那破了洞之后的“很小，很美的事”，那个温柔在读完后，真是一阵热气从我鼻腔上钻到眼眶。
这一个多月，我和几拨不同的大陆哥们，在台北的咖啡屋遇见，他们总会在一阵话题之中，问起对“台湾选举”怎么个看法。那里头有一种情感底层的“惘惘的威胁”：“为什么台湾很多人那么不喜欢我们。”
我总解释，我作为外省第二代，二十多岁时，常疑惑某些非常好的本省长辈，一旦讲到某条隐密换日线，突然脸上原本的善意便收去了，因为有很多我并不在场，但确实曾发生的历史暴力，或屈辱，它深深沉浸在这些长辈的记忆里。
当然快速翻拨的情感柔软内褶，有太多把过去、现在、未来，个人，国家，历史不同的屈辱、伤害或自尊，混淌在一起的争辩。世故些的会绕开那深水黑雾之区，但确实无法真正理解对方眼中所见，是怎样一个爱丽丝梦游记的，忽大忽小，忽隐忽现，奇诞变貌的模样。就很像上半年，或也会说起复兴航空的坠机和天津爆炸。或也遇到一些幽微、反质疑“铜锣湾书店连续失踪事件”，但发觉这样的经辩方式，只是在这样的出牌、换牌、解读牌面花色数字时，被关闭了，拒绝聆听，厚道一点的哥们会苦笑说：“这是在我们已知道这样物种（文明）演化中，被这样设定的。我们脑中的隐藏卫星定位，闭眼驾驶躲开黑洞，比你们知道的要像螺旋开瓶钻子插进软木塞里，深深的进入啊。”或说起罗胖的“逻辑思维”，那就聊得很欢。不光是一种“这边注定贫穷手工的，像红猪那些螺旋桨飞机的抚娑，进入内向的黑洞”，在那边早已可以暴涨演化成，不只疯狂的数字，疯狂的未来的想象，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那种类似美国1930年代暴富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可能成为公众英雄，明星，而这个狂欢的充满冒险的气氛，确实在台湾失落了。但它就算是怎么失落，萧条，甚至惶然，其实都还是一拨一拨人在这样的实验，失败后的愤怒，疯狂时有人跳出来提醒，或一代人在眼睛所见之景象，想要告诫下一代人；或上一代极稳定的某种结构，它在某个时间点发现是占据资源形成不公……最后一层一层形构的心灵岩页。简言之:“哥们各自在摸石子过河，找寻修复这个社会层层伤害的，权力交涉的方式。”台湾正用的这个“面包店方式”，正就是“选举”。
但事情总不是他从外面所见到的那样，一如卡佛这小说《一件很小，很美的事》，那对愤怒的夫妻，站在面包店玻璃门外看到里面的，他们认为伤害他们的那面包师傅。他们推门进去前，那只是带着威胁和伤害的灰影。
后来又发生了黄安检举周子瑜的事件。黄安这样的人，在人类历史任何时期，都是告密者，纠举者，甚至诬陷者。不论在纳粹德国时期，藏匿而希冀得一活命的犹太人；或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或有仅因私怨，检举对方为匪谍，造成逮捕，冤狱，甚至枪决者；或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指出某人的阶级有毒，批斗，施暴，弄死……譬如王小波《黄金时代》里，那个人的田园诗永远被剥夺，“满城尽是告密者”。大陆这边的哥们，可能无法理解，黄安这样一个演艺人，这样一个小丑的行为，为何会造成台湾整个社会那么大的愤怒或厌恶？如果一个历史上告密者层出不穷的文明，对告密者（其实是诬陷者）习以为常，厘不清那“该觉得可耻”的底线，一种嘿然苦笑，或已在心灵面被硫酸永远烧破，结不了痂的筛洞感。这个文明将盛不了人心之间最珍贵的信任。那这正是人类文明的堕落。两边各自有太多历史债务，历史魅影，要做清理吧。哥们问我对“台湾选举”的想法，我就无端想起雷蒙德·卡佛这篇小说，“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注】本文原标题《一件很小，很美的事》。

令箭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姚期》
     《姚期》是裘先生最主要的代表作，其中的几段唱，脍炙人口。特别是那段二黄原版：
“皇恩浩 调老臣龙庭独往，龙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
“数万儿郎边关镇，蛮夷不敢扰边庭。干戈宁静民安顺，万民瞻仰歌圣恩。”
     最开始听这段时想，兄弟见面言欢，说点动感情的好不好，为啥总是“紧密团结在”那一套歌功颂德、感恩戴德的语言。看了全剧，对姚期的苦衷有了点认识。这是一出君臣斗法的戏。
     戏中设置的背景，是个臣强主弱的局面。本来就外强中干——边界局势严峻，大兵压境，姚期在边关掌握重兵；再加上朝廷内，同属“姚期系”的马、杜、岑，也有很大的势力；而在皇上这边的，就只有国丈郭荣。皇上势单力孤，难免不有被架空的担忧。昼思夜想、欲除之后快的，不是远在边关的敌军，而是肘腋之间的强臣。
所以，第一场戏，名曰思念功臣，调姚期回朝伴驾，实际是想打破功臣集团内外呼应、互为犄角的格局，把掌握重兵的姚期调回来，放在眼皮底下，束之高阁，变成没有威胁的牌位；再把马、杜、岑三人调去边关，一来清理了朝堂，二来把姚期一人掌握的兵权，分给三人，让他们之间，也有个牵制，放心多了。这招，不可谓不高明，恐怕是处心积虑想出来的，只是借国丈的嘴说出来罢了。近世也有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与之略相仿佛。
     对于调回京城，姚期的老伴儿是很高兴的，她从简单的个人观点出发，认为可以“回朝转归故里乐享康宁”，所以赞扬刘秀“真乃有道明君”。她不知道，朝堂上的明刀暗剑，是比边关的风霜雨雪，更残酷百倍的。
     姚期是官场老手，当然嗅出了后面的东西，在接旨过程中，不敢怠慢，马、杜、岑问他“但不知姚王兄几时启程？”他说：“明日启程。”这也是特意做给上面看的——我是听话的、没有反骨的，你今儿个下令，我明儿个就走，绝不流连——这也是他老到的地方。也只有回到家中，面对老妻，才透露几句真心话：“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如羊伴虎眠。一朝龙颜怒，四体不周全！”
    接下来就是那场君臣相见了。两人之间，看似都说些冠冕堂皇的场面话，实际也是在打机锋，斗法。当然，是皇上在攻，臣子在守，攻得隐蔽，守得稳固。皇上在内侍臣“看过”了皇封御饮之后，一旁的郭妃，忽然也要给皇兄“敬酒”一杯——这应该是有深意的举动，要试探一下，这老家伙对皇帝身边宠信的人的态度，是尊重还是怠慢，所谓打狗看主人吗，通过对狗的举动，折射他对主人的态度。我们常说狐假虎威，不要以为狐狸狡猾，老虎笨，真正聪明的老虎，是要利用狐狸来探测它说话有多管用。
      邱会作的回忆录里说，九大后，林的“四大金刚”进入政制局，周恩来把他们四人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中央政治”。周只说了一句话：“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回忆说：当时听了都笑了，本来认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就是这个。后来，他自己也承认，笑得太早了。其实，大到一国，小到一单位，所谓政治，中国特色，不就是围绕着那几个人的事吗。群众，不过像舞台上的龙套、宫娥、中军、太监……     姚期当然明白什么是“中央政治”，看他对郭妃敬的酒，比对皇上看的酒还重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跪着接，又跪着拜谢，不敢稍有差迟。看着这“年迈如霜降”的老臣，为了杯酒，被折腾地几次下跪，想想那官场上的酒，也真不是那么好吃的。     接下来的戏，就是戏剧性地一幕了——姚刚打死了郭荣这个皇帝唯一的臂膀，摊上大事了。这时候，姚期再怎么韬晦也没用了。大祸临头，一线希望就是争取个主动，全家上朝请罪，希望皇上有个稍微宽大的处理。但是内廷传出的话是，皇上醉了，娘娘传旨发落，满门抄斩。其实，那不过是皇上借老婆的名义罢了。他自己做脸，屁股让别人去做，这也是人主的手段之一。姚期看到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终于发出激愤又无奈的呐喊：“罢了哇，罢了！ 忠良无故被刀残。”这也是他在朝堂上仅见的一次真心流露。
    接下来的马武闯宫，是当时功臣集团实力强大的一个侧影。皇帝在内宫险些被臣子打，憋屈着发了个不情愿的令儿。可见，人人都不爽。73年底，老人家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上，开场居然说了句赵云的戏文：“送君送到阳关路，你也苦，我也苦，手中锣儿敲的苦。”

    最后说句，看戏，好像也不必选边儿，去同情功臣集团。看那姚刚，杀人如草芥，连他爹打他一巴掌，他还想用石锁砸他爹呢。这样的功臣子弟，当了官，还不是为所欲为，对老百姓，能有好儿？

令箭

《三国演义》十大遗言，诸葛亮的果然最悲凉
一点号历史放映室
3天前
1.董卓 <最可爱的遗言>
卓衷甲不入，伤臂坠车，大呼曰：“吾儿奉先何在？”
怎奈此言刚出，就被“他儿奉先”一刀宰了，很具有讽刺意味！如何不可爱呢？
有诗云: 霸业成时为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谁知天意无私曲，湄坞方成已灭亡。
2.吕布
<最可憎的遗言>
及操上楼来，布叫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 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
之后，吕布又唧唧歪歪的叫刘备
帮他求情，实在太没有骨气，为人所不齿！
有诗云: 洪水滔滔淹下邳，当年吕布
受擒时：空余赤兔马千里，漫有方天戟一枝。缚虎望宽今太懦，养鹰休饱昔无疑。恋妻不纳陈宫谏，枉骂无恩大耳儿。”
3.审配 <最可悲的遗言>
审配临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颈就刃。
典型的愚忠，但毕竟十分气概，难怪人说：河北多义士！何其可悲！
有诗云: 河北多名士，谁如审正南：命因昏主丧，心与古人参
。忠直言无隐，廉能志不贪。临亡犹北面，降者尽羞惭。
4.太史慈
<最可叹的遗言>
太史慈病重；权使张昭等问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讫而亡，年四十一岁。
太史慈
遗言，道出了作为武将的生平志愿，功未成而身先死，确实不甘，可叹！
有诗云: 矢志全忠孝，东莱太史慈
：姓名昭远塞，弓马震雄师；北海酬恩日，神亭酣战时。临终言壮志，千古共嗟咨！
5.周瑜 <最经典的遗言>
徐徐又醒，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
最经典的遗言！道尽了周瑜的心事，慨叹天道人世，何其悲哀，何其苍凉！！！
有诗云: 赤壁遗雄烈，青年有俊声。弦歌知雅意，杯酒谢良朋，曾谒三千斛，常驱十万兵。巴丘终命处，凭吊欲伤情。
6.关羽 <最傲气的遗言>
关公厉声骂曰：“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扶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一生高傲，视死如归，不必多评！
有诗云: 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昭然垂万古，不止冠三分。
7.马谡 <最动情的遗言>
谡泣曰：“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某之死罪，实已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某虽死亦无恨于九泉！”言讫大哭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惜晚亦！
有诗云: 失守街亭罪不轻，堪嗟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军法，拭泪犹思先帝明。
8.孔明 <最无奈&最感人的遗言>
福谢曰：“福奉天子命，问丞相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适因匆遽，失于谘请，故复来耳。”孔明曰：“吾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后，谁可继之？”孔明曰：“费文伟可继之。”福又问：“文伟之后，谁当继者？”孔明不答。众将近前视之，已薨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何不感人? 最后几句，也恰暗示了蜀国无人，不久将亡！可怜孔明为何定要每事躬亲，却不注重培养接班人？
有诗云: 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
9.魏延 <最可怜的遗言>
遂提刀按辔，于马上大叫曰：“谁敢杀我？”
三国中最有气概的一句，但随之而来的结局恰好是对此句的最大反讽！却也委实可怜！
有诗云: 诸葛先机识魏延，已知日后反西川。锦囊遗计人难料，却见成功在马前。”
10.姜维
<最悲凉的遗言>
维仰天大叫曰：“吾计不成，乃天命也！”遂自刎而死。
有点像楚霸王
，一语道尽了无限的无奈与悲凉！令读者不免扼腕！
有诗云: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回。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

