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在今年4月，在一个叫做“有态度”的戏剧论坛上，有人问主讲嘉宾陈佩斯，网络段子是否对传统戏剧造成威胁。这位将《阳台》《托儿》等舞台喜剧推到全国各地的喜剧大师回答道：“网上的段子取代不了现场戏剧的位置。”

【像编剧一样写段子，像段子手一样编剧本】

没错，再好的段子也不是戏剧。假如把段子比作华彩的句子，那么，戏剧则是一个完整的篇章，需要铺陈和展开，递进和转折，总之，起承转合一样不能少。但，段子和戏剧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段子能为戏剧增添光彩，戏剧反过来能提升段子的高度。国内流传的某些段子早已不限于名言警句的格式，甚至上升到一个个小小的戏剧情景，堪称“微戏剧”。诚然，不是段子越多戏越好，普通段子是独立存在的，戏剧中的段子属于台词，必须符合人物和场景。另外，有些戏剧家能做到通篇段子，如莎士比亚，而有些则竭力回避任何跳脱的台词，可说是视段子如粪土吧，如契诃夫。

说奥斯卡·王尔德是段子手的先驱，不仅因为他戏中的段子式台词既密集又高级，还因为他真的写过纯粹的段子，不设戏剧情景，十句二十句那样卖给当时伦敦的报纸。除了靠兜售段子赚取稿费，他还在上流社会免费贡献段子，通常是赴宴前想好几句，然后在太太小姐团团围住时不期抛出，赢得一波波艳羡的眼光。人称bon mots，妙语也。一般人吹牛会说“老子天下第一”，但王尔德说“我没有什么可申报的，除了我的天才。”（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but my genius.）

这话应该是腐国才子自己传出来的。据说是他访问美国时，美国海关问他有什么东西需要申报，他做如此回答。那时没有微博微信，海关工作人员是无法传播此话的，而既然是王尔德自己传的，谁能知道不是他事后编出来的呢？倒不是怀疑他的急智能力，但从他预习排练舌灿莲花的习惯，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王尔德戏剧中每个角色都不停冒金句，在西方演出时几乎每句都是喜剧包袱，密集程度不亚于《老友记》，段位恐怕更在一般情景喜剧之上。可那些都是他精心编写的。可以说，王尔德的戏剧人物均有他自身的投射。

他最著名的剧作中常有一个角色，学者称之为“花花公子”（dandy），如《不可儿戏》中的Algernon Moncrieff，还有《理想的丈夫》中的Arthur Goring，都是典型的纨绔子弟，虚荣浮华，醉心于穿着打扮，但内心却暗藏着一丝真诚和仗义。在2002和1999电影版中，这两个角色居然都是由Rupert Everett扮演的，演员本人也是一个出身高贵、高才绝学、举止高傲之人，并早在1989年就高调出柜，颇得前辈神韵。

（Sorry，王尔德严格说没有出柜，他告情人之父诽谤，理论上是不承认跟情人是那种关系。当然，用这种标准衡量古人有点苛刻。）

【善自黑者得天下】

王尔德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不可能没觉察到跟自己的相似之处。他的喜剧尽情嘲笑了当时伦敦的上流社会，但他不是站在一个对立阶级的立场，如受压迫的底层人民，而是从内部着手，把自己当作嘲讽的对象之一。依愚之见，这是王尔德喜剧在台词之外的最大亮点，也是王式风尚喜剧（又译“世态喜剧”，英文为comedy of manners）的特征。

在社会嘲讽的天平上，比王尔德更温厚典雅的有之，如简·奥斯汀，没有刻意的笑料，但不时让你会心一抿，几乎不会笑出声来。比王尔德更犀利毒辣的就更多了，基本上都持社会批判的姿态，旨在把皇帝王侯权威拉下马。果戈里写《死魂灵》时，一定不会把自己放置到那帮官吏、地主或骗子的一边。要知道，捧场风尚喜剧的观众以上流社会为主，也就是说，观众必须具有自嘲精神，才能看着台上自己的种种可笑之处被放大、被嘲弄，不仅不会拂袖而去，反而笑得很开怀。作者能自嘲，相当于与民同乐（此处应是“与贵同乐”），是一种高级姿态，能制造强烈的亲和力。狭义的风尚喜剧仅流行于一两百年前的英国，但风尚喜剧的基因早已到处生根开花结果，尤其在重幽默感的文化和圈子里非常发达。

王尔德的本事是，他既是冷眼旁观者，又是积极参与者。上流社会的种种毛病，他可能占了七八成，他明知那种氛围充满虚伪和虚荣，但乐此不疲，沾沾自喜；他若生活在狄更斯的世界里，恐怕会比地狱更煎熬。炫富炫才炫貌就不说了，他对于感情的价值观其实是一部最大的讽刺剧。

王尔德的喜剧貌似爱情至上，最终有情人成眷属，但那个结果是玩闹式的，毫无可信度。王尔德的爱情观，准确说是有貌者终成眷属；颜值低的人群有没有爱情，大约都不在他考虑范围中。他亲身实践了这种爱情观，大张旗鼓跟贵族之子艾尔弗莱德·道格拉斯（昵称“波西”）出双入对，对他不离不弃的罗伯特·罗斯却被贬为普通的嫔妃。在传记片《心太羁》（又译《王尔德的情人》）中，波西是由裘德洛扮演的，有一句台词颇为犀利，波西骂王尔德，说他对自己的感情是建筑在他的贵族身份基础上。（天哪，肤浅如我辈，还以为王尔德是因为对方年轻貌美才包养他呢。）

王尔德为这段“爱情”抛家弃子，身败名裂，身陷囹圄，波西却连普通朋友的同情姿态都没有，闹得大文豪在狱中写出了小说篇幅的书信《自深深处》，通篇全是怨妇的语言和语气，昔日的妙语和俏皮一扫而光，令人可怜又可恨。虽说情感是两人的私领域，外人猜不透，更不应妄加评判，但王尔德这桩情事简直成了警戒故事（cautionary tale），而且风格早超出了风尚喜剧的范畴，比一般讽刺剧还黑。

这让我联想起林语堂研发中文打字机的事，一个藐视科学思维的人用文学的华彩与模糊，去做一件需要缜密推敲的工作，结果赔了全部身家。我毫无贬低两位文学巨匠的意思，但每个人都有盲点，王尔德的唯美追求原本没有错，但推到极致便凸显荒谬。这就如同穿着漂亮一点，住房气派一点，谈吐优雅一点，这些都是正常的追求，但若当作幸福的唯一标准，便会彰显可笑的一面。

王尔德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或许是《快乐王子》等童话。人天生是矛盾体，可以纯真如童话，同时毒舌似蝎子。最典型的王尔德，应该是那为数不多的几部喜剧，论质论量都无法比肩莎翁，但轻佻的外表掩藏着高级的内涵，一百多年后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更显出其魅力。

