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茂吕美耶

茂吕美耶，她的文字始终都普罗大众，关注庶民的文化生活，谈吃饭、洗澡、歌谣、传说、怪谈，展示物语的驳杂的日本之美。

书写肉体感官短歌的日本女作家
2016-07-14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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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时的男性，尤其是青年，首次看到这种堂皇正大讴歌官能解放的女性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首次理解原来女子也拥有情欲与知性，于是逐渐成为与谢野晶子作品的俘虏。


为爱而活的恋情诗人

日本自从在镰仓时代确立武士门第封建制度以来，女性在日本文学史便没有任何出色的表现。严格的封建制度身份阶级框架，将女性紧紧捆在户内，令女性无法独立，何来成就表现可言？

女性的生活方式被镶在如出一辙的铸模里，她们无法在文艺界发挥才能，也是理所当然。

对比昔日的平安时代，王朝女官文学奼紫嫣红，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泉式部的和歌、右大将藤原道纲母亲的《蜻蜓日记》、多数女作家编写而成的《荣花物语》等，至今仍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经典。这些由女作家主导的文学风气，在世界文学史也是空前绝后。

然而，中世纪以后，除了初期几名女作家犹如昙花一现，发出短暂而绚烂的光辉外，便只有短歌方面苟延残喘地勉强支撑着女作家的命脉。

之后，长久的封建政治闭幕，迎来明治新时代。明治政府为了尽快建设能与列强并肩的现代国家，认可了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准许女子入学师范学校、音乐学校等。如此，通过新时代的步伐，明治二○年代，总算出现了一位承先启后的女作家樋口一叶，留下《比肩》、《浊江》、《大年夜》等名作，以女作家身份在明治文学史点上一盏华灯。

只是，若从平安时代的王朝文学隆盛期算起，竟然整整过了八百八十多年的岁月。

樋口一叶之后，在因循守旧的短歌世界刮起一阵明治新感性大风大浪，发挥其拔群出萃的才华，鼓翼奋飞的女性，正是与谢野晶子。

这柔嫩肌肤

这一腔澎湃热血

君不来抚触

整天高谈人生论

难道你不觉憋闷？

与谢野晶子

与谢野晶子的短歌作品，多数为描写男欢女爱、肉体感官之美，风格鲜丽、丰盈。仿佛一道挟着万紫千红的花朵，在波光粼粼中倾泻而下的溪流，令蹈常袭故的文学界瞠目结舌。

当时的男性，尤其是青年，首次看到这种堂皇正大讴歌官能解放的女性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首次理解原来女子也拥有情欲与知性，于是逐渐成为与谢野晶子作品的俘虏。

另一方面，给予强烈指责的社会评论也不少。明治三○年代仍残留着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观念，对思想保守的男性来说，确实无法理解与谢野晶子的短歌到底想说什么。

短暂的春季

天地万物有什么

不朽的东西？

于是让他抚弄我

饱满的乳房

令箭

肉体感官和想象力是斩不断的关系。就此意义来说，与谢野晶子的情歌是灵体合一的极致爱情。她的作品与直接诉诸视觉的现代色情影片不一样，先搅乱你的心，再唤醒隐藏在你内心深处的情欲。

而且她终身只对一个男人持续献出这些情歌。这个男人，正是她的丈夫与谢野铁干。说实话，能对丈夫或同一个男人持续维持恋爱感情的女人，不但厉害且惊人，值得令同性为她竖起大拇指。

一般说来，即便最初爱得轰轰烈烈，日子一久，甚或在婚后不久，通常都会逐渐冷却，只剩一截残灰。并非没有爱情，而是激烈的恋慕之情会逐渐演变为平稳的同志爱或类似手足的亲情。试想，每天见面，彼此看惯了对方的日常散漫姿态，你如何持续燃烧恋爱的火焰呢？

但与谢野晶子对丈夫竟一直持续着恋人的激情。她为丈夫生了十二个孩子便是铁证。不但如此，她还创作了多数精彩作品，给自己留下后人无以匹敌的女诗人、短歌作家地位。

无论身为诗人或女人，与谢野晶子的人生态度，都可以说是第一流。

自幼才艺双全的商家女儿

晶子于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十二月七日生于大阪府堺市。娘家姓“凤”，是间甜点老铺。晶子出生时，家里上头已有两个同父异母姐姐和一个同母哥哥，当时因第二个儿子去世不久，凤家父亲很期盼这次也是个男孩。

后来得知生的是女孩后，凤家父亲完全不隐藏失望情怀，并开始寻芳问柳。为此，凤家母亲健康受损，只能将仍是婴儿的晶子送到亲戚家寄养。三年后，弟弟出生，晶子才得以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

少女时代的晶子，在经济宽裕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七岁起便去学古琴、三弦琴、日本舞，更由于凤家父亲嗜好阅读古典和汉文典籍，便让聪明伶俐的女儿晶子去市镇的汉学私塾念书。

从小便是蛀书虫的晶子，在私塾学了许多难懂的汉诗。她憧憬《源氏物语》里的华丽世界，也崇拜汉诗里的杨贵妃，很想尽快体验一场即便抛出性命也不后悔的热恋。她是个早熟少女。

晶子成长的堺市位于摄津国（大阪市）、河内国（大阪府东部）、和泉国（大阪府南部）三国的境界，自古以来即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也是商港。战国时代便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并和朝鲜、琉球有贸易关系，是施行自治制度的自由城市。明治时代以后演变为工业城市，现时亦是大阪的卫星城市之一。

或许受成长环境影响，晶子不想过普通女人那般的人生。她很想继续求学，活出自己的独特人生。无奈，时代是明治。

虽然父母让晶子进女子学校读书，但那也仅是当作女子婚前培训课程的一环，并非真心要女儿习得很多学问，学的也净是家事与缝纫。身为男性，哥哥可以离乡到东京读大学；身为女性，晶子只能乖乖在家静待良缘。

从女子学校毕业后，晶子一面在家帮忙做生意，一面也认真投入《源氏物语》、《大镜》等古典世界，当然也贪婪阅读岛崎藤村、樋口一叶等人的作品。

但是，因阅读而勾起的昂奋情感，却无人可倾诉。

这时，晶子身边出现了一名年轻男子，是晶子家附近的寺院住持继承人——河野铁南。晶子当时是“关西青年文学会”会员，河野铁南也是会员之一。

根据晶子日后回忆，河野铁南是个温和体贴的知识分子，完全有足够条件成为恋爱对象。晶子给铁南写了好几封信。内容很大胆，接近情书。有些信还写着“如果两三天内仍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我将去死”。

收到这种强烈的求爱信，河野铁南想必很困惑。然而，铁南毫无行动，没有反应，导致晶子的恋爱也丝毫没有进展。不过，对晶子的人生来说，铁南还是成为比初恋情人更重要的人物。因为铁南的竹马之友是晶子的终身恋人，也是晶子的丈夫与谢野铁干。

熊熊燃烧的恋情

与谢野铁干和晶子，是各自开辟个人世界的作家，不过，晶子的人生及其作品，均与既是老师，也是恋人，更是丈夫的铁干分不开。

二十出头的晶子于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二月起，用“凤小舟”笔名或用“凤晶子”本名，在“关西青年文学会”机关杂志投稿新体诗、短歌。当时的作品便已经带有丰富的浪漫情感。

与谢野铁干在明治三十二年十一月组成和歌改革的“新诗社”，将固有的“和歌”改为现代“短歌”。远在大阪的“关西青年文学会”同人当然也踊跃支持。

“和歌”与“短歌”均为五、七、五、七、七的五句体歌体，但固有和歌重视序词（同音异词的比喻）、缘语（联想词）、歌枕（地名、名胜之类的代用词）等修辞。简单说来，就是将至少数千字的描写文凝缩为三十一个音节，因此需要某种程度的学问造诣才能读懂固有和歌。与谢野铁干提倡的现代“短歌”则去掉所有修辞，但延续五句体、三十一音节歌体，并以直接倾诉的现代口语作诗。

翌年四月，聚集了天下秀才的机关杂志《明星》创刊，同时，二十八岁的岛崎藤村等年轻诗人们的作品也备受世人关注。

此时，主笔与谢野铁干二十七岁。

由各个都是二十多岁，朝气蓬勃的青年诗人掀起的这股新诗风潮，激烈地席卷了当时的日本诗坛。铁干秉着“有社友交情，无师徒关系”的方针经营新诗社，主张不模仿前人诗，应该创作自己独特的诗，倾注了所有心血。

晶子虽然远在大阪堺市，但她比谁都清楚“新诗社”的革新运动。毕竟河野铁南是铁干的童年好友，通过铁南的诉说，晶子体内的诗人热血必定汹涌澎湃。不过，对晶子来说，“新诗社”和《明星》都仍是遥远的世界，可望而不可即。

晶子二十二岁那年夏天，铁南邀晶子一起到大阪观看与谢野铁干的演讲，并说要介绍两人认识。晶子一颗心怦怦跳。那位有名的主笔诗人要从东京来大阪，而且可以直接对谈！

不要说晶子了，这件事对所有“关西青年文学会”会员来说也是桩大事件。

铁南带着晶子前往大阪。晶子第一次看到铁干。创作英勇诗、雄风诗，绰号“虎铁干”的著名诗人，外貌和晶子想象中的形象不同，竟然是个肤色白皙、高个子的俊美青年。而且对方也看过晶子在“关西青年文学会”机关杂志刊登的现代诗及短歌。

与谢野铁干热情邀请晶子也向《明星》投稿。晶子感激万分，刹那间，倾注于河野铁南的初恋之情完全消失，满腔热情全部移到铁干身上。

晶子在大阪那场演讲席上认识了比自己小一岁的山川登美子。

登美子外貌和她创作的短歌一样，清纯、温柔。晶子和登美子立即成为好朋友。两个女子同时迷上铁干，经常相邀见面，见面时也无止境地聊着铁干的八卦。只要有空，两人便写信给铁干，和现代偶像歌手与追星族女学生的关系毫无两样。

铁干也经常鼓励两人，例如“想创作好诗，便去恋爱”，又例如“拜伦与歌德都是透过多场恋爱，将恋爱当作诗的粮食”等。两人没有辜负铁干的期待，接二连三投稿《明星》。

病床上的你

用我柔软的手臂

轻轻地围绕

在你那发烧的唇

印上我的吻

这首正是在这个时期刊登于《明星》的短歌。此时的晶子和铁干仅是主编与投稿者的关系，还未发展为恋人。估且不论这首短歌的作者长相如何，当时的年轻男子在杂志看到如此充满感官色彩的诗歌时，不为其疯狂才怪。

我因发烧而躺在病床，你不但愿意照料我，还愿意在我干涩的嘴唇印上你的亲吻！

肉体感官和想象力是斩不断的关系。缺乏想象力的话，怎能唤醒隐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欲呢？

总之，晶子正是凭借对铁干的迷恋之情，一首接一首创作出浓艳诱人的情诗。铁干也深知这两名少女的崇拜感情，为晶子取名为“白萩”（白花胡枝子），登美子为“白百合”，关爱有加。

晶子和登美子的短歌受注目后，《明星》的女性投稿者也随之增加。她们互取“白梅”、“白藤”等雅号，在《明星》杂志绚烂盛开。

巫山云雨一夜妻

同一年秋天的十一月五日，铁干邀请晶子与山川登美子一起前往京都会面。

晚秋的京都，正是红叶最盛时期。三人观赏着浓淡相交的红叶，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思，在旅馆过了一夜。一首诗歌都没作成。

当时的铁干正为了膝下已经有一个孩子的婚姻生活而苦恼。由于还未正式入籍，妻子娘家逼迫铁干入赘为养女婿，否则必须分手。双方协商不成，铁干是怀着伤心情感顺路前来京都的。

登美子也因娘家父母命她回故乡结婚，不得不放弃闺秀诗人的前程，成为命运之神的牺牲者而不胜唏嘘。

铁干的妻子娘家之所以转为强硬态度，是因为知道铁干过去和其他女人之间也有孩子（夭折）。如果只是风流过往，还有原谅的余地，但铁干又毫无忌惮地和自己的弟子晶子、登美子公然亲热交往，导致富家独生女的妻子也难消怒意。

铁干确实是著名的诗人，亦是《明星》杂志的主笔兼经营者。但那是徒有其名，并不伴随实质收入。由于妻子娘家是有钱人，铁干经常理所当然地去要钱。《明星》杂志也是多亏妻子娘家的经济援助才得以创刊。

据说，铁干的妻子为了不让娘家父母担忧，甚至典当掉自己的和服以支付房租。尽管如此，倘若铁干具有身为丈夫的诚意那倒还无所谓，可铁干仍只顾着“想创作好诗，便去恋爱”的诗人原则，惹得妻子娘家出面干预。虽然铁干拼命说服岳父，依旧无法挽回一切。

婚姻生活即将没了，登美子也要嫁人，铁干的身边只剩下死忠粉丝的晶子一人。

翌年一月九日，晶子在京都和铁干相会。这一晚，两人跨越了师生关系，成为男女关系。次日，又一起过了一晚。自此以后，晶子宛如破茧而出的蝴蝶，不停飞翔，不停开辟自己的命运之途。

二月，晶子在寄给铁干的信中，附上一首相思情歌。

再见亲爱的

我是京都栗田春

你的两夜妻

来世再邂逅之前

千万别忘却

这首短歌在结集成《乱发》时，改为另一首目前广为人知的内容。可能是晶子和铁干商讨后，认为公开实际地名不太恰当，于是在这首短歌中让晶子假扮为驿站私娼，将两夜改为一夜，换成幻想性比较浓厚的巫山梦里之云雨交欢。

再见亲爱的

我是巫山之春里

你的一夜妻

来世再邂逅之前

千万别忘却

从上述短歌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晶子对两人的前途不太乐观。即便铁干与前妻没有正式入籍，在当时也算是公认夫妻，何况铁干的事业资金全靠前妻娘家提供。此问题一直拖到同年八月晶子的《乱发》上市，解决了铁干的前妻娘家贷款问题后，九月才正式离婚。而铁干和晶子也立即在十月结婚。

总之，二十三岁的晶子在这一年六月辞亲别弟离开家乡，不顾世人的道德诽谤，从堺市迢迢一百三十里（约五百二十公里）来到东京，奔向有妇之夫的怀抱。

我的黑发呀

千丝万缕的黑发

乱纷纷的发

覆以混乱恋情心

乱呀乱呀乱纷纷

我为爱疯狂

身插火焰的翅膀

轻飘飘飞翔

一百三十里旅程

啊呀实在太慌忙

晶子与铁干

弱男子“虎铁干”

铁干和晶子同居这事，果然大受世人指责。亲属中，以东京帝国大学工学学者的哥哥态度最强硬，始终不宽恕妹妹，兄妹陷入绝缘状态。“新诗社”内部也批判晶子这样做对两人都没有好处。

晶子的新生活并非甜甜蜜蜜，所幸八月出版的短歌集《乱发》引发诗坛及世间极大回响，虽然毁誉褒贬兼而有之，却也带来甚多的鼓励和勇气，让晶子增添一份自信。

比起勇往直前的晶子，铁干这个男人实在缺乏自主性。他太爱惹草拈花，随处留情，遭晶子指责时，老是用“我是诗人”这句话当挡箭牌。现实生活中的铁干和诗中的铁干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人，诗坛称铁干为“虎铁干”，实际却是个在经济、精神方面都需要仰赖女人的弱男人。

令箭

晶子与铁干结婚，成为公认妻子后，才理解了前妻的痛苦。

而且铁干与前妻并没有断绝关系，每逢前妻来东京，铁干总是兴高采烈地去见前妻，顺便要求金援。这让晶子非常痛苦，嫉妒万分。同时，晶子也要继前妻之后一把扛下经济方面的辛劳。虽然《乱发》令晶子登上诗坛女王宝座，但当时的热门书和现代的畅销书不同，作者并非可以得到一大笔版税。

家里依旧没有钱，诗歌不能当饭吃，但慕名而来的弟子有增无减。日后在文坛出名、自称“明星派”的年轻文青高村光太郎、佐藤春夫、石川啄木等，经常出入铁干家。晶子必须照料这些年轻弟子的生活琐事。

这般那般的，晶子不停生孩子，也不停为了糊口而创作。接着，在日俄战争最高潮时，发表了著名杰作《你不要死》。这是晶子误以为弟弟身处旅顺包围战中，写给弟弟的作品。

啊，吾弟，我为你哭泣

你千万不要死去

你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子

父母格外疼爱你

他们何曾教你紧握利刃

何曾教你去杀人

不是让你先杀人后葬己

养育你二十四年

在当时那种举国发扬国民斗志、爱国精神的时期，这首诗分明是反战歌。世间当然非难四起，“卖国贼”、“乱臣”怒声一片。对此，晶子毫不畏缩，反倒站前一步高喊：“说出真心话，有何错？女人本来就讨厌战争！”

日后，晶子在随笔内坦述，“我不想写些男人喜欢的女人形象，我想写的是真正的女人姿态，真正的女人情怀”。

晶子没有说谎，她很坦白。但是，她也并非反战作家，她只是担忧弟弟会在战场战死，藉作品吐露真心而已。幸好她弟弟没有战死。事实上，她后来又发表了好几篇支持战争、美化战争的文章。她儿子在甲午战争以海军大尉身份出征时，也写了一首内容与前述反战自由体诗刚好相反的短歌。不过，无论反战或支持战争，晶子都没有欺瞒读者，即便思想缺乏一贯性，她的作品均出自真心。

对多次背叛的丈夫不离不弃

晶子为铁干生下六男六女，其中一人夭折。育儿的日子不轻松，何况晶子还要赚钱养家。主要经济来源当然是文笔工作。在这种家务事、育儿、没钱等沉重的生活压力下，竟然又发生了令晶子痛心的事。

往昔的恋爱敌手登美子成为含蓄、美丽的寡妇，回来了。

这时的铁干，名气已经走下坡，夫妻地位逆转，形成丈夫在背光处吃软饭的立场。

《明星》杂志于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十一月停刊，经营近十年，刚好一百期。停刊原因主要是自然主义文学兴起，浪漫主义衰落，而“新诗社”内部的年轻诗人也不满铁干不准同人在其他杂志发表作品的独断专行，纷纷举起叛旗。铁干等于陷入谷底。

登美子嫁人之前，铁干本来就比较喜欢登美子，登美子成为寡妇后，两人随即旧情复燃。对铁干来说，比起刚强的晶子，温柔沉静的登美子更能振奋男人的自尊。晶子很懊恼。但这段婚外恋没有持续太久，登美子和过世的丈夫一样，罹患肺结核，二十九岁时病逝。

妻子晶子在文坛的地位不断上扬，丈夫铁干则被忘得一干二净。昔日称呼铁干为“老师”的弟子，今日绕着晶子“老师”、“老师”地叫。铁干的胸中肯定很复杂。为了让丈夫恢复自信，让丈夫再度燃起创作热情，晶子想尽办法筹了一笔出国费用，送铁干前往法国游学。

晶子如何筹到这笔钱呢？她不但向报社预支报纸连载的稿费，还在贴金屏风亲笔写了一百首短歌，限量销售，不愧是商家女儿。但是，繁忙的写作工作和接连不断的分娩，应该已经令晶子的身子拉警报了，她却依旧认为丈夫的事态才是当务之急。

就普通男人的立场来说，飞往法国的铁干理应如同出了笼的鸟，把妻子孩子都丢在脑后，尽情享受他的二度单身生活才是。可铁干这个男人，本质并不卑鄙，他一直写信催促晶子也出国看看，要妻子开拓视野，以增广见闻。

半年后的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晶子终于将家里七个孩子托付给小姑，只身前往法国与丈夫会合。晶子出国时，据说送行人多达五百余名。

火车逐渐接近巴黎时，晶子从车窗望见原野上的鲜艳红花。那是五月的罂粟花。想到即将在异国和丈夫重逢，晶子满心欢喜。

啊！五月五月

法兰西的原野上

嫣红似火焰

你是那朵罂粟花

我是这朵罂粟花

婚姻生活十年，小别半年，晶子对铁干的恋情似乎再度燃烧起来。

两人住在蒙马特山丘附近的公寓，饱享了巴黎的生活。不仅巴黎和法国各地，他们也前往伦敦、维也纳、柏林等地。不但和尊敬的雕塑家罗丹见面，也将这些新奇体验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日后又出了一本夫妻共著的书。

对晶子来说，这趟出游的最大收获是在欧洲各地看到的女性身姿。兴盛的女权运动、寄宿处附近的娼妇生活、在商业区勇猛做生意的女性……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生，都是在岛国日本无法目睹的生活样式。这些经验正是晶子日后热衷于评论活动的导火线。

正如铁干预想中那般，晶子确实大开了眼界，增广了见闻。另一方面，晶子因怀上第八个孩子，想起留在东京的七个孩子，于十月匆匆束装回国。晶子逗留在国外的这四个月期间，祖国年号已从“明治”改为“大正”。铁干于三个月后的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一月回国。

十四个月的欧洲生活并没有给铁干带来工作上的成果，但是，夫妻关系确实更上一层楼。

与谢野晶子

率直灿烂的一生

与谢野晶子和铁干在巴黎接触了欧洲气息，各自恢复精神地回国后，两人的社会地位落差愈来愈明显。晶子这边是邀稿蜂拥而来，以女性领导身份向社会发言的机会暴增；铁干那边则久违多年又出了一本诗集，却乏人问津。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末，铁干为了维护残存不全的自尊心，离家出走；翌年，不顾身边众人反对，在京都竞选第十二届众议院议员，落选。