令箭

《史记》中揭露人性本质的10句话


1、富贵不归乡里，如衣绣夜行，谁人知者?出自《项羽本纪》，意思是得到富贵以后，如果不回家乡晒晒，就好像穿了一身锦绣绸缎，却在夜晚出行，谁能看到你的好?传统的农业社会，培养了中国人的家庭、宗族、乡邻地方等社团意识。一个人发达了，要回到家乡显摆一下，就像现在的企业家要为家乡修路、建学校一样。暴发户、土豪总免不了晒富的冲动，特别是见了过去的熟人是要迫不及待地宣讲一番的。
2、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出自《淮阴侯列传》，意思是做了人家的车子，心中就要考虑人家的患难;穿的衣服是人家给的，就要怀揣着人家的忧愁;吃的东西是人家给的，就要忠心为人家做事。大致相当于后世的“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这句话。今天看来，这和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有点接近，选择了一份工作来作为谋生手段，就应该为企业、单位负责，尽职尽力。
3、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出自《平津侯主父列传》，意思是大丈夫活在世上应该追求富贵，只要能钟鸣鼎食(王侯之家的生活)，承受鼎煮之刑罚而死也无所谓，我好不容易获得今天的地位，所以宁愿倒行逆施。主父偃早年虽饱学却穷困，在齐地被众儒生排挤，不容于齐，借钱借不到，去北方燕、赵、中山等地，还是不遇，入关希望卫将军引荐给圣上，没有消息，手中没钱，诸宾客都讨厌他，最后豁出去伏阙上书，竟然获得重用。大臣纷纷向他行贿，有人劝他说：“你这样太过分了!”主父偃说道：“我从青年时就出外游学，达四十多年，弄得双亲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朋友不愿收留我，投在将军门下时其他宾客都厌弃我，我困厄的时间太久了。现在我有了权势，为了荣华富贵，法场上吃一刀也是心甘情愿!”这说法类似于后世的“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今天很多贪官往往小的时候都吃过苦，成克杰上学前根本没穿过鞋，王怀忠是要饭的出身，或许也有这种要把过去应该有而没有的，一定要狠捞回来的心理吧!          4、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後相倍之戾也！出自《张耳陈馀列传》中司马迁的评语，意思是当初两人互相倾慕信任，其相交非常诚恳，最终却反目成仇，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这是为何?张耳和陈馀早年刎颈交，就是可以抹脖子的生死之交。陈馀比张耳小，他对张耳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后来项羽分封天下，张耳为王，陈馀为侯，陈馀大大不服，因为张耳、陈馀对于恢复赵地的功劳是同样的。陈馀用武力赶走张耳，使得张耳逃到刘邦那里。刘邦与项羽争斗时，刘邦要求陈馀归到自己一方，陈馀提出的条件竟然是要刘邦杀了张耳才会答应。刘邦杀了一个和张耳长得像的人，把人头送给陈馀。陈馀发现受骗后，就投向了项羽一方。韩信与张耳破赵地，斩杀了陈馀。有一话说：“再没有比曾经是朋友的敌人更恶毒的了!”越是最初相交深厚，一旦决裂，对另一方的怨恨越深。
5、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出自《刺客列传》，士为知己者用，意思是有本事的人只会为赏识自己的人做事，《刺客列传》后面还有类似的一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意思把我当成普通人来对待的君主，我就以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把我当成国士来对待的君主，我就以国士的态度来报答他。女为悦己者容，可以说是对女性很深刻的洞察了，相信每个人都有体会。
6、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出自《儒林列传》，意思是学者要依据学术真理发言，不要为了阿谀世俗权势而撒谎。汉武帝征召辕固生入朝廷做官时，公孙弘也在被征召之列，当时辕固生瞪着眼睛对公孙弘说了上面那句话。公孙弘做官后果然曲学阿世，证实了辕固生的先见之明。陈寅恪1964年《赠蒋秉南序》有言：“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据王锺翰追忆，1945年他向陈寅恪请教，问及治学与政治有无关系，陈寅恪回答：“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这段陈氏的夫子自道，正可以作为“未尝曲学阿世”一语的注脚。但是现实中曲学阿世的学者还是很多的，正如食品安全问题出来以后，会有专家学者论证某某某是没有毒害的。 7、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出自《李斯列传》，意思是一个人是有出息还是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选择的环境决定的。李斯年轻的时候做一个小吏，在上班地方的厕所里，看到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跑;在官府的粮仓里，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深有感慨，说了上面那句话。人类社会有不同的阶层，有贫富差距，人追求好的生活环境和地位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保障社会的公平和谐也是很重要的。
8、非人情，不可。非人情，难近。非人情，难亲。出自《齐太公世家》，说的是管仲临终时，齐桓公去见他，问道：“若你不幸离世，你看谁可以接替你做宰相，易牙这个人行吗?他知道我爱吃美味，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蒸了，做成菜给我吃。”管仲回答：“人哪有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是可怕的。”　　齐桓公又问：“公子方这个怎么样?他抛弃自己父母亲人和公子的地位，来投靠我，对我很好啊。”管仲回答：“连自己的至亲都可以抛弃的人，不可亲近。”齐桓公最后问道：“竖刁这个人怎么样?他为了伺候我，把自己阉割了，对我可好了。”管仲回答：“人哪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残损自己的肉体来伺候君主的，不可亲近。”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听他的话，重用了那三个人，结果他们联合起来作乱。管仲所说的这三句，指出了凡是能做出超越正常人性、人情范围之外的事情的人，都是不可亲近的，一个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也不会把别人的性命放在心上;一个人连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不爱，也很难相信他会爱别人。
9、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出自《苏秦列传》，意思是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亲戚就敬畏我，贫贱时都轻视我，其他一般人更不用说了。苏秦学纵横术，早年游说诸侯不成功，衣衫褴褛地回到家中，父母兄长都不搭理他，嫂子见了他连织机也没下，妻子也不给他做饭烧水。苏秦后来又去游说诸侯，成功后衣锦还乡，车马行李无数，他的父母兄长、嫂子、妻子跪在地上，不敢抬起头来看他。苏秦问嫂子：“为什么以前态度傲慢而今天如此恭敬呢?”他的嫂子回答：“因为小叔子你现在地位高，钱又多啊!”于是，苏秦大发感慨，说了上面这句话。《战国策》中的记载是：“嗟乎!富贵则亲戚畏惧，贫贱则父母不子，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哎呀!若有富贵则亲戚都畏惧巴结，若贫贱则父母都不当成儿子看待，人活在世上，权势富贵，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啊!这很像今天很流行的一段话：“如果你没有钱，你拿什么维持你的亲情，稳固你的爱情，联络你的友情，靠嘴说吗?别闹了，大家都挺忙的。”
10、此苟富贵，无相忘。出自《陈涉世家》，意思是咱们这群人中，将来若有得到富贵的，别忘了其他人。陈涉早年雇给人家耕地干活，干活累了，在地垄上休息的时候，陈涉发出了上面那个感叹。当时人都嘲笑他：“你一个雇给人家干活的，能有什么富贵?”陈涉的回答是壮志凌云的一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等到陈涉真的富贵了，当初的穷兄弟真的找来了。这帮穷兄弟一看陈涉豪华的宫殿，惊叹了一句：“夥矣，涉之为王沈沈哉!(“夥矣”是楚人的感叹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哇塞”，后面的意思是陈涉这个大王做得好爽啊!)”刚开始陈涉对这帮穷兄弟还行，后来有人对陈涉说，和这些土包子一起影响大王的形象。陈涉也就疏远了当初的穷兄弟。共患难易，共富贵难。今天经常听到有夫妻白手起家，创下亿万财富后，丈夫做不到“苟富贵，无相忘”，而是与曾经共患难的妻子“相忘于江湖”，别寻另一片天空和另一处美景了。

令箭

“8月26日，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老爷湾社村民杨改兰残杀4个孩子，后自杀身亡。9月4日，杨改兰丈夫李克英尸体被发现，经公安机关侦查系服毒死亡。短短8天时间内，杨改兰一家6口离奇死亡。”

周一，作者格隆题为网文“盛世中的蝼蚁”刷爆社交圈，该文用“自我灭门”4字概括这出中国乡村惨剧，其观点引发广泛讨论，层面繁复。分析和猜测中，“取消贫困户”说最为流行。周三，评家王海涛给出“非社会学依据”的“医学依据”，杨改兰之举或许是医学研究所谓“扩大性自杀”？“‘扩大性自杀’，又叫‘慈悲杀人’或‘怜悯性杀人’，是自杀者不忍心自己死后亲人遭受痛苦，而把亲人也一起杀死的行为”……而这个“扩大性自杀”也只是猜测，真相遥远。

周三，评家童大焕发文，其中一段：“在从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面前，在绝对的封闭绝对的苦役绝对的无望面前，谴责和上面的同情一样，都显得格外的廉价格外的无知格外的无情。在她封闭的小心灵里，她把孩子们一起带走，就是对他们最深沉的母爱！因为她无法想像，离开了她的庇护，孩子们会过得多么悲惨多么没有尊严。她自己拼尽一生的努力，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周三，作家连岳在文章里说：“杨改兰杀子事件，让人们再次直面并厌恶贫穷，这是好事，但是理智和市场得出的解决办法，煽情的人们又接受不了，从而固化、加剧贫穷。少一点煽情，多一点理智，有勇气接受‘冷酷’的市场解决办法。——你可以这样在观念上为减少贫穷做贡献。”

令箭

【坚挺的投资才能造就坚挺的乳房】

语出作家毛尖本周观影心得。借上海茅盾诞生120周年活动，毛老师李连续观赏《子夜》《春蚕》《蚀》等老电影，多有感慨：“我们的底层在这几十年里，银幕形象变本加厉地脏乱差，与此同时，底层的尊严也被剥夺殆尽……影像时代，像茅盾像《子夜》这样的作品，可以像BBC那样建立周期性重拍机制了，至于投资，坚挺的投资才能造就坚挺的乳房，几部不到一百万的茅盾，友邦也会惊诧的吧”……艺术与现实、艺术与资本的复杂纠缠被毛老师寥寥几笔说得清清爽爽。

令箭

【尴尬癌】

语出学者唐映红本周专栏，“近日，不少观众在影院观看电影时，被《我的战争》一片的宣传片给‘恶心’到了。我的一些朋友在影院看过之后，坦陈‘这2分钟的宣传片，令我的尴尬癌2个月都消不了’……虽然这样败坏的价值观与这个败坏时代互为表里，而且社会上也确实有一部分人群会认可，甚至赞同宣传片中所表达的观点。但这部分人群并不是影片营销推广的目标消费群体。”