然而，欣赏典型的王尔德，却非易事。语言其实不是最大的障碍，但毫无疑问，越是高级的幽默，翻译时丢失的言外之意越多。其次，王尔德大概没设想自己的喜剧会传世，那些关于伦敦的地名和欧洲的背景，对于当下的中国观众都属于无用信息，只会干扰视听。

【认真你就输了】

欣赏王尔德，最要紧的恐怕是一种相似的社会心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影人两次将《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改编成电影《少奶奶的扇子》，盖因当时上海出现了有闲阶级，会去关注劳苦大众眼里鸡毛蒜皮的小事。1949年后，王尔德显然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对象，即使能上演，也不可能产生共鸣。李双双的扇子要是丢在邻村男人家里，她会大踏步去拿回。而且，她丢的更可能是锄头，而不是扇子。1990年以来，中国有钱人如雨后春笋，但适合王尔德喜剧的土壤并没有肥沃起来，直到网上出了王思聪……

我觉得王思聪简直是王尔德喜剧的隔代真传、东方再世、当代实践家。他既享受他拥有的一切，又不时调侃戏弄一番。尽管他不是段子手，但他过的仿佛就是王尔德剧中的日子，某天像是Algy，第二天又像是John Worthing。这两位是《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的男主角，而这部戏的一大笑点是主角的名字。Earnest乃“认真”的意思，余光中先生译为“华任真”，并把剧名意译为“不可儿戏”，而不是更笨拙的“认真的重要性”。拿名字开玩笑，中文比英文更具传统，也更容易，中文谐音字更丰富嘛。

该剧有一个不受重视的副标题，叫做《一部为认真的人上演的无聊喜剧》（A 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我把它视为该剧的定位——观众来认真看戏，但做戏的人千万别把自己当成高人一等的艺术家什么的。2015年6月4日至14日北京繁星戏剧村上演的《不可儿戏》，是我所知该剧在中国内地1949年后的第一个专业演出（港台及学生制作未算在内），为此我请教了知识量浩如烟海的史航老兄，他也没有异议。这可能也是第一个公开把“无聊”“轻佻”堂而皇之当作追求目标的制作。这从剧本翻译便可看出。

此次翻译（鄙人）坚信剧本不是法律文件，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思。余光中先生的中译文做了大量汉化处理，约翰·华兴翻成了华任真，地位是太平绅士，男仆Lane叫做“老林”，但从台湾的演出看，效果不如英美的一个零头。再现王尔德的意境，需要更宏观更超脱的思维。我的选择是：宁保精神，不保文字。

当然，王尔德的文字很多是可以忠实翻译而不会丢失太多的，那就尽量翻译；但许多段子若直译会丢失效果（包括笑果），我便顺着原文的思路重新编写。《不可儿戏》是我从小熟悉的剧本，警句之多据说在英国话剧中仅次于《哈姆雷特》，我几乎本能地算得出哪个字哪句话的翻译能复制原文的意蕴，哪句需要大幅改译。

把《不可儿戏》搬到中国，在我看来是顺水推舟的决定。如此轻佻又高超的喜剧，模仿120年前的英国人拿腔作调耸肩膀，那是要把王尔德再气死一回的节奏啊。（那种事只有波西小鲜肉才能做得出来。）一旦搬到中国，所有细节便顺理成章需要本土化。诚然，本土化可以有不同的程度，我选择的度在某些人看来可能过于极端，但那不是出于对前辈名剧的不敬，而是出于更高的忠诚。恰恰是我自认熟读王尔德，我才敢于做解构式的翻译和处理。我一直信奉：经典不是用来膜拜，而是用来继承发展的。说句不中听的话，演王尔德喜剧而观众席没有笑声，那才是对王尔德的亵渎，多半是很认真地把这部戏演歪了。

《不可儿戏》中的男主角对他追求的女人说：“这太可怕了，一个男人突然发现他一辈子说的话原来全是真话。你能为此原谅我吗？”演王尔德，你认真你就输了。当然，那种外表的不认真是建筑在悄悄的认真之上的。

令箭

如果好莱坞有无冕之王的话，那个人选多半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很多人心目中，斯皮尔伯格是好莱坞的代名词。喜欢他的人可以从他身上找到成熟的运作、成功的商业模式、质朴的人道精神，以及艺术上的追求，不喜欢的人（比如法国的戈达尔）则看到了艺术的媚俗和商人的趋利。无论你是否喜欢斯皮尔伯格的作品，只要你身处电影业，或者喜欢看电影，你会发现他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坐标，因为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他代表着电影的主流。

十年前，我曾担任斯皮尔伯格和张艺谋对谈的幕后策划。今次，趁着他来华宣传新片《圆梦巨人》，应邀跟他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对于一个主攻好莱坞的影评人，这自然是不可错过的良机。以下是这场对话的部分文字，由我自己翻译、整理。

周黎明与斯皮尔伯格

* 好莱坞、个人表达、家庭的重要性

周黎明（以下简称“周”）：您被视为好莱坞的象征，喜欢或不喜欢好莱坞的人均抱持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斯皮尔伯格（以下简称“斯”）：我居住在好莱坞，我很自豪我是好莱坞电影行业的一员。每当有人说我是“好莱坞影人”，我并不觉得被冒犯。我在孩提时代，便下决心长大后闯荡好莱坞拍电影。对我来说，好莱坞就是《绿野仙踪》里的“彩虹尽头”，是“奥兹国”。除了那些造梦的娱乐影片，我们不要忘了，许多探讨社会议题的严肃影片也是由好莱坞拍摄的。

周：有些评论者认为您在改编《圆梦巨人》时，把原著中的暗黑给淡化了。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吗？

斯：电影版里依然有很多暗黑的东西，原著里对于霸凌的揭露在电影中均予以保留。但我并不觉得这个故事特别黑，我的孩子六七岁的时候我都给他们朗读过。

周：您如何协调两种互相矛盾的观众期待？一种是喜欢您已有的作品而希望您保持原来的风格，另一种则想看到您不断创新。

斯：当我拍摄非常个人化的影片时，我从不算计观众可能产生的反应，不会去想这部影片是否有较大的观众群。但拍摄《印第安纳·琼斯》这类影片时，我会尽量把自己摆到观众的视角，揣摩他们的心理，我并不以此为耻。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倾向于个人表达。

资料图：《印第安纳·琼斯》剧照

周：您说的个人表达是不是像《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影片？

斯：对，还有《林肯》。我没预料到这几部影片会取得那么好的票房成绩，对我而言那些都是惊喜（happy surprises）。

周：那有没有惊愕呢（unhappy surprises）？

斯：太多了，那是电影行业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周：您拍片生涯中最艰难的经历是什么？执导动物？执导儿童？还是跟喜欢摆架子的大明星合作？

斯：当拍摄的故事需要巨大的情感付出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往往会失去客观心态，难以在创作者和被创作的故事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辛德勒的名单》是在大屠杀的发生地波兰拍摄的，拍摄现场每天都会有演员演着演着精神崩溃，需要个把钟头才能平复。你能感受到故事时代的黑暗弥漫到整个片场。