仔细想想，铁干也真可怜，若非和晶子结婚，他大概也不用活得这么辛苦。可回头再细想，晶子算是他一手栽培出的千年奇花，其实他不用夹在男性尊严和现实生活间挣扎。无奈，时代是时代，若在现代，恐怕是不少男性求之不得的立场吧。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基于森鸥外的推荐，铁干就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夫妻俩在东京买了一栋房子，家庭生活总算安稳下来。这时的铁干已经五十多岁，晶子也五十岁了。

晶子在四十多岁时，暗恋过其他男人。对方是小说家有岛武郎。她和有岛武郎的关系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晶子没有隐藏自己对有岛武郎的爱慕之情，甚至在短歌哀叹自己已非当年那个为爱疯狂，身插火焰翅膀飞翔一百三十里旅程的年轻女子。她必须理性地处理自己的感情，何况双方都有社会地位。

不料，有岛武郎最后竟和女性杂志记者陷入恋情，而且对方是有夫之妇，最后在轻井泽的别墅双双自缢殉情。真是讽刺啊！

总的说来，晶子是幸福的女性。她的照片可以证明这点。坦白说，无论年轻时或上了年纪后的晶子，都不漂亮。但是，她在巴黎拍下的照片，说真的，简直判若两人，非常美。

恋爱、生子、创作，中年过后为同性争取女权，再度恋爱（虽然很可能是暗恋）……她活得很率直，活得光芒灿烂。这样的人生，还有何遗憾？

铁干于昭和十年（一九三五）病逝，享寿六十二。七年后的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六十四岁的晶子也离开人世。

在最后那瞬间，晶子脑海里浮出的，是不是在巴黎火车上看到的那群五月鲜红罂粟花呢？

令箭

如何向百姓推销自己？日本天皇是这样做的
2016-05-10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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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说穿了，当时的老百姓根本不明白“国民”到底是啥玩意儿。该如何“推销”天皇，如何呼吁老百姓，新的统治者是京都那位“天子”，而非任何藩主或其他幕府呢？

将近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即将闭幕时，日本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事件频发，但是，德川幕府的统治岁月太久，老百姓很难接受改朝换代的现实。举例来说，由于黄瓜的切痕与德川家的三叶葵家徽相似，某些老一代的江户人甚至不敢吃黄瓜。

（“东京御着辇”，明治元年（1868）10月13日皇居二重桥，小堀鞆音（Kobori Tomoto，1864－1931）画。明治神宫圣德纪念绘画馆藏。）

另一方面，现代的日本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明治天皇巡幸的纪念石碑。其实这些纪念石碑正是新政府苦心推销明治天皇的存在之证据，亦是天皇制现代国家观念如何逐步在老百姓之间扎根的路径。

据说直至明治八年（1875），仍有老百姓称呼天皇为“天公”、“禁公”，因为在江户时代，天皇的称呼是“天子”，皇居是“禁裹”、“禁内”。光看称呼，现代人可能会误以为当时的老百姓极为尊崇天皇，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恰好说明了当时的天皇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江户时代的老百姓的真正统治者是各地藩主，而各地藩主的真正统治者是德川幕府。对老百姓来说，“天公”是遥不可及的存在，“禁裹”更是天远地隔，恐怕只有土生土长的京都人才会具体意识到天皇并非乌有人物。

图注：“农民收获御览”，明治元年（1868）9月27日尾张国（爱知县）热田，森村宜稻（Morimura Gitou，1872－1938）画。明治神宫圣德纪念绘画馆藏。

明治八年，征兵令、学校制度的教育法令都已经颁布，近代国家制度大致成形，但是，新政府还未统一“国民”。说穿了，当时的老百姓根本不明白“国民”到底是啥玩意儿。

新政府的要人当然深知此事。只是，该如何“推销”天皇，如何呼吁老百姓，新的统治者是京都那位“天子”，而非任何藩主或其他幕府呢？

首先在明治元年十月，天皇进江户城时来个盛装游行。

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直至江户，一路上的随从多达二千三百人；进江户城时，还分发下酒菜给老百姓当红包。江户市民则在街道表演花车、摆放摊位，宛如现代的嘉年华会或大型庙会。

也就是说，新政府将一场本来应该威风凛凛、庄严进行的仪式，改头换面为让老百姓也能尽情享乐的狂欢节。表演花车、摆放摊位等，于事前就已经安排妥当。

真不愧是推翻德川幕府的人，这完全是心理战嘛。

而且，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直至抵达江户这一个月的旅程，不但沿途奖赏各地的孝子、节妇，还施与财物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内乱受灾者。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正是以这种方式施仁政，新政府也仿照旧习。

据说，盛装游行和进城费用花掉政府岁入的百分之二十。之所以不惜投下巨资，目的全在给老百姓留下“主人交替”的深刻印象。

明治五年至十八年（1872～1885）期间，天皇巡幸了全国各地。巡幸之际，民众挤在路边观看，有人特地小心翼翼地收集天皇下马徒步时踏过的土壤。

因为老百姓认为天皇踏过的土壤是“圣土”，可以医治百病。但是，这些都是在巡幸前预先筹划的演出，是利用老百姓注重世间利益的心理，巧妙地向民众灌输“新君主”的形象，顺便神化天皇地位，算是一种洗脑式教育宣传。

明治九年（1876），天皇巡幸东北地方时，新政府还特地让迎接的农民打扮得干干净净，村落四处都有手持太阳旗欢迎的儿童。这也是意图将太阳旗与农民信仰的太阳神，天皇与天照大神[1]结合起来的一种演出。

虽然新政府早在明治三年（1870）就公布了日本船必须悬挂太阳旗，之后又成为陆军、海军的军舰旗，政府机关于节日也会悬挂太阳旗以示庆贺，但太阳旗（日本国旗）真正在老百姓之间扎根的契机正是上述的东北巡幸。

此外，至今为止的《君之代》因声誉不佳，也在这一年被废止。作曲者是当时任职英国驻日大使馆护卫队步兵营军乐队队长的约翰·威廉·芬顿[2]。明治十三年（1880），再度由宫内省式部职雅乐课一等伶人（乐师长）林广守[3]撰定《君之代》。

简单说来，当时的太阳旗和《君之代》都是推销新政权的大招牌。真正以“国旗”、“国歌”形象渗透至国民之间，则要等到日清、日俄战争时。

太阳历与国民假日

明治政府将明治五年（1872）十二月三日定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从这天起，日本便开始使用太阳历。

明治六年太阳历。国立天文台图书室藏。

公布时期是前一个月的十一月九日，老百姓当然会乱成一团。明明仍是十二月三日，突然变成新年的元月一日。对老百姓来说，收入减少一个月份，年末的支出却提早一个月。

报纸甚至报导，有些老人家以为必须在两天内做完一个月份的工作而唉声叹气。

新政府为何在明治五年采用太阳历呢？

按江户时代的惯例，工资都是一年领一次年薪，政府却在明治四年废弃旧习，改为月薪。恰巧第二年是阴历闰年，多出一个月。当时的大藏省（财务省）为了节省多出一个月份的公务员薪俸，于是想出这个办法扣掉因闰年而多出来的一个月。

这是当时任职大藏大臣的大隈重信[4]亲口说的，应该是事实。

阴历改为阳历后，变成一星期有七天的七曜制，第七天的星期日是休息日。并且以宫中的祭祀节日为基准，制定了国民假日。

江户时代的假日，除了让员工恢复疲劳，也是祭拜祖先的日子。而新政府制定的国民假日，目的则是让天皇的存在渗透于民间。

令箭

江户时代的幕府国定假日是人日（一月七日七草粥）、上巳（三月三日女儿节）、端午（五月五日端午节）、七夕（七月七日七巧节）、重阳（九月九日菊花节），以及八月一日的八朔。

八月一日是德川家康进江户城的日子，江户幕府将这天定为仅次于新年元日的喜日。不过，对江户庶民来说，八朔也是祈愿五谷丰稔、子孙满堂的日子，顺便在这天送礼给平素深受关照的人。

此外，春分、秋分亦是祭祀祖先的重要日子。这些都是基于老百姓的劳动观念及信仰而深入民间底层的假日。

阳历的明治六年一月四日，新政府又公布废止旧有的五节日和八朔，并以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十一月三日“天长节”（天皇生日）为新假日。

同年十月，又制定一月三日元始节、一月五日新年宴会、一月三十日孝明天皇节，而之前的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则改为二月十一日纪元节。另有四月三日（本来是三月十一日）的神武天皇节、九月十七日（明治十二年又改为十月十七日）神尝祭为国定假日。

全部都是天皇宫中的例行公事。

明治十一年（1878）又增添春季皇灵祭（春分）、秋季皇灵祭（秋分）、一月一日的“四方节”[5]。春分、秋分本来是老百姓祭祀祖先的节日，新政府却将此民俗信仰和天皇的祖灵结合起来。

总之，新政府为了让“天子”改头换面为统治者的“天皇陛下”，为了刷新已经习惯崇敬“公方”（幕府将军）的老百姓旧有观念，确实绞尽了脑汁。

如此，这些国定假日和节日通过神社、政府机关、学校，逐步地渗入民间。

据说，大正时代时，由于大正天皇的生日是八月三十一日，正是炎炎夏日，不知是谁出的鬼主意，认为天气太热对“天长节”有碍，竟然改为比较凉快的十月三十一日。

华族制度

江户幕府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6]将政权归还朝廷（大政奉还）后，诞生了明治政府。但是，各藩治理的领土以及当地的老百姓依旧归藩主所有。之后，藩主将领土（版）和人民（户籍）归还天皇，正是日本历史名词中的“版籍奉还”。

明治二年（1869）六月实施“版籍奉还”，藩主成为新政府官员（知藩事），也被允许治理原有的版图。

此外，藩主和朝廷公卿一样，都被赋予特殊的“华族”身份地位。“华族”即“贵族”。当时的华族数有四百二十七家。

然而，明治四年（1871）七月，新政府又实施了“废藩置县”政策，各个“藩”国均改为“县”。而且，新政府为了防御旧藩主纠众兵变，不但撤销旧藩主的“知藩事”职任，并规定所有旧藩主都必须定居东京。

图注：废藩置县，明治4年（1871）7月14日，紫宸殿代大广间（皇居），小堀鞆音（Kobori Tomoto，1864－1931）画。明治神宫圣德纪念绘画馆藏。

六年后的明治十年十月，专门让华族家的孩子们接受特殊教育的华族学校于东京神田锦町竣工，地皮是天皇给予的，也就是现在的学习院。

华族学校的正门，现在是学习院女子大学正门。

隆重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那天，天皇和皇后都出席了。天皇当场授予“学习院”称号。课程是小学八年，中学八年，第一届入学的孩子总计一百三十名。

学校是潇洒的西式建筑，铁制正门气势宏伟。

开学三个月前，七月一日的《朝野新闻》在报纸上描述：

“富丽堂皇的铁制正门花费三千日圆，本以为是外国制的，不料竟是国产品，负责制造的是埼玉县川口市的工厂。”

看到这则新闻报导的俄罗斯大使，首次明白原来日本也有能制作如此精美工艺的工厂，于是取消巴黎某工厂的订单，再度委托埼玉县川口市那家工厂制作俄罗斯公使馆正门。

明治十七（1884）年七月颁布“华族令”后，华族制度有了很大变化。不仅原来的朝臣以及大名，只要对国家有功，任何人都能晋升为华族。

为了明确区别其地位，华族制度分为公、侯、伯、子、男爵五等级。身份是世袭制，子孙也能继承，职责是保护皇室。

公爵、侯爵是旧朝臣和大名，新添加的伯爵、子爵、男爵则为建立明治政府有功者。之后，连军人、高级官僚、商人等也成为华族，尤其甲午战争之后，政府更胡乱颁授爵位，令花店赚了不少钱。

明治二十二年（1889）十月一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导，皇太子宽仁亲王（日后的大正天皇），将于十月五日进学习院上学。

对此，学校方面以及某些华族人士提议应该提供一个特殊座位，但据说，传达天皇意志的宫内厅表示，如此做的话，在教育上对皇太子不好，于是一切依照旧例，并不因为对方是皇太子身份而给予任何特殊待遇。

自此开始，直至今日，天皇家的孩子、皇族的孩子进学习院上学便成为一种惯例。

二次大战后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施行《日本国宪法》，华族制度才被废除。

书生风俗

东京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后，地方城市的青年也争先恐后怀着青云之志进京。

萨摩藩（鹿児岛县）、长州藩（山口县）、土佐藩（高知县）、肥前藩（佐贺县、长崎县一部）出身的青年，大多会利用各种门路与已经登上显赫高官职位的前辈攀关系。明治新政府的中心人物正是这四藩的人，因而这四藩出身的青年可以仰赖乡亲关系挤进政界官场。

其他藩国以及东北地方的青年，由于藩主和前辈错过了维新之功，进京后，只能寻求以技能出人头地之途。

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地方城市青年涌进东京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特殊文化风俗，正是日本历史名词之一的“书生风俗”。

为了接纳这些地方青年，东京出现了许多学生宿舍或让学生寄宿的人家。本乡和神田聚集着各种学校，这些青年多半住在学校附近。

家庭经济不好但肯上进的青年，运气好的话，可以寄宿在官员或富商家里，主人提供学费和吃住，让青年一面求学一面帮忙做家事及杂事。用现代话形容，主人算是一种慈善家或赞助者，有些“书生”甚至可以出国留学。

论素质，论学力，当时的“书生”和现代的大学生均有天地之别。他们可以说是走在时代最尖端的精英。

坪内逍遥（Tsubouchi Sho-yo-，1859－1935）的小说《当生书生气质》插画

举例来说，明治二十年（1887）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地方出身学生，法学系占79%，医学系占84%，文学系占75%。这些精英正是日后左右日本国家去向的政府官僚。

只是，像东京这种大都市，虽然具有让年轻人登龙的可能性，但同时也隐藏着各种强烈刺激官能的陷阱。这点在现代也一样，从地方城市进京的年轻人，若缺乏坚毅的大志，恐怕会宛如跌入一座大迷宫，晕头转向地在原地转圈子。

西餐、肉食普及之后，率先享受流行的人正是这些“书生”。在吃茶店边喝咖啡边阅读的风气也是这些“书生”带头造成。此外，东京更是日本全国的言论机关核心，年轻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甚至可以纠众组党起事。

“书生风俗”一直持续至昭和时代初期。战前，日本有不少富裕人家都有让“书生”寄宿的“书生房”。

当时的“书生”很容易辨认，通常在开襟传统和服里又穿一件立领白衬衫，下半身配一件下裳的“袴”，脚上是一双高齿木屐，走起路来铿锵铿锵作响。如果怀中再抱着几本洋书，那真是会迷煞许多情窦初开的少女。

原标题：推销天皇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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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Amaterasu-Oomikami，女神，今日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最高神祇，日本民族的總氏神。

[2] John William Fenton，1831－1890。爱尔兰出身的英国军乐队员。

[3] Hayashi Hiromori，1831－1896。幕末、明治前期的雅樂演奏者。

[4] Okuma Shigenobu，1838～1922。佐贺县出身。第8、17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第30、32任内务大臣，贵族院议员。早稻田大学创校者。侯爵爵位。

[5] Shihousetsu。目前的“四方拜”（Shihouhai），宫中一年最初的仪式。

[6] Tokugawa Yoshinobu，1837－1913。

令箭

在文学中度过一生是什么样子

原创 2016-09-26 思郁 说书人思郁

思郁
在文学中度过一生是什么样子？

我脑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形象，不是那些写满文学史的大作家，而是小说家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斯通纳，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名失败者。自从进入到大学那天起，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先是一名普通学生，然后读博士，留校任教，直到生命结束，都还是一名普通的助理教授。他没有名著流传后世，也没有什么朋友，没有在教过的学生中留下任何深刻的记忆，去世之后，他的名字也只出现在几位同事捐给图书馆的一部中世纪手稿中的题记中。

他的婚姻失败了，与妻子争夺女儿的爱中也失败了，当他真正意识到，他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却退缩了，牺牲了他的爱情。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辉煌纪录，是给一名旁听的学生打了不及格的分数，并不惜得为此罪院里的领导，一生都再无升迁的可能。这样的一个全方面都失败的小人物，我们却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激情。这是为什么？

奥威尔说过一句话，任何人的一生，如果从内部审视起来，都是一连串的失败。因为从自我开始审视，我们几乎对自己的人生都不满意。实现一个目标，就欲望更大，想要的更多。所以我们总是变得很贪婪，渴望更多更好的东西。而斯通纳的不同在于，他的失败正是在于他丧失了生活的激情之后，不再渴求任何外在的成功，将他全部的精神都倾注在了对文学的教授和写作上。他的一生都是被动的，出生在农家，去大学读的也农学院，本来按部就班的完成学业，回家守着土地，娶妻生子，度过一生。但旁听过一堂文学课之后，他的自我意识突然苏醒了——威廉斯写到这部分的时候十分动情——换了文学专业，花了一年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图书馆，从此与文学相伴。

文学的魅力之一，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我们总信以为真。斯通纳身上汇聚了文学史上众多默默无名的形象，几乎每个无名的写作者都能从这个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但是文学的特质也有它势利眼的一面，文学能铭记的只有那些经典作家和作品。寥寥几百页的文学史提到的作家也不过数百位，而且这个榜单随着时代的变换，有人重新竞争上榜，有人被弃之脑后，从此湮没无闻，成为失落中的一员。就连《斯通纳》的作者约翰·威廉斯，也是出版了这部小说五十多年后，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阅读视野。

同样是在文学中度过一生，当然还有另外很多种方式。比如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这个天赋骄人的女性，自小喜欢读书。但是，她读书只因为喜欢读书，而不是想在学院度过一生。在她的日记《重生》中，1949年5月的一则日记写道：“我用我新的眼光，重新打量我周围的生活。非常特别的一点是，我开始害怕地意识到，我正让自己越来越陷入到学术生活中去。这会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只要能继续得高分，继续读硕士，然后当助教，选个根本没人感兴趣的冷门课题写几篇论文，然后到了六十岁，变丑、受人尊敬，当个正教授……天哪，我都差点要向什么屈服了啊？”这一年她十六岁，刚刚进入加州大学，但已经开始对周围的学习氛围产生厌倦，下一年就申请转到了芝加哥大学。

在1949年5月31日的日记中，得知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她憧憬着大学的美好生活：“我到芝加哥后，真的会知道干什么——我会马不停蹄地出去，抓紧体验，而非等体验来找我。”这则日记的结尾处她写到：一切从现在开始——我重生了！这是她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刻，但是她选择了与斯通纳截然不同的生活，她厌恶在学院教书，她只想写作、旅游和演讲，自由自在。

桑塔格是斯通纳的反面，但他们是一体两面。他们选择的生活都是他们热爱的生活，他们的选择也都是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的自发选择。无论从世俗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但是在文学人生中，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就是：过文学的人生，让人生成为大写的文学。

令箭

说起蒙田，即使18世纪的启蒙哲人也对其心生敬畏。我们更不用说，和他还隔了三层“帷幕”：年代久远、地域遥远、身份认同少（“贵族”的生活，我们大多不懂）。三卷《随笔集》，又如“三座大山”，正襟危坐，满脸写着古典严肃四个大字。然而，这些印象又多么不公，充满着“想象的偏见”。原因只是，我们缺乏走进先贤的耐心，没有阅读愉悦的获得感。

那么，如何让蒙田形象变得亲切“诱人”，富于情趣呢？法国学者孔帕尼翁进行了一次绝妙尝试：他应法国文化电台邀请，录制关于《随笔集》阅读的广播节目，《与蒙田共度的夏天》一书正是节目的文本呈现。很难想象，蒙田走入广播剧，随笔集选段成为谈资，作者用一个夏天的时光，巧妙剪切蒙田四十个人生镜头。这是美妙的阅读体验，更是寻找蒙田的历险。毫无疑问，他为我们找到了一种“有趣打开蒙田的方式”。

表面上看，全书就像关于《随笔集》的读书札记：浮光掠影的摘录，漫不经心的解读。其实，作者很清楚，“从《随笔集》中萃取出传统道德，并以格言警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做法，在当年必然遭到摒弃。那时若是有谁敢‘肢解’蒙田，将他的只言片语拿来为其所用的话，这个人很快就会被当作傻瓜遭到世人耻笑，结局必然是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从而，他既没有写成“蒙田心得”，也没有“跳戏”、“抢镜”，兜售名句鸡汤。

相反，他让蒙田谈论蒙田，使“事件”重现情境，用四十章“小话题”搭建起《随笔集》选段的思想链，描摹了蒙田的“意义世界”。那份节制的评述，退隐的姿态，都足够睿智。在我看来，《与蒙田共度的夏天》更像一本入门进阶的“蒙田小辞典”，四十章话题何尝不是四十个“关键词条”？你完全可以检索出蒙田的人生智慧，勾勒一幅骨血丰满的思想肖像。

孔帕尼翁的妙处全在那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通透。他用《随笔集》的材料，重组完成了蒙田的“拼图”，以随笔论随笔，蒙田与作者仿若历史与当下的镶嵌。正如《朋友》一章所言，“两个人心灵完全交融在一起，可谓‘严丝合缝’，以至于无法找到将它们缝合在一起的任何痕迹。”不仅如此，此书灵动跳跃的片断式评述，更是对蒙田读书写作之法的效仿致敬。

蒙田对旅行、骑马的偏好，也浸透在书斋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游”的品性：随性变换，漫无边际。“随手翻看一本书，而不是认真阅读；向旁人口授他沉思中的想法，而不是正经写作。”我们不禁讶异，他或许最早为我们时代的“碎片化浅阅读”作了辩护。“阅读时随性而为，仿佛偷猎者般飘忽不定”，“毫无章法，将读到的内容立即‘据为己有’”。蒙田如果有了手机、kindle，想必也会是个低头族。