★【老人没有点菜，她点了一场雪】

来自作者臧继贤本周文章，语出作者戴潍娜的“截句”作品：“老人没有点菜，她点了一场雪”……“截句”体诗由作家蒋一谈首创，这种以短为主要特征的诗体“追求瞬间感悟……驱使诗人写出更丰富、更细微、更奇异的生命体验，让读者拥有更多的想象和回味空间”……“截句”会是一个适应碎片年代的新文本吗？

★【996】

近时网络热词，亦称“996工作制”，“99”指工作日早9点到晚9点上班，时长12小时，一周工作6天，且无加班补贴或车贴，合称“996”。评家全江说，“996”是一种歪曲的工作模式，网友我是日月星辰说，“996”“是典型的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公司营收下降，业务萎缩，这是996能解决的？”

★【一直沉淀在汤里的毒素浮上来了】

语出作家余少镭本周专栏，作者从近时引发普遍关注的甘肃白银案嫌犯的性格，联想到“论语”辞章，“儒家为什么要将孝悌提到如此高度呢？我们把这锅心灵鸡汤搅多几下，便不难发现，一直沉淀在汤里的毒素浮上来了，一个字：顺……老百姓在家孝悌，在社会上自然也会是一个顺民。也就是说，忠顺，乃孝的高级形式。因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所以天下无不是之君王”……余少镭的联想让人联想：我们还有多少沉在文化老汤里的毒素？

★【百科全书式北京的哥】

语出饭友地下天鹅绒周三饭文，径直就是个准段子：“遇到了百科全书式的北京的哥，一刻钟路程，给我比较了前方宝马和比亚迪的LOGO设计；鱼香肉丝名字的由来；帕金森早期如何不被误诊为脑梗；辽宁舰甲板上翘的原因；从道桥结构角度分析高速路和快速路的区别；电烤和碳烤羊肉串在口味上的优劣；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自己的，讲这趟为啥又忘打表了。”

令箭

【或许有其他动物虎视眈眈的望着我们】

来自品玩网所刊作者华记文章，语出《寄生兽》主题曲“LET ME HEAR”。作者认为，《寄生兽》通过一场“虚构的冲突，电影完成了对人类的存在，以及人类对于地球的主宰地位批判与反思……‘你们还没发现/我们身为人类有多么受天眷顾/我们是绝对的掠夺者/我们甚至没有任何天敌/或许有其他动物虎视眈眈的望着我们/心想‘总有一天我们会灭绝他们’”……这种假想敌的设置本身，已含谦卑。

★【子宫小说】

来自《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本周报道，康慨将英国作家麦克尤恩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果壳》名之为“子宫小说”：《果壳》“是一部罕见的子宫小说。叙事者尚未出生，不得不做出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努力，以图阻止母亲和叔叔联手杀死父亲……克尤恩喜欢胎儿叙事的视角。‘他能进入最私密的空间，什么都能听到，什么都看不到，必须大量地去作推断，能够全神贯注于思考自己即将加入的那个世界。’先生上周告诉《华尔街日报》，‘写作的一部分乐趣就在于处理这一视角：听事儿，学事儿，懂事儿，猜事儿，琢磨事儿。’”

★【霉霉，你的下一首单曲什么时候发？】

来自澎湃新闻所刊作者滚筒洗衣机娱乐消息，“9月7日，据美国八卦杂志《US WEEKLY》爆料，泰勒·斯威夫特和抖森分手了！报道称，两人分手的原因是抖森希望能够高调地公布恋情，带霉霉参加艾美奖颁奖典礼……三个月的密集曝光，最终抵不过一句——太高调。所以，我就提一个问题：霉霉，你的下一首单曲什么时候发？”……最后的这一问至少浅黑吧？它是在暗示这不过是一场“宣传期热恋”？

★【魔改】

来自作者许叔文章，文章虽然说的“魔改意面”，可语词“魔改”为手办迷了然于心“熟词”。所谓“魔改”，指手办发烧友将量产手办作品依己之愿修改成“适合自己愿望”的版本，后引申为对某项产品的大幅改造，车迷、军迷等不同圈发烧友均有近似“魔改”套路或习惯。

★【赶紧让意大利政腐知道你的排卵期】

来自煎蛋网本周推荐，语出网友。“由于国家生育率下滑，意大利卫生部决定将9月22日定为意大利第一个‘生育日’，宣传时却招来了不少反对……有人在推特上讽刺地写道，‘别太自私。赶紧让意大利政腐知道你的排卵期。这很明显是他们的事’。也有人抗议，‘女性的子宫并非国家财产’”……与本地近似语境完全不同的是，意大利的部领导瞬间道歉了，且已收回原文案。

★【代餐能量棒】

来自品玩网作者光谱消息，“上个月美国著名的代餐饮料公司Soylent发布了两款新产品：代餐饮料+咖啡的Coffiest，以及代餐能量棒Food Bar……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饮食方式，健康饮食固然更好，喜欢吃垃圾食品也是个人自由。但像 Soylent、Coffiest、Food Bar 这样，披着高科技、高效率的时髦外衣，其实降低了我们进食质量、生活情趣，把进食这件可以很有品位的事情变得无趣的产品，我真的再也不想尝试了。”

令箭

【如果不是 你就大声告诉我】

语出诗人余秀华新作。上周三，余秀华母亲去世，余秀华写诗2首，其一曰“骨灰”：“怎样确定那就是你呢，妈妈/那散落在铁盒上的一堆，那么白的一堆//前一刻，你是完整的冰冷/而此刻，你是滚烫的灰烬/怎么确定这就是你呢，妈妈……那么白的一堆，一动不动的一堆/妈妈，你确定被我领回家的/就是你吗/如果不是/你就大声告诉我”……这是一首滚烫的诗，烫伤亲人和自己，甚至包括读到它的人……仅余灰烬。

★【莫兰迪色系】

艺术术语熟词，又称“莫兰迪色调”，因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而闻名。新浪微博网友设计青年本周在微博中以图片方式重提莫兰迪色系的美学风格，认为它那“蒙了一层灰调”的调调，“不张不扬，却在整个画面中，相互制约、互相抵消，让视觉达到完美平衡”……忽然想，应该也有一种“莫兰迪心情”吧？灰不吧唧，暧昧舒缓，自生自灭，自得其乐？

令箭

开始了新一轮以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为核心的创业】

来自作者贾大方本周消息，介绍新项目“死了吗”，创业者骆轶航直言不讳：“品玩也快死了。他痛定思痛……死本身就不怕死。我要做一个为死服务的项目！‘让天下没有难死的人’，让人人享受死亡！不管整个过程是怎样艰难，总之现在他走了出来！带着自己全新的项目——殡葬O2O一条龙项目‘死了吗’，开始了新一轮以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为核心的创业”……这种高度网络化的语文表述好处是亲切莫名，糟糕的地方是，这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难免让人对其真假丈二，今年的愚人节早翻篇儿了，明年的4月1日似还遥远？又在恶搞？

令箭

【他杀式自杀】

来自评家捣蛋熊本周时评，针对河北馆陶县车震青年以死维权一事，捣弹熊说：（此事）“是貌似自杀的他杀……我们早就过了枭首示众的年代，早就否定了捕判大会的做法，早就不再给人家脖子上挂破鞋游街示众，甚至也学会了给未经判决的嫌疑人打上马赛克，对了，犯罪嫌疑人这个词儿也最终普及。但是，示众依然阴魂不散，它在网络旷野上纵马驰骋，践踏公民权利和尊严。”

令箭

茂吕美耶

茂吕美耶，她的文字始终都普罗大众，关注庶民的文化生活，谈吃饭、洗澡、歌谣、传说、怪谈，展示物语的驳杂的日本之美。

死后都难逃文学鞭尸的日本第一位近代女优
2016-09-25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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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11年11月于帝国剧场上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扮演娜拉的须磨子的演技，让戏剧评论家及相关人员惊喜万分，认为日本总算出现了一名前所未有的女优明星。


犹如昙花一现的人生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三月，帝国剧场上演了托尔斯泰原作、岛村抱月改编的新剧《复活》。这出戏风靡一时，扮演女主角的松井须磨子在剧中唱的主题歌〈卡秋莎之歌〉，也成为日本大众流行歌先驱，甚至连歌词都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可爱的卡秋莎呀　离别之苦

至少在微雪还未溶化前

向神明祈个愿吧

可爱的卡秋莎呀　离别之苦

今宵下的这一晚上的雪

将盖住明天的山野路

（作词：岛村抱月、相马御风，作曲：中山晋平）

松井须磨子

松井须磨子唱的这首主题歌，哀切的旋律夺人魂魄，眨眼间便赢得爆炸性的人气，广传日本全国的大街小巷。

据说《复活》最初在帝国剧场上演时，票房不怎么好，但四月以后在大阪、京都上演获得好评，之后在日本全国地方城市巡回演出均连日客满。甚至还远征至台湾、朝鲜、满州、海参崴等地，四年期间的公演次数多达四百四十四次，灌录主题歌的唱片销售量高达两万张，创下前所未有的记录。

目前在 YouTube 上还可以听到当时的录音。没有伴奏，只有不算唱得很好的凄凉歌声，以及留声机的杂音……如果在雨天深夜聆听，再想起她的悲剧人生，身上可能会起一层鸡皮疙瘩。其他人唱的有伴奏的曲子，则不会有这种阴森森的感觉，实在很奇怪。

日本于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才出现国产留声机，当时制造留声机的厂商仅有数家，而且留声机很昂贵，并非庶民随手买得起的商品。松井须磨子的〈卡秋莎之歌〉正是随着刚诞生的国产留声机而流传至日本全国各地。可能当时全世界都在注目托尔斯泰的思想，日本的大学生以及民众也切身感受到新时代的到来，这首崭新旋律的歌曲才会成为日本史上的第一首流行歌吧。

之后又出现屠格涅夫原著的《前夜》剧中插曲，照样大受欢迎。不料，登上新剧演艺圈顶峰的“艺术剧团”，竟发生一件晴天霹雳的大事件。招牌明星松井须磨子，突然在艺术剧团的道具房间内上吊自杀。事件发生于大正八年（一九一九）一月五日早晨。

警方赶到现场进行验尸时，从须磨子的和服腰带里发现一封遗书。遗书是一张用钢笔写成的西洋信纸，粉红色西洋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须磨子生前最信赖的姐夫的名字。信上以“姐夫，我还是要去老师去的地方”为开头，痛切地拜托姐夫将她的尸体埋在岛村抱月的坟墓。

如此，松井须磨子亲手合拢了她那仅三十三年的人生屏幕。

文艺协会的新剧改革

明治时代的青年，一提起“青云之志”，通常意味仕宦之途。坪内逍遥二十六岁（一八八五）时，发表了长篇文艺论文《小说神髓》，提倡写实主义文学，主张文学也具有为人类文明作出一大贡献的重要使命，值得男子汉大丈夫赌上性命。他的论调令当时的日本青年恍然大悟：原来除了政治，还有文学这条路可走。

坪内逍遥

坪内逍遥提倡的“小说”这个词，以及后来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社会小说”、“私小说”等，不但广传全日本，甚至于清末由周作人传至中国，给中国政治小说发展带来很大影响。日后的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太宰治等人，均因《小说神髓》而立志于小说创作。

《小说神髓》也在当时饱受歧视、通称“河滩乞丐”的艺能演员界刮起旋风，新剧运动此起彼落。坪内逍遥和自欧洲留学返回的岛村抱月，于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设立的“文艺协会”，便是新剧运动的母体源泉。