资料图：《辛德勒的名单》经典镜头

周：您如何平衡纯娱乐影片和有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

斯：1982年我就拿到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电影改编权，但那时我还不够成熟，还太优哉游哉，我还没有当父亲。我必须到达人生的一个点，才可能拍摄那样的题材，才可能彻底抛弃手中把玩的娱乐技巧，原汁原味、老老实实地讲述那样的故事。

周：我很明白一个影人年轻时拍摄《大白鲨》，成熟后拍摄《辛德勒的名单》。可是，您似乎具有转换跑道的惊人能力，可以在娱乐消遣和严肃题材之间自由切换。

斯：我把它看作心理治疗。当我拍完一部题材沉重的影片，我需要轻松一下，给内心放个假，拍一部《逍遥法外》那样的嬉闹片，把压抑的东西洗刷掉。然后我可能再度寻找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故事，来表达我的另一面。

周：您非常高产，而且掌握着无与伦比的资源。您是否还有哪个故事、题材或类型，是您想拍但尚未满足心愿的？

斯：我很想拍一部机器人的影片，我有一个非常棒的故事，但还没开发成剧本。我希望在别的机器人影片大量问世前，有机会拍我这部。另外，我还没有尝试过载歌载舞的音乐片，也很想试一下。

作者供图：对谈现场

周：您是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您身兼数职，同时又是七个孩子的父亲。您有没有考虑过重拍《音乐之声》？那部影片里刚好有七个孩子。

斯：我的孩子们很喜欢这部影片，他们是不会允许我碰这部经典的。我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孩子小的时候我会把陪伴孩子当作头等大事，拍电影居其次。现在孩子大了，最小的都出去上大学了。如果说我能保持童真，我想我的孩子是主要原因。

周：有一位同学问，您的影片趣味盎然，您自己生活中是不是那样有趣？

斯：我的日常生活乏味极了，主要是写作和画故事板。我的夫人凯特有时把我推出去社交，让我的生活稍微有趣一点。

* 儿童、巨星、戏剧人

周：《圆梦巨人》中扮演苏菲的鲁比显然没有汤姆·汉克斯的表演经验。您是如何执导她的？

斯：当我选择鲁比来扮演苏菲时，她就是苏菲了。这是她第一次上银幕，但我除了跟她讲解一下拍电影的工作方式外，不需要做什么人物解读，我不需要“导”她，那样会让她失去自身的魔力，变得拘谨和刻意。我要做的，是让她创作自己的角色。执导儿童时，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执导。

周：那她的戏您需要多拍几条吧？

斯：恰恰相反，我拍一个没有训练的孩子，要比拍一个有训练的明星，所拍的条数更少。（注：我注意到斯皮尔伯格此处用的是“明星”，而不是“演员”，不知是否指华而不实的偶像派。）

周：您用过很多超级巨星，但似乎总能挖掘出他们身上一些人所未知的东西。

斯：演员通常不愿走老路，他们喜欢挑战，寻找一些能展现潜能的角色，甚至故意接一些让自己后怕的角色。汤姆·汉克斯接演《间谍之桥》时，坦承自己不知道怎么演那个角色，但开机后他很快找到了方向。

资料图：《间谍之桥》中的汤姆·汉克斯

周：丹尼尔·戴-刘易斯真的拍摄空隙依然留在角色中？那会不会让人毛骨悚然？

斯：是的，他拍摄期间一直入戏。他非常专业，也非常和蔼，他不会跟别人讨论他的表演秘诀，但不拍的时候依然保持林肯的口音，而不是他本人的英国口音。我仿佛跟林肯待了三个半月。关机后他突然改用自己的口音说话，我简直要哭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哭，我说我舍不得那个林肯呀。每一个伟大演员都有自己的表演方式和技巧，演戏时有自己的驱邪物和禁忌，这些都是很私人的事情，我不会去干扰。

资料图：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的林肯

周：马克·里朗斯因为《间谍之桥》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舞台剧演员，但之前并不广为人知，您起用他主演《圆梦巨人》，是出于哪种考量？

斯：马克身上有一种善良，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他演出了那个苏联间谍的人格和尊严，而新片中的好心眼儿巨人他演来同样完美。

周：如今的电影往往起用不同国家的演员，他们的训练方式、表演方式都可能不同，怎样的演员导起来最容易？

斯：舞台剧演员是所有演员中训练最扎实、准备最充分，同时也最擅长调整自己的，因为在剧院里，即便演到第20场，仍有可能需要修改台词。

* 手机、社交网络、选材的宽窄

周：您步入影坛的故事家喻户晓。从您最初开始拍电影到现在，这个行业哪些变化是最大的？您对有志拍电影的年轻人有何忠告？

斯：我12岁时开始拍八毫米影片，需要自己扛着放映机和银幕，自己招徕观众。而社交网络给了现在的年轻人更大的平台，你可以把作品上传到网上，或者参加网络影展，寻找同好。

周：如果不是止步于业余爱好呢？

斯：拍电影对于我既是爱好，又是职业。我太喜欢了，即便没有酬劳我都会去拍。这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你必须有那样的雄心壮志和自信心，不要因为遭到拒绝而颓丧。我起步时，遭到的拒绝远多于得到的肯定。但即使有一百个人对我说No，那个说Yes的人却把我送上了电影之路。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

周：电影学院等正规教育对于在这个行业起步有多重要？

斯：很重要，你需要学会相关技巧，主要是工匠（craft）那部分。

周：电影导演是否必须具有视觉想象力？怎样才能培养这种能力？

斯：视影片而定。有些影片是靠文字驱动的，比如《林肯》，我只需要简单的构图，让编剧托尼·库什纳的台词发光发热就行。这样的作品不怎么需要视觉的发挥，但有些作品导演应该充分调动视觉想象，比如《外星人》中男孩骑自行车飞向月球的画面，还有《圆梦巨人》中的梦想树和返照池。

周：对于一名新人，应该专注少量自己熟悉的类型和题材，还是尝试多一点，直到找到自己的定位？

斯：这个问题每个人必须好好问自己。有些我非常喜欢的电影人并非以多样性著称，比如希区柯克老拍同一类故事，斯科西斯拍的故事不同，但有自己的鲜明风格，不用点明你一眼便知那是他的作品。我也欣赏维克多·弗莱明那样的前辈，同一个故事绝不讲两遍。我本人更折中一些，我愿意去发掘自己不太熟悉的题材，但能吸引到我，并让我迅速成为内行。总之，拍你想拍的故事，或者是你欣赏别人的那种。如果你喜欢超级英雄，就用你的手机拍一个。每个手机都配有摄像头，那是你讲故事的工具，能反映出你的特长和个性。

令箭

闫红

作家，曾用ID忽如远行客，尔林兔。著有《误读红楼》《她们谋生亦谋爱》《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张爱玲爱过的那些人》《诗经往事》《周郎顾》《彼年此时》《如果这都不算爱：胡适情事》等。