在书中，蒙田的人格魅力就是大写的“真诚”二字。我们很容易爱上他，因为耿直不装，不矫情，没轴劲儿。他会自白《随笔集》的写作缘起：不过是将脑子的荒乱臆想、噩梦幻象“登记造册”。“写作如同良药一般来到世间，或者说是平息焦虑、驯服心魔的妙方。”他不会像如今很多作家，满脑子全是“书写的雄心”、“摘奖的激情”。相反，《随笔集》是一种自我书写，它仿佛来自斯多葛学派冥想与修炼的技术。

作者狡黠地看到，蒙田坦言写作无关他人，无功用，不说教，只想做到作品与自己的同一，可能只是欲擒故纵的策略。“表面上看蒙田有意疏远读者，实际却在鼓动读者：走你自己的路吧，不要为了阅读我的作品而浪费时间。事实上，蒙田不会不知道没有比这种方法更能激发读者的兴趣了。”然而，这反倒说明了蒙田的可爱：总是真诚地袒露他的欲念浮动，剖析着自相矛盾的焦灼。

蒙田显然对读者有所期待，只不过他只对“女读者”抱有幻想。虽然，他并不指望作品能流传后世，却在意是否能走入女人的闺房。你能想到，蒙田原来也是“情趣达人”吗？“但当她们读完这一章后，将会把我引进她们的闺房。我喜欢与她们有一些更为私密的交往，而公众对此肯定毫无善意，更无情趣可言。”看来，是我们，反而成了“老古板”。

虽然，蒙田早早就过起了隐居的“退休生活”，但这并不意味他是一个宅在书斋里的呆学究。全书开篇《入世》就揭示了《随笔集》的智慧从何而来。从政生涯、外交斡旋、内战之苦、坠马之险让蒙田形成了“体验的哲学”，与后世哲学家靠思辩，重体系不同，蒙田看重身体经验、伦理价值和处世智慧的天然积淀。

《偶然而成的哲学家》就反思了教育与天性的可能对立。蒙田强调，自学成才，不应让知识文化改造自己，而是帮助认识自己，重新寻找自我本性。在书中，他也并非只是“温水炖青蛙”，在很多问题的批驳上，更有“急火爆炒”的凌厉。如他抨击“博学的无知”，用精致的“博学主义”遮蔽了通达睿智的“处世之道”。他痛陈欧洲对新大陆的殖民，只会导致美洲的腐化、堕落。“躯体上一条腿强壮有力，另一条却已然残疾，整个世界将会变成畸形、跛足的怪物。”

我们也看出了蒙田的难得：一方面，他用“一个世界”的框架看待两个大陆；另一面，他丝毫不相信历史遵循“进化论”的线性发展观。这些都远远超出殖民主义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作者发现蒙田的深刻，源于他是彻底的“怀疑论者”，始终拒绝一种乐观主义的肤浅。他不相信教化、善行能实现和平，文学艺术能振兴国家，而是诉诸强力的行动。他时刻警惕考究精致的文化对民族的催眠麻醉、对国家力量的消弥。这不仅适用于罗马的衰亡，也是对魏晋清谈误国，北宋文盛国衰的最好注解。

孔帕尼翁的这本小书，在如此精微的篇幅里，竟能悠游写出大格局，全因他摸到了《随笔集》的“命脉”：蒙田审视与自身、他人及死亡的三种关系。如在坠马，濒临死亡时思考精神和肉体的关系：躯体如何在不受意识控制下活动、说话？在牙齿脱落时，领悟死亡就寄寓在生命形式里：没有瞬间完整的死亡，只有局部死亡的逐步脱落。那个完整无缺的生命，只不过是令人沮丧的虚假预设。朋友、爱人和书籍，是蒙田一生需要处理的“三种他者”。

“书籍或许胜过现实中的朋友或爱人。在确认这一点之前，不应忘记蒙田始终以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构建生活。挚友难寻，情爱又转瞬即逝，促使他选择阅读作为避难之所，而阅读必定会将他引向别人。”可见，三者虽然形式不一，却说明了共通的渴求：通过与他人交往，认识自己，折返自我，重构自身。

在作者眼中，蒙田常在自谦中露着几分自得，在风趣中透着些许机锋。为何单单选择“与蒙田共度夏天”？因为其文字清凉醒脑，其为人冲淡闲适，自然能祛夏日暑湿之气。我想，《与蒙田共度的夏天》也做到了立足大众、回归经典和当代阐释的三位一体。它就像蒙田思想的“写真”，画面里没有作者，镜头里又全是态度；它又如蒙田生活的“绘本”，作者给了我们轮廓，蒙田的多彩，读者来填。

令箭

米歇尔·福柯无疑是极度迷人，乃至魅惑的。他学术兴趣的纷繁庞杂、理论书写的批判锋芒，传奇式的生死爱欲，都让人为之着魔。或许，福柯正属于思想的暗夜：无论在研究领域抑或行文风格上，都呈现出奇异诡谲，变幻万端。他将巴洛克式的繁复修辞、绮丽浪漫的文学想象、幽冥晦暗的象征隐喻融入理论之中，形成一种描述性的书写范式。

当我们谈论福柯时，往往聚焦于知识型、话语、权力及主体等艰深术语，而福柯的艺术评论与美学追求却常被遮蔽。《福柯文选》（《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什么是批判》、《自我技术》）则全景式、立体化呈现了福柯思想的全貌。所收文章从六十年代的“文学时期”至生前最后一次访谈，成为福柯专著及法兰西学院讲座之外的重要文本，具有极高价值。一方面，它从侧面展现了福柯研究工作的“发生”（运思与计划），对专著进行了大量补充性说明与变更性再阐释。另一方面，书中诸多访谈及讲稿也很大程度保有了福柯书写的“生态原貌”。

《文选》在纵向上展现出福柯理论的几次兴趣转向，在横向上又跨越了几大核心关切的领域（身体、权力、艺术与生存等问题）。它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福柯思想历程的“脉络图”：从早期对知识、话语生成过程的挖掘，到对疯癫与理性二元关系史的审视；从对权力关系无处不在的微观分析，最终回归于一种“关切自身”的自我技术。然而，《文选》所录文章虽话题庞杂，但却深藏着一以贯之的主线：解构不同类型主体塑造过程（即主体化，它意味通过各种改造矫正技术，将个体之人塑造为符合各种标准化的主体），同时探寻如何重构新型的伦理化审美的主体。因而，在本质上《文选》关注的是从外部“规训技术”（如权力对身体施加各种控制与惩罚、造成认识活动的规定性）向来自内部“自我技术”的转变与协调过程。

一方面它批判了知识将人塑造为“真理主体”（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成为知识的客体对象），权力技术将人进行改造，生产出符合要求的驯顺化身体（如工厂、军营、学校和监狱中的矫正、训练）。另一方面，福柯将个体的生存艺术作为理论追寻的旨归，自我技术就是自我关注、自我改变、实现升华的自身支配手段。“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见《自我技术》）这意味着，个人艺术实践（形成审美主体）正是自我技术（形成道德主体）的一种典范形式，后者天然涵有了前者。艺术书写与自我技术成为《文选》的双重鸣奏与完美和声，形成关切自身的生存美学。

《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探讨了权力技术怎样渗入日常微观生活，边缘人群生存如何被纳入到书写与话语体系之中。“这些奇特的生存状况，历经不为人知的跌宕起伏之后，变成了不同寻常的诗篇。”福柯描述权力、生存与文本的三元关系，开拓性地审视了权力场域对文学的渗透作用。它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选材观：只选取能够体现生命原本的强烈力量进入文本（如悲惨生活的古典风格美、故事中的暴行）；介入现实的文学功用观：不仅要涉及现实，更要在现实中起作用，成为对现实的“复仇”与“战斗”。在主人公设置上，更颠覆了古希腊悲剧与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他们不是英雄，没有高贵家世与圣行。相反，他们是声名狼藉者：低贱、卑鄙，被恶意与厄运刺激出生命能量。“正因为其微不足道，难以察觉，方显能量之巨大。”

作为《文选》卷Ⅰ的同名文章，它提炼出一种关切生命存在的文学。声名狼藉者通过被贬损的恶名，得以延续；只有在与权力交锋，被权力捕获时，才有可能被记载与凸显。显然，福柯意在揭示权力机制将生活日常纳入话语体系的过程，“它们之所以可以被描述、被记录，正是因为它们被一种政治权力机制所渗透”。更为深刻的是，此文将文学置于话语权力、日常生活与真理的关系布局之中，标示出一种现代意义上文学的典型特征：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只有依托话语伦理的内在规定性，才能获得位置，得以生存。

表面上看，这种文学宣言远离了艺术的审美性，将文学作为话语体系的衍生物、附属品。这正是福柯的别具一格：他强调了文学就是受制于真理话语内部的生存实践。书写的本质就是时刻关切自身命运的生存。它不可能摆脱权力关系、脱离社会话语。《通往无限的语言》、《僭越序言》与《外界思想》成为他“文学时期”的三部曲。在文中，福柯表现出对巴塔耶、布朗肖及萨德等人的迷恋，这里的原因是复杂且多重的。

首先，“僭越”与“外界”对福柯一生都造成了巨大诱惑。他总是将研究目光投向疯癫、死亡或性等边缘领域，他的一生更是僭越各种规训设置的边界，永远追求外界经验的历程。为此，福柯关注毒瘾、同性恋及性虐等极端身体经验，并曾在迫近死亡时，表现出对死亡的沉醉。在常人看来，这无疑极度疯狂，但也许正是这些“外界经验”才使福柯产生了超越学院、无可效仿的魔力，形成风格化的体验哲学。

其次，在他们身上，福柯看到文学语言完全能够突破语言反映论、工具论等倾向，最终上升为一种语言生存论。在文中，文学语言始终与生存、死亡、空间相联系，与其著作《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主题形成照应。在他看来，文学语言是无限的自我重复与增殖，是在自己的空间内进行多重镜子的折射游戏。为何以多重镜子的反射来譬喻文学语言？这是因为它能够造成折射的无限循环，象征着文学语言永远抵制着死亡的迫近，追求一种永生与无限。

福柯对文学语言的描摹完全是空间化的，甚至包孕了其思维策略的空间模型，带有布朗肖的鲜明印记。它既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言说，形成了高度自律化的空间。同时，它又时刻僭越着边界（主体化规范），象征性消解来自权力和知识的规训，时刻追求外部经验，重新圈定着自身的域内。这是个体永远在边界上的生存（界限本体论），隐喻着人越界与折返的双向活动，表象着解构-重构主体的所有演绎。

这在《空间的语言》中得到更深强化。此文不仅传递着福柯理论空间转向的信号，更在本质上颠覆了文学只是线性时间艺术的传统认知。“把书写从叙事，从其线性的秩序，从时间一致性的巨大的句法游戏中解放出来，人们相信书写的行动摆脱了它对时间的古老义务”。这是福柯对书写的一大救赎，揭示着“语言是（或许成为了）一个空间的东西。”从而，它恰好实现了“谱系学”的总体目标（打破时间传统赋予文学的“同一性”起源）。

显然，福柯并未简单将书写视为艺术活动，而是视作生存的技艺，一种作用于灵魂、思想层面的自我技术。书写成为福柯艺术关切自身的集中体现。在《自述：言说在死后开始》这篇访谈中，他自述了写作在人生中占据什么地位，对他究竟意味什么。这一问题或许从另一事例中就可窥见端倪。早在福柯酝酿创作《疯狂史》之前，他的精神状况就陷入某种令人担忧的困境，写作的过程却奇迹般缓解了精神崩溃的危机。文中，福柯的回答始终聚焦书写对生存的意义：它创造自我可以栖居的语言空间，它“为了隐藏我们的面孔，在我们自己的书写中埋葬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它又“指定、展示、显露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书写是一种距离，它度量着自我与死亡，自我与他者的间隔。

《自我书写》、《论伦理学的谱系学：研究进展一览》、《自我技术》则将目光投向古代，从古典自我中探寻现代主体生成的线索。“自我书写”所凝集的自我关注、自我塑造也成为“自我技术”的典范。“自我书写”首先是书写自我。它与生活构成了互补，既缓解了独居的危险，又成为对所思的凝视。其次，它成为对灵魂内在冲动的约束与搏斗，是自我的教化。更重要的是，自我书写完全是自身灵魂修练的操演，时刻关联着沉思、反省与沉默的铭记。它是“关于思想本身的训练”，其目的完全为了形塑自我。那种为他人书写的作品却是很迟才出现的。福柯以古代“个人笔记本”为例，指出自我书写的最高目标：即“回归自我、接触自我、与自我一起生活、相信自我、从自我中受益和自我享乐”，这正是自我技术的旨归。

以自我技术为核心，福柯晚年将研究重心转移在艺术与伦理，自我与自身关系的探讨上。在《何谓直言？》与《说真话的勇气》中，他谈论了“直言”对自我塑造的作用，这与自我书写形成完美契合。“直言”的意义在于它坦率、完整、毫不遮掩地向他人说出一切。它既确定了一种言说者与言说内容的一致（直言者相信自己是在“说真话”），又确定了信念与真理的一致性（直言者坚信自己所说即是真理）。同时，只有当直言者面临生存危险时（如被治罪、驱逐或处死等），当言说真理被内化为一种责任时，才可称为直言。福柯无疑将原本“直言”的政治意义推及到哲学层面：它是一种生活的艺术，督促个体“关心自己”（智慧、真理及灵魂的完善），以实现精神指引与灵魂教化。

福柯没有局限于对具体艺术形式（文学、绘画、电影等）的评论，也并未止于对灵魂层面“自我书写”与“直言”的探讨。他更兼顾了身体修行的技术，彻底将人的身体、生存视为“艺术品”，将各种生活技艺视为艺术实践。福柯强调自我技术的自由实践（如节欲是对身体欲望的自主控制、“性艺术”是对自身快感的享用等），不仅走向一种实用主义的审美日常化，更形成了看重身体训练与治理的身体美学。这是立足于生存美学的“大艺术观”：“我们必须把自我、我们的生命、自我的存在当做艺术的主要工作来给予关注，并且把它们视为我们应用美学价值的主要领域”。

时至今日，西方结构-后结构主义思潮已逐渐退潮，后现代性的迷恋也被当代性的追求所驱散。然而，福柯的思想却始终是未竟宝藏，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讶异和震撼。这是因为他从结构主义中走来，又超越了结构主义；批判了理性中心主义，又从不承认是非理性主义者；解构着主体化过程，又同时建构着新型主体（道德主体、审美主体）。福柯就是那么难以捉摸，因为他总是充满着断裂。

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自我变更”，永远将领域本身“问题化”的思路使他的书写具有极强的变异性与灵活性。福柯本人更与其理论品质形成某种照应：无论是批判性、反抗性，还是研究领域的边缘性，生活经验的独特性，都使他成为继尼采和弗洛伊德之后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广的思想家之一。而这只是魅力一角，那更深层仿佛来自地心的吸引源于福柯留给我们的“美学遗产”。它是个体生存与艺术实践、身体存在与艺术载体、“生活艺术”与学术书写高度合一的伟大风格。

令箭

加缪：巴黎知识分子中的局外人原创 2016-09-22 思郁 [url=]说书人思郁[/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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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2日，阿尔贝·加缪在当天的手记中记录下他的一点感想：“我逼着自己写这本手记，但心里其实很厌恶。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从来不写日记：因为我认为人生应该是个秘密。它不只在别人眼中如此，对我而言亦必须如此，我不愿用文字将它泄露出来。我认为生命之所以丰富，在于它的喑哑和未言明。如果我现在强迫自己做这件事，那是因为发现自己记忆力衰退而感到恐慌。”

幸好他一直强迫自己做这件事，我们才有机会阅读到整理出版后的《加缪手记》（三卷本），时间跨度从1935年5月到1959年12月。我们都熟知这以后的悲剧，一个月后，在外省度过新年后，1月6日，加缪和他的出版商伽利玛一家打算开车返回巴黎，在5号国家公路上，汽车偏离了公路行道，撞到一棵树上，加缪当场死亡，终年46岁。是的，他真的很年轻。

《加缪手记》不同于日记，大概日记更具私密性，手记更接近于创作札记，台版的翻译就才采用《加缪札记》的译法。但是，我们还是很难对两者进行区分，在写作者的角度上，无论日记还是手记，都是代表了加缪的一段心路历程，我们习惯在用日记袒露自己的情感和私人情绪，而手记在我看来更严肃，是因为他袒露的是写作者创造的历程。在其中有很多片段是加缪思考的雏形，小说的灵感，创作的玄机所在。而且加缪经常用第三人称的“他”代替第一人称的“我”，好像有另外一个自我进行书写，与他本人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无法分清，这种记录是源自事实，还是虚构。这种阅读的窥探更是一种对写作者的冒犯，丝毫不亚于窥探一位作家的灵魂深处。

2

《加缪手记》第一则写于1935年5月，其中提到“贫困”这个困扰他一生的问题：“人们可能会——非关浪漫地——对失去的穷困有一种乡愁。那种一贫如洗的生活过得够久的话，就会培养出某种敏锐度。”此时，加缪22岁，在阿尔及利亚大学读书，已婚一年，妻子有毒瘾，他患有肺结核，钟情于艺术和戏剧，写作成为了他自身生命的告白。贫困是加缪一生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指的是现实生活，还有他的精神状态，他的自传性的写作主题，他对贫困如此敏感，以至于终生都是巴黎知识分子圈的局外人。

但是加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巴黎的知识分子生活圈。1940年3月，加缪抵达了巴黎，在《巴黎晚报》找到了一份工作，做排版编辑，每天工作5小时，剩余时间待在小旅馆里写小说。这个时期的手记中有很多关于巴黎的生活记录，提到最多的就是一个乡下人初到大城市的孤独感。

而此时的法国置身于对德国宣而不战的奇观战争中，巴黎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已经被疏散到南方。这种奇怪的氛围更是加剧了巴黎孤岛的氛围，而身在其中的加缪唯一的温暖和陪伴就是他持之以恒的写作事业，他像一个绝望者一样写作，像生命只剩下一天那样写作。他经常发烧，头部剧痛，身边无人陪伴，只能依靠强大的意志力写作：剧本《卡里古拉》已经完成完成，还需要一点修改；小说《局外人》写了四分之三；关于荒诞的论著《西西弗的神话》完成了一半。

1942年5月，加缪的《局外人》出版，初印了4400册，半年后，又加印了4400册，同样半年后，又加印同等数量。这本小说在法国文学史上的成功不言而喻，它提供了一个法国文学中的经典人物默尔索，他疏离，漠然，对人生毫无热情，毫无动机地枪杀了一位阿拉伯人，被判处死刑的理由却是因为出席母亲的葬礼没有掉眼泪。这本小说的“局外人”形象是加缪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写照，更契合了战争时期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时代精神。

当然，这本小说也是加缪进入巴黎知识分子圈的护照，萨特为《局外人》撰写了一篇长达20页的评论。萨特的评论微妙之处在于，他既误读了加缪，又把这种误读上升为一种哲学评价。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影响，加缪开始了跟伽利玛出版社的长期合作，当年11月，《西西弗的神话》出版，印了2750册，而加缪也接过了伽利玛出版社的橄榄枝，成为了出版社审读委员会中的一员，生活逐步有了保障。

3

1945年7月30日的一则手记中，加缪写到他三十岁之时的一些感悟，可以看做他对逐步实现的自我的一种激励：“一个人到了三十岁，应该要对自己了如指掌，确切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晓得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预见自己的衰颓——做他自己。尤其是接受这些。我们会变得很积极……我已经见过够多的世面，几乎能够抛开一切。剩下的，是一种每天持续不断，不可思议的努力。能够守密的努力，不抱希望，亦无怨尤。再也不会去否认什么，因为一切都能够加以肯定。凌驾伤痕。”

这则稍嫌鸡汤式的感悟是加缪在巴黎生活的部分真相，他已经成名，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战后成为了《战斗报》的主编，用雷蒙·阿隆的话说，他战后发表在《战斗报》上的文章给他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声誉和威望，他的许多读者“业已形成了每天通过他来思考的习惯”。但是，加缪与萨特不同，他从未有过成为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野心，他对介入政治，成为某种党派理念的代言人更是敬而远之，他最大的野心是艺术家，小说家，梦想着持续不断地写出属于自己生命的那些作品。所以好景不长，五十年代后期，他感觉到了身为公共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身份之间的断裂。

在写于五十年代的手记中，关于与巴黎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合记录越来越多，比如其中一则中写到，巴黎会先对某个作品加以支持，推崇备至。一旦作品建立起声望，他们的乐趣也就开始了，那就是毁掉它。他把这些以啃噬和污蔑别人为生的巴黎知识分子称之为巴西河流中的食人鱼。加缪后来与萨特、波伏娃那个圈子里的人决裂，遭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在一则札记中有集中的体现，1954年12月，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把当年的奖项授予了波伏娃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而这部小说是以萨特与加缪为正反面人物进行书写的。在当天的手记中，加缪写道：“龚古尔奖的闹剧，这次颁给了《名士风流》。据说我就是书中的主角。事实上该作者除了背景之外（抗德组织出身的报纸总编辑），其余包括想法、情感和行为，全都是捏造。更有甚者：将萨特过去的那些可疑行径，毫不吝啬地全推给我。此外根本就是个垃圾。”

这正是他厌恶巴黎知识分子的地方，觉得他们自信可以对一切事物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最终都可以简化为他们讨论的问题，你要在两种立场之间做出选择：比如在你是站在美国这边，还是站在苏联这边；你是选择左翼立场，还是选择右翼立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你是选择签名支持民族阵线独立，还是选择沉默等等。好像身为知识分子你必须做出选择，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选择和立场。加缪最终厌恶了这种非此即彼的知识分子议题方式，他抗议的方式是选择了沉默，用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说法，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在这些情形里，沉默似乎是加缪情感的最佳写照。