“文艺协会”成立当初，虽以改革文学、美术、戏剧等为目标，但实际以戏剧为主。最初曾试演两次，却都无法脱离业余文艺表演会的水平，留下四百元负债而停止活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坪内逍遥在自宅设置协会附属演剧研究所，招生培训人才。

自长野县上京的松井须磨子，正是“文艺协会”演剧研究所第一期毕业生。据说面试时，坪内逍遥对须磨子的评语是“这女子毫无性感之处，唯一的长处是身体粗壮，整个人看上去相当清淡”。

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五月，文艺协会第一回公演在帝国剧场华丽开幕，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松井须磨子首挑大梁饰演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情人欧菲莉亚。同年十一月再度于帝国剧场上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扮演娜拉的须磨子的演技，让戏剧评论家及相关人员惊喜万分，认为日本总算出现了一名前所未有的女优明星。

《玩偶之家》的娜拉活在传统的婚姻制度下，是个典型的模范妻子，丈夫视她如私有财产的玩偶。最后，娜拉决定离开处处受束缚的家庭，寻找自己的人生。舞台上的某个场景台词大致如下：

“你这样扔下家庭和丈夫和孩子，你疯了吗？你要想想世间到底会怎么看你！”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是认为必须去做我想做的事。”

“岂有此理！你抛弃你最重要的神圣义务，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

“神圣义务？那是什么？”

“你不明白吗？当然是你对丈夫和孩子的义务。”

“我有更重要的神圣义务。”

“你说什么？你还有什么其他义务？”

“当然有！当然有！”

“到底是什么？好，你说说看！”

“我就说，那正是对我自己的义务。”

“荒唐！你在胡说什么？你是个妻子，也是个母亲！”

“我已经不信这套了。比起妻子和母亲，我首先是个人。正好和你一样。”

在那个户长、丈夫、儿子、男人处于霸王地位的时代，松井须磨子于舞台上喊出的“我首先是个人”这句台词，不仅让舞台上的丈夫角色哑口无言，也让观众席的男性宛如挨了巴掌。女性观众则吐出一口大气，那是长年来堵在胸口的闷气，然后神清气爽地离开剧场。

“日本终于出现一名可以演易卜生戏剧的女演员了！”担任舞台导演的岛村抱月兴奋不已。这样的话，或许连契诃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剧作都能上演。说不定不输在英国、法国看过的那些舞台剧。岛村抱月的梦想愈滚愈大。

空前的票房令松井须磨子一举成名，成为新剧界的闪耀之星，登上人气明星宝座。不少专门扮演旦角的新剧演员看了须磨子演的《玩偶之家》后，纷纷觉得，旦角已经没戏可唱。

须磨子从这一年直至自杀那年，她的女优生涯仅八年。但是，在这八年期间，除了《玩偶之家》，她还演过苏德曼的《故乡》、萧伯纳的《宿命之人》、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法国歌剧《卡门》等。虽然每出戏都博得好评，幕后生活并非很顺利。

与岛村抱月的不伦之恋

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五月，“文艺协会”在东京上演《玛格塔·戈培尔》期间，扮演女主角玛格塔角色的松井须磨子和舞台导演岛村抱月的不伦之恋曝光。此问题令须磨子和岛村抱月于日后不得不退出“文艺协会”，更是导致协会解散的主因。

岛村抱月

根据当时寄宿在岛村抱月家当书生的中山晋平，日后于《中央公论》发表的文章《某夜的回想》，描述当时的岛村夫人歇斯底里症状与日加重，每次都来书生房诉苦，并漫骂丈夫的恶行。这令醉心于岛村抱月的中山难以忍受。中山晋平正是日后为《卡秋莎之歌》作曲的人。

某天，中山忍无可忍地向夫人间接抗议道：“如果老师的本性真是个烂人，您先抓住证据再来骂老师好不好？”

夫人回说：“那么，下次他要到大久保（须磨子的住所，于新宿区）时，你和我一起去跟踪看看。”

结果，另一天夜晚，中山书生穿着近似黑色的衣服，陪同夫人一起跟在岛村抱月身后。两人跟踪至高田马场车站附近的杂树林，看到岛村抱月和须磨子在谈话。夫人突然冲过去，抓住岛村的衣领，破口大骂起来。岛村跪在夫人面前说“你想怎样就怎样”，须磨子则大吃一惊地大哭大喊“要以死赔罪”。

若在现代，这种事根本不可能成为婚外恋证据。坏的是，不多久又搜出一封岛村抱月写给须磨子的情书，夫人当场命中山书生抄录下来。事情到此地步，便万事休矣，无计可施。

岛村抱月是岛根县穷人家出身，他是凭藉夫人岛村家的援助，才得以从大学毕业，并成为岛村家的婿养子。何况坪内逍遥是夫人的后盾，岛村抱月在夫人面前处于完全抬不起头的立场。

“文艺协会”对男女问题特别严格，即便在下雨天，男女也不能合撑一把伞，因此传唤了岛村抱月和松井须磨子进行调查。坪内逍遥更狠狠斥责了两人一顿。事后，岛村抱月写了一篇长达七十张稿纸的请愿书寄给坪内逍遥，依旧得不到谅解。两人终于在大正二年（一九三一）五月离开“文艺协会”。

坪内逍遥起初还逞强说，“今后也能培育出第二个须磨子”。然而，失去岛村抱月和松井须磨子的协会，最终仍逃不了解散的命运。总之，岛村抱月抛弃了妻子儿女，离开家庭，于同年九月，怀着悲壮决心与须磨子组成“艺术剧团”。此事件在当时极为轰动，不但惊动了文坛及演艺界，连世人也深感意外。以当时的男女思想观念来看，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不惜抛弃大学教授的地位，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愚行。

“艺术剧团”的首次公演正是前述托尔斯泰的《复活》。

从诸多苦难中出发的“艺术剧团”，正如《复活》字面那般地“复活”了。另一方面，也是从此时起，须磨子的存在成为剧团幕后众多纠纷的根源。年轻演员经常逼迫岛村抱月“要么选择她一人，要么选择我们全体”，有些演员甚至为了不想和须磨子共演，不惜与剧团分袂。尽管如此，岛村抱月始终站在须磨子这一方，任凭媒体和世人丢石子。

须磨子为何如此讨人厌呢？

须磨子曾在《女学世界》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内容大意如下：

“我演的莎乐美是根据意大利老师的指导，老师所教的动作，我都能理解。但是，剧团其他人经常根据他们自己的解释，要我改变动作（演技），如果我不服从或不高兴，他们就会骂我是个傲慢女人。有时我会气得掉眼泪，再偷偷抹去眼泪，这时，他们又会骂我是个用眼泪博得同情的卑劣女人。女人有感情，也有灵魂，不能总是遭受这样的迫害。（中略）其他事姑且不论，但在技艺这方面，我希望不要因为只是女人身分，就必须受到各种伤害。”

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剧团的人一直摆脱不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即便须磨子已经成为剧团的摇钱树，登上天下大明星的宝座，他们也始终视须磨子为“文艺协会”演剧研究所的研究生。何况当时没有“女演员”、“女明星”的概念，这大概是所有纠纷的源头。

这时期，在遥远欧洲的尽头，一名塞尔维亚青年向奥匈帝国皇太子开枪，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幕（一九一四）。但是，日本国内还未燃起硝烟味，反倒处于空前的经济繁荣时代。“艺术剧团”乘着这股景气巨浪，华丽地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赢得热烈掌声和票房－－直至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十一月五日，岛村抱月暴卒那天为止。

连死后都难逃文学鞭尸

不知为何，有关须磨子的资料，愈是往前回溯，愈都是倾向嘲弄、中伤的报导。这些八卦报导写的都是出自个人感情的人身攻击以及恶意诽谤，反倒令人置疑。

大正时代的东京，彩色手绘图

令箭

例如自称和须磨子一起吃过大锅饭的某剧作家，形容须磨子是“一个从信州深山上京的蒙昧无知纺织女工，竟然跑到坪内逍遥的演剧研究所。我有这个女人的亲笔信，先不说涂鸦式的字体，内容全是莫名其妙的词句，从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须磨子是个不学无术的女人”。

另一位文学博士则描述须磨子“是个缺乏教养的女人。不仅缺乏演员的教养，她连一般淑女名媛应该接受的教育都没有，只是小学毕业，而且是个从信州深山上京的村女”。这位文学博士还感叹道，“让这种缺乏教养的女演员登上我国首屈一指的帝国剧场舞台，便足以证明我国的文化有多低，真是令人惭愧至极”。

再来是岛村抱月的后继者某舞台导演，描写“她的技艺并非出自感情和意志，而是强烈的歇斯底里，和直率的反抗性，以及柔软甘美的感伤主义”，最后总结说“是肉体技艺”。

其他还有很多大同小异的批评，作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或小说家、文学博士、律师等。甚至有人评论“她缺乏诗的要素，也缺乏宗教思想。有诗的女性，即便无知，也会安静地观察四周，或从旁侧观看，或盖上一层面纱以恋爱感情观看所有物事”。

这些批评都是须磨子自杀身亡后，作者署名发表的文章，简直是一种“鞭尸文字”。唯一对须磨子献上赞美文章的人，是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指导者平塚雷鸟。平塚雷鸟写道，“她的死，让她完成一场美丽的爱情。她的死，让她可以永久活在梦想的世界”。

站在现代女性的立场，来看上述这些所谓文人、剧作家、文学博士所写的文章，真的会气昏头。难道小学毕业就不能当女演员？难道从地方城市上京的女子就不能当女演员？另外，何谓“有诗的女性”？不说话，不发表意见，不面对真实的一面，才有资格成为“有诗的女性”吗？再说，演员若非“肉体技艺”，难道要他们在梦中面对墙壁演戏？

简直是废话连篇！我光看文章内容，便能看出作者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傲气”。难怪这些人只能称霸一时，无法称王一世，反倒是“缺乏教养”、“缺乏诗性”、“村女出身”的松井须磨子青史留名。

话说回来，松井须磨子虽然确实是信州农村出身的女子，但她娘家并非一般没落武士阶级的农家。直至战国时代“川中岛之战”败战之前，是统治该地的城主，一度没落，后来又复兴门户，三代前的户主是松代藩“文武学校”校长。

此外，须磨子的母亲娘家的叔父是海军中将、陆军少将，因日俄战争有功而获得男爵爵位，算是真正的贵族阶级。姐夫则是当时在东京极尽隆盛的西点铺“风月堂”经营者。须磨子正是仰赖这个姐夫而从长野上京。明治三〇年代的女性，能从地方城市上京求学的例子非常罕见，须磨子明显是上流阶层的女子。

至于“蒙昧无知”这点更令人置疑。“文艺协会”讲授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课程时，都用原文书，须磨子听课时也必定用铅笔记下发音。而且她热衷练习，往往在清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练习演技，甚至连对方的台词也全部背下，怎么可能是“无知”的“纺织女工”或“村女”？

也因此，岛村抱月考虑到须磨子若无法继续当女演员时，打算让她站在大学讲坛，一直对她进行个人教育。既然如此，为什么“艺术剧团”和“文艺协会”的相关人员都在散播她的坏话呢？我想，可能是坪内逍遥和岛村抱月的社会地位以及环境吧。

这些人都是“愿意赌上性命，也要为人类文明作出一大贡献”的“男子汉大丈夫”，和川上贞奴、松旭斋天胜等人所处的“河滩乞丐”艺能界是云泥之别的世界。另一点则为江户出身的人，大部分都自以为是全国最开化、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瞧不起从地方城市上京的人，尤其是女人。这是日本明治时代的男性意识结构，现代女子再如何为须磨子辩解也无济于事。