《傲慢与偏见》：被鄙视链推动的爱情
2016-10-16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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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鸽子蛋算什么，巨额聘礼算什么，世纪婚礼算什么，让一个内心骄傲无比的男人，为你戒掉一言不合就鄙视的积习，才是伟大的爱情，一部《傲慢与偏见》，就是由鄙视与反鄙视，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

少年时候看过一遍《傲慢与偏见》，印象深的是开头那句妙语，每个有钱的单身汉，都会被人们视为自己某个女儿应得的一份财产（大意）。

这是在嘲笑班尼特太太，当她发现隔壁庄园搬来一位名叫宾格利的高富帅时，立即视为女儿们天大的福利。这次她倒不算痴心妄想，宾格利确实看中了她的女儿简，只是好事多磨，但在这多磨的过程中，她的二女儿伊丽莎白也捎带着嫁了个如意郎君达西。

年少时只当言情小说来看，跟着作者褒贬，最近把《傲慢与偏见》和《飘》放在一块儿看，忽而脑洞大开，《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和《飘》里的郝思嘉，若有一个穿越到对方的时代里，一定会互相狠狠地鄙视吧？

《傲慢与偏见》剧照，伊丽莎白

《乱世佳人》剧照，郝思嘉与白瑞德

伊丽莎白最瞧不起她的小妹妹丽迪雅，这个姑娘在书中，差不多是鄙视链的末端。除了她那个和她一样永远被鄙视的老妈视她如宝之外，她爹班尼特先生都嫌她蠢。更不用说他们那尊贵的邻居，宾格利先生的姐妹们以及朋友达西先生，她各种不得体的言行，险些影响到姐姐们的婚事。

班尼特太太与女儿们，左一为丽迪雅

这个人人得而鄙视之的姑娘到底做了什么？她只是有一些和郝思嘉相似的爱好，跟男人们卖弄风情。驻扎在附近军营里那些身着制服的军官，是她的快乐之源，她有个姨妈住在那一带，拜访姨妈对于她而言，如同参加庆典。

郝思嘉这方面也不逊色，她爱卫希礼没错，但并不妨碍她展示魅力的过程中得到快乐。《飘》的一开头就写到她的好手段：“她故意把一对酒窝儿装得深些，并且将一圈粗黑的眼睫毛飞舞得跟蝴蝶的翅膀一般。她这种姿态，原是存心要那两个男孩子着迷，而他们果然都着了迷。”

郝思嘉

后来她成了寡妇，她是多么不甘心。战争让后方的女人们都进了医院照顾病人，她照顾的都是一些重伤者，她“恨不得那些病人立刻都死尽”。

“如果那些在调养期中已愈伤兵，是可以容她去施展美丽的话，那么工作还可以比较持久些，因为这样的伤兵里面有很多面孔很好，身份也很高。但她已经做了寡妇，这种好事轮不到她。当时另有一种医院，专住调养期的伤兵，那边做看护的都是人家未结婚的小姐……可以自由地向她们所看护的人去进攻，甚至极难看的女子，也不难立刻就跟人家订起婚来。思嘉看见了这种情形，心里就觉得非常之忧郁。”

她想为自己开拓一点空间，比如在窗前“尝试着不露出笑容，不过分热心地对她在医院里看护过的那些男人挥手，但是她很不容易镇服那两个酒窝儿，很不容易装出她的心已在坟墓里的样子——因为她的心实在不在坟墓里”。

这令她丈夫的姑姑震惊，认为有失体统，如果伊丽莎白看到这一幕，大概会站到她姑姑那一边，并鄙夷得更加彻底。

而丽迪雅做的最让伊丽莎白蒙羞的事，郝思嘉也想那么干。丽迪雅和韦翰私奔了，郝思嘉则想和卫希礼私奔。“到了明天晚上，这个时候，她已经是卫希礼夫人了哩”，她想象众人多么吃惊，自己偷着乐了起来。

丽迪雅和韦翰

丽迪雅与她一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起这事儿乐不可支，让伊丽莎白忍无可忍。如若伊丽莎白知道还有个郝思嘉想要跟人私奔而不得，这不齿一定也会翻倍。尽管郝思嘉更有一些了不起的优点，她有一个雄浑的不顾细谨的灵魂，但从伊丽莎白无心探究丽迪雅的内心世界看，她对郝思嘉别的那些，大概同样不感兴趣。而且我们只是顺着伊丽莎白的目光去看，并不知道，丽迪雅遇到重大事件，会不会展现出她的爆发力。

郝思嘉极有可能对伊丽莎白进行反鄙视，她看不上喜欢跟男人辩论和谈思想的女人，认定男人都是视觉动物，与其跟他们掰扯来掰扯去的，倒不如用一个媚眼把他们搞定。

这两位要真是互相鄙视起来，伊丽莎白应该会占上风，她更有经验，况且本来就是家传。

她父亲班尼特先生一生坐在书房里就鄙视了全世界。他在年轻的时候，贪恋美貌而娶了个蠢太太，他瞧不起太太，瞧不起除了伊丽莎白之外的其他女儿，也瞧不起会被美色迷惑的自己的，于是成天各种阴阳怪气，以此抵消内心的悔恨。

伊丽莎白与姐姐简

伊丽莎白比他多看得起一个人，那就是姐姐简。她们俩是家里两朵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在其他人都成为笑料的情况下，她们姐妹俩依然获得邻居们相对正面的评价。

虽然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就不觉得宾格利姐妹俩很友好，但宾格利姐妹私下里评论简时，还是肯定的，只是觉得她笑得有点多。宾格利小姐后来对于伊丽莎白倒是敌意十足，但主要是被嫉妒冲昏了头脑——她发现她也喜欢的达西先生爱上了伊丽莎白。她们姐妹说了伊丽莎白一些坏话，指出的不过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细枝末节，应该说，如果只是一般性的交际，伊丽莎白和简并不怎么被她们的家庭所连累。

然而，议到婚姻这个层面，求婚者多少有些迟疑，除了她们老妈疯疯癫癫妹妹举止轻浮之外，她们还雪上加霜地有个做生意的舅舅，这职业，在当时，着实谈不上高贵。所以，尽管宾格利先生对简一见倾心，经他姐妹和达西略一挑唆，立即搬离他租住的庄园，和简连一声告别都没有就消失了。

宾格利先生与简

书中替他解释，说他的姐妹与达西联手让他相信，简对他并没有多少情意，落落大方的简，看上去确实也不像已将芳心暗许。但是，恋爱过的男女都知道，若你深爱一个人而拿不准对方是否爱你，难道不是更加想要接近对方，要从对方的一言一行中解析是否有爱意存在，或者干脆直接表白了，以赤诚换取对方的赤诚，怎么可能一走了之？

还是那条鄙视链在起作用，如果简不是除了自身，其他的皆可令人鄙视，宾格利对这桩爱情的忠诚度应该会更高一点吧？

达西破坏了宾格利的爱情，视为自己的功德，他让朋友避开得到许多不堪的亲戚的不幸，却被自己对伊丽莎白的爱情弄得没办法。“我一直在挣扎，但没有用。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请允许我告诉你，我真的很倾慕你，我真的很爱你。”他终于向伊丽莎白表白。