4

1957年10月16日，加缪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得知了他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巴黎被孤立的生活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这大概也是一种安慰。稍后，他给母亲发了一封电报：“妈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你。”17日的手记中留下了一则这样的话：“诺贝尔。疲惫和忧郁的奇怪感受。20岁那年，贫穷，赤裸，但见识了真正的荣耀。我的母亲。”他想起了他贫困的一生，似乎都在寻求别人的认可，想获得真正的荣耀，只有文学能够安慰他孤独的心灵：“我这人活着就是为了努力创作，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其他的理由。别的一切我几乎都失败了。而如果这点还不足以为我证明，那我的人生实在不值得被宽恕。”

加缪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哲学家，不是介入政治的投机分子，终其一生都是巴黎的局外人，他抗拒任何人给他贴上标签，他只想做个艺术家，投身于写作，为真实的自我而活。他的悲剧在于他始终在这种公众对他的期待和自我的抗拒中分裂，左突右奔。正如他在1959年5月的手记中写道：“有好些年，我一直想要遵照所有人的道德标准来生活。我强迫自己去过和所有人一样的日子，强迫自己和所有人相似。尽管心里并不认同，但嘴里还是说着要结合一致的话。到头来简直惨不忍睹。如今，我在碎片中游荡，没有任何法则，四分五裂，没有朋友并接受自己的孤单，不再抗拒我的独特和我的残缺之处。而且，我也该去重组一个真相——在某种谎言中过了一辈子之后。”他被时代裹挟成了一场悲剧，就如同他最终的那场车祸，失控来得不可避免。

在早年的手记中，加缪曾说过，一个作家的死亡会让我们夸大其作品的重要性，同样，一个人的死也会让我们高估他在人群中的位置。现时代，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位英年早逝的诺奖获得者？

令箭

猫咪战争
转载 2016-09-25 16:04:51

自从一只野猫带着一窝五只小猫大摇大摆入住我家露台后，我的阳台花园被彻底毁了。它们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打闹，很快菜盆被它们踩平，土质疏松的花盆成了它们的厕所，牵牛花藤是秋千，花架成了猫爬架……每天早晨起来都像一场噩梦，总有花盆倒在地上，一地泥土和猫毛。它们就像艾伦·贝内特写的《住货车的女士》，古怪老太自说自话把车停在你家门口住了下来，赶都赶不走；而你心里居然还会莫名生出愧疚，觉得肯定是前世欠了她的。据彼得·P.马拉（Peter P. Marra）和克里斯·桑特拉（Chris Santella）的新作《猫咪战争：讨人喜爱的杀手猫造成的灾难性后果》（Cat Wars: The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of a Cuddly Killer），美国约一半的家庭有一只或更多的猫，共计约八千六百万只，美国铲屎官对毛茸茸的猫主子可慷慨了，每年花费七十亿美元买猫粮，还有几十亿美元花在了给猫美容、猫玩具、猫砂、猫薄荷上，这还没算上给猫看病。英国人对猫更是到了奴颜媚骨的地步，唐宁街十号的“捕鼠官”拉里捉只老鼠就能上报纸头条：“拉里终于捉到老鼠了！”它跟财政部、外交部的猫打个架就能牵动千万岛民的心。拉里的受欢迎程度，连首相也不敢怠慢，家里养狗的卡梅隆还得经常假装成爱猫人士，公开向拉里示好；他搬离相府时因为没带上拉里又被媒体骂了个狗血淋头：“什么样的烂人搬家不带上自己的猫？”英国喵星人时常有好几个铲屎官伺候，一个英国人有次去隔壁几条马路的朋友家做客，看到自家的猫在吃东西，他正纳闷：“我家猫怎么跑这儿来要吃的？”朋友很得意地说：“看我家猫主子可爱吧。”这大概解释了为啥英国猫咪都那么胖。电影《九条命》里的猫不是说了么：“我们自私冷漠毫无忠心，可人类还是超爱我们。”《猫咪战争》讨论了野猫和可以出门闲荡的家猫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这些毛茸茸的可爱杀手每年能干掉上百亿的小鸟、小型哺乳动物、爬行动物等，导致一些稀有物种灭绝和濒临灭绝。它们肚子饿的时候捕猎，饱的时候也爱滥杀无辜，纯粹图个开心。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已经将猫咪列入一百种“最坏外来入侵物种”，和传播疟疾的蚊子、斑马贝、荷兰榆树病并列，并建议采取措施控制猫的数量（绝育或是安乐死）。全世界的铲屎官当然不答应了，动用一切资源反击自然保护主义者，因其数量众多，往往立刻就能淹没对猫咪的任何不利言论。据调查显示，铲屎官看到猫主子滥杀其他小动物的铁证时，百分之九十八的人表示无伤大雅，也不打算把猫关在家里。爱鸟人士和爱猫人士的口水仗已经打了许多年，人们想了各种办法阻挠猫咪捕鸟，戴铃铛（以声音警告）、戴彩色颈环（以触目色彩警告）都收效甚微，终于有人痛下决心给猫主子戴了一年多的塑料头套，纠正了它滥杀的坏习惯。


　　因处女作《女孩是半成品》一鸣惊人的爱尔兰小说家艾米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出版了第二部长篇《不太文艺》（The Lesser Bohemians），讲一个芳龄十八的都柏林姑娘去伦敦上戏剧学校，与一个老男人成名演员热恋的故事。故事背景是九十年代的伦敦充满文艺范儿的西北区，她说这也是一封写给伦敦的情书。《女孩是半成品》用全新的独白体的语言风格试图解决：如何讲述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事情？《不太文艺》设置了另一种挑战：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与他人交流？除了对话，性在小说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麦克布莱德让主人公用身体交流来补充语言无法表达的部分。评论家认为麦克布莱德在已被众多作家探索穷尽的性描写上也有突破，她笔下的性读来毫无肉欲淫荡之感，却直通微妙的人物内心世界。


　　笔耕不辍的伊恩·麦克尤恩又有新作问世，《坚果壳》（Nutshell）的叙述者是一个尚在母体内性别不明的胎儿，然而它十分乐意剖析自我，评价世界，而且思想左倾。新书问世，总要有点动静。麦克尤恩接受《卫报》采访，说他一般不读评论，他太太通常会编一份摘要给他看，但把恶评都略掉了。他偶然看到《旁观者》杂志上有“喷子”（some troll-like person）说他上一部小说《儿童法案》（The Children Act）“不可原谅的差”，他跑去说给朱利安·巴恩斯听，巴恩斯也觉得好笑，麦克尤恩说：“说真的，我能差到哪儿去？”有好事者找到2014年那一期的《旁观者》，发现麦克尤恩所说的“喷子”是大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的女儿克蕾西达·康诺利，她的评论文章里根本没有“不可原谅的差”这样的说法，她把《儿童法案》与乔伊斯的《死者》相比，哪里算差。她顶多用了“懒惰”、“不太可信”这样的字眼，到小说家这里就被放大了无数倍。好事者建议麦克尤恩，为了避免白白忍受莫须有的喷子恶评之苦，还是老老实实去读读评论吧。

令箭

上周五，演员乔任梁离世，经由社交媒体扩散，这一包裹着多种“不能细说”标签的新闻瞬间引爆传播。随后又，“抑郁症”之祸成为主流说……而也恰恰因为这样的老话再提，让话题热度瞬间火上浇油——又一波“抑郁症”关怀因一个生命消逝而再度免费赠送。

大夫们说，秋季是抑郁症高发季。“甲状腺素能增强新陈代谢、促进机体发育，缺乏甲状腺素的时候，人会食欲不振、反应迟钝……这种悲秋的情绪引起的诸多症状，也被医学研究者称为‘悲秋综合征’……减轻‘悲秋综合征’的办法就是提高身体的兴奋性，最简单的办法是每天至少20分钟晒着太阳扩胸”……晒晒太阳扩扩胸就能免得抑郁症？

商人们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报告，全球约有4亿抑郁症患者；而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中国抑郁症患病率为3.02%，约有3900万患者，但真正接受抗抑郁有效治疗的比例不足10%……随着抑郁症患者的增多，我国抗抑郁药市场逐渐扩容。根据中康CMH统计数据，2015年我国抗抑郁症药品市场规模为56.74亿元，今年将超过60亿元”，但在这坨60亿元的大蛋糕仍由“进口药物主导市场。”

作者范俊杰说：“作为一名仍在服用药物的抑郁症患者，我丝毫没有因为大家开始了解、讨论和感慨这件事而获得任何欣慰。一场悲剧被卷入了社交网络这一台机器，被搅碎、分类，然后被不同人群消化和传递，每一部分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每个人也都有意无意地消费了它，但没人应该为消费这场悲剧负责……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承担唤起人们意识、推动社会改变任务的，不应该是这些悲剧。”

令箭

【谁毁得狠谁就能在YouTube大大地吸粉赚钱】

语出作者lianzi周二文章，“尽管苹果在上周五刚刚开售iPhone7和iPhone7 Plus，但网上按照‘狠’这个套路已经折腾了不下数十部手机，近乎变态的评测实验已经随处可见”，“洗个澡、游个泳、进个开水、冻个可乐”统统不在话下，“肯定不少人要感叹，这样毁掉一个iPhone真的好肉疼呢。不过，事实上，谁毁得狠，毁得能博取点击率，那可是会在YouTube大大地吸粉赚钱的哦”……原来……城会玩！

★【弱鸡】

网络熟词，比喻一个人体能、智力或人品的弱爆和垃圾，语源不确定，比较流行的界定，是认为它来自玩家在卡牌角色正式名称之外给角色起的诨号，亦有另外解释。“卧槽你们不要一言不合就抑郁啊，一言不合就SM多酷啊，抑郁多弱鸡啊”……前面这个句子来自饭友小鸭桑本周饭文，一个应景“例句”。

★【相当于女排+王宝强】

语出作者书航本周文章，“刷着刷着发现微博挂了，过了一会才发现是因为一个歌手死了。根据微博CEO王高飞的描述，乔任梁去世对整个微博服务器带来的流量冲击‘相当于女排+王宝强’”……将公众多半不明觉厉的因流量激增导致的访问瘫痪比拟为“女排+王宝强”，这个化繁为简我给满分，而全句28个汉字嵌入3个名人名，从旁反证出这个时代的话语中心位居何处。

★【精神糖尿病】

语出作者朱学东本周博客：“‘对正直的健康嗜好，倘若受制于良好的举止，诚然可嘉，但如饥似渴地追求它，往往只是精神糖尿病的症状’。偶尔读到英国哲学家C.D.布劳德（1887-1971）的话，我惊着了”……“精神糖尿病”是指一种基于完美期待的偏执？

令箭

【却没躲过莫兰蒂】

语出饭友得闲吃鱼转发本周段子：“我家违建的阳台，价值几十万，躲过了城管，躲过了强拆，却没躲过‘莫兰蒂’……这都是命啊！”……这个个人经历式的记录主体在“莫兰蒂”，但其叙事指涉富饶外，也紧拴一个“躲”字，妙趣横生。

★【高级黑】

语出作者华记本周有关iPhone7/7Plus正式发售新闻：跟上代比，iPhone7“最大的区别是加入了亮光黑的配色。这个颜色的造工极其复杂，制造过程包括‘CNC-打磨-阳极氧化-打磨-镀膜’，故也有人称其为‘高级黑’”……用熟词“高级黑”譬喻新款iPhone的工艺精妙，修辞上旧瓶装新酒，并顺手还原“高级黑”本义，仿佛顺手擦去衍生词上薄薄一层浮土，让那熟词忽然“原生态”，也蛮高级。

【人心却是那么的不可捉摸】

来自澎湃新闻所刊作者哈搭巴剧评。讨论韩国新片《釜山行》，作者赞同《行尸走肉》导演罗伯特-柯克曼观点：最好的丧尸电影的重心是充分揭露人世的乱象，他“牢牢抓住了一点——探讨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和由此导致的各种‘异化’。毕竟丧尸是显而易见的，而人心却是那么的不可捉摸。”

★【烧塔】

语出作者小芙本周文章。“烧塔”为中秋民俗之一种，亦称“烧塔仔”，主要流行于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农村。不过，这一起源于元朝、原始寓意为“中秋起义”“举火为号”的民俗活动难有细节报告，其暴烈美学也在各类知识谱系的阐释被驯化为“寓意红红火火”？

令箭

【这一天已经被时报上的这个标题开启了】

语出作者荣筱菁本周专栏，“《纽约时报》9月10号登出来的一篇观点文章，标题是：‘The Bitch America Needs’，直译是《美国需要的那只母狗》……时报的公共编辑在批评这个标题的那篇文章里说：‘或许有一天主流会把这个词用在那些击碎女性刻板印象，站起来为自己呛声的女人身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是对女性的羞辱和贬低。’在我看来，这一天已经被时报上的这个标题开启了”……是，讨论本身已启动改变之旅。

★【斗图式聊天】

语出作者温丽虹本周长文，讨论有关“Emoji”（绘文字-表情包）的巨大影响力、改变力：“年轻人使用的表情包越来越多，习惯了斗图式聊天，只用表情也能在聊天软件里聊上很久……但是，也别把人和人的疏离怪到手机、表情包和Emoji身上，毕竟，选择躲在屏幕后面，切断与人面对面沟通的，是人类自己。让沟通只停留于‘打嘴炮’的层面的，还是人类自己。”

★【对任何一个人的限制与惩罚都可能被滥用到每一个人】

语出作者尹生本周文章，讨论“阿里巴巴工因为写程序刷月饼而开除”一事，作者认为，不能用抽象的企业文化惩罚一个人……这是人类在文化之外，还需要具体法律的原因：对任何一个人的限制与惩罚，都可能被滥用到每一个人，所以必须建立在明确的、经过公示的、人所共知的游戏规则之上，并加以限制”……忽然箱，阿里巴巴这么大公司没法律顾问？

★【爱国式放水】

亦称“爱国放水”“为祖国放水”（李礼），也算新成语吧。上周末“918”纪念日，前奥运冠军王楠之夫郭斌在微博发声：“我是去过日本，却从不用它包括电器之內的任何产品！甚至在日本住酒店，很小人地把水都打开，还觉得解气！”随后，王楠转发病“手动点赞”，夫妇唱和，引发激变……在白话文里，“放水”本就义项丰饶，话本小说里它有“捣乱”之意，戏曲表演里它有“即兴”之意，而在赌场语境，它则是“放贷”黑话，谁曾想本周忽然旧词翻新，拧几下水龙头，爱了国了就。

★【苹果华为三星相约斗地主】

来自作者肖锋微博推荐，语出本周热门段子：“苹果华为三星相约斗地主：苹果：我出7；华为：我出9；三星：……我炸！”这段子应景且机灵，这种记录历史的方法和文本不仅高度国产化，且言简意赅，言近旨远。

★【智能手机班】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有不少老人不清楚使用智能手机，加上各类电信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如何安全使用智能手机就很有必要了。安徽芜湖老年大学推出的智能手机班就非常受老年人欢迎”……如今，连培训产业也靠骗子拉动？而如果骗子集团们也几近培训、优化、优胜劣汰，日子咋过？

令箭

上月，“匈牙利的乔伊斯”艾斯特哈兹·彼得去世，让很多人把目光投向匈牙利文学，艾斯特哈兹·彼得两本中文书的译者和版权引进介绍者余泽民也成了许多媒体访问的对象。而在前不久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余泽民推介了他刚刚翻译完成的《垃圾日》，该书是匈牙利的畅销书作家、画家、乐队主唱——马利亚什·贝拉的小说处女作，“蓝色东欧”丛书主编高兴把这本书比作“小说版的《恶之花》”。借着贝拉首次来华宣传新书的契机，晶报记者专访了这位匈牙利当代小说家，听他畅谈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匈牙利文学。

我是一个野蛮的莫扎特

晶报：截至目前您写了多少部作品？

贝拉：到目前为止，我总共写了9本书，头两本是诗集，其它是小说，其中包括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

晶报：您是怎么开始写小说的？受了谁的影响？

贝拉：我从塞尔维亚到匈牙利后，为了在当地生活下来，有过几年颠簸和挣扎。等我生活稍微稳定下来以后，头脑中就有一些故事想写出来。

我特别喜欢的作家并不是很多，但有几位影响了我，他们给了我一直坚持艺术创作的动力，包括俄罗斯作家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和匈牙利作家厄尔凯尼·伊斯特万。他们教会我如何度过生活中的艰难时光。到了匈牙利后，我也读了不少匈牙利的书，发现匈牙利小说都比较传统、守旧、老派，我觉得自己应该给匈牙利文学增添一些色彩。所以我一开始就往粗野、野蛮的方向去写，不想写得特别优雅，而是非常直接、有冲击力，不想讲浪漫、委婉的故事，而是讲残酷、真实的故事。

晶报：除了作家，您还是画家和音乐人，您的绘画和音乐风格和写作有不同么？三者会互相影响吗？

贝拉：写作、音乐、绘画像三只手，三个表现方式，但大脑是一样的，也就是本质是一样的。对我来说，音乐像心灵与生理的共生，而绘画像一个大字报，直接给人看，不那么拐弯抹角，文学则让我直面我所面对的社会。（此时，提纲翻译的余泽民笑言三者是否都是那种粗野的原始力量，贝拉说“我是一个野蛮的莫扎特。”）

我毕业于音乐学院，但毕业后发现学的东西根本用不上。因为学音乐的时候，老师教的是艺术要理性地去组织、去建构，而我一直觉得艺术恰恰应该是非理性的。我到匈牙利后，主要是靠音乐家身份生活，还小有名气。1996年，我在一个网站上开始写作，开了一个专栏，站长逼着我每天都写一点。这个网站后来就把我的专栏结集出版了，也就是我的头两本书。

晶报：您在匈牙利被人熟知的笔名和艺名是“马利亚什医生”，余泽民在序里介绍说，“想用文学艺术为东欧人，尤其是底层的东欧人进行心灵疗伤”。这个名字是否表达了您对社会的立场？

贝拉：在我生活最难的时候，一无所有，是艺术拯救了我，读一本有冲击力的书，听一段非常好的音乐、看一张非常好的画，让我能渡过难关。我是为了逃避战争而从塞尔维亚逃到匈牙利的，没有钱，没有住所。我父亲一直希望我当医生，但我一直想当艺术家，因为艺术可以疗伤，既然可以治疗我，当然也可以治疗别人。

晶报：您接下来的文学创作在风格或题材上会有变化么？有什么创作计划？

贝拉：我的书并不都像《垃圾日》这么“野蛮”，我也有黑色幽默的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还有浪漫荒诞的小说。我写过一个关于疯人院的故事，那是一个真事，政府关闭疯人院，把病人放出来，有的疯子后来成为政治家，并开始统治社会。如果分类的话，我的每本小说都可分不同的类。

晶报：您关于疯人院的小说让我想起果戈里的《钦差大臣》。

贝拉：我是在现实事件基础上写的。匈牙利有一间有150年历史的疯人院，在当地很有名。后来当时的执政党觉得疯人院那块地非常好，就欺骗病人说他们病好了，连哄带骗地把病人弄出去，把地收回去卖掉。其实当时关不关疯人院引起很多争论，我就在那个时候写了这样一本书，说疯人院关闭后，疯子也许会躲到森林里，也许会混进国会里。书出版两个月后，疯人院就关闭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丑闻也和书里写的一样。

匈牙利文学自成体系

晶报：匈牙利、捷克等国家的文学被称为东欧文学，您认可这个说法么？它包含什么方面的含义和特色？

贝拉：欧洲就是西欧和东欧，它们有着不同的地域和意识形态。西欧比较稳定，而东欧一直在动荡。东欧国家都属于被压迫的民族，而且还不能像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直接表达不满，只能用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晶报：很多中国人对匈牙利文学并不了解，请您简单介绍下。

贝拉：匈牙利文学层次非常高——质量高，也非常丰富，而且相对封闭，比较独立和自成体系，并不太受其他文学影响，是非常自信，甚至有点傲慢的一种文学。

晶报：您对中国文学有了解么？

贝拉：我了解得不多，但看过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我非常喜欢，因为它非常残酷，又非常美。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学一直在匈牙利占有一席之地。我对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感兴趣，关于中国的信息对我来说总是新的，这常常让我忘了中国其实是那么古老的一个国家，中国文化总能给我一些新的灵感。

晶报：余泽民说您一直不忘自己的“东欧人身份”，您的作品里有着浓重的、让人难以效仿的“东欧味”。

贝拉：很多匈牙利作家总是想象自己坐在维也纳的甜品店里，而我是一个坐在巴尔

干的列车上，也许刚和人打过架，也许刚被人抢劫过的作家……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是拳击，而不是喝咖啡。

晶报：《垃圾日》您写了多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小说？

贝拉：这本书写了大概半年。我首先是想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正义感；其次是记录生活中奇奇怪怪的、有趣的故事，对我那段生活的一个小总结；第三，创作让我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底层的社会。

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当时正统文学界不太喜欢，都批评它，但年轻人却很喜欢，一下成了流行小说。之后我又出了五六本书，非正统、非主流的报刊、杂志都有关注，也做了报道，但纯文学圈方面并没有积极的评价。大概坐在咖啡馆里写作的人不会特别喜欢突然出现的一个流着鼻血、戴着拳击手套写作的人，但我出版的书都还算畅销。

晶报：在这本书里您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匈牙利接触到的人和事，今天匈牙利人的生活和那时相比，有很大的改善么？另外今天的匈牙利人也和那时候一样充满精神的痛苦和危机么？