另一方面，按须磨子的娘家背景来看，倘若她愿意，她可以步入贵族出入的社交界，成为社交界女王。但她还是选择了女优这条路，或许这正是她的真正价值。

据说，须磨子的亲戚起初没有人知道须磨子成为女演员，但《玩偶之家》太轰动，“风月堂”的女儿携伴前往帝国剧场观剧，发现松井须磨子和姨妈长得很像，回来向家人报告。众人大吃一惊地前去确认，证实了松井须磨子果然是“风月堂”的姨妈。

亲戚的海军中将男爵得知此事后怒发冲冠，命所有亲戚都不准让沦为“河滩乞丐”的须磨子进门。须磨子的娘家更与女儿断绝关系，以表谢罪。为此，须磨子返回家乡时，因无法进家门而在庭院的葡萄树下哭了整整一夜。由此也可证明须磨子的出身阶级。

青烟，青烟，全部是青烟

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十一月五日清晨，岛村抱月因感染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而骤逝。

当时须磨子正在明治剧场排练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原著的《初春》，她饰演剧中的疯女人。排练结束后，须磨子拖着疲累身子赶回家时，抱月已经成为一具冰冷尸体。须磨子缠着医生大喊“你让他再活过来”、“你让他再活过来”，无奈医生也无力回天。当晚是明治剧场《初春》的第一场演出，由于这场公演是“艺术剧团”和歌舞伎、新派演员联合举行的演出，而且是和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的松竹公司签订一年合约的工作，无论如何都必须开幕。

所幸明治剧场的观众极富人情。当须磨子出现在舞台时，众人以如雷掌声迎接，掌声包含了对岛村抱月的哀悼以及对须磨子的同情。接着才开始上演诗剧《初春》。据说须磨子演到搂着恋人尸体悲歌的场景时，观众席上传出一阵又一阵的啜泣声。

须磨子

从这天开始，直至须磨子上吊自杀的两个月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首先，岛村家遗族和“艺术剧团”共同组成调整委员会，处理岛村的葬礼，一面上演《初春》，一面进行“艺术剧团”善后处理协议，另有岛村家的财产问题等。好不容易一切都将圆满结束时，不知是谁，也不知该人目的为何，突然爆出“须磨子与楠山正雄（日本剧场评论家、编辑、儿童文学家，当时是“艺术剧团”剧本部成员）几次密商，楠山将成为第二个抱月？”、“两人已经有过肉体关系？”等八卦。结果，犹如捅了马蜂窝，相关人员再度嗡嗡叫了起来，胡乱蜇人，最后蜇出人命。

剧团干事会甚至传唤楠山正雄质询真相。楠山正雄辩明那完全是无稽之谈，为此，他不但退出剧团，之后将近二十年都远离演艺圈，转向儿童文学之途。

岛村抱月过世后，须磨子确实经常找楠山正雄商讨事情。但商讨内容是今后应该单独一人扛起“艺术剧团”的团长重任，或干脆听从松竹公司的建议，成为该公司的专属女演员等。

受四面八方围剿，身心俱疲的须磨子，终于宣言将息影，“艺术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只是还有一场预计在新年公演的《卡门》，身为舞台人的须磨子，当然不能拒绝排练，这是她的社会责任。

回到舞台的须磨子，恢复女优本来的身姿，《卡门》正是她最能胜任的角色，当然叫好又叫座。然而，此时的须磨子已经决意自杀，她在自杀前几天便拍好了新照片，照片中梳的发型是岛村抱月生前最喜欢的日本发。

一月四日，也就是公演第四天晚上，剧本部某团员恰巧路过舞台幕后，看到在舞台旁侧等待出场的须磨子。据说该团员本来想打声招呼，但是须磨子一动不动凝视着地板，严肃表情得令该团员开不了口。

公演结束，须磨子回去后，彻夜写了三封遗书，四点左右，叫醒外甥，让外甥送出去其中两封，最后一封塞进自己的和服腰带。六点至七点之间，须磨子在“艺术剧团”的道具房上吊自杀。

须磨子的葬礼过程和岛村抱月一模一样，日子、时刻都一样。会场规模盛大，灵堂四周摆满了各界致送的花圈，知名新旧演员全出席。但是，她在遗书中再三哀求的“与岛村抱月合葬”的心愿，终究没有达成。岛村抱月没有正式离婚，他的遗骨已经安置在岛村家的坟墓，第三者的须磨子怎么可能和抱月葬在一起呢？最终还是娘家的人带回须磨子的遗骨，让她在家乡永眠。

青烟　青烟　全部是青烟

所有一切　全部是青烟

这是松井须磨子在《卡门》第二幕唱的歌，也是她在舞台上唱的最后一首歌。

日本明治时代末期至大正时代初期的第一颗“明星”，如彗星般出现，又如彗星般消逝。

“所有一切，全部是青烟”──这正是比世人跨前一步，走在时代先端的女性象征吗？亦或是孤高女性必须背负的命运十字架？

注：河滩乞丐：据说歌舞伎始祖出云阿国最初在京都四条河滩跳舞，也就是现代的四条大桥附近的鸭川河滩。江户时代以来，日本某些上流阶级始终称艺人为“河滩乞丐”，是一种鄙视用词。

原标题：日本第一位近代女优──松井须磨子

令箭

茂吕美耶

茂吕美耶，她的文字始终都普罗大众，关注庶民的文化生活，谈吃饭、洗澡、歌谣、传说、怪谈，展示物语的驳杂的日本之美。

书写肉体感官短歌的日本女作家
2016-07-14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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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时的男性，尤其是青年，首次看到这种堂皇正大讴歌官能解放的女性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首次理解原来女子也拥有情欲与知性，于是逐渐成为与谢野晶子作品的俘虏。


为爱而活的恋情诗人

日本自从在镰仓时代确立武士门第封建制度以来，女性在日本文学史便没有任何出色的表现。严格的封建制度身份阶级框架，将女性紧紧捆在户内，令女性无法独立，何来成就表现可言？

女性的生活方式被镶在如出一辙的铸模里，她们无法在文艺界发挥才能，也是理所当然。

对比昔日的平安时代，王朝女官文学奼紫嫣红，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泉式部的和歌、右大将藤原道纲母亲的《蜻蜓日记》、多数女作家编写而成的《荣花物语》等，至今仍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经典。这些由女作家主导的文学风气，在世界文学史也是空前绝后。

然而，中世纪以后，除了初期几名女作家犹如昙花一现，发出短暂而绚烂的光辉外，便只有短歌方面苟延残喘地勉强支撑着女作家的命脉。

之后，长久的封建政治闭幕，迎来明治新时代。明治政府为了尽快建设能与列强并肩的现代国家，认可了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准许女子入学师范学校、音乐学校等。如此，通过新时代的步伐，明治二○年代，总算出现了一位承先启后的女作家樋口一叶，留下《比肩》、《浊江》、《大年夜》等名作，以女作家身份在明治文学史点上一盏华灯。

只是，若从平安时代的王朝文学隆盛期算起，竟然整整过了八百八十多年的岁月。

樋口一叶之后，在因循守旧的短歌世界刮起一阵明治新感性大风大浪，发挥其拔群出萃的才华，鼓翼奋飞的女性，正是与谢野晶子。

这柔嫩肌肤

这一腔澎湃热血

君不来抚触

整天高谈人生论

难道你不觉憋闷？

与谢野晶子

与谢野晶子的短歌作品，多数为描写男欢女爱、肉体感官之美，风格鲜丽、丰盈。仿佛一道挟着万紫千红的花朵，在波光粼粼中倾泻而下的溪流，令蹈常袭故的文学界瞠目结舌。

当时的男性，尤其是青年，首次看到这种堂皇正大讴歌官能解放的女性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首次理解原来女子也拥有情欲与知性，于是逐渐成为与谢野晶子作品的俘虏。

另一方面，给予强烈指责的社会评论也不少。明治三○年代仍残留着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观念，对思想保守的男性来说，确实无法理解与谢野晶子的短歌到底想说什么。

短暂的春季

天地万物有什么

不朽的东西？

于是让他抚弄我

饱满的乳房

令箭

肉体感官和想象力是斩不断的关系。就此意义来说，与谢野晶子的情歌是灵体合一的极致爱情。她的作品与直接诉诸视觉的现代色情影片不一样，先搅乱你的心，再唤醒隐藏在你内心深处的情欲。

而且她终身只对一个男人持续献出这些情歌。这个男人，正是她的丈夫与谢野铁干。说实话，能对丈夫或同一个男人持续维持恋爱感情的女人，不但厉害且惊人，值得令同性为她竖起大拇指。

一般说来，即便最初爱得轰轰烈烈，日子一久，甚或在婚后不久，通常都会逐渐冷却，只剩一截残灰。并非没有爱情，而是激烈的恋慕之情会逐渐演变为平稳的同志爱或类似手足的亲情。试想，每天见面，彼此看惯了对方的日常散漫姿态，你如何持续燃烧恋爱的火焰呢？

但与谢野晶子对丈夫竟一直持续着恋人的激情。她为丈夫生了十二个孩子便是铁证。不但如此，她还创作了多数精彩作品，给自己留下后人无以匹敌的女诗人、短歌作家地位。

无论身为诗人或女人，与谢野晶子的人生态度，都可以说是第一流。

自幼才艺双全的商家女儿

晶子于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十二月七日生于大阪府堺市。娘家姓“凤”，是间甜点老铺。晶子出生时，家里上头已有两个同父异母姐姐和一个同母哥哥，当时因第二个儿子去世不久，凤家父亲很期盼这次也是个男孩。

后来得知生的是女孩后，凤家父亲完全不隐藏失望情怀，并开始寻芳问柳。为此，凤家母亲健康受损，只能将仍是婴儿的晶子送到亲戚家寄养。三年后，弟弟出生，晶子才得以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

少女时代的晶子，在经济宽裕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七岁起便去学古琴、三弦琴、日本舞，更由于凤家父亲嗜好阅读古典和汉文典籍，便让聪明伶俐的女儿晶子去市镇的汉学私塾念书。

从小便是蛀书虫的晶子，在私塾学了许多难懂的汉诗。她憧憬《源氏物语》里的华丽世界，也崇拜汉诗里的杨贵妃，很想尽快体验一场即便抛出性命也不后悔的热恋。她是个早熟少女。

晶子成长的堺市位于摄津国（大阪市）、河内国（大阪府东部）、和泉国（大阪府南部）三国的境界，自古以来即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也是商港。战国时代便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并和朝鲜、琉球有贸易关系，是施行自治制度的自由城市。明治时代以后演变为工业城市，现时亦是大阪的卫星城市之一。

或许受成长环境影响，晶子不想过普通女人那般的人生。她很想继续求学，活出自己的独特人生。无奈，时代是明治。

虽然父母让晶子进女子学校读书，但那也仅是当作女子婚前培训课程的一环，并非真心要女儿习得很多学问，学的也净是家事与缝纫。身为男性，哥哥可以离乡到东京读大学；身为女性，晶子只能乖乖在家静待良缘。

从女子学校毕业后，晶子一面在家帮忙做生意，一面也认真投入《源氏物语》、《大镜》等古典世界，当然也贪婪阅读岛崎藤村、樋口一叶等人的作品。

但是，因阅读而勾起的昂奋情感，却无人可倾诉。

这时，晶子身边出现了一名年轻男子，是晶子家附近的寺院住持继承人——河野铁南。晶子当时是“关西青年文学会”会员，河野铁南也是会员之一。

根据晶子日后回忆，河野铁南是个温和体贴的知识分子，完全有足够条件成为恋爱对象。晶子给铁南写了好几封信。内容很大胆，接近情书。有些信还写着“如果两三天内仍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我将去死”。