达西与伊丽莎白

他的表白没有获得回报，这要怪他自己。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指出伊丽莎白家世如何低微，双方如何门户不对，自己既然宁可身份地位受损也要娶她，足见对她是一片真心”。

他说的都是实话，伊丽莎白应该也知道这一点，但他的优越感太足了，把伊丽莎白气得满脸通红，历数他的傲慢给姐姐、以及她颇有好感的韦翰带来的痛苦。她宣布，哪怕全世界其他男人死绝了，她也不可能嫁给他。

这话说得过于绝对，最后，世界上的男人都好好的在那儿呢，她还是嫁给了他。因为达西改变了，被他的爱情修理了。痛定思痛，他放弃自己持有的傲慢，全盘接受伊丽莎白的所有，不但对她做生意的舅舅和颜悦色恭谨有加，还为了她，去和拐走她妹妹的韦翰谈判，给了韦翰一大笔钱，要他娶了丽迪雅。最让伊丽莎白震惊的是，他是那么厌恶韦翰，居然为了稳妥起见，亲自参加了韦翰和丽迪雅的婚礼。

这真是低到尘埃里，鸽子蛋算什么，巨额聘礼算什么，世纪婚礼算什么，让一个内心骄傲无比的男人，为你戒掉一言不合就鄙视的积习，才是伟大的爱情，一部《傲慢与偏见》，就是由鄙视与反鄙视，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

针锋相对的鄙视能够让两个人在交锋中火花四射，志同道合的鄙视，更能促进感情增长。《简爱》里，罗切斯特对英格拉姆的鄙视，让简爱心中大感安慰。罗切斯特犯过和班尼特老先生同样的错，贪恋美色而娶了一个并不真心喜欢的女人，在简爱出现之前，他对连同自己在内的世界都无限鄙视，当他遇到他可以尊重的简，他被救赎了。

可见，“鄙视”这件事，虽然没有“愤怒”“厌恶”来得激烈，但有时更能引发重大的转向。有个段子说，一句“某某是傻X”足以让两个不太熟悉的人感情瞬间升温，阮籍擅做“青白眼”，也为他赢得了不同于流俗的名声。眼下更有一些网红，靠气场宏大的鄙视，赢得无数粉丝的膜拜，若你试着把那鄙视抽离，会发现内中一无所有。

注意，这里的鄙视，指向的并非道德，鄙视的对象不是偷窃、抢掠这类损人利己的事，而是品位、调性、阶层等等。

据说经典的鄙视链是这样的，看韩剧的瞧不起看国产剧的，看日剧的瞧不起看韩剧的，看美剧的瞧不起看日剧的，看英剧的瞧不起美剧的……连快消品牌都有鄙视链，穿Only的瞧不起穿美特斯·邦威的，穿HM的瞧不起穿Only的，穿Topshop的瞧不起穿HM的——弱弱的说，我大概介于HM和Only之间，那个Topshop我都没听说过。

这种鄙视看似无聊，无意义，但是能让人获得存在感和优越感，建立等级，一蹴而就抵达高明。在社交媒体极度发达的今天，学会鄙视，不被他人鄙视，简直是一门必修课。比如，当一个热门事件出来时，你会发现，首先有人发声，然后这些早发声者一定会被后来者鄙视，然后又有后来者，再进行反鄙视。争论最后脱离本题，变成一场逼格大比拼，人人都舌灿莲花，要站到鄙视链的最顶端。

鄙视有时也能暗中修补内心的空缺。可以说，世人或多或少地都会有点依赖鄙视链。前段时间大火的电视剧《欢乐颂》，老江湖樊胜美看不上傻甜白邱莹莹，白富美曲筱绡看不上她眼中的“捞女”樊胜美，比曲筱绡更高等的高智商海归金领安迪倒不随便鄙视谁，但是观众替她，把不学无术小家子气的曲筱绡给鄙视了。能够引领观众迅速进入鄙视链，这部电视剧就先成功了一半。

我们需要用鄙视为自己加冕，用鄙视显示自己鹤立鸡群。连《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也逃不过鄙视的诱惑。

刘姥姥游大观园那一回，妙玉不许把刘姥姥用过的杯子拿进来，林黛玉则娇俏地给刘姥姥起了个外号叫做“母蝗虫”。为什么全家上下，唯有她二人对刘姥姥的鄙视得最强烈？原因有许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只怕是，她们和刘姥姥一样，是荣国府的外来者，要依傍荣国府生存，而薛宝钗不过是借住，所有的吃穿用度，都是自己支付。

她们通过鄙视把自己从鄙视链里摘出来，就像伊丽莎白激烈地鄙视她的妹妹们一样。这种办法是有效的，但我要说，真正有力的人，一定不以鄙视来建立自己。

我在小城的时候，楼下住的那位阿姨是个大学老师，我们一道去吃饭，隔壁桌上的女人头发焦黄，抽烟，穿廉价红塑料拖鞋，牵着一只小狗，大声吹嘘自己用多么贵的洗发水给小狗洗澡。

那时我是一个喜欢自我彰显的少女，心中的鄙视油然而起，那位老师却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追问细节，渐渐地，我发现这个黄发女人的性情非常有趣，她说的那些细节也为我从前所未闻，鄙视无端地树立壁垒，让自己的城池一再缩小。

媚兰，《乱世佳人》剧照

再比如《飘》里的媚兰。当年，在十二棵橡树，郝思嘉在男孩子面前施展魅力大出风头，别的女孩子，只好以鄙视抵御内心的失落。卫蜜儿说：“思嘉今天的举动，也算用尽风骚了。”媚兰说：“啊，蜜儿，不是的。你不要这么刻薄。她不过是高兴罢了，活泼罢了，我总觉得她非常可爱。”

当整个亚特兰大城，都以鄙视白瑞德表现自己热爱南方的情怀时，也只有媚兰站出来，说，白瑞德说的，有可能是对的。

她从不斜睨任何人，她只有接受、或是发自肺腑的反对，鄙视是一个姿态，这种姿态是需要观众的，哪怕观众是自己。而一个内心坚定又温柔的人，无须观众，她随时都在诚恳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总是在鄙视别人的郝思嘉只当她是个傻子，待到媚兰去世，她才终于认识，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

《红楼梦》里写刘姥姥的各种丑态时，作者也是在进行反省吧，虽然当时贾宝玉对刘姥姥还算友善，内心未尝没有一丝鄙视。要到许多年之后，他才知道，这种鄙视是多么浅薄，如果你未曾处于对方的位置，就无法知道，对方的卑微背后，是生活的重荷，和不甘被这重荷压倒的勇敢。当你被鄙视蒙蔽住了眼睛，你无法知道，除了你以为的那些，对方也许还有更多。