贝拉：这本书并不代表生活在匈牙利有多恐怖、多苦难，只是把日常生活中古怪、特殊的事集中在一起，关注人的心里最隐蔽的一面。它（《垃圾日》中的公寓）有点像一个象征，是社会的一个镜像，反映社会的一些情况。

但是在匈牙利也有被压榨、被剥夺者，也有在改革中的牺牲者，他们（《垃圾日》中的主人公们）有些是我生活中遇到的，有些是新闻报道中的——不过新闻报道只报道一个结果，而我想关注的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晶报：《垃圾日》被称为社会恐怖小说，您认可这种看法么？

贝拉：我认为归类为社会恐怖小说有些道理。我说过我并不是坐在甜品店里写作的作家，我本人就是一个难民，曾一无所有，也有家人进过精神病院，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上吊自杀了，很多人在战争中无家可归。我不相信好莱坞电影描述的那一套，恶是人性中很重要的一面，丑陋也是很有价值的。

人间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

晶报：您书中写了很多在正常人看来是变态的性和死亡。关于性，余泽民在序中介绍您认为“当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努力接连受挫，性往往成为他最后可能抓住的希望稻草。日常生活中的性形形色色，只是人们闭口不谈而已。”您书中很多篇幅都写了性，您怎么处理文学中的性？它对作品主题意味着什么？

贝拉：我的小说中的公寓象征人内心深处的角落，那里面存在各种欲望、念头、被压抑的东西……都是人性中可能存在的东西，我把它们记录下来。这个公寓也是社会的缩影，各种人都住在里面，其中很多人忘掉了自己被压迫、被凌辱的角色，忘了自己也是一个脆弱的人，也是受害者，忘了所有人其实都是制度和变革的孤儿。

比如其中一个被轮奸的女孩又是在这个本来最底层的群体中的更底层，是受害群体中的更低一层的受害者。变态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很多作家写性是因为读者想看而这样写，但我的这本小说并不是娱乐性的情色小说。我觉得一个人在性的方面强权，实际上是一种个体实现的表达方式，（通过性）来表达自己强势的一种方式，通过欺凌其他更弱小者来体现自己的强大。

晶报：死亡、自杀等情节在这本书里也经常涉及，序中也说到您希望“假如我们作为现实接受并谈论死亡的话，或许我们能更容易地面对它，或许我们还能够做一些什么，至少在活着的时候，别跟死人一样活着。” 死亡这个人物结局的设定，是不是更能让读者反思？

贝拉：我觉得这些作恶者最后的命运应该都是这种结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绝大多数并不会得到这种结局——他们会逃避惩罚、逃避审判，我这样写，就是要惩罚他们。当然，不同的故事结局也不同，有的是公平的，有的是不公平的，有的结局悲惨，有的结局是快活的。

晶报：接下来还会有您的其他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引进么？

贝拉：接着我还会和花城出版社继续合作另外两本书，《垃圾日》写的是人间发生的事，是我的“三部曲”中的一部。“三部曲”另一部是《一个死人的日记》，写的是一个人去世了，上了天堂，发现天堂是一个超市，还必须工作，没有休息。也是被统治，是整个体系的奴隶，甚至连死亡的权利都被剥夺——因为你已经死了。后来这个人利用人的聪明才智，战胜“上帝”，在天堂的员工登记本上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又回到人间。这本书是想告诉大家，人间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

中国读者还会看到我的“三部曲”的第三部《墓地情事》，这个故事充满黑色幽默：写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流浪者，有一天为了躲雨，躲进了一个墓穴（余泽民解释：类似灵堂，在匈牙利，墓地，尤其是家族墓地，会在旁边盖一个这样的房子，用来进行点蜡烛之类的祭奠活动），他发现这个墓穴修得挺宽敞，住得也挺舒服，就搬进去住下来。白天他很努力地工作挣钱，满足自己的欲望，找女人啊，到了晚上回到墓地去睡觉。有一次墓地的墙打开了，一些鬼魂出来了，就说服他，要他相信哲学、宗教，要他朝着光明的方向去，告诉他还是活在人间更美好。

马利亚什·贝拉

匈牙利当代知名小说家、画家和音乐人，笔名和艺名为“马利亚什医生”。1966年11月3日出生于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市。1987—1991年在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学习音乐，1988年组建了曾风靡巴尔干半岛的先锋乐队“学者们”，他担任歌手和小号手。1991年为了躲避南斯拉夫内战而逃到匈牙利，之后定居在布达佩斯并加入匈牙利国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匈牙利的乐坛、画坛和文坛，成为知名的多栖文化人。马利亚什所有作品都带着浓重的“东欧味道”，特别是沉重、犀利、黑色、现实的“巴尔干元素”。

令箭

劳伦斯·布洛克，这位在中国拥有最多书迷的硬汉侦探小说家，在七十多岁时才出版了自己的唯一一本回忆录。而这本书同时也是一本游记、或许是只有小说家才能写出的“运动历险记”。中文版采用《八百万种走法》译名，不只因为《八百万种死法》是布洛克辨识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更因为此书中的马修·斯卡德或许是布洛克自身投射最多的主人公。
　　再过两年，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劳伦斯·布洛克就八十岁（1938年出生）了。至今他已出了五十多部小说，译成中文的也有四十余部，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本冷门的《父之罪》。正是读了这本属于“马修·斯卡德系列”之一的薄薄小说之后，我才陆续买了他的其他作品。它让我喜欢上了劳伦斯·布洛克式的冷峻简练、略显低沉而又不失轻逸的文风。但也正是这种喜欢，让我在又读了几本他的小说之后，就克制住了马上去读他的所有作品的冲动，因为我想让这种奇特印象多停留些时日。
　　当然，劳伦斯·布洛克必定是那种精力充沛、写作速度惊人的作家。这也是他的立身之本。但从他的作品里，我总能感觉到某种属于他自己的莫名焦虑。或许，正是为了克服它，他才狂热地投身写作的。他获得了成功与盛名，却未能解决这种焦虑。
　　一部迥异的“跑步自传”
　　作为一个毫不动摇的“不运动主义者”，我对于热爱运动的人总是有种想要揶揄几句的冲动。我能理解他们在长期保持运动习惯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乐趣与满足。但我会告诉他们，喜欢长跑的美国人都会为踝骨、膝盖买保险，因为最后他们要给这些关节换上人造的。所以当我翻开这本《八百万种走法》没几页，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不会真的是本写跑步的书吧？
　　这一次，我采取了先随便翻翻的策略。“我跑步可不是为了保持好的心情或者身材，也不是要摆脱宅男的现状。我跑步是有着崇高目标的：我是为了准备去——到底是要去干吗呢？”这句话把我逗乐了。我喜欢他的这种自我揶揄。
　　这种幽默感在书中时不时地会跳入你的眼中。比如，“为了取暖，我参加了金门公园里一场五公里的同性恋赛跑活动，并在赛后将那件橙色背心变成了自己珍贵的财产，尽管我不会到哪儿都穿。”“有人说跑马拉松就像生孩子，当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忘记前一次的痛苦时，你会想再做一次。”
　　他当真是要认真写本“自传”吗？若真是如此，那他应该好好聊聊自己的写作。他写了那么多书，哪怕随便谈谈相关的创作体会、素材来源，再点缀上个人生活经历、几次婚姻，就足够写本很长的书了。但我发现关于写作他并没花费多少笔墨,自己的生活也谈得不算多，他甚至毫不掩饰地宣称：“我选择做个小说家是不无道理的。我非常愿意告诉你我虚构的人物的每一个细节，但如果想知道我本人的情况，那么，没门儿。”是的，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围绕着马拉松比赛、徒步旅行展开的。
　　在那些文字里，布洛克展现的是与其作品截然不同的风格。他抛开了小说里的那种冷峻与隐忍，找到了一种朴实、坦诚而又能充分铺展的文风，准确地传达了自己所执著的运动旅程中的一切。只要你有耐心，就能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小乐趣。
　　用运动和写作抗衡焦虑
　　然而不出意料的是，你仍能感觉到在那一页页乐此不疲地谈论马拉松或徒步旅行经历和体验的文字背后，始终有那种若隐若现的焦虑，哪怕是那些看上去纯粹只是谈论运动体会的句子。比如脚伤发作时，他写道，“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继续太痛，停下太蠢。”“就像自杀的念头陪伴人们熬过糟糕的夜晚一样，想要退出的念头时刻伴随着我前行的脚步。”
　　我知道，他试图以频繁参加马拉松比赛或徒步旅行，跟他的高密度写作一道承担并化解那种莫名的焦虑，同时这两种行为之间也构成了某种平衡，以确保他不会被那种焦虑所伤害。我猜他有抑郁倾向。他有时候会称之为“沮丧”，并用参加马拉松比赛、徒步旅行和写作轮流与之对抗。
　　关于这种“沮丧”，他坦白地写道：“我有些得了临床抑郁症的朋友，我知道自己的抑郁离那程度还差太远。他们没办法下床，脑子里只有自杀的念头，可又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我的沮丧远远轻于这种症状，以至于我都不想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但是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沮丧就是沮丧。”
　　热爱运动的人，有运动者的孤独，正如沉迷写作的人自有其难以消解的孤独。对于这两种人来说，孤独既是永远没有答案的迷局，也是驱使他们行动的动力。所不同的是，行为转化的结果，真正的关键在于行为的持续。因为对于只能向死而生的人来说，只有行动的可持续性以及持续本身才有可能消解死亡在前所造成的不安与焦虑。
　　更深层的焦虑，却并非总是与生死相关的，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某些莫可名状的处境或状态——或许，关于活着的意义，欲望的丧失，以及某些无来由的迷雾般的厌倦。在布洛克的那些仿佛漫无边际的关于马拉松和徒步旅行的文字里，只要能细心体会，就不难感受到他在以怎样的意志竭尽全力地抗衡着焦虑、沮丧。运动与写作，就像一个跷跷板的两端，他不断地从这一端跑到另一端，在不断的这端升起而那端降落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某种难得的平衡，足以让他不会坠入焦虑与沮丧的深渊。
　　行走与写作的道理如出一辙：你要做的只是两条腿轮流向前，而秘诀就是留在赛场上，就是不停地前进。
　　接受生活悖论，在写作中前进
　　当然布洛克也谈及了自己写作的原点时刻。他曾在高三时担任“班级诗人”。那时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想当个作家。”他的写作，会在某些段落看出颇受到海明威的影响，而他是幸运的人，因为有位跟他一样喜欢海明威的妻子琳恩，她在引用海明威作品里的句子时简直信手拈来。
　　不出意外的话，跟他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她，也会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他的幸运还不止于此。“琳恩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她往往会选择一条没人走过的路，而不愿意跟随别人的脚步走。”有一次，当他发现在美国竟然有八十四个叫“布法罗”（跟他的家乡同名）的地方，突发奇想要去探访其中的一些时，琳恩的提议令他震惊：我们为什么不都走一遍呢？于是他们几乎马上就开始了行动。他深爱着琳恩，而且他有生以来从未如此爱过一个女人。他甚至自豪而又不乏天真地认为：“我绝对是她生命中第一个善良的犹太男生。”
　　回顾自己的人生，他坦然接受命运所给予的一切。“我的生活也精彩丰富、充满了快乐，但这些年来我并非始终如一，狂热来了又去，激情满了又退。”他是个非常念旧的人，会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去探望当年帮助过他的童子军团长——马歇尔医生；他也会怀念自己少年时初次搭讪认识的女孩——卡伦·霍赫菲尔德，甚至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她听到自己的呼唤。他会慨叹与老年相关的那些衰弱征兆，也偶尔在字里行间流露些许的伤感……当然，他并不会因此就退化成一个放任自己情绪化的老小孩儿。
　　他深知命运以及生活本身的悖论本质。不然的话，他也就不会将贝克特小说里的那句话放在书的扉页上了：“你必须前进。我无法前进。但最终我会前进。”也不会在自传的末尾写下那句“我对写作也不再那么狂热了。我还在写。”他相信，“一个人内心对自己潜力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到现实。”

令箭

我本来完全不知道金鸡百花又颁奖了，因为这个奖的存在感一年比一年低，但晚上朋友圈被刷爆了，所有人都在吐槽一件事：小鲜肉在表演奖上战胜了真正公认的好演员。

我赶紧找来名单看了一下，就是下面这个名单：

最佳影片：《烈日灼心》

最佳导演：乌尔善（《寻龙诀》）

最佳编剧：曹保平、焦华静（《烈日灼心》）

最佳男主角：冯绍峰（《狼图腾》）

最佳女主角：许晴（《老炮儿》）

最佳男配角：李易峰（《老炮儿》）

最佳女配角：Angelababy（《寻龙诀》）

最佳新人：庄小龙（《战狼》）

终身成就奖：陶玉玲 葛存壮 梁信 谢芳

优秀电影特别表彰：《智取威虎山》

优秀影片：《战狼》

大家吐槽的焦点主要有三个地方：

男主角冯绍峰赢了《老炮儿》冯小刚和《亲爱的》黄渤。

男配角李易峰赢了《亲爱的》张译和《烈日灼心》段奕宏。

女配角杨颖赢了姚晨、梁静、李媛。

确实离谱，我相信稍微对电影有一定认识的人都不会同意李易峰比张译和段奕宏更出色，同理冯绍峰和杨颖。

不过我也不想把矛头对准李易峰、杨颖他们本人，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角色，人家把奖送上来，他总不能不要吧……

也没必要针对投票选出这个结果的粉丝和大众评委，这是百花奖特殊赛制决定的。它的评委本来就不是专业人士，个人喜好压过专业判断是奖项一开始就预设的态度，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该要求他们具备专业性。在这一点上，他们理应是免责的。

但我绝不是说萝卜白菜选什么都可以，这会陷入相对主义的错误。如果一个赛制选出来是张译战胜段奕宏，或者段奕宏战胜张译，都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个人品味差异，但如果选出来是李易峰赢了段奕宏和张译，那绝对是烂结果！

张译凭借影片《亲爱的》提名最佳男配

段奕宏凭借影片《烈日灼心》提名最佳男配

那这个锅谁来背？

只能是百花奖官方。

先介绍一下这届百花奖的赛制，因为老是变，我估计真没多少人像熟悉奥斯卡一样熟悉它的规则。

第一步，选择候选影片10部。

这10部片是由全国100名骨干影院经理组成的初选委员会，从过去两年中符合条件的221部影片中挑选。

第二步，普通观众海选。

各个渠道的纸质投票和网上投票，还有二维码扫码投票，据统计最终有2700万票产生。这个数字有点吓人，反正我是完全没见过哪里在投票，大家对此保持蜜汁微笑就好了。

第三步，颁奖礼现场即兴投票选出获奖者。

最后这个步骤由101个来自全国的幸运观众（包括颁奖礼举办地唐山的25人），在颁奖礼现场操作表决器，瞬间决定人选。

乍一看，这个赛制很牛逼、很科学有没有？结合了专业人士投票、海量观众投票、观众代表投票，还现场即兴决胜，很刺激，很创新。

完全在瞎搞！

令箭

以上三个步骤，看上去是在一步一步缩小范围，直到圈出获奖者，但是这种机制不同步骤之间缺少明确的指向性和功能性，完全是噱头，且对于普通观众评委没有合理的引导机制，导致对电影本身的评价标准在这个流程中完全无法体现，最终的赛果不脱轨才怪。

如果百花奖是一种民主制度设计的话——我们姑且假定这个过程完全没有被操纵——那真的是很糟糕的制度。正面的例子就是美国人搞的奥斯卡选举，这差距太大，不能往下说了。

昔日的百花奖还是很有公信力的，在全民观影氛围最热烈的八十年代，《大众电影》的发行量达到900万册，那也是百花奖的全盛时期。

1950年《大众电影》 创刊号

女演员方面，刘晓庆拿过百花奖的三主一配，张瑜、李秀明、斯琴高娃、龚雪都拿过。

1987年刘晓庆因饰演《芙蓉镇》中胡玉音，获得第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男演员方面，王心刚、姜文、张艺谋、李雪健也都拿过。

他们首先都是很受欢迎的演员，在专业能力上也没什么争议。

八十年代的百花奖为什么有公信力，倒不是说那时候的制度设计多么高明，就是由购买杂志的读者把选票剪下来，寄回去再来一票一票统计而已，并不复杂。

时代确实变了。

那是全民看电影的年代，真的是看电影，对明星的喜爱也是建立在电影作品的基础之上。没有《小花》《芙蓉镇》，谁会选刘晓庆？那也是全民写影评的年代，人们对电影的评价标准仍然是从电影出发。

《小花》

《芙蓉镇》

这时候让几百万人来一起选，男女老幼、士农工商无所不包，纵然审美水准和专业积累有高低，只要都以电影本身为标准，那结果离谱不到哪里去。

这是百花奖昔日辉煌的根源。

今天衰落的不是《大众电影》一本杂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今天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娱乐文化。

《老炮儿》

人们说互联网抹平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但在看电影这件事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被弥合了，相反是拉大了。现在的中年人和老年人都不看电影，农民工也不怎么看电影，看电影成了一小部分年轻人的爱好。

对待明星的态度也自不一样，超女竞赛和韩国偶像应援文化改变了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今天再来搞明星普选、影帝投票，很多影迷反而不会参加，会参加的全是各种拉票运动洗礼过的「小鲜肉」粉丝，所以它体现的只能是每个爱豆家粉丝的资源调动能力，跟电影本身的关系越来越小。如果盲目认可这种流程的合理性，那也成了某种「幸存者偏差」。

这一点在平时的电影宣传发行中也有体现。粉丝支持自家偶像参演影片是不需要理由的，他们不论电影拍得好不好，偶像演得好不好，支持的态度是一样的。在他们眼里，偶像大于作品。

讨论当下的粉丝文化不是我这里的意图，但我还是认为，一个有追求的电影奖，即使是打着大众心声的旗号，对所谓的「大众」，也应当抱着警惕和反省的态度，去建设合理的制度，去树立电影本身的标准。

一个奖，终究是为了支持和引导电影的发展，而不是伤害电影。（微信公众号/虹膜，文/magasa）

令箭

托马斯·L·弗里德曼：美国总统怎么能是特朗普这种人？

本人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辩论的感想可以总结为一个词：怎么能？

他认为北约好比是商场，而租户没给美国房东交够租金。说到底，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把他送入椭圆形办公室？

北约并非商场，而是一个战略联盟。它打赢了冷战，让欧洲始终充当美国企业的稳定贸易伙伴，还阻止各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自行研发核武器来抗衡俄罗斯，而交换条件是将它们全都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他不了解关键政策的“料”，不乱炖一通狂言、侮辱和重复之词就没法填满两分钟的答案。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把他送入椭圆形办公室？

他表示近期的一轮黑客攻击——任何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都会告诉你，毫无疑问这是俄罗斯的手笔——或许并非来自俄罗斯，而是“坐在床上的某个重400磅的家伙”。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把他送入椭圆形办公室？

他吹嘘自己竭尽全力地不付一个子儿的联邦税，但又抱怨我们的机场公路残破不堪，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退伍军人。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把他送入椭圆形办公室？

他试图证明自己当年就反对伊拉克战争——尽管他在战争伊始公开表示了支持——声称私下告诉了他在Fox新闻频道的好友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特朗普太执着于自己毫无过失，以致没有想过可以在辩论中这样作答：“的确，我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支持过伊拉克战争，但希拉里以参议员的身份投了赞成票，她当时手握各种情报，做出正确判断是她的本职工作。”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把他送入椭圆形办公室？

他表示我们不应该出兵伊拉克，但既然都去了，“我们应该把油拿走——那样伊斯兰国(ISIS)就不能成事了……因为石油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把他送入椭圆形办公室？

在开采出哪怕一滴油之前，伊斯兰国便已成型，靠着从摩苏尔的伊拉克央行盗取的大把美元维持。与此同时，伊拉克拥有世界第五大的石油储备，达1400亿桶。大家能想象我们得在那里待上多少年才能把石油采干吗？而这么做又会让我们的道德立场在全世界受到怎样的损害，并让圣战分子个个干劲十足？

他的竞选经理不得不在辩论后的第二天早上去每个晨间秀露脸，用撒谎的方式来尝试弥补老板喋喋不休的胡说八道。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把他送入椭圆形办公室？凯莉安娜·康维(Kellyanne Conway)周二上午告诉CNN，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我们并不知道希拉里·克林顿相信什么，因为根本没人问过她。”

她说啥？担任国务卿期间，克林顿支持了历次全球气候谈判与清洁能源计划。康维的说法等同于宣称没人知道希拉里在女性权益议题上的立场。

康维接下来上了CNBC的节目《财经论谈》(Squawk Box)，声称在2009到2013年间担任国务卿的克林顿从未创造出任何的工作岗位，还要为美国缺少令人满意的“路桥”负责。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MGM Resorts)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莫伦(James Murren)则表示，自家生意变好了，整体经济亦有改善，而身为国务卿，创造稳定环境才是克林顿的工作。针对他的反驳，康维的回应是经济的改善完全不关克林顿的事，因为“她从来没当过总统，所以也没创造过金融稳定。”

我懂了：每次有差池都是克林顿的错，而每次有佳绩都是总统一个人的功劳。愚蠢。

《财经论坛》的这一段节目针对的是一个事实：尽管特朗普宣称自己能让经济增长，但美国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当中，并没有什么人支持他。此外，特朗普辩论失利之后股票市场的反应特别积极，实在有趣。这或许是因为，首席执行官和投资者知道特朗普和康维是大骗子，也了解近期的数据显示，收入差距其实在缩小，薪资水平在上升，贫困正得到缓解。