收到这种强烈的求爱信，河野铁南想必很困惑。然而，铁南毫无行动，没有反应，导致晶子的恋爱也丝毫没有进展。不过，对晶子的人生来说，铁南还是成为比初恋情人更重要的人物。因为铁南的竹马之友是晶子的终身恋人，也是晶子的丈夫与谢野铁干。

熊熊燃烧的恋情

与谢野铁干和晶子，是各自开辟个人世界的作家，不过，晶子的人生及其作品，均与既是老师，也是恋人，更是丈夫的铁干分不开。

二十出头的晶子于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二月起，用“凤小舟”笔名或用“凤晶子”本名，在“关西青年文学会”机关杂志投稿新体诗、短歌。当时的作品便已经带有丰富的浪漫情感。

与谢野铁干在明治三十二年十一月组成和歌改革的“新诗社”，将固有的“和歌”改为现代“短歌”。远在大阪的“关西青年文学会”同人当然也踊跃支持。

“和歌”与“短歌”均为五、七、五、七、七的五句体歌体，但固有和歌重视序词（同音异词的比喻）、缘语（联想词）、歌枕（地名、名胜之类的代用词）等修辞。简单说来，就是将至少数千字的描写文凝缩为三十一个音节，因此需要某种程度的学问造诣才能读懂固有和歌。与谢野铁干提倡的现代“短歌”则去掉所有修辞，但延续五句体、三十一音节歌体，并以直接倾诉的现代口语作诗。

翌年四月，聚集了天下秀才的机关杂志《明星》创刊，同时，二十八岁的岛崎藤村等年轻诗人们的作品也备受世人关注。

此时，主笔与谢野铁干二十七岁。

由各个都是二十多岁，朝气蓬勃的青年诗人掀起的这股新诗风潮，激烈地席卷了当时的日本诗坛。铁干秉着“有社友交情，无师徒关系”的方针经营新诗社，主张不模仿前人诗，应该创作自己独特的诗，倾注了所有心血。

晶子虽然远在大阪堺市，但她比谁都清楚“新诗社”的革新运动。毕竟河野铁南是铁干的童年好友，通过铁南的诉说，晶子体内的诗人热血必定汹涌澎湃。不过，对晶子来说，“新诗社”和《明星》都仍是遥远的世界，可望而不可即。

晶子二十二岁那年夏天，铁南邀晶子一起到大阪观看与谢野铁干的演讲，并说要介绍两人认识。晶子一颗心怦怦跳。那位有名的主笔诗人要从东京来大阪，而且可以直接对谈！

不要说晶子了，这件事对所有“关西青年文学会”会员来说也是桩大事件。

铁南带着晶子前往大阪。晶子第一次看到铁干。创作英勇诗、雄风诗，绰号“虎铁干”的著名诗人，外貌和晶子想象中的形象不同，竟然是个肤色白皙、高个子的俊美青年。而且对方也看过晶子在“关西青年文学会”机关杂志刊登的现代诗及短歌。

与谢野铁干热情邀请晶子也向《明星》投稿。晶子感激万分，刹那间，倾注于河野铁南的初恋之情完全消失，满腔热情全部移到铁干身上。

晶子在大阪那场演讲席上认识了比自己小一岁的山川登美子。

登美子外貌和她创作的短歌一样，清纯、温柔。晶子和登美子立即成为好朋友。两个女子同时迷上铁干，经常相邀见面，见面时也无止境地聊着铁干的八卦。只要有空，两人便写信给铁干，和现代偶像歌手与追星族女学生的关系毫无两样。

铁干也经常鼓励两人，例如“想创作好诗，便去恋爱”，又例如“拜伦与歌德都是透过多场恋爱，将恋爱当作诗的粮食”等。两人没有辜负铁干的期待，接二连三投稿《明星》。

病床上的你

用我柔软的手臂

轻轻地围绕

在你那发烧的唇

印上我的吻

这首正是在这个时期刊登于《明星》的短歌。此时的晶子和铁干仅是主编与投稿者的关系，还未发展为恋人。估且不论这首短歌的作者长相如何，当时的年轻男子在杂志看到如此充满感官色彩的诗歌时，不为其疯狂才怪。

我因发烧而躺在病床，你不但愿意照料我，还愿意在我干涩的嘴唇印上你的亲吻！

肉体感官和想象力是斩不断的关系。缺乏想象力的话，怎能唤醒隐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欲呢？

总之，晶子正是凭借对铁干的迷恋之情，一首接一首创作出浓艳诱人的情诗。铁干也深知这两名少女的崇拜感情，为晶子取名为“白萩”（白花胡枝子），登美子为“白百合”，关爱有加。

晶子和登美子的短歌受注目后，《明星》的女性投稿者也随之增加。她们互取“白梅”、“白藤”等雅号，在《明星》杂志绚烂盛开。

巫山云雨一夜妻

同一年秋天的十一月五日，铁干邀请晶子与山川登美子一起前往京都会面。

晚秋的京都，正是红叶最盛时期。三人观赏着浓淡相交的红叶，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思，在旅馆过了一夜。一首诗歌都没作成。

当时的铁干正为了膝下已经有一个孩子的婚姻生活而苦恼。由于还未正式入籍，妻子娘家逼迫铁干入赘为养女婿，否则必须分手。双方协商不成，铁干是怀着伤心情感顺路前来京都的。

登美子也因娘家父母命她回故乡结婚，不得不放弃闺秀诗人的前程，成为命运之神的牺牲者而不胜唏嘘。

铁干的妻子娘家之所以转为强硬态度，是因为知道铁干过去和其他女人之间也有孩子（夭折）。如果只是风流过往，还有原谅的余地，但铁干又毫无忌惮地和自己的弟子晶子、登美子公然亲热交往，导致富家独生女的妻子也难消怒意。

铁干确实是著名的诗人，亦是《明星》杂志的主笔兼经营者。但那是徒有其名，并不伴随实质收入。由于妻子娘家是有钱人，铁干经常理所当然地去要钱。《明星》杂志也是多亏妻子娘家的经济援助才得以创刊。

据说，铁干的妻子为了不让娘家父母担忧，甚至典当掉自己的和服以支付房租。尽管如此，倘若铁干具有身为丈夫的诚意那倒还无所谓，可铁干仍只顾着“想创作好诗，便去恋爱”的诗人原则，惹得妻子娘家出面干预。虽然铁干拼命说服岳父，依旧无法挽回一切。

婚姻生活即将没了，登美子也要嫁人，铁干的身边只剩下死忠粉丝的晶子一人。

翌年一月九日，晶子在京都和铁干相会。这一晚，两人跨越了师生关系，成为男女关系。次日，又一起过了一晚。自此以后，晶子宛如破茧而出的蝴蝶，不停飞翔，不停开辟自己的命运之途。

二月，晶子在寄给铁干的信中，附上一首相思情歌。

再见亲爱的

我是京都栗田春

你的两夜妻

来世再邂逅之前

千万别忘却

这首短歌在结集成《乱发》时，改为另一首目前广为人知的内容。可能是晶子和铁干商讨后，认为公开实际地名不太恰当，于是在这首短歌中让晶子假扮为驿站私娼，将两夜改为一夜，换成幻想性比较浓厚的巫山梦里之云雨交欢。

再见亲爱的

我是巫山之春里

你的一夜妻

来世再邂逅之前

千万别忘却

从上述短歌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晶子对两人的前途不太乐观。即便铁干与前妻没有正式入籍，在当时也算是公认夫妻，何况铁干的事业资金全靠前妻娘家提供。此问题一直拖到同年八月晶子的《乱发》上市，解决了铁干的前妻娘家贷款问题后，九月才正式离婚。而铁干和晶子也立即在十月结婚。

总之，二十三岁的晶子在这一年六月辞亲别弟离开家乡，不顾世人的道德诽谤，从堺市迢迢一百三十里（约五百二十公里）来到东京，奔向有妇之夫的怀抱。

我的黑发呀

千丝万缕的黑发

乱纷纷的发

覆以混乱恋情心

乱呀乱呀乱纷纷

我为爱疯狂

身插火焰的翅膀

轻飘飘飞翔

一百三十里旅程

啊呀实在太慌忙

晶子与铁干

弱男子“虎铁干”

铁干和晶子同居这事，果然大受世人指责。亲属中，以东京帝国大学工学学者的哥哥态度最强硬，始终不宽恕妹妹，兄妹陷入绝缘状态。“新诗社”内部也批判晶子这样做对两人都没有好处。

晶子的新生活并非甜甜蜜蜜，所幸八月出版的短歌集《乱发》引发诗坛及世间极大回响，虽然毁誉褒贬兼而有之，却也带来甚多的鼓励和勇气，让晶子增添一份自信。

比起勇往直前的晶子，铁干这个男人实在缺乏自主性。他太爱惹草拈花，随处留情，遭晶子指责时，老是用“我是诗人”这句话当挡箭牌。现实生活中的铁干和诗中的铁干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人，诗坛称铁干为“虎铁干”，实际却是个在经济、精神方面都需要仰赖女人的弱男人。

令箭

晶子与铁干结婚，成为公认妻子后，才理解了前妻的痛苦。

而且铁干与前妻并没有断绝关系，每逢前妻来东京，铁干总是兴高采烈地去见前妻，顺便要求金援。这让晶子非常痛苦，嫉妒万分。同时，晶子也要继前妻之后一把扛下经济方面的辛劳。虽然《乱发》令晶子登上诗坛女王宝座，但当时的热门书和现代的畅销书不同，作者并非可以得到一大笔版税。

家里依旧没有钱，诗歌不能当饭吃，但慕名而来的弟子有增无减。日后在文坛出名、自称“明星派”的年轻文青高村光太郎、佐藤春夫、石川啄木等，经常出入铁干家。晶子必须照料这些年轻弟子的生活琐事。

这般那般的，晶子不停生孩子，也不停为了糊口而创作。接着，在日俄战争最高潮时，发表了著名杰作《你不要死》。这是晶子误以为弟弟身处旅顺包围战中，写给弟弟的作品。

啊，吾弟，我为你哭泣

你千万不要死去

你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子

父母格外疼爱你

他们何曾教你紧握利刃

何曾教你去杀人

不是让你先杀人后葬己

养育你二十四年

在当时那种举国发扬国民斗志、爱国精神的时期，这首诗分明是反战歌。世间当然非难四起，“卖国贼”、“乱臣”怒声一片。对此，晶子毫不畏缩，反倒站前一步高喊：“说出真心话，有何错？女人本来就讨厌战争！”

日后，晶子在随笔内坦述，“我不想写些男人喜欢的女人形象，我想写的是真正的女人姿态，真正的女人情怀”。

晶子没有说谎，她很坦白。但是，她也并非反战作家，她只是担忧弟弟会在战场战死，藉作品吐露真心而已。幸好她弟弟没有战死。事实上，她后来又发表了好几篇支持战争、美化战争的文章。她儿子在甲午战争以海军大尉身份出征时，也写了一首内容与前述反战自由体诗刚好相反的短歌。不过，无论反战或支持战争，晶子都没有欺瞒读者，即便思想缺乏一贯性，她的作品均出自真心。

对多次背叛的丈夫不离不弃

晶子为铁干生下六男六女，其中一人夭折。育儿的日子不轻松，何况晶子还要赚钱养家。主要经济来源当然是文笔工作。在这种家务事、育儿、没钱等沉重的生活压力下，竟然又发生了令晶子痛心的事。