正当的鄙视是必须的，鄙视恃强凌弱，鄙视巧取豪夺，可笑的只是为了鄙视而鄙视，为了不被别人鄙视而鄙视，没有同理心、也不管对方的现实处境。那种表演性的鄙视，也许会让人自得于一时，但它也意味着你承认这类鄙视的合理性，从而存在不得不接受他人鄙视的危险。

当然，你也可以再接再厉地鄙视对方，可是大好人生，为什么要花时间干这个呢？放轻松一点，明明还有很多更有建设性的事，等待你去完成。

令箭

陈晓卿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纪录片制作者，美食专栏作家。著有美食随笔集《至味在人间》。

岁月行色高邮湖
2016-10-15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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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命运动荡，体味了人生百味之后，到了晚年，汪老回到日常的四季三餐，回归到质朴平淡的文字，然而，这恰恰是他最动人的地方。

朋友小宽组织美食旅游团去扬州，正巧我在那里有一个签售活动，于是一同前往。

这些年，常去扬州。单《舌尖》的两季拍摄，就有数次之缘，所以，很好奇在这个“世界上最擅长用筷子的地方”，还能寻找到什么新奇的风味。还好，小宽凭借广泛的人脉，吃住安排得很周到。

美食方面，既有周晓燕大师和他得意门生主理的淮扬菜，武装到牙齿，足够精到，足够创新；也有寻常巷陌民间小厨的家常饭菜，镬气十足，灯火可亲。可以说，基本上更新了我在扬州已经固化了的美食地图。

不过，我更期待的，是最后一天的行程。一行人要去六十多公里之外的高邮，那是汪曾祺先生的故乡。

高邮湖美景，东方IC供图

在众多的美食作家中，汪曾祺是我最喜爱的一位，直接原因可能源于口味上的接近。高邮离我的老家不算远，多数时候我们对某一种食材的称呼是相同的，烹饪方法也大同小异。我也爱看梁实秋、王世襄、唐鲁孙、蔡澜等前辈的文章，但毕竟还有自然地理方面的陌生，汪曾祺是故乡离我最近的美食家，在饮食文字上可谓有着“故乡口味的即视感”。

陪我们去高邮的是名厨陈万庆。万庆小我十岁，之前见他都是在电视的各种美食节目上，这次才真正品尝到这位淮扬菜大师精湛的手艺。一小时的车程，谈起当地的饮食风物，在高邮长大的万庆如数家珍。

然而从他的言语里，还是能听出汪曾祺的味道。比如“腮边两块细嫩蒜瓣肉”的昂嗤鱼，“印着网格状蒲包痕迹”的茶干，“开着四瓣白花”的野菱角，“筷头轻轻一插油便流了出来”的双黄蛋……几乎所有描述都难以摆脱汪曾琪文字的痕迹，足见汪老对几代人的影响。

咸鸭蛋

我一边听，一边心里暗想，这个时令，也就是菱角、昂嗤鱼当季，汪先生笔下的蒌蒿、杨花萝卜早已不在，鸡头米还要再有半个月上市，茨菰更是要到冬天才吃得到，这回陈大师应该难为无米之炊了吧？正想着，目的地到了。

今天的高邮，已经几乎泯然长三角其他现代化小城，整齐的城市规划，宽阔的道路高大的楼房以及电影片场一般的旅游古街，小宽原本应承的“依稀残存”的茶食店、油面店、杂货店、酱园店、布店、香店、秤店、油伞店、油坊、酒坊、皮匠铺、篾匠铺、铁匠铺……被他一改口，成了“大家伙儿自行脑补一下吧。”好在没人较真儿，毕竟时光已去多年，怎么可能还是“一头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呢？

流连在古城、运河岸边，我当真沉浸在过往中无法自拔。想起开绒线店、炮仗店、画店的“岁寒三友”，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生逢乱世，却都有这么斯文周正的名号。还有在荸荠庵做和尚的明海，当年行船就是从这里走过吧，船头上一边笑一边剥莲蓬的小英子，现在会在哪里呢？

莲蓬

莲蓬没有吃到，午饭是在高邮湖边界首镇吃的，农家饭食。用万庆的话说，城里已经在走都市餐饮路线，要吃原汁原味的高邮味，只有到乡间才能领略一二。

这顿饭主人确是费了心思，汪老《故乡的食物》里提到的几乎所有食材，甚至完全不当季的蓑衣杨花萝卜、茨菰咸菜汤，都被一并找来充实意境，有点形式大于内容了。

倒是几样家常土菜，更让人联想到汪老文字中的味道，清蒸鲫花鱼（鳜鱼）、青蒜拌茶干丝、红烧斑鸠，大灶旺火烹制，或鲜甜爽口，或芡厚味浓，非常下饭，桌上的米饭甑子不停被清空。

有一道青菜是第一次吃到，淡绿色的软藤，斜刀切段，剖面有孔，有藕带或者芋苗的纤维口感，味道则更接近青笋。问了万庆才知道，这是鸡头米（芡实）的梗，湖边的人家，把鸡头米茎竿捞起，去除外表坚硬有刺的皮，芯子清炒来吃。好吃。

芡实（俗称“鸡头米”）

高邮之行前，机缘巧合，在一个饭局上头回见到汪曾祺先生的公子，退休后在央视“贡献余热”的汪朗老师。我刻意选择坐在他旁边，词不达意地表达我对汪老先生的敬仰。汪朗老师很客气，永远笑眯眯的顾左右而言他，“来，吃菜。”但知道我们一行要去高邮探访汪氏祖屋，他停下筷箸问：“你们多少人啊，家里，可有点小。”

人民路上的竺家巷，像被岁月剥蚀的残影。巷口醒目地贴着指示牌，那是北京某民办非学历职业教育机构招生办。巷子里非常安静，两个择菜的老妪无声地坐在道边。走至巷子深处，一块“汪曾祺故居”的牌匾告诉我们，这应该是汪老曾经生长过地方。

六十多平米的两间平房，汪曾祺的弟弟和妹妹比邻而居。据说这只是汪家从前宅院后门的两间偏屋，晚年的汪曾祺曾经致信当地领导，希望归还当年因为政治运动充公的祖宅，然至今未果。

主人见我们来，和善地邀我们进屋。因为房间逼仄，本来正准备吃饭的一家人只得站起来为客人腾出空间。我们哪里好意思多呆，匆匆瞻仰了几件汪老的书画遗作，拍了几张照片，和主人寒暄几句便行告辞。

小宽出了门就长叹一声：“木心常有，而陈丹青不常有啊。”我知道，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相较于木心弟子以及乡人对他的大力推崇，高邮无论是窘迫的汪氏故居还是简陋的汪曾祺文学馆都显得有些薄凉。我把小宽的话转给了汪朗老师，汪老师的回复很淡定：无所谓了，读者心里有老人家就行。

汪曾祺是有赤子之心的人，他一生都在怀念故乡。他身上有一种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文字常常体现着平民化的悲悯。每次读他的文章，我都会在心底泛起乡愁，汪老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种人生如寄的漂泊之感，这正是我理解的乡愁，它不是简单的想家，不是“谁不说俺家乡好”，不是homesick，而是nostalgia。