特朗普和康维的固定把戏就是贬损美国，这样他们便能恢复我们的伟大荣光。事实上，我们的确存在问题，也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了经济果实，不过，倘若你想对美国保持乐观，不妨倒过来——从基层往上看的时候，美国要美好得多。你能看到，村镇与地区并未等待华盛顿，而是自己团结起来维修基础设施、整顿教育、改善治理。无论去到哪里，我都能看到这一幕。

我并不倾慕克林顿所抱有的倾向自由派、主张将权力集中起来的陈旧政治观，但她理性负责；她会做好功课，能在工作中成长，甚至还可能重复自己在参议院的做法，与共和党人合作。

特朗普则认为缴税的是傻瓜，认为他出现在一亿观众面前的时候不必做准备，无需拿出具体方案，可以用堪比疯大叔的成熟度来谈论严肃议题——还指望能对付过去。纵使他许下变革的诺言，但此人做出的变革，美国无力承受。

选这样一个人上台，实在是疯狂。（来源/纽时中文）

令箭

刘瑜：谁说美国大选就是资本家的金钱游戏？

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年总统大选花了4.8亿美元，2000年6.5亿，2004年则超过10亿美元，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今年（2008年--编者注）大选，到7月底花费就已经超过10亿了，这个无底洞还在延伸之中。这样砸钱到底多不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一方面，若是把选举款换成“孩子们的书本”，那得换多少本啊。但10亿美元占2004年美国GDP的十万分之八，用来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似乎又不算太多。

一个朋友跟我聊起过：“美国的民主最虚伪了，我们这有个有钱人，选举时给当地官员捐了很多钱，官员上台后处处给他好处……”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但肯定是非法的，从法律上来说，美国的选举中一个人每次选举给一个候选人最多只能捐2000美元，这点钱要买通一个官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20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2008年为2300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也有了限额。

当然选举的不平等影响不可能彻底消除：一方面，就算有2300美元的捐款限额，有钱人可能顶着2300美元捐，而且可以发动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而穷人要么捐不起，要么只能捐个几十上百的；另一方面，虽然对捐款数目有了限制，但有钱人或组织往往通过做议题广告“曲线”影响选举，这就是所谓的“软钱”。虽然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旨在消除软钱的影响，但孙悟空七十二变，软钱正想方设法变成“更软的钱”。

那么何不干脆取消私人筹款、直接使用公款竞选呢？公款竞选透明，防止无度花钱，还能避免富人和穷人的不对称影响力，听来似乎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像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和很多苏东国家都主要依赖公款竞选。

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大选是8400万）；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限制。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戴上8400万的紧箍呢？

说奥巴马筹款神奇，不仅在于他的筹钱总额，更在于他的筹款大多来自于中小选民。拿2008年6月的筹款记录来说，其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款，而麦凯恩只有33%。可以说，奥巴马的大多支持者们真的是省吃俭用来支持他。真的粉丝，敢于直面惨淡的钱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的竞选代表了民主选举的真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在给民主竞选提供动力。

从一个大款操控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美元汇成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的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能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去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美元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令箭

这些年，任志强的神预言

预言一：2007年

“没有买房的人都亏了”——任志强2007年7月在某论坛的讲话。

此后的17个月一直到2008年11月，全国房价都是在一路走高。

预言二：2009年

“中国人太有钱了，房子太便宜了”

任志强认为2009年下半年房价“将暴涨”，“如果说前几个月是0.2%的增长，后几个月增幅大约会超过1%”。这样的话，全年平均增幅会超过5%“。

此后半年，房价涨幅分别为1%、2%、2.8%、3.9%、5.7%和7.8%

预言三：2010年

“你们还是别当傻瓜了，把幻想放下去吧”

2010年中国楼市，看涨还是看跌，成为一道分水岭。任志强发表“必涨论“，与诸多”看跌派“专家隔空论战。

事实证明，2010年是中国房价暴涨的一年。北京涨幅42%，广州23%，全国平均涨幅9.9%。

预言四：2012年

“房价将在2013年3月迎来新一轮暴涨”“2013年房价依然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2012年底，任志强预言

2013年，北京、广州、深圳涨幅均超过20%。

预言五：2013年

“三中全会会后房产限购令或停止”

2013年11月，任志强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他觉得限购令“可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让它停止了。支持他产生这一预测的论据源于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出的要减少政府行政干预，要“砍掉政府那只乱摸的手”。

2014年6月26日，呼和浩特正式发文取消限购，成为全国首个正式取消限购的城市。紧随其后的是济南、南昌、武汉等多地宣布取消限购，930新政等。截至10月，全国仅剩北上广深坚守“限购令”

预言六、2013年

北京四环附近房价将达到10万/平

宇宙中心早超过10万/平

预言七：2014年

“开发商仍认为和2013年一样保持高速增长趋势，这非常危险”

他预估，2014年全国销售量增速可能无法达到10%，而与之相对的是持续增加的待售面积，这也成为房地产最不乐观的一点。

正如任志强所说的那样，2014上半年放眼望去，整个楼市哀声一片。无论是商品住宅新房，还是二手房，上半年成交量的下降都是非常明显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数据显示，前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8%。

预言八：2015年

“不要等，有钱该买房就买房““都问了十几年了，还在问，只要有钱，什么时候买都行”

2015年，央妈降息降准等救市政策成为中国楼市的重要关键词，国家的救市政策也带动一些城市房价上涨。其中，深圳更是跳涨50%，随后北京、上海轮番上涨，并蔓延至二线城市。

预言九：2016年

“2016年的房价还将继续上涨！而目前，一线城市和热门二线城市相继出台各项“稳房价”“控地价”的政策，但依旧无法抑制住火热的楼市。

今年的上涨行情会延续至年底，整体会好于去年。”

Bingo！任志强又双叒叕预言对了！！

除此之外，任志强在不同场合曝过这些惊人话语，这些当年可都是头条啊，深深伤了屌丝的心：

1、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2、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3、历史证明房价永远都是上涨。4、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而是让房价稳定增长。5、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6、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7、工资在涨GDP在涨房价不涨就不对。8、我从来不认为80后买房难。9、和工资收入相比，30年来房价等于没涨。10、严格说来，开发商被强奸了！11、鱼翅卖得再贵也成不了泡沫。12、房价暴跌对民众没好处。13、我们只是当丫鬟的，房价70%都被政府拿走！14、公布开发商成本等于让男人公布老婆的三围数据。15、胸罩比房地产暴利得多。

16、房地产根本没有泡沫。（来源/凤凰财知道）

令箭

我们要爱母亲，但我不知道怎样去爱她
2016-10-08

我父母中年离异，子女只有我和妹妹。父亲早已病逝，母亲多年独居。十多年前，妹妹嫁了一个开装载机的下岗工人；二十多岁时，她是“问题少女”，那些年刮宫可能刮得太多，又有一次宫外孕，医生劝告不宜生育。我父亲还有一个哥哥，早也去世，并无子女。所以，这一家的香火就靠我了。但我十一年前离了婚，一直没遇到合适伴侣，未来也不敢乐观。很有可能，若干年过去，我们这家人，就像儿时念的一句咒语，全家死绝，虽然没做什么断子绝孙的恶事。

母亲显然着急。这几年，偶尔见面或电话，她总催我“早点把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将来老了还是要有个人，要有家庭和后代，她说，几乎每次，都以我一个舅舅为例，四十来岁结婚生子，“当时啥也没有，还不是把娃娃盘大了”？我没离婚时，她屡次说要帮我带孩子。这是中国家庭的惯例。以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我和前妻哪敢接招。我的婚姻后来破灭。孩子这个话题，她偶尔还提，说得更细了：去医院检查一下，你小时候得过腮腺炎（据说影响生育）；找个能生的女人，最好年轻一点，奶水好的。我听了哭笑不得，忍着没问奶水好如何评判。

资料图：电影《麦兜·我和我妈妈》海报

她这些话，多是四五年前我去大理之后说的。近些年，她仍然不知道我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住哪儿。去大理前，我终于给了她我的手机号。毕竟年纪大了，紧急情况，或憋得心慌，想找人诉苦，也有号码可拨，好歹是她儿子。她的股经、吐糟和自以为是的劝诫，我当然不喜不耐，但我也不年轻，悲观深入骨髓，火气却少很多。不论大理，还是过了两年多我又回省城，她三天两头电话，十有五六我会接，要是懒得听，就把手机放一旁，等她讲。跟面对面一样，她不需要你有多少回应，讲完她会断然挂掉：“就这样子！”

我感觉自己“变好了”。还有一点也重要，只要还来电话，你至少知道，她不仅好好的，而且中气十足。她一直在乎自己的身体，年纪愈大愈在意。这些年，她的境遇有改善：转到社保的退休费加到两千多，又有医保，股市小有斩获，加之俭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换了老掉牙的热水器和冰箱（我妹妹婚前的闲置）；有了豆浆机电炉盘和微波炉（我因为居无定所不得不放弃的累赘）；买了一个貌似原木的立柜；冤枉花了三百块，修好她死去的妹妹（我五孃）淘汰的三人皮沙发；今年夏天热，还想将来装个空调。她渐渐舍得小把花钱，家里堆着各类食品和辅酶Q10这类保健药，这样营养那样有效。“自己吃，花不了多少钱。”听她这样说，我和妹妹暗暗松了口气。

她也自豪或骄傲：她是有文化的，看书看报掌握形势，自强不息，这把年纪炒股还能小赚，虽然没电脑，眼睛不好，老了反应慢，手机炒股，打字也要输半天。她几乎每次都说，她的兄弟姐妹比她过得好，未必有她这样的闯劲和本事；我的书读得再多，也不过读成书呆子，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但她依然不平，最恨进城打工和做小生意的农民，尽管那些人可能比她还要底层或无助。楼上外地租客的下水管没装好，殃及她的阳台厨房，那是农民进了城乱来。楼下看门的乡下人好吃懒做贪得无厌，哪像她以前在街道工厂，根本不敢偷懒。有一年，我妹妹跟妹夫吵架，跑回娘家住了几天，晚上出去跟朋友喝酒，回来晚了，依规矩要给开大门的乡下人两块钱。她不仅埋怨我妹妹给了钱，还去跟门卫理论，就差没讨回两块钱。她不是心疼那两块钱，她是忿忿不平。

二

她今年七十六，头发全白了。除了眼睛听力不大好，身体却比前些年好，嗓音依旧洪亮，激动起来依旧慷慨陈词震耳欲聋。她部分归功于这几年吃的国产保健药，自我调养得好，再有就是从前底子打得好，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前，她父亲还是国民政府大官，家里不缺营养。二零零八年的五·一二汶川地震前，她上街被电动单车撞到骨折，肇事者跑掉，她硬是没住院，打了石膏在家养伤，恢复得不错。地震那晚，省城警报响起，惊吓中半搀半抬，我和妹妹妹夫把她从五楼弄到楼下街边，兵荒马乱坐了一夜。她不是太好侍候。女婿冒火，当面说她娇气，他妈也摔得骨折过，人家一声不吭，哪像她。这话对又不对。她不是吃不了苦，她吃过太多苦，解放后从没舒心过；她只是想有人在意，我们在意。

资料图：《闲人马大姐》剧照

我们不是不在意。前年从大理回省城赁屋而居，尽管不告诉她地址，我住得离她依然只有十分钟步行，潜意识觉得，她若有事，来去我也方便。这两年，我给她送了好几次钥匙；老了，出门忘带，幸好前几年给了我一把。我妹妹后来去一间快捷酒店做库管，忙，脱岗要扣钱，所以有事多半找我。除了送钥匙，她偶尔小病下不了楼，我也帮她买菜买米。去医院做胃镜得打麻药，年纪大了需要亲属在场，我也陪着。或是换热水器时，替她去买厕所毛巾架，盯着工人安装，免得人家忽悠她。去年夏天，她用一位中学同学的手机给我打电话，在别人家，很兴奋：同学搬了新居，一套三的旧房优惠出租，啥都不缺。她想把自己那套狭窄房子租出去，跟我一起住。我不敢应承。过了两天，她的同学单独给我电话，听来像是通情达理安享晚年的老太太，说你妈苦了一辈子，大家同情她，但又不敢跟她过多交往，每次同学会，就她嗓门最大。

她是子女不愿上门也没什么朋友的空巢老人。周围的人虽没坏到处处算计她欺负她，看你家中无人，多少也会恃强凌弱。但她与人争论，用四川话讲，嘴真的很臭，所以她放在院里的花盆会被“故意”砸烂，因为她骂起门卫毫不留情。去年，我到缅甸旅行前，她那幢居民楼的院委会主任给我打电话。她去一旁某间廉价酒店的大堂闲耍，眼镜不见了。她一定要酒店赔她眼镜，因为镜片镜架怎么好。主任和酒店主管劝不住，只好打我电话。那几天，除了天天电话跟我诉苦，她都去酒店讨说法，闹得人家焦头烂额，哄她要赔，让她先去验光，私下却给我电话，说他们绝不负责。最后，她自己去配了一副打折下来四五百块的眼镜。过了一阵，眼镜找到了：她掉在家里放冰箱的墙角。

然而她竟乐观。生命是宝贵的，生活是美好的，她说，想要活到九十开外。渐渐猜到我没社保医保也没固定收入，更不要说房子，她时常要我跟她一样乐观。“将来，国家不会不管。”这我倒不指望，只是想到，她若真的长寿，这样下去，我分分钟活不过她。这两年，省城房价还算稳定或有回落。她不知说了多少次，想换一套大点的房子，添些钱，我和妹妹至少有个地方，她也有个照应。“靠我一个人太吃力。你们可以出些。”话是没错，但我只能说我没钱，真的没钱。“那你也混得太差了。”她说，不完全是鄙视，更像责怪，因为她卖小百货盐茶蛋都能凑到炒股本钱：当年你从澳门挣到钱回来，为啥就不看准时机买套房子？那时房价那么低，我追着你让你买房，你根本不听！跟她解释我从澳门回来也买不起房，她绝对不信；我唯有不置可否。

以我这些年的观察体会，她并非全无爱心和同情心，但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她的爱心和同情心很少超出血缘范畴。她在省城的姐妹，只有我的五孃和多年寡居的幺孃。前者前年病逝，后者年轻时，因为“出身不好”受打压，精神一直有问题，幸而住房宽敞，两个儿子守在身边。她不时去看幺孃，跟我说起，庆幸自己现在比幺孃好：从前是姐妹里长相最乖的一个，多年吃药打针，胖得变形，经常乱买一堆婴儿用品，说给未来的孙子备着；两个儿子，要么离婚要么单身，哪有孙子的影子?外公过世后，外婆带着八个子女苦熬。她排行老四，很早就进街道生产组，帮着挣钱养家。现在，落户外地的两个弟弟已经退休，过得都好。其中一位，前几年把一大笔集资款暂存四姐处。上门取钱时，她从弟弟那里扣下几千块，算是“手续费”和当年的“辛苦费”。

汶川地震后不久，我妹妹拖着妹夫还去看她，但她数落下岗女婿无能，成天窝在家里，他再也不上门了（听说去年他终于不宅，做了物业保安）。我和妹妹也是逢年过节才去，挤在凌乱逼仄的阳台厨房，灰尘油污，吃顿窝囊饭，平时尽可能不登她的门。自从我外婆九十年代末去世，跟她来往最多的妹妹（我五孃）前年得了白血病死掉，她肯定更孤独。憋了一生的苦水，看来永远也倒不完，我们现在就是她的潲水桶，最直接最方便，因为我和妹妹已经懒得和她理论，实在听不下去，最多吼两声，吓吓她。

跟很多老太太不一样，她从不唱红歌不跳广场舞，也不诵经念佛（听她几乎句句离不开钱和一生遭遇，我倒希望她这年纪信点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她太清楚没有钱万万不能，她“对国内外形势的掌握”出发点很实际，主要用于股市。她的不满与怨恨，只能发泄到进城谋生的农民和过得滋润的既得利益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她懂得看准时机为自己捞点补偿。若不愁钱，她肯定也会投资楼市，做个小炒家；中国很多老年人并不心静。然而有意思的是，当亿万人欢呼大国崛起盛世来临，她却一直说中国人穷得很，现在只不过刚把饭吃匀净了。

三

这个月初，她所在的院委会贴出告示，总共六十户的居民楼，每家每月要收二十八元门卫费和清洁费。借口独居和收入低，她一直没交过八元的清洁费，更不要说门卫费。这一次，她依然不交。她向来看不起也看不惯守大门的乡下人，偶尔给点好处，像端午节塞几个粽子，也是居高临下。胡萝卜加大棒，因为鸡毛蒜皮，她跟他吵了好多回，这次更不例外。打给我的电话里，她声嘶力竭，仿佛我就是那个可恶的门卫：

“我负担不起！不公平！哦，搞绝对平均主义嗦？啥子叫社会？社会就是不平等的。是不是农村的都要跑到城里来吗？你看门的，一家人都来了，两间房子都给你装修了，铺了地，两台电视开着，两台电视哦，一直开着，有没有必要看两台电视嘛？我都不交有线费了，不看电视，老了，眼睛不好。加工资？我加的钱还没拿到呢。加个锤子!”

资料图：电视剧《我爱我家》剧照

过了几天就是中秋，我和妹妹照例去她那里吃午饭。大院门口，五十来岁的小个子门卫把我截住，委屈加怨恨，动作略显夸张，说她骂他骂得有多难听，说她与其相信那些骗人的老年保健药品直销，还不如先把这点门卫费给了。上了楼，我和妹妹劝她，她一下子炸开，好像儿女都不卫护她，一边做饭，一边开始长篇独白：她过去怎么苦，现在怎么底层，又怎么事事不如人。谁的儿女安排得好，谁有几套房子，谁的退休待遇好。“你们两个，有啥？生个病都不敢去看。你有老婆房子吗？你爸又没本事，说流氓流氓不来，说权术权术不来。这个家，沉船一艘，后人也没一个。我以前好苦哦，在社会最底层打滚。凭啥子交？交个锤子。我不怕闹，难道还拉我去定个啥子罪？这么多年，我生病吃药都是靠自己，你们也过得不好，找过你政府没有嘛？我就是不舒服。”

这番发泄，未必都是瞎扯和耍赖，你甚至觉得，她骂得在理骂得解恨，然而这跟门卫费和清洁费根本两码事。看门的乡下人告诉我，上一次，也就是去年我在缅甸旅行时，她听信直销骗子，五千多块买了治眼睛的药，后来觉得不对，门卫陪她找上门去理论，死活拿回两千多块。这一次，她又差点听信，电话里跟我说还是要交五千，又是什么保健神药，预先送你一堆东西，最奇葩的是换购净水器，市面要卖上万一台，优惠老年人，爱心大传送。

资料图：电视剧《家有儿女》剧照

中秋那天，我一边听她发泄，一边瞻仰她拎回来的“赠品”：一小把装在“珠宝盒”内的“金钥匙”，一套中共诞辰“限量发行”的纪念“金币”，一副也是装在盒子里的劣质玉饰，据说还有羊奶粉，都是送的。“这些都不值钱。骗你的！”我说。“晓得！晓得！”听我一再告诫，她不耐烦了：以她的精明，她当然不会上当，那五千块钱，她不会交。

我却有不安，并非只因为她差点两度受骗。十多年前刚从澳门回来，我和前妻暂住她那里；受不了她的神经官能症，年少气盛，我扇过她一个耳光。这个耳光，连同从小没有跟着她长大，就像一道无形深渊，把我和她永远隔开，用她的话说，我跟她怎么也亲不起来。这些年，我们来往很少。不管怎样，她的境遇慢慢顺遂，我的境况一直堪忧（尽管我也努力兼死撑），加之观念和生活习惯天差地别，我们无从沟通，更不要说一起生活。我对她，似乎只剩生为人子的血缘之份，或许还有同情，可怜她的一生遭遇。她对子女有爱，只是不知道怎样去爱；我和妹妹，也不知道怎样去爱她。

然而，她也不是绝对悭吝，至少对血亲。等她过得稍稍宽裕，等她不那么神经官能症，她会想到她的子女跟着父母受苦。她有一大堆姐妹家淘汰的各类衣服或工作服，款式陈旧，不时拿出来，一定要我们穿；她也会把超市优惠的加钙奶粉和各类小食品塞给我们。这几年，逢年过节，用我妹妹的话说，她都要给妹妹和我“发钱”，两百块，三百块。不多，却是她的心意。我们从不啃老，但真的还不如她，除了衣服，每次默默或尴尬接受。去年夏天，她突然主动拿出六千块，解了我交不起房租的燃眉之急。这个中秋，对着我们痛斥社会，坚称不交二十八元的门卫费和清洁费，她突然又说，十一要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万块；“这个钱，你们自己拿去翻本。”她一直劝我炒股，但我既无本钱也没兴趣。这笔钱，如果真的如期拿到，我也只能用来苟延残喘。临走时，她硬塞给我几个月饼，社区发的，慰问老人。“放进包包，不要让门卫看到。”她说。（2016年9月）

令箭

克鲁伊夫把精神遗产继承权交给瓜迪奥拉
2016-10-07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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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假如没有克鲁伊夫，瓜迪奥拉可能只是巴萨的一个边缘球员，甚至很快会被卖掉。但是克鲁伊夫明确告诉他：你来！瓜迪奥拉从此成为克鲁伊夫大脑在场上的感应器。