往昔的恋爱敌手登美子成为含蓄、美丽的寡妇，回来了。

这时的铁干，名气已经走下坡，夫妻地位逆转，形成丈夫在背光处吃软饭的立场。

《明星》杂志于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十一月停刊，经营近十年，刚好一百期。停刊原因主要是自然主义文学兴起，浪漫主义衰落，而“新诗社”内部的年轻诗人也不满铁干不准同人在其他杂志发表作品的独断专行，纷纷举起叛旗。铁干等于陷入谷底。

登美子嫁人之前，铁干本来就比较喜欢登美子，登美子成为寡妇后，两人随即旧情复燃。对铁干来说，比起刚强的晶子，温柔沉静的登美子更能振奋男人的自尊。晶子很懊恼。但这段婚外恋没有持续太久，登美子和过世的丈夫一样，罹患肺结核，二十九岁时病逝。

妻子晶子在文坛的地位不断上扬，丈夫铁干则被忘得一干二净。昔日称呼铁干为“老师”的弟子，今日绕着晶子“老师”、“老师”地叫。铁干的胸中肯定很复杂。为了让丈夫恢复自信，让丈夫再度燃起创作热情，晶子想尽办法筹了一笔出国费用，送铁干前往法国游学。

晶子如何筹到这笔钱呢？她不但向报社预支报纸连载的稿费，还在贴金屏风亲笔写了一百首短歌，限量销售，不愧是商家女儿。但是，繁忙的写作工作和接连不断的分娩，应该已经令晶子的身子拉警报了，她却依旧认为丈夫的事态才是当务之急。

就普通男人的立场来说，飞往法国的铁干理应如同出了笼的鸟，把妻子孩子都丢在脑后，尽情享受他的二度单身生活才是。可铁干这个男人，本质并不卑鄙，他一直写信催促晶子也出国看看，要妻子开拓视野，以增广见闻。

半年后的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晶子终于将家里七个孩子托付给小姑，只身前往法国与丈夫会合。晶子出国时，据说送行人多达五百余名。

火车逐渐接近巴黎时，晶子从车窗望见原野上的鲜艳红花。那是五月的罂粟花。想到即将在异国和丈夫重逢，晶子满心欢喜。

啊！五月五月

法兰西的原野上

嫣红似火焰

你是那朵罂粟花

我是这朵罂粟花

婚姻生活十年，小别半年，晶子对铁干的恋情似乎再度燃烧起来。

两人住在蒙马特山丘附近的公寓，饱享了巴黎的生活。不仅巴黎和法国各地，他们也前往伦敦、维也纳、柏林等地。不但和尊敬的雕塑家罗丹见面，也将这些新奇体验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日后又出了一本夫妻共著的书。

对晶子来说，这趟出游的最大收获是在欧洲各地看到的女性身姿。兴盛的女权运动、寄宿处附近的娼妇生活、在商业区勇猛做生意的女性……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生，都是在岛国日本无法目睹的生活样式。这些经验正是晶子日后热衷于评论活动的导火线。

正如铁干预想中那般，晶子确实大开了眼界，增广了见闻。另一方面，晶子因怀上第八个孩子，想起留在东京的七个孩子，于十月匆匆束装回国。晶子逗留在国外的这四个月期间，祖国年号已从“明治”改为“大正”。铁干于三个月后的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一月回国。

十四个月的欧洲生活并没有给铁干带来工作上的成果，但是，夫妻关系确实更上一层楼。

与谢野晶子

率直灿烂的一生

与谢野晶子和铁干在巴黎接触了欧洲气息，各自恢复精神地回国后，两人的社会地位落差愈来愈明显。晶子这边是邀稿蜂拥而来，以女性领导身份向社会发言的机会暴增；铁干那边则久违多年又出了一本诗集，却乏人问津。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末，铁干为了维护残存不全的自尊心，离家出走；翌年，不顾身边众人反对，在京都竞选第十二届众议院议员，落选。

仔细想想，铁干也真可怜，若非和晶子结婚，他大概也不用活得这么辛苦。可回头再细想，晶子算是他一手栽培出的千年奇花，其实他不用夹在男性尊严和现实生活间挣扎。无奈，时代是时代，若在现代，恐怕是不少男性求之不得的立场吧。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基于森鸥外的推荐，铁干就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夫妻俩在东京买了一栋房子，家庭生活总算安稳下来。这时的铁干已经五十多岁，晶子也五十岁了。

晶子在四十多岁时，暗恋过其他男人。对方是小说家有岛武郎。她和有岛武郎的关系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晶子没有隐藏自己对有岛武郎的爱慕之情，甚至在短歌哀叹自己已非当年那个为爱疯狂，身插火焰翅膀飞翔一百三十里旅程的年轻女子。她必须理性地处理自己的感情，何况双方都有社会地位。

不料，有岛武郎最后竟和女性杂志记者陷入恋情，而且对方是有夫之妇，最后在轻井泽的别墅双双自缢殉情。真是讽刺啊！

总的说来，晶子是幸福的女性。她的照片可以证明这点。坦白说，无论年轻时或上了年纪后的晶子，都不漂亮。但是，她在巴黎拍下的照片，说真的，简直判若两人，非常美。

恋爱、生子、创作，中年过后为同性争取女权，再度恋爱（虽然很可能是暗恋）……她活得很率直，活得光芒灿烂。这样的人生，还有何遗憾？

铁干于昭和十年（一九三五）病逝，享寿六十二。七年后的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六十四岁的晶子也离开人世。

在最后那瞬间，晶子脑海里浮出的，是不是在巴黎火车上看到的那群五月鲜红罂粟花呢？

令箭

如何向百姓推销自己？日本天皇是这样做的
2016-05-10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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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说穿了，当时的老百姓根本不明白“国民”到底是啥玩意儿。该如何“推销”天皇，如何呼吁老百姓，新的统治者是京都那位“天子”，而非任何藩主或其他幕府呢？

将近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即将闭幕时，日本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事件频发，但是，德川幕府的统治岁月太久，老百姓很难接受改朝换代的现实。举例来说，由于黄瓜的切痕与德川家的三叶葵家徽相似，某些老一代的江户人甚至不敢吃黄瓜。

（“东京御着辇”，明治元年（1868）10月13日皇居二重桥，小堀鞆音（Kobori Tomoto，1864－1931）画。明治神宫圣德纪念绘画馆藏。）

另一方面，现代的日本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明治天皇巡幸的纪念石碑。其实这些纪念石碑正是新政府苦心推销明治天皇的存在之证据，亦是天皇制现代国家观念如何逐步在老百姓之间扎根的路径。

据说直至明治八年（1875），仍有老百姓称呼天皇为“天公”、“禁公”，因为在江户时代，天皇的称呼是“天子”，皇居是“禁裹”、“禁内”。光看称呼，现代人可能会误以为当时的老百姓极为尊崇天皇，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恰好说明了当时的天皇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江户时代的老百姓的真正统治者是各地藩主，而各地藩主的真正统治者是德川幕府。对老百姓来说，“天公”是遥不可及的存在，“禁裹”更是天远地隔，恐怕只有土生土长的京都人才会具体意识到天皇并非乌有人物。

图注：“农民收获御览”，明治元年（1868）9月27日尾张国（爱知县）热田，森村宜稻（Morimura Gitou，1872－1938）画。明治神宫圣德纪念绘画馆藏。

明治八年，征兵令、学校制度的教育法令都已经颁布，近代国家制度大致成形，但是，新政府还未统一“国民”。说穿了，当时的老百姓根本不明白“国民”到底是啥玩意儿。

新政府的要人当然深知此事。只是，该如何“推销”天皇，如何呼吁老百姓，新的统治者是京都那位“天子”，而非任何藩主或其他幕府呢？

首先在明治元年十月，天皇进江户城时来个盛装游行。

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直至江户，一路上的随从多达二千三百人；进江户城时，还分发下酒菜给老百姓当红包。江户市民则在街道表演花车、摆放摊位，宛如现代的嘉年华会或大型庙会。

也就是说，新政府将一场本来应该威风凛凛、庄严进行的仪式，改头换面为让老百姓也能尽情享乐的狂欢节。表演花车、摆放摊位等，于事前就已经安排妥当。

真不愧是推翻德川幕府的人，这完全是心理战嘛。

而且，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直至抵达江户这一个月的旅程，不但沿途奖赏各地的孝子、节妇，还施与财物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内乱受灾者。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正是以这种方式施仁政，新政府也仿照旧习。

据说，盛装游行和进城费用花掉政府岁入的百分之二十。之所以不惜投下巨资，目的全在给老百姓留下“主人交替”的深刻印象。

明治五年至十八年（1872～1885）期间，天皇巡幸了全国各地。巡幸之际，民众挤在路边观看，有人特地小心翼翼地收集天皇下马徒步时踏过的土壤。

因为老百姓认为天皇踏过的土壤是“圣土”，可以医治百病。但是，这些都是在巡幸前预先筹划的演出，是利用老百姓注重世间利益的心理，巧妙地向民众灌输“新君主”的形象，顺便神化天皇地位，算是一种洗脑式教育宣传。

明治九年（1876），天皇巡幸东北地方时，新政府还特地让迎接的农民打扮得干干净净，村落四处都有手持太阳旗欢迎的儿童。这也是意图将太阳旗与农民信仰的太阳神，天皇与天照大神[1]结合起来的一种演出。

虽然新政府早在明治三年（1870）就公布了日本船必须悬挂太阳旗，之后又成为陆军、海军的军舰旗，政府机关于节日也会悬挂太阳旗以示庆贺，但太阳旗（日本国旗）真正在老百姓之间扎根的契机正是上述的东北巡幸。

此外，至今为止的《君之代》因声誉不佳，也在这一年被废止。作曲者是当时任职英国驻日大使馆护卫队步兵营军乐队队长的约翰·威廉·芬顿[2]。明治十三年（1880），再度由宫内省式部职雅乐课一等伶人（乐师长）林广守[3]撰定《君之代》。

简单说来，当时的太阳旗和《君之代》都是推销新政权的大招牌。真正以“国旗”、“国歌”形象渗透至国民之间，则要等到日清、日俄战争时。

太阳历与国民假日

明治政府将明治五年（1872）十二月三日定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从这天起，日本便开始使用太阳历。

明治六年太阳历。国立天文台图书室藏。

公布时期是前一个月的十一月九日，老百姓当然会乱成一团。明明仍是十二月三日，突然变成新年的元月一日。对老百姓来说，收入减少一个月份，年末的支出却提早一个月。

报纸甚至报导，有些老人家以为必须在两天内做完一个月份的工作而唉声叹气。

新政府为何在明治五年采用太阳历呢？

按江户时代的惯例，工资都是一年领一次年薪，政府却在明治四年废弃旧习，改为月薪。恰巧第二年是阴历闰年，多出一个月。当时的大藏省（财务省）为了节省多出一个月份的公务员薪俸，于是想出这个办法扣掉因闰年而多出来的一个月。

这是当时任职大藏大臣的大隈重信[4]亲口说的，应该是事实。

阴历改为阳历后，变成一星期有七天的七曜制，第七天的星期日是休息日。并且以宫中的祭祀节日为基准，制定了国民假日。

江户时代的假日，除了让员工恢复疲劳，也是祭拜祖先的日子。而新政府制定的国民假日，目的则是让天皇的存在渗透于民间。

令箭

江户时代的幕府国定假日是人日（一月七日七草粥）、上巳（三月三日女儿节）、端午（五月五日端午节）、七夕（七月七日七巧节）、重阳（九月九日菊花节），以及八月一日的八朔。