故乡对他来说，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更是时间和情感意义上的。那是一种高贵的离群索居，一种与周遭生活的隔膜，这是文学和审美意义上的乡愁，这种感受我们在毛姆、马尔克斯或者略萨的作品里都体会到过。

回到扬州，旅行团员们各自散去，只留下我和小宽为数不多的几位。万庆决定晚上不让我们吃大菜了，他要和师弟陶晓东做几款“童年时代的家常菜”给大家尝尝。瘦西湖边，老卤猪肝、螺蛳蟹酱、烫干丝、油炸臭豆腐、蒸咸货、毛豆烧江鳊依次上桌，庙堂级的大厨，居然把江湖小菜做得风生水起，让人刮目相看。

饭桌上的话题自然还是离不开汪曾祺，这次主要聊他平白练达的文字，小宽主讲。“汪先生是一位职业作家、诗人、编剧，美食只是他的爱好之一，并且留下的文字不多。但为什么我们百读不厌呢？”

小宽说他自己的看法，大致的意思是，汪老出身书香世家，天资聪慧。少时受过良好教育，多才多艺。青年时代因战乱辗转漂泊，负笈游学，同时见到了更开阔的世界。他的美食小品大都写于晚年，而在此之前的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最著名的是那两出“样板戏”），充分显示了汪先生驾驭多种题材、多种体裁的能力（用现在夸相声界的话叫“文笔真好”）。

但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命运动荡，体味了人生百味之后，到了晚年，汪老回到日常的四季三餐，回归到质朴平淡的文字，然而，这恰恰是他最动人的地方。

小宽的“百家讲坛”正讲到了兴头，插播广告来了——万庆给每位盛了一碗“咸鹅老黄瓜汤”，这应该是晚餐的压轴了。“我还是小萝卜头子（扬州话，指小孩儿）的时候就喝这个汤，到现在还是最喜欢的，百吃不厌。”

万庆解释，从前，到了黄瓜下来的季节，菜园子里总有老黄瓜。黄瓜老了味苦，又不舍得丢掉，母亲便想各种办法加工。和咸鹅一起煨，黄瓜本身的爽涩，能有效解除咸鹅的肥腻，同时咸鹅腴厚的香味一点一点浸入，瓜肉原先的苦味荡然无存，一口汤，一块瓜，竟有苦尽甘来的回味。

那天，我用汪先生描写拔丝羊尾的一句话来评价这道菜天才的民间创意：“这东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为太好吃了！”

令箭

祝勇

祝勇，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大江东去（上）没有苏东坡，赤壁永远只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2016-10-15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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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东坡的石头情结，后来演绎成宋徽宗对“花石纲”的变态迷恋，成为腐蚀大宋王朝的超级细菌，这一点，是谁都没有料到的。

对苏东坡来说，赤壁，就是一块放大的怪石。

一

日本汉学家小岛毅在谈到宋代艺术时说：“去中国旅行的人肯定都看到过，美景胜地的岩石上肯定刻有古代文人墨客的题字。为了能看清楚，还特意用红油漆描画……这与已经西化了的近代人保护自然景观的感觉完全相异。”

石头是一个物象、一个无生命的自然物，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许多无生命的物，都与生命、岁月、情感有着神秘的联系，比如风花雪月、梅兰竹菊。而在这所有的物中，石头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物——一种时间的贮存器，“是瞬息万变的时间之物中较为恒定的标识物”，“不仅可以瞬时复活全部的历史记忆，而且可以穿越未来之境，擦去时间全部的线性痕迹。”

与此同时，石头还具有某种神奇的叙述功能。无论开创夏朝的大禹，还是横扫六合、一统江山的秦始皇，都要把自己的丰功伟绩以镌刻的方式贯注到石头里，那些古老的石刻，才成为中国艺术的源头之一。

在中国人眼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凝聚，可以固化，而石头，就是记录历史与往事的最佳载体。他们的事业再硬，也硬不过石头，因为哪怕千秋功业，也会在时间中融化，而石头不能。王朝最怕时间，而石头则通过时间，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它不只是纯自然的物质，而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

但天下的石头，没有人可以独占。作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天然物质，石头更容易被普通人所利用。假如我们能为石头划分阶级成分，那它必定是庶民的，是无产阶级的。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汉代墓志，还有名山巨石上的文人铭刻，就像个人化的录音笔，把个人的内心独白锲进石头。

曹雪芹《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缘起于青埂峰下的一块石头上，刻写着写因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被带入红尘，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今天有些素质不佳的游客喜欢在古迹上刻字，写上“某某某到此一游”，这样的荒唐行为自当谴责，但它背后的动机，却是将个人生命与永恒相连的隐秘冲动。

《苏东坡全集校注》中有一首《咏怪石》，讲述他年轻时，疏竹轩前有一方怪石，不仅形状怪异，而且无比灵异。有一次，它来到苏东坡的梦中。开始的时候，苏东坡还以为那是一个厉鬼，感到无比恐怖，后来才从它硿隆的声音中，分辨出它的词语。这首长诗，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由石头来讲述的。

有学者把旷野上的石头解释为一种与几何型的政治空间相对立的存在——它自然、自由，而且自主，以近乎顽固的意志，对抗着来自外部的渗透和同化。在西方，“近代欧洲的贵族则利用简单的几何关系所拥有的固定性来构建他们的‘存在链式’”，因此，他们的观感也更为强烈。美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史教授包华石就说：“在中国，这一自然的视像传统是从与贵族化的矫饰的对立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利用非几何形所蕴含的象征性来推动自己的社会理想。”

二

在苏东坡画《枯木怪石图》之前，已有许多画家痴迷于对石头的表达。五代宋初的李成——一位带动了宋代绘画风气、被称作“古今第一”的伟大画家，就曾画过一幅《读碑窠石图》（图1），绢本，墨色，是一幅双拼绢绘制的大幅山水画轴。

图1：读碑窠石图

几株木叶尽脱的寒树，像一团弯弯曲曲的血管挣扎伸展。透过树枝的缝隙，可以看见一座石碑，静静地伫立在荒寒的原野上，那才是这幅画真正的视觉中心。

石碑就是石头，而且是有文化的石头。

石碑前，有一人戴笠骑驴，静默地注视着荒野上的巨碑，在他身边，有一位侍童，正持缰而立。

此后许多年，人们一直想猜出那骑驴者的名姓。有人指认，那是曹操，他视野中的古碑也是真实的，那是他与杨修在南行途中见到的《曹娥碑》。而另一位美术史家石慢（Peter Sturman）则认为，骑驴者其实是孟浩然，那块古碑，是另一位唐代诗人陈子昂诗中提到过的“堕泪谒”，是为纪念西晋开国元勋、著名战略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羊祜而修建的碑，也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纪念碑之一。