克鲁伊夫去世已逾半年，其精神遗产尚待捡视和整理。而克鲁伊夫自传《足球：我的哲学》便是他献给世人的最后的厚礼。

不知中国的出版商有没有买版权，期待能尽快看到该书中文版。而在克鲁伊夫自传正式出版前，作为例牌的推广，克鲁伊夫在该书中评出的最佳11人阵容被率先披露：

门将：雅辛

后卫（从右到左）：卡洛斯-阿尔伯托、贝肯鲍尔、路德·克洛尔

中场（从右到左）：加林查、瓜迪奥拉、博比-查尔顿、迪斯蒂法诺

前锋（从右到左）：马拉多纳、贝利、皮埃特·凯泽尔

克鲁伊夫评出的最佳阵容，加泰罗尼亚媒体排出的阵型站位有所不同。

以上是马德里《马卡报》的排阵。阵型是经典343没有疑义，但《马卡报》这一排阵未必来自克鲁伊夫，在书尚无缘得见的情况下，这个布阵似乎值得商榷。当然，差不多所有的最佳11人评选都会重攻轻守，因为足球史上的天皇巨星，必然大多是进攻球员，他们更容易掠尽风光，克鲁伊夫这份名单里前锋实际上占去了五位，只不过以全攻全守或全能足球视之，他们也属于可以自由驰骋于中前场的大神，锋线太拥挤那搁在中场也无可厚非。另外，绝大多数这类11人评选，其实都并不严格遵循位置分工，人选而不是阵型打法才是焦点。但作为足球理论和战术大师，克鲁伊夫在钦定的终极自传中必定会深思熟虑，因此他的最佳11人阵容肯定要更为严谨，更具法度，更能体现自己一生的足球哲学。

加泰罗尼亚媒体的布阵可能更符合克鲁伊夫的意思：马拉多纳回撤到中场前腰位置，而加林查打的是右边锋。

在克鲁伊夫的足球理念里，利用场地宽度，利用两个边锋的速度和技术相当重要，皮埃特·凯泽尔和加林查一左一右就是他的边锋梦幻组合。马拉多纳和迪斯蒂法诺充当中前场自由人，而博比·查尔顿和瓜迪奥拉则负责组织攻防，其中瓜迪奥拉是堕后的单后腰。三名后卫不消赘述，也是左中右的均衡配置。克鲁伊夫这个阵型巨星璀璨，但也法度森严，没有犯通常最佳阵容评选易犯的削足适履头重脚轻左右倾斜的毛病。

克鲁伊夫

对于中青年球迷来说，这个没有梅西和C罗、没有普拉蒂尼和范巴斯滕、也没有罗纳尔多和齐达内的阵容属于远古文物。然而，这绝不表明克鲁伊夫停留在所谓古典足球时代，天才总是跨越时代的，这11人放在如今依旧是大神，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凭借高超技艺足以以一己之力改变比赛的神人，他们大多身上还带有克鲁伊夫足球哲学中“全攻全守”基因。这个阵容中对普通球迷来说最为陌生的，是克鲁伊夫的两位荷兰队和阿贾克斯队的队友——路德·克洛尔和皮埃特·凯泽尔。克洛尔在足球史上的高光时刻，恐怕就是在1974年荷兰战胜巴西一役，左路传中助攻克鲁伊夫打入为后者赢得“飞翔的荷兰人”美誉的经典进球，那记进球甚至就此奠定了克鲁伊夫的历史地位，观众席上的贝利评论称“巴西队输得服气，荷兰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球队，而克鲁伊夫无疑是最优秀的球星”。克洛尔在1974年世界杯是左后卫，而1978年世界杯则成为自由人，他还顶替退出的克鲁伊夫担当了队长和领袖角色，克洛尔既能踢左后卫又能踢自由人或清道夫，其领衔的防线经常敢于压至接近中场线。向来各家评选最佳11人，左后卫位置上多半留给马尔蒂尼，但马尔蒂尼的先驱是克洛尔，而就后卫战术打法革新而言，克洛尔的地位也仅次于贝肯鲍尔。遗憾的是，像历史上不少著名的队长一样，克洛尔的教练生涯远没有球员生涯成功，基本上是助理教练和青训教练的命，克洛尔当过里杰卡尔德和科曼的助理教练，而这二位传承的恰恰就是他。克鲁伊夫把克洛尔列入最佳11人阵容，颇有为荷兰全能足球溯源正本的意思。

路德·克洛尔

皮埃特·凯泽尔如今的知名度，可能都不如某支英国第三级联赛的某个替补边锋。但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评判者应有的眼光和使命——打开尘封的历史，激活被淡忘的传奇人物。

世人更记得的是1974年荷兰队同一位置和克鲁伊夫珠联璧合的伦森布林克，但别忘了在70年代初期阿贾克斯曾蝉联三届欧洲冠军，皮埃特·凯泽尔是那支阿贾克斯的利剑。克鲁伊夫无论是在阿贾克斯还是在荷兰队，都与皮埃特·凯泽尔关系不佳，这位后生一出道就是来抢凯泽尔风头的。克鲁伊夫喜欢在左路拿球突破，假如把自己放在最佳11人的左边锋位置也完全成立。但在晚年，克鲁伊夫甘于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和自己曾经势不两立的凯泽尔，这不仅仅是出于战术的考虑——凯泽尔是纯粹一些的边锋——或许还带有一点“天堂一笑泯恩仇”的况味。

令箭

皮埃特·凯泽尔

克鲁伊夫没有将自己列入最佳11人，恐怕不是出于谦虚，而是出于高傲——他更想充当最佳11人的主帅。克鲁伊夫并不是来带领我们参观众神庙，而是举起火把，照亮一条通往当今现代足球的隧道，追根溯源：全攻全守全能足球究竟是怎么来的？路德·克洛尔和皮埃特·凯泽尔在这里充当了阿贾克斯兼荷兰队的革命导火索，而克鲁伊夫最后又通过巴萨的瓜迪奥拉，来全面引爆现代足球。通常很少有人会在最佳11人名单里选择瓜迪奥拉，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的选择是马特乌斯——那个马拉多纳眼里的最强对手。但克鲁伊夫选择瓜迪奥拉，不单单是确立了巴萨式足球的核心——瓜迪奥拉从此奠定了巴萨“4号位”的传统——还钦定了自己足球理念的接班人。

克鲁伊夫(左)与瓜迪奥拉

克鲁伊夫当然完全清楚普拉蒂尼、范巴斯滕、罗马里奥、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齐达内、C罗、梅西——尤其是梅西——的杰出，但他更愿意从自己的时代出发，让历史告诉未来，审视现在。而瓜迪奥拉是克鲁伊夫最佳11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唯一还活跃在足坛的，克鲁伊夫由此将瓜迪奥拉视为世界足球历史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这份最佳11人名单可以视为克鲁伊夫的足球遗嘱，他几乎是把自己精神遗产的继承权，隆重地交给了瓜迪奥拉。

克鲁伊夫之子约尔迪说他父亲即使在日常生活也处处动脑，不放过一个细节，例如开车时对道路的选择——如何找到最快的正确的路，他会迅速计算路上的红绿灯分布情况，判断下面是否会一路绿灯畅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克鲁伊夫要求在场上永远比对手先快一步洞察处境，巴萨的TIKI TAKA风格不是啰嗦和缓慢，而是为了更快更主动地找到突破口。

在接受梅西传记片采访时，克鲁伊夫还提到了“眼神”对梅西、哈维、伊涅斯塔的重要性，小个子天才球员可以用眼神改变比赛：“他们可以读懂对方的眼神，这不是开玩笑，这是能带来差异的细节。”而哈维也曾有一个经典比喻，他形容伊涅斯塔踢的是“一种带有后视镜的足球”。拉基蒂奇这个狂热的“梅吹”甚至也敢说：我们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彼此的位置。

但恰好，巴萨最近却奉献了一场睁大眼睛也看不到彼此的比赛，在输给塞尔塔的比赛中，巴萨踢出了近年最反动的一场球，不要说TIKI TAKA了，在上半场他们甚至连出球都很困难，中场各自为战一盘散沙，下半场虽然重新控制了比赛，但也是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打法：长传急攻，高举高打，个人带球强突蛮干。克鲁伊夫的足球哲学有时候容易被误读为一种“花样足球”，克鲁伊夫对意识和观念的推崇容易让人忽略他从来都高度强调对空间的占有和利用，无球跑动接应则是最重要的意识和能力，没有人是站着靠眼神踢球的，全攻全守也好，TIKI TAKA也好，都建立在跑动的基础上，巅峰期的哈维经常是场上跑动最多的球员之一，图兰迄今为止不适应巴萨中场组织角色，不单是技术原因，还因为他无球跑动不够。

同样，曼城输给热刺不是输在打法和技术，而是输给更年轻跑动更多的对手，波切蒂诺和瓜迪奥拉的足球差别并不大，瓜迪奥拉的师承除了克鲁伊夫，还有贝尔萨——而波切蒂诺也算是贝尔萨的高足。

瓜迪奥拉正在以游击队员的方式，游走于各大联赛，践行承载自克鲁伊夫的足球哲学。看起来曼城已经开始踢得比巴萨还巴萨，而在MSN如日中天的时候，恩里克却难免有时陷入甜蜜的迷茫中，他还得重整有些失控的中场生命线，重振巴萨的足球哲学。10月7日，瓜迪奥拉和克鲁伊夫之子约尔迪参加了克鲁伊夫自传的发布会，10月19日（北京时间10月20日凌晨）的诺坎普，或许是克鲁伊夫自传另一个远为隆重的首发式（而届时梅西估计刚好也可以伤愈出战了）——巴萨对曼城，恩里克对瓜迪奥拉。当然，还有特尔施特根对布拉沃。特尔施特根刚刚因为一次极端冒险的传球而遭到广泛质疑，但极端的失误不但不会改变、甚至会更令人清晰地看到巴萨的足球哲学：美的历险。瓜迪奥拉说：“他（克鲁伊夫）相信蝴蝶效应，他相信开始时的一脚漂亮传球能在最后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结果”。

瓜迪奥拉与克鲁伊夫儿子约尔迪在克鲁伊夫自传发布会上。

假如没有克鲁伊夫，瓜迪奥拉可能只是巴萨的一个边缘球员，甚至很快会被卖掉。但是克鲁伊夫明确告诉他：你来！瓜迪奥拉从此成为克鲁伊夫大脑在场上的感应器。后来，当拉波尔塔邀请瓜迪奥拉出任主帅时，瓜迪奥拉打电话咨询恩师的意见，克鲁伊夫说：“你应该让主席走出更衣室，对他说：这里我说了算。”

克鲁伊夫(左)与瓜迪奥拉

这就是为什么瓜迪奥拉会封杀亚亚·图雷，他只是在金钱利益至上和言论自由泛滥的时代，捍卫克鲁伊夫时代的价值观，做一个优雅和高傲的骑士。在为人处事的原则面前说一不二，他指出：“我不能想象在克鲁伊夫的时代，一个球员经纪人敢成天批评他的决定”，在足球美学面前则保持开放，他宣称：“曼城球迷也会享受波切蒂诺的足球。”

克鲁伊夫(右)与瓜迪奥拉

通过瓜迪奥拉，克鲁伊夫也延续了自己在永恒历史中的生命。克鲁伊夫在看台上，在天上，始终在看着瓜迪奥拉。

令箭

1959年的胡适
2016-10-06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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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他再以《容忍与自由》发表演讲，回应殷海光，也委婉告诉杂志同仁：“我们这一班主持言论的人，不要太自卑，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1959年。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

前一年春天方才返台定居的胡适院长，这一年里做了许多事：忙着筹备“国家长期科学计划委员会”，忙着接见台内外访客；进医院割除背上一颗粉瘤，出了一次台，继续关注大陆“批判胡适思想”发展；做了多场演讲，写成多篇学术论文。他继续专心于禅宗讨论，包括神会和尚、六祖慧能种种，无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翻读《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我们会知道，“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胡适，依然脱离不了政治。

这一年里，他为了台北启明书局老板沈志明夫妻被控叛乱案，亲自写信给行政院长陈诚，还跟警备总司令黄杰餐叙，好为自己的学生说项；又为了《自由中国》半月刊读者冒名投书事件，写信给编委会同仁，希望改善编辑方法，更加谨慎些。也或许因此，他在三月间写了那篇有名的文章《自由与容忍》，提醒持异议的一方，也点醒握有权力的当道者。

到了年底，因隔年又逢领导人大选，已连任两届的蒋介石总统是否违宪竞选连任？成为海内外瞩目焦点。为此他又透过秘书长张群转告，希望蒋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

胡适

此事自然未有结果，拥戴劝进行动依然如火如荼展开。12月，《自由中国》创刊10周年纪念餐会上，他再以《容忍与自由》发表演讲，回应殷海光，也委婉告诉杂志同仁：“我们这一班主持言论的人，不要太自卑，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让人感动的是，即使这样忙碌，只要稍有空闲，他都乐意与人为善，直言以告。譬如这一年里，有一名沿街卖饼的袁瓞，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说给胡适听。胡适看了非常感动，回信感谢他“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之余”，还能关心国家大事。“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最后，更恳切地说：“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凭良心，胡适之该算是个真正当之无愧的‘君子’了。”诚如他“最好的好后学”唐德刚先生所论定。同样的，他又“是位‘学者’，谈学问是他终身之好”，因此常随性之所至，不嫌麻烦做了不少好事。

胡适爱谈学问爱找书，是个出了名的书迷，据说1940年代担任驻美大使任内，为了躲避战火，北平图书馆有数百种善本书运到华盛顿，委请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这是件大事，开箱之日特别请胡大使莅临察看，谁知书迷胡适一进入书库，便不肯出来，席地而坐，一本接一本看得不亦乐乎。陪伴而来的中美随员，包括国会图书馆馆长，只得在书库走廊闷头等待。一个多钟头后，方见胡适笑嘻嘻走了出来……。

这件事或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胡适年谱长编”里，老看到胡适在找书，不仅自己找，也帮图书馆找。1959年初里，他便告诉台大历史系姚从吾教授，说他送给史语所图书室日本影印回来的《永乐大典》5册，《蒙汉字典》2册，“也许于你有用”；12月里，他又特别写信给日本禅宗学者入矢义高，说愿意花美金一千元左右，请他代购一部《大日本续经藏》，因“中央研究院藏佛经很多，只没有‘续藏’”。

当然，这一年里，关于“找书”，最重要的一件书，当属他帮中研院史语所补配了馆藏“碛砂藏经”。

1931年陕西发生大旱灾，朱庆澜先生前往赈灾，在西安开元寺、卧龙寺发现从南宋后期一直到元朝中叶所刻成的苏州碛砂延圣院《大藏经》591帙，虽有残缺，却为世所罕见。回到上海后，便跟叶恭绰、蒋维乔、范成和尚等发起影印这部珍贵的“碛砂藏经”。时当“九一八”前后，时局动荡，经过编校、借补、照相、影印，终于在1935年大功告成，连同新目录共593册，影印500部。中研院史语所获藏一部。

1950年国共内战，停留美国的胡适进退维谷，受邀出任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也就是唐德刚替他抱屈，所谓“孰知他底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者。胡适本人却兴致勃勃，认为自己“主要任务是调查这个书库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宝贝”。

果不其然，他在里面发现了一名美国海军情报局干员吉礼士从北京一座古寺——大悲寺买走的另套“碛砂藏经”。这套佛经，先是运到加拿大，辗转归属普林斯顿大学。“考据癖”严重的胡适得知这事后，立刻发病，到处印借藏经目录，排比校勘，最后确认这3300多册乃“碛砂藏”原刻本，其中7册并可补前述影印本之不足。追到这里，胡适短短两年的任期也就差不多了。事情告一段落。

1959年夏天，胡适受邀访美，重游普林斯顿，他一手提拔的葛思德图书馆继任馆长童世纲先生特别影印这7册，让胡适带回台湾，送给史语所图书室。这种事，胡适当然乐而为之，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碛砂藏经原本》，详述事情原委，刊登于《大陆杂志》第19卷第10期，1959年11月30日出版后，胡适收到杂志，用红笔在封面写了一段话：

送给史语所图书室，或可收在碛砂藏经一块，作一件参考资料？胡适 四八、十二、十二

胡适先生爱人以德，到处找书而自得其乐。但正如唐德刚所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同样的，胡适如此为中研院设想，千方百计找书补书，中研院到底有无“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包括葛思德配补来那7册的“碛砂藏”影印本如今下落如何？是否完整？我不清楚。但我知道，那本胡适红笔题签的《大陆杂志》肯定早就不在了！

令箭

日本那些任性的诺贝尔奖得主
2016-10-04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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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村不服这口气，一跺脚去了美国，在美国还和老雇主打起了官司，结果就是现在中村教授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别人都把中村教授当神仙上供，但日亚就是不肯和中村修二和解，说他吃里扒外。

10月3日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授予解明了细胞中蛋白质分解的“自噬”机理的大隅良典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而且还是单独而不是和人共享。

可能是这些年老拿诺贝尔奖，弄得有点审美疲劳，在日本连日本人拿了诺贝尔奖也上不了头条。斯德哥尔摩的发表是在日本时间下午六点半，但日本最主要媒体的电视也就是打了一条字幕出来，一不注意就滑过去了，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日本发表新闻的时间是在6点42分，比中国的网站都还晚了四分钟。

大隅良典

晚上7点正NHK的新闻节目的分量相当于中国央视的“新闻联播”，但是一开始居然是冲绳周围的18号台风的消息，30分钟的节目扯台风一直扯到了7点11分好不容易才报告了这条消息，也就对大隅教授进行了一下电话采访，另外请人介绍一下大隅教授的研究是怎么回事就完了。

这些年日本拿了不少诺贝尔奖，包括加入了美国国籍的两位在内，日本人已经有了25名诺奖得主，而且获奖的工作全是在日本国内进行的。2013年开始连续三年都获奖，这个医学生理学奖也已经是第四回了，结果到现在搞得弄来了诺贝尔奖也就是一个新闻，但不是什么大新闻的古怪局面。

现在日本传媒挺牛的，甚至在颁奖之后还经常会指手画脚，2014年不少日本传媒说发诺奖的瑞典人没文化，连物理和化学都分不清。蓝光二极管是一个化学工艺问题，本来应该拿诺贝尔化学奖的却拿了物理奖，而那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则明显应该是属于物理的范畴嘛。

但实际上日本诺贝尔物理、化学和医学这三奖的得主22人中，有17人是进入本世纪拿的奖，本世纪初的时候日本人对诺奖的态度可没有这么淡定，那时候诺贝尔奖是天大的事，从文部省到各大学研究所以及各大传媒都有一份“有可能得奖人名单”，上面有人名、家乡、单位、所做工作甚至毕业的小中大学的各种信息，做好了全部准备，只等瑞典那边一发表，日本这边临时特别节目就出来了，内容还特别充实。

东京大学有个叫小柴昌俊的教授，他主导建设了一个观察中微子的超级神冈探测器并且在1987年首次成功地观测到了中微子。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成果绝对是诺贝尔级别的，小柴教授自己也这么认为，每年诺贝尔奖发表时都穿上礼服坐在家里和媒体一起等好消息，但一年又一年就是听不到小柴昌俊教授的名字。

小柴昌俊

到了2002年，61岁时发现中微子的小柴教授已经等了15年都76岁了，那年的诺奖评选委员会终于想起了小柴教授，把那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给了小柴教授。虽然晚了点，但奖还是来了。

但小柴昌俊教授的高兴就只持续了一天，到第二天就被人遗忘了。因为第二天诺贝尔化学奖给了一位叫“田中耕一”的日本人，把全日本都给弄懵了。从文部省到各大传媒都在拼命寻找这个从没有听到过，所有数据库里都没有的“KOICHI TANAKA”，谁都没想到这人是岛津制作所的一个工程师，受奖理由是因为开发出了一种鉴定生物巨量分子质量的方法。

一个学历只有大学本科，上学时还因为德语成绩不及格而留了一级的43岁的无名工程师居然拿下了诺贝尔奖，还有比这个传奇更加励志的故事吗？于是所有的传媒的头条全是田中耕一了，留下满脸黑线的小柴昌俊教授在一边发呆。

其实相比起这次得奖的大隅良典教授，小柴昌俊等的时间并不长。大隅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自噬，1992年首次观测到自噬现象到现在都已经过去了24年了，不过大隅教授就是一个自甘寂寞的人，“别人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来研究看看”。

也有拿得快的，2012年山中伸弥教授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奖时震惊了所有人。山中教授的iPS细胞成果发表于2006年，公认是诺奖级成果，在日本是一个有名人，但是大家也都认为得奖还要一段时间，再加上2005年韩国发生了黄禹锡干细胞造假事件，2010年黄禹锡刚被首尔高等法院宣判有罪，这个丑闻肯定会给这方面的研究投下阴影。但是评选委员会的想法弄不懂，也许是因为山中教授的研究给了面对少子、老龄和同性恋的人类一点安慰？

山中伸弥

要说得奖之前就有名的可并不止山中教授一人，还有一位现在已经入了美国籍的加州大学教授中村修二也是这样，只不过中村修二出名的时候还不是教授，还是日亚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的工程师，他也不是因为科研而出名，而是为了后来得诺奖的那个蓝光二极管的发明在对雇主发牢骚，说钱拿少了。

中村的发明给日亚化学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据说一千多亿日元，但是中村拿到的奖金却只有两万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大概只有一千五千人民币左右，这似乎实在说不过去。

当然日亚那边的说法不一样，虽然专项奖金确实只有两万日元，但是在薪水和平常奖金方面给中村的照顾，已经使中村比公司其他人要多收入大约6千多万日元了（大约60万美元），而且中村出名了之后根本不上班，成天海内外到处跑，差旅费都是公司在出，言下之意，公司做的够不错了，日本文化就是这样，“谁让你出生在日本？”

中村修二

中村不服这口气，一跺脚去了美国，在美国还和老雇主打起了官司，结果就是现在中村教授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别人都把中村教授当神仙上供，但日亚就是不肯和中村修二和解，说他吃里扒外。