八月一日是德川家康进江户城的日子，江户幕府将这天定为仅次于新年元日的喜日。不过，对江户庶民来说，八朔也是祈愿五谷丰稔、子孙满堂的日子，顺便在这天送礼给平素深受关照的人。

此外，春分、秋分亦是祭祀祖先的重要日子。这些都是基于老百姓的劳动观念及信仰而深入民间底层的假日。

阳历的明治六年一月四日，新政府又公布废止旧有的五节日和八朔，并以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十一月三日“天长节”（天皇生日）为新假日。

同年十月，又制定一月三日元始节、一月五日新年宴会、一月三十日孝明天皇节，而之前的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则改为二月十一日纪元节。另有四月三日（本来是三月十一日）的神武天皇节、九月十七日（明治十二年又改为十月十七日）神尝祭为国定假日。

全部都是天皇宫中的例行公事。

明治十一年（1878）又增添春季皇灵祭（春分）、秋季皇灵祭（秋分）、一月一日的“四方节”[5]。春分、秋分本来是老百姓祭祀祖先的节日，新政府却将此民俗信仰和天皇的祖灵结合起来。

总之，新政府为了让“天子”改头换面为统治者的“天皇陛下”，为了刷新已经习惯崇敬“公方”（幕府将军）的老百姓旧有观念，确实绞尽了脑汁。

如此，这些国定假日和节日通过神社、政府机关、学校，逐步地渗入民间。

据说，大正时代时，由于大正天皇的生日是八月三十一日，正是炎炎夏日，不知是谁出的鬼主意，认为天气太热对“天长节”有碍，竟然改为比较凉快的十月三十一日。

华族制度

江户幕府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6]将政权归还朝廷（大政奉还）后，诞生了明治政府。但是，各藩治理的领土以及当地的老百姓依旧归藩主所有。之后，藩主将领土（版）和人民（户籍）归还天皇，正是日本历史名词中的“版籍奉还”。

明治二年（1869）六月实施“版籍奉还”，藩主成为新政府官员（知藩事），也被允许治理原有的版图。

此外，藩主和朝廷公卿一样，都被赋予特殊的“华族”身份地位。“华族”即“贵族”。当时的华族数有四百二十七家。

然而，明治四年（1871）七月，新政府又实施了“废藩置县”政策，各个“藩”国均改为“县”。而且，新政府为了防御旧藩主纠众兵变，不但撤销旧藩主的“知藩事”职任，并规定所有旧藩主都必须定居东京。

图注：废藩置县，明治4年（1871）7月14日，紫宸殿代大广间（皇居），小堀鞆音（Kobori Tomoto，1864－1931）画。明治神宫圣德纪念绘画馆藏。

六年后的明治十年十月，专门让华族家的孩子们接受特殊教育的华族学校于东京神田锦町竣工，地皮是天皇给予的，也就是现在的学习院。

华族学校的正门，现在是学习院女子大学正门。

隆重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那天，天皇和皇后都出席了。天皇当场授予“学习院”称号。课程是小学八年，中学八年，第一届入学的孩子总计一百三十名。

学校是潇洒的西式建筑，铁制正门气势宏伟。

开学三个月前，七月一日的《朝野新闻》在报纸上描述：

“富丽堂皇的铁制正门花费三千日圆，本以为是外国制的，不料竟是国产品，负责制造的是埼玉县川口市的工厂。”

看到这则新闻报导的俄罗斯大使，首次明白原来日本也有能制作如此精美工艺的工厂，于是取消巴黎某工厂的订单，再度委托埼玉县川口市那家工厂制作俄罗斯公使馆正门。

明治十七（1884）年七月颁布“华族令”后，华族制度有了很大变化。不仅原来的朝臣以及大名，只要对国家有功，任何人都能晋升为华族。

为了明确区别其地位，华族制度分为公、侯、伯、子、男爵五等级。身份是世袭制，子孙也能继承，职责是保护皇室。

公爵、侯爵是旧朝臣和大名，新添加的伯爵、子爵、男爵则为建立明治政府有功者。之后，连军人、高级官僚、商人等也成为华族，尤其甲午战争之后，政府更胡乱颁授爵位，令花店赚了不少钱。

明治二十二年（1889）十月一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导，皇太子宽仁亲王（日后的大正天皇），将于十月五日进学习院上学。

对此，学校方面以及某些华族人士提议应该提供一个特殊座位，但据说，传达天皇意志的宫内厅表示，如此做的话，在教育上对皇太子不好，于是一切依照旧例，并不因为对方是皇太子身份而给予任何特殊待遇。

自此开始，直至今日，天皇家的孩子、皇族的孩子进学习院上学便成为一种惯例。

二次大战后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施行《日本国宪法》，华族制度才被废除。

书生风俗

东京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后，地方城市的青年也争先恐后怀着青云之志进京。

萨摩藩（鹿児岛县）、长州藩（山口县）、土佐藩（高知县）、肥前藩（佐贺县、长崎县一部）出身的青年，大多会利用各种门路与已经登上显赫高官职位的前辈攀关系。明治新政府的中心人物正是这四藩的人，因而这四藩出身的青年可以仰赖乡亲关系挤进政界官场。

其他藩国以及东北地方的青年，由于藩主和前辈错过了维新之功，进京后，只能寻求以技能出人头地之途。

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地方城市青年涌进东京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特殊文化风俗，正是日本历史名词之一的“书生风俗”。

为了接纳这些地方青年，东京出现了许多学生宿舍或让学生寄宿的人家。本乡和神田聚集着各种学校，这些青年多半住在学校附近。

家庭经济不好但肯上进的青年，运气好的话，可以寄宿在官员或富商家里，主人提供学费和吃住，让青年一面求学一面帮忙做家事及杂事。用现代话形容，主人算是一种慈善家或赞助者，有些“书生”甚至可以出国留学。

论素质，论学力，当时的“书生”和现代的大学生均有天地之别。他们可以说是走在时代最尖端的精英。

坪内逍遥（Tsubouchi Sho-yo-，1859－1935）的小说《当生书生气质》插画

举例来说，明治二十年（1887）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地方出身学生，法学系占79%，医学系占84%，文学系占75%。这些精英正是日后左右日本国家去向的政府官僚。

只是，像东京这种大都市，虽然具有让年轻人登龙的可能性，但同时也隐藏着各种强烈刺激官能的陷阱。这点在现代也一样，从地方城市进京的年轻人，若缺乏坚毅的大志，恐怕会宛如跌入一座大迷宫，晕头转向地在原地转圈子。

西餐、肉食普及之后，率先享受流行的人正是这些“书生”。在吃茶店边喝咖啡边阅读的风气也是这些“书生”带头造成。此外，东京更是日本全国的言论机关核心，年轻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甚至可以纠众组党起事。

“书生风俗”一直持续至昭和时代初期。战前，日本有不少富裕人家都有让“书生”寄宿的“书生房”。

当时的“书生”很容易辨认，通常在开襟传统和服里又穿一件立领白衬衫，下半身配一件下裳的“袴”，脚上是一双高齿木屐，走起路来铿锵铿锵作响。如果怀中再抱着几本洋书，那真是会迷煞许多情窦初开的少女。

原标题：推销天皇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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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Amaterasu-Oomikami，女神，今日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最高神祇，日本民族的總氏神。

[2] John William Fenton，1831－1890。爱尔兰出身的英国军乐队员。

[3] Hayashi Hiromori，1831－1896。幕末、明治前期的雅樂演奏者。

[4] Okuma Shigenobu，1838～1922。佐贺县出身。第8、17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第30、32任内务大臣，贵族院议员。早稻田大学创校者。侯爵爵位。

[5] Shihousetsu。目前的“四方拜”（Shihouhai），宫中一年最初的仪式。

[6] Tokugawa Yoshinobu，1837－1913。

令箭

在文学中度过一生是什么样子

原创 2016-09-26 思郁 说书人思郁

思郁
在文学中度过一生是什么样子？

我脑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形象，不是那些写满文学史的大作家，而是小说家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斯通纳，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名失败者。自从进入到大学那天起，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先是一名普通学生，然后读博士，留校任教，直到生命结束，都还是一名普通的助理教授。他没有名著流传后世，也没有什么朋友，没有在教过的学生中留下任何深刻的记忆，去世之后，他的名字也只出现在几位同事捐给图书馆的一部中世纪手稿中的题记中。

他的婚姻失败了，与妻子争夺女儿的爱中也失败了，当他真正意识到，他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却退缩了，牺牲了他的爱情。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辉煌纪录，是给一名旁听的学生打了不及格的分数，并不惜得为此罪院里的领导，一生都再无升迁的可能。这样的一个全方面都失败的小人物，我们却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激情。这是为什么？

奥威尔说过一句话，任何人的一生，如果从内部审视起来，都是一连串的失败。因为从自我开始审视，我们几乎对自己的人生都不满意。实现一个目标，就欲望更大，想要的更多。所以我们总是变得很贪婪，渴望更多更好的东西。而斯通纳的不同在于，他的失败正是在于他丧失了生活的激情之后，不再渴求任何外在的成功，将他全部的精神都倾注在了对文学的教授和写作上。他的一生都是被动的，出生在农家，去大学读的也农学院，本来按部就班的完成学业，回家守着土地，娶妻生子，度过一生。但旁听过一堂文学课之后，他的自我意识突然苏醒了——威廉斯写到这部分的时候十分动情——换了文学专业，花了一年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图书馆，从此与文学相伴。

文学的魅力之一，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我们总信以为真。斯通纳身上汇聚了文学史上众多默默无名的形象，几乎每个无名的写作者都能从这个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但是文学的特质也有它势利眼的一面，文学能铭记的只有那些经典作家和作品。寥寥几百页的文学史提到的作家也不过数百位，而且这个榜单随着时代的变换，有人重新竞争上榜，有人被弃之脑后，从此湮没无闻，成为失落中的一员。就连《斯通纳》的作者约翰·威廉斯，也是出版了这部小说五十多年后，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阅读视野。

同样是在文学中度过一生，当然还有另外很多种方式。比如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这个天赋骄人的女性，自小喜欢读书。但是，她读书只因为喜欢读书，而不是想在学院度过一生。在她的日记《重生》中，1949年5月的一则日记写道：“我用我新的眼光，重新打量我周围的生活。非常特别的一点是，我开始害怕地意识到，我正让自己越来越陷入到学术生活中去。这会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只要能继续得高分，继续读硕士，然后当助教，选个根本没人感兴趣的冷门课题写几篇论文，然后到了六十岁，变丑、受人尊敬，当个正教授……天哪，我都差点要向什么屈服了啊？”这一年她十六岁，刚刚进入加州大学，但已经开始对周围的学习氛围产生厌倦，下一年就申请转到了芝加哥大学。

在1949年5月31日的日记中，得知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她憧憬着大学的美好生活：“我到芝加哥后，真的会知道干什么——我会马不停蹄地出去，抓紧体验，而非等体验来找我。”这则日记的结尾处她写到：一切从现在开始——我重生了！这是她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刻，但是她选择了与斯通纳截然不同的生活，她厌恶在学院教书，她只想写作、旅游和演讲，自由自在。

桑塔格是斯通纳的反面，但他们是一体两面。他们选择的生活都是他们热爱的生活，他们的选择也都是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的自发选择。无论从世俗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但是在文学人生中，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就是：过文学的人生，让人生成为大写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