中村获奖之后，大家才惊异地发现他已经加入了美国籍，虽然中村修二自己的解释是如果不是美国籍就拿不到美国军方的项目，但日本人更愿意相信是中村的心结。日本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比中村修二更委屈的工程师还多的是，别人能接受唯独中村修二不能忍气吞声大概也就是他能拿到诺贝尔奖的原因，拿诺奖的人总应该和别人不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说，前面说到的那位田中耕一工程师拿诺贝尔奖就应该是一个错误。

令箭

如果没有这个诺贝尔奖，田中耕一会按部就班地兢兢业业工作直到退休，但一个诺贝尔奖把他和他的雇主岛津制作所全弄懵了。从岛津制作所来说，员工拿了诺奖当然是天大的好事，立即就准备给田中耕一“役员（董事）”的待遇，但是田中耕一受不了这个，自认为只能干工程师，不是当官的料而给拒绝了。但岛津制作所不能给人一种“不重视人才，留不住人才”的印象，所以绝不能让田中耕一走掉，也不能不重用，于是专门为田中耕一成立了两个以田中命名的研究所，让田中耕一去当所长，但其实田中耕一无法适应这种环境，他不是科学家，让他去研究不行，但是让他去搞开发公司又怕招人闲话，结果田中耕一没几年就变得满头白发，奥巴马当八年美国总统的白头发比他还好些，田中耕一那不是辛苦而是心苦。

田中耕一

正常人确实不能拿诺贝尔奖，拿奖的多少都有点古怪。

比如有过居里夫人买不起一克她所发现的镭来进行研究的传说。一般来说物理、化学和医学生理学这诺贝尔三奖的的得主都不会是大富豪，但是去年和屠呦呦同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大村智教授就要颠覆这种成见。大村教授获奖之后，电视记者去采访大村教授有关的地方，发现漂亮点的建筑物全是大村教授捐赠的，就算是诺奖得主，一个教授也不会这么有钱嘛。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大村智教授是做药学研究的，他发现的阿维菌素被誉为是20世纪在青霉素之后对人类贡献的最大发明之一，他的专利收入多达数百亿日元，这些钱除了确保他的研究资金之外就是进行公益活动。

诺贝尔奖是个好东西，但是要想得到诺贝尔奖也就得容忍诺贝尔奖得主，大概诺贝尔奖得主的大脑构造和常人都有点不同，说出话来也比较惊世骇俗，容易得罪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为那些加入自卫队的同龄人感到羞耻”，那可不是拿了诺奖之后说的，是在五十年代说的，日本自卫队认为就是大江健三郎的这一句话才使得自卫队招募不到最优秀的人才，恨透了大江健三郎，但是那就是心里嘀咕，公开可不敢发一句牢骚。

大江健三郎

如果说大江健三郎是文学奖得主，关心社会问题是本职的话，日本的诺贝尔三奖得主中也有喜欢多管闲事的，比如20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教授。

益川敏英教授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外语文盲，一般讲起来大学教授基本上都应该有点国际范儿，但益川教授居然在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日本，原因是外语太不好，不敢随便往外跑，他的传说还不只是当年考研究生时德语得零蛋，英语也不及格，全靠数学物理满分才被录取，他连自己的姓“Masukawa”都会写错，现在国际物理学界知道的是“Maskawa”，少了一个“u”。

但是他说起日语来不含糊，上次民主党执政时为了节省开支要砍掉超级计算机项目，益川急了：“莲舫（就是那位刚选上民进党代表的）她知不知道超级计算机是什么？这种乱暴的做法和中国当年的红卫兵一模一样。”

益川敏英

其余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支持益川教授，1987年生理学医学奖的利川根进、2001年化学奖的野依良治和2008年物理奖的小林诚联合召开记者招待会说：“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将来是要受到历史审判的？”

对民主党是这样，对自民党也是这样，只要是执政党益川教授就不服。太平洋战争时期家里被美国凝固汽油弹攻击过的益川教授几乎是日本和平运动的一面旗帜，他反对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安倍内阁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

诺贝尔奖牌

诺贝尔奖得主就是这么任性，日本的传媒不管政治倾向，对这些人的活动也就是如实报道一下，没有人敢批评他们。

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得主的任性是一个套餐，似乎不好挑选。诺贝尔奖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周围的人们真的能接受诺奖得主的任性吗？

令箭

朱学东

《中国周刊》前总编辑，资深媒体人，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

加缪最痛苦的一次抉择
2016-10-02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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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于加缪而言，这种选择，或许就像他笔下的永不停歇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是捍卫了自己的西西弗斯，是解放了的西西弗斯。

道德的进步就是视野的进步。

——艾丽斯·默多克

人总是要选边站。

选边站，意味着痛苦的抉择。这种抉择的痛苦，不是物质利益的丧失，而是自我的精神煎熬。

关于加缪，人们最熟知的选边站，就是在战后与萨特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同路人和共产党的决裂。

但是，我相信，这种选边站，除了对曾经友谊的失去的痛苦之外，并不会对加缪有更大的精神煎熬，就象当年他被共产党开除一样。

萨特（左）与加缪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的这本薄薄的《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选择了加缪人生的四段境遇：阿尔及利亚的岁月，抵抗的生活，法国的悲剧，以及随之而来的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态度，给我们描摹了一个置身于喧嚣时代，一个“局外人”，一个祖国的“异乡人”，一个至死都在追寻“沉默的正义或爱”的加缪。

加缪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莫过于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选择了沉默。而这种选择，自然是一种现实和逻辑结果，这种选择，带给加缪的精神压力，如此沉重，如同煎熬。但对于加缪而言，这种选择，或许就像他笔下的永不停歇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是捍卫了自己的西西弗斯，是解放了的西西弗斯。

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底层贫困移民家庭的加缪，童年的生活的印记伴随了他一生，无论是对沉默的母亲的爱，还是童年所受的教育。

作为“国家遗孤”的加缪，在童年时候因为仰承法国宏大的国民教育运动，而得以接受教育，这带给他一个精神富足的世界，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共和主义精神，深种于加缪内心，“直到他去世，他都始终坚信法国共和主义的信条的现实和承诺”。他后来人生中的选择，都与此信念有关，无论是作为记者记录并为阿尔及利亚人民鼓与呼，无论是作为抵抗运动战士，无论是战后对通敌者的态度，以及面对法国的悲剧，他的选择，都是耦合了这种共和主义精神的，包括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奔走无果后选择痛苦的沉默，其实也离不开共和精神的影响。加缪坚持人类尊严的普遍性，也不放弃人类个体的特殊性，这些不仅呈现在他的作品里，也通过他的人生选择呈现了出来。

无知即罪恶。苏格拉底告诫过我们。“道德的进步就是视野的进步”，热爱加缪作品的爱尔兰作家艾丽斯·默多克也这样评说道德主义者加缪。作为一个参与者，而非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加缪看到了比观察者更多生活的残酷，所以对为了政治目的使用暴力的合法性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就像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打破沉默，对阿尔及利亚局势发言时，他说：“我一直谴责恐怖。但是，我也必须谴责进行盲目打击的恐怖主义，比方说在阿尔及尔大街上，以及可能伤害我母亲和家庭的恐怖主义。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正义之前，我要保护我的母亲。”

这不仅是加缪面临的困境，也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许多人会遭遇的选择困境。

阿尔及利亚是理解加缪的背景。也是这本薄薄的加缪传记最为出彩的地方。如同书中所言：“阿尔及利亚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他（加缪）的生命。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因为加缪是一个‘黑脚’，所以他更有条件来表达阿尔及利亚的困境。”加缪在谈到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攻击他的阿尔及利亚学生时写道：他的脸上并没有写着仇恨，而是“绝望和不幸。我也同样不幸：他的表情就是我的祖国的面孔”。

加缪领取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的这本小册子，有助于我于理解加缪关于人性、生命、仁慈、正义、道德、真理、反叛、沉默的价值。其中，关于加缪所说的“想象力”，也有极具方法论意义的观照价值。

生命的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它们“不可能是科学，也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这种人类思想的倾向由来已久，我个人禁不住对它深表敬意，而且我一辈子也不会嘲笑它”。

正是这种态度，使加缪成为那个不光彩时代的良心，至今照耀着不光彩的社会。

对于我而言，我并不希望把加缪当成存在主义者来阅读。加缪就是一个由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主义精神塑造的人道主义者，会犯错误，会犹疑，但是对于守护生命，守护道德，守护正义，守护人类真正普世的而非被现实政治裹挟的精神价值，无论所处多么荒诞或矛盾的困境，加缪都为我提供了一个道德生活的范本。这本书所有的思考，包括加缪的思考，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并没有过时。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1954年，加缪在出版的《夏天集》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这就是我看到的加缪。

令箭

伊凡·克里玛和他的小说：对女性有一种近乎仰慕的尊重晶报[微博]欧阳德彬2016-10-10 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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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里玛笔下的爱情，不是原始粗糙的性欲，而是美学意义上的情愫。他的小说就具有这样的神奇魔力，让爱情摆脱肮脏性欲的泥淖，烛照出女人的风情与美好。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图源网络

与哈维尔、昆德拉并称为捷克文坛“三驾马车”的伊凡·克里玛，他的书能给人非同一般的阅读体验。浪漫奔放的捷克作家热衷于情欲书写，昆德拉说情欲是照亮人性的一道强光，克里玛与昆德拉不同，他的小说中呈现出对女性近乎仰慕的尊重。

克里玛的短篇小说集《一日情人》收录了十二个爱情主题的小说，塑造了十二个独具风致的女性形象。他曾坦言，这些小说中的每位女性都有现实中的原型。在《米利亚姆》中，关在集中营里的少年暗恋分发牛奶的姑娘，总觉得她舀给自己的牛奶比给别人的多了一点。她有着乌黑的头发，杏仁般的眼睛和零星的雀斑，还时常对着他微笑。在这篇小说中，女性不仅象征着美丽与柔情，还意味着希望与救赎。少年时代的经历，确定了克里玛内心的基调和人生走向。在《我的故土》中，跟着父母旅行的少年喜欢上了住在旅馆隔壁房间的医生太太，心中泛起丰富而细腻的波澜。少年偶然碰触到她的手指，感觉自己的手指变成了鸟的翅膀，带着自己升上蓝天，俯瞰栗树和椴树。

《没有圣人，没有天使》是克里玛的一部多视角叙述的长篇小说，呈现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自我救赎。克里斯蒂娜徘徊在希望和绝望的边界，总是留不住身边的男人，觉得活着“除了爱情来临的片刻之外，人生只有悲凉。”亚娜是一名青春期少女，沉溺于摇滚、性爱和毒品。男作家以女性视角写小说并不罕见，能像克里玛这样对女性心理洞察幽微刻画传神就凤毛麟角了。譬如谈起自己热衷政治历史的前夫，克里斯蒂娜充满厌恶地说“我对历史不感兴趣。战争的描写和辉煌胜利的记述让我害怕。我会想象客死异乡的士兵和家乡亲人的期盼。女人苦等永远不会归来的男人，孩子成长却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他真正做到了以女人的眼光看待战争和世界，表达了反战的人道主义思想。

克里玛曾经说过“摆脱仇恨，你便能在内心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他的爱情书写也呈现出温情美好的特质，在饱尝蹂躏、苦大仇深的东欧文学版图中十分罕见。克里玛笔下的爱情，不是原始粗糙的性欲，而是美学意义上的情愫。他的小说就具有这样的神奇魔力，让爱情摆脱肮脏性欲的泥淖，烛照出女人的风情与美好。

克里玛在集中营认识的女孩全被纳粹杀害了，他内心的恐惧和痛苦可想而知，这大概唤起了他对女性的怜惜。深陷德国纳粹集中营的牢笼，期盼着天使化身的苏联红军来解救。苏军来了，纳粹垮台了，逃出集中营的克里玛和民众一起站在街头欢呼。但后来看着污迹斑斑的苏军坦克碾压无辜的捷克人，克里玛忽然意识到战争并非两元的魔鬼与上帝的较量。

诺奖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图源网络

跟《船夫日记》的作者凯尔泰斯·伊姆莱类似，克里玛经历了集中营生活，思想认识跨过意识表层，走向了深刻。在这种背景下，写作眼界和文学格局自然非粉饰太平的平庸之作所能比拟。读他的书，我看到一种升华与超越，克里玛真正地品尝了苦难与丑恶，对幸福和美好有了更深的体悟。

克里玛小说中对女性近乎仰慕的尊重，在他的个人传记《我的疯狂世纪》中找到了答案，“妈妈使我对女人有这样的想象：她们是柔弱的，或者说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她们是需要保护的受难者，她们美丽，但她们的身体孱弱，甚至连她们自己也想摆脱这样的躯体。”他的母亲博览群书，喜欢俄国和法国文学，也使得他嗜读善思。这位普通而伟大的捷克女性影响了克里玛的女性观，孕育出了一朵盛开在文学世界里的奇葩。（文/欧阳德彬）

令箭

刘震云：文学解决了生死问题小说月报刘震云2016-10-09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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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

文学对于我来讲，是我从事的职业，但是在我们家族里面，我妈不识字，我妈的妈妈也不识字。所以从传承来讲，我从事这一个行业，链条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我的母亲知道我从事的是以文字为主的时候，她曾经产生过一个疑问，鲁迅在你们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一个大个的，我说他的个头不高，但他写作许多人说他写得好。我妈说，那我知道了，你们这写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我说，这从何说起呢？我妈说那得从我在镇上卖酱油说起。

我妈曾经在镇上卖过酱油。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说要破除迷信，却每天都在呼喊着最迷信的口号。破除愚昧，一个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人民的举动，呼喊着的却是最愚昧的口号。这个时候，我妈在河南的小镇上，卖酱油。她不识字，但想跟着学文化。酱油铺的旁边是个书店，她到书店找书。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的书可以看，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她伸手一抓，抓起来的就是鲁迅的作品，所以，我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学文化的起点还是蛮高的。她说：“嗨，如果鲁迅算是写得好的，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她说，鲁迅，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对不对？我说，对。她说：“他写书就是这样：‘我们家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亏我不识字，我要是识字，写得不比鲁迅差，那有什么，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

她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他是讲贵族的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根本。她说，不对，如果文学是为了表现生活，还不如生活本身。我说，是为了揭示生活。她说不对，揭示生活不如表现生活。我妈爱看电视剧，她说到目前，拍得最好的是两部电视剧，一部是老版的《红楼梦》，还有一部是《手机》。

因为我妈喜欢《红楼梦》，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她说文学。我说文学有另外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学科、任何民族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让它给解决掉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死的问题。因为我们呼喊了那么多的万寿无疆，毛主席还是逝世了，我们呼喊了那么多的身体安康，林彪还是逝世了。他们会逝世，乾隆、康熙也逝世了，唐宗宋祖也逝世了，秦始皇也逝世了。他们一上台，便追求着长生不老，但没有用。我相信，一百年后，我们教室里在座的所有人也都逝世了。除了逝世，人还怕老。世界上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文学解决了。我们知道大清朝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有几个人却没有死，他们是贾宝玉、林黛玉、湘云、晴雯，他们不但没死，而且也没老。我们什么时候，打开《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总是十四五岁的样子，青春永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但是仅仅留住青春也不是文学的本质，我觉得文学最厉害的一点是它说出了一种不同的生活。

贾宝玉是个不爱读书的人，是个整天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的人。他最爱干的事是吃女孩子脸上的胭脂。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见了女孩子，见一个kiss一个，这是什么？是流氓。甭说是在清朝，就是在现代，也是不被认可的。他不爱上学，不但自己不爱上学，而且讨厌别人上学，也就是说所有上学的人，所有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人，都是沽名钓誉。这是曹雪芹内心特别喜欢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是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极大的背叛。

《红楼梦》是一个以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大观园生活为基本生活场景的作品，但它的开篇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它从一块石头和一株草写起，而且这块石头是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起点很高啊，跟我妈学文化一样。这株草，它快干枯了。石头说，我闲着也是闲着，我给你浇点水吧。浇点水，这株草活了，活过来之后，它说了什么？这就显出了一个作者的高尚。我们平常人说你帮了我这忙，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但曹先生不是怎么写的。这株草说，下辈子我用眼泪来报答你。写人的生活不是从人写起。

《红楼梦》剧照

曹雪芹跟姓刘的还是有仇啊，他在书中调侃了一个老人家，刘姥姥，怎么就知道姓刘的就这么没出息。明知道别人调侃自己，迎合别人的调侃。看到这里，我哭了，不是为刘姥姥哭，也不是为姓刘的，而是为整个民族。险恶！不就是让别人吃顿饭吗？不就是给人家钱吗？她都六十多了，用得着这么作践她吗？但我看这种事情在大街上看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满世界看去是一个肮脏的世界，唯有一个人是干净的，那就是贾宝玉。但这个最干净的人的出路是什么？是被世界上最脏的两个人架走了，一个是秃头的和尚，另一个是癞皮的道士。

一个最干净的人被两个最脏的人架走了，架到哪里去？架到了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去。说出了干净和肮脏的辩证关系。这是文学，解决了生死和青春的问题。接着，又解决了生命和青春意义的问题。所以能成为名著不是偶然。

接着是《水浒传》，《水浒传》写得最好的是林冲。他犯的头一个错误就是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再有，带着老婆去春游。走在路上，林冲发现了一个景象。中国的历史上，包括世界的文学史上，把强盗和杀人犯当成阳光来写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里全是杀人的人。上梁山，梁山的人一问：“杀过人吗？”“没有。”“下去杀一个。”因为我们都是杀人的人，你没有杀人，我们无法交流。杀谁我不管。把强盗和杀人犯作为歌颂对象，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人的这种杀人的本事。

林冲看到了耍武艺的和尚，鲁智深。他说，耍得好。鲁智深说，你是什么人。鲁智深就是杀过人的人。林冲，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也是杀人的人。两个杀人的人碰到一起，就聊起来了。两个知心的人，说尽了心中的抱负。两个人聊得正开心，家里的丫鬟跑过来说，娘子被人欺负了。林冲说不可能啊，第一，光天化日之下；第二，就我在东京的地位，怎么有人敢欺负我娘子呢？林冲跑回去之后，看到那个人，举起拳头就打。拳头到了空中就软了，因为那个人是自己上司的干儿子——高衙内。林冲问了一句话：“娘子，不曾被玷污吧？”娘子说：“还未曾。”

林冲，一身本事，八十万禁军教头，却被人欺负。后来，来了一个老同学——陆谦，找他去喝酒。正喝着呢，那丫鬟又跑了过来说，娘子又被人欺负了。丫鬟说，你刚出去不久就有人说你喝酒的时候病倒了，娘子急急忙忙跑过去，那人说你不在酒馆，在别人的家里。林冲问谁家，那丫鬟说就是陆谦家。施耐庵对“同学、同事”这种概念，充满着颠覆和不信任。林冲急急忙忙跑到了陆谦家。按照林冲的武艺，他可以一脚把陆谦家的门给踹开，接着杀人。但林冲的举动是什么呢？站在门外，说：“大嫂开门。”分明是让玷污你娘子的人跑啊。这高衙内赶紧就跑了。娘子把门打开。进去之后，还是一句话，娘子不曾被玷污吧？娘子的回答依旧是，还未曾。

林冲剧照

那样的天地和日月不把人逼成杀人犯，可能吗？林冲做了什么——忍了——把人家的家仆打了一番。你本来是要杀人的，你打人家家仆干什么？还是得忍啊。接着是，误闯白虎堂，把林冲给发配了。发配了还不行。两个公差把林冲绑在大树上说，林教头，明年的今天是你逝世一周年。这林冲杀两个公差易如反掌，但林冲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一根禅杖过来了。一个和尚——鲁智深——把他给救了。接着，林冲碰到了两个人，林冲曾经接济过他们。林冲把自己的前因后果说了之后，那个人便留下他。跟他说以后有什么缝补的，拿过来让我浑家帮你做。但林冲没有想到，火烧山神庙，一定要把林冲杀了。原来是陆谦放的火。一起来的人说火都起来了，肯定你的同学已经死了。陆谦说再等一等，等火灭了捡回两块骨头，也让太尉高兴高兴。什么同学啊？有没有道德底线啊？没有！林冲突然醒悟过来，我要想活，必须得有人死，只要不杀人，我就活不成。

他写了一个人走到自己的反面，从热爱生活、热爱这个社会到背叛整个社会的过程。我觉得施耐庵了不起。

还有，《西游记》，《西游记》也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四十年前，我就看《西游记》。我觉得《西游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唐僧带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白龙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唐僧，是世界上特别好的一个领导。他走到一个地方，就说，悟空，你去探探路，他说的是未来。说八戒去找点吃的，说的是现在。说沙僧去喂马。当徒弟问，师父你干什么，他说我歇会儿。为什么一个“歇会儿”的人会是三个干活的人的师父？唐僧武艺不如别人。他到哪把妖怪招到哪，别人是打妖怪的人，他是招妖怪的人。招妖怪的人是打妖怪的人的师父，这个我们得问为什么。

平常，他的确不如别人。但关键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开口就不一样。孙悟空说，我回花果山。猪八戒说，我回高老庄，娶媳妇。沙和尚说，我回流沙河。这是三个除魔降妖的人的态度。而招妖怪的师父说，你们都可以回去，我自己到西天去。这是唐僧比其他三个徒弟高明的原因，也是他成为三个人师父的原因。

但是四十岁以后看，妖怪从哪来？妖怪不是山林里长大的，不是凭空产生的，是菩萨那儿，释迦牟尼那儿。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出了一身的冷汗啊。贪官哪来的？腐败哪来的？我到你那儿取经妖怪从你那儿来的，我为什么要向你取经？取来了，有什么意义？终于抓住了妖怪，却有人把妖怪救了。谁？妖怪的主人。

这就是《西游记》。（文/刘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