苏轼《古木怪石图》

相比之下，苏东坡画上的石头，不像《读碑窠石图》中的石碑那样有显赫的身世，它只是荒野上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然而，据米芾的回忆，苏东坡画上的怪石、枯树，都是他从未见过的——怪石上画满圆形弧线，仿佛在快速旋转，赋予画面一种极强的运动感。怪石右侧穿出的那一株枯树，虬曲之树身，到上方竟然转了一个圆圈，再伸向天空。这样的枯树造型，在中国画中很少见到。

他用质朴无华、沉默无语的石头，表达他生命的自在与充盈，用枯树的死亡来表现生机。这是宋画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一种反向的、辩证的表达方式。就像他从“墨”中看到了“色”，从“无”中发现了“有”。

枯树与怪石的组合，据说就是在黄州形成的。它是对李成《读碑窠石图》的精简和提炼。苏东坡研究专家李一冰说：“苏东坡本是文同后一人的画竹名家，受了（李成的）寒林图的影响，便加变化，用淡墨扫老木古枿，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苏东坡自负此一画格，是他的‘创造’。”还说：“在苏之前，未有此体。”

将近一千年后，我的目光绕过了苏东坡那么多的书法真迹，直接落在那块坚硬的石头上，仿佛已经在虚空里，看见了米芾曾经看见的那幅画。

那是因为苏东坡笔下的“木石前盟”，不仅寄寓了他个人的意志，也成了后世遵循的格式。在他身后，一代代的画家，目光始终没有从荒野上离开过。仅在故宫博物院，我们就可以找出无数张由石头与枯树组成的图像，宋元明清，八个世纪里不曾断流，其中有：北宋郭熙《窠石平远图》（图2）、王诜《渔村小雪图》（前文已提到）、佚名《岩桧图》（图3）、元代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图4）、李士行《枯木竹石图》（图5）、明代项圣谟《大树风号图》（图6）……

图2：北宋郭熙《窠石平远图》

图3：佚名《岩桧图》

图4：元代赵孟頫《秀石疏林图》

图5：李士行《枯木竹石图》

图6：明代项圣谟《大树风号图》

三

对苏东坡来说，赤壁，就是一块放大的怪石，或者说，一座超级古碑。

对于赤壁，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中国人都不会不知道，因为只要有中学，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或者前后《赤壁赋》就会是必修课，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绘画的视角来认识它。这或许为我们认识赤壁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苏东坡对赤壁的青睐，与他对于石头的偏爱是一脉相承的，何况那根本就不是一块一般的石头，而是一块野性的、同时收集了浩大的历史讯息的石头。我们无法确认，苏东坡除了文学作品，是否通过绘画的方式对赤壁做出过表达。

无论他画过（可能没有流传到今天）、或者没画过赤壁，他对石头这一视觉形象的敏感，使他的目光必然在赤壁上聚焦和定格。这样一块巨石，就放在眼皮底下，像苏东坡这样的石头爱好者，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它。

世界上绝然存在着两个赤壁。一个被称为“武赤壁”，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赤壁市，那里是赤壁之战的真正战场。八百年前，也就是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月，孙刘联军在这里击败了大举南下的曹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两百年前，一个名叫杜牧的唐代诗人从这里路过，留下绝句一首：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东坡赤壁

但苏东坡抵达的，却是黄州赤壁，也叫“赤鼻矶”。根据沈复《浮生六记》的记述：“（这个赤壁）在黄州汉川门外，屹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焉。《水经》谓之赤鼻山，东坡游此作二赋，指为吴魏交兵处，则非也。”所以后人称之“文赤壁”——一个注定将留在文字和后世影像里的赤壁。它的历史，并不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周瑜书写的，却是由苏东坡书写的。

《读碑窠石图》里那个看碑的过客，可以是曹操，可以是孟浩然，也可以是苏东坡。

他出川、进京、入狱、被贬，经历这所有的坎坷，好像就是为了来到赤壁，书写他的千古绝唱。没有赤壁，就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苏东坡；反过来，没有苏东坡，那赤壁，也永远只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苏东坡的石头情结，后来演绎成宋徽宗对“花石纲”的变态迷恋，成为腐蚀大宋王朝的超级细菌，这一点，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关于宋徽宗的故事，在以后的篇章里还会讲到。而作为这份迷恋的见证，宋徽宗亲笔绘制的《祥龙石图》（图7），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

图7：宋徽宗《祥龙石图》

（未完待续）

令箭

张宏杰

张宏杰，作家、学者，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今天看来非常高明
2016-10-15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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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他知道兄弟二人权势已达峰巅，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翦羽毛。他的应对，一是主动裁撤湘军，另一个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


一

在攻下金陵之前，曾国荃因为战争压力患病已深，身上大面积长癣，多日连续失眠。拿下金陵，立了首功，人逢喜事，他的病本来已经好了七八分。曾国藩七月十四日给曾国潢的家书说：

沅弟五六月来辛苦迥异寻常，近日湿毒十愈其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戏酒宴客，每日百余席，沅应酬周到，不以为苦。谚称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欤！

不过这是六月二十六日上谕（七月五日发出，六百里加急）还未到达时曾国荃的精神状态。严辞斥责的上谕一到达，曾国荃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变了，病情一下加重了，“肝气不能平伏”，卧床不起。

曾国藩非常着急，七月二十九日给曾国荃写信进行开导：

……弟肝气不能平伏，深为可虑。究之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又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千万自玉自重。顺问近好。

八月初四日，曾国藩在致曾国潢的信中也这样说：

自安庆以至金陵，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隘，皆沅弟之所攻取，余之幸得大名，皆沅弟之所赠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遗也。

应该说，曾国荃的功名，七分是长兄扶助的结果，三分是自己的努力。但是曾国藩却说，自己的侯爵是弟弟送他的，自己的功名，一半是弟弟所送，一半是祖宗所遗。这固然是谦虚客气之辞，不过也体现了曾国藩一贯把功劳归于外界和他人的思维方式。

曾府三杰图（从左至右：曾国荃、曾国藩、曾纪泽）

曾国藩接下来又连写几封信，不断做曾国荃思想工作。

八月初五日信中说，要多看自己所得，少看自己所失，来日方长：

弟中怀抑郁，余所深知。究竟弟所成就者，业已卓然不朽。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而亦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速希于古万难攀跻之人。

弟每取立言中之万难攀跻者，而将立功中之稍次者一概抹杀，是孟子钩金舆羽、食重礼轻之说也，乌乎可哉？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亦日进，言亦日醇。譬如筑室，弟之立功已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八月初九日又说，因为生别人的气而损害自己的身体，是最愚蠢的事：

弟肝气未痊，全靠自己以心医之。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曾国荃复信，仍然全是牢骚之语。此信虽已无存，但在曾国藩复信中可见一句：“谓立功非弟今世所能希冀，尤为可怪！古今立大功者，有几人过于弟耶！”

曾国藩在八月十四日致澄弟的信中也分析说，曾国荃得病，是因为“心太高”的原因：

沅弟湿毒与肝郁二者总未痊愈。湿毒因太劳之故，肝疾则沅心太高之故。立此大功，成此大名，而犹怀郁郁，天下何一乃为快意之事？何年乃是快意之时哉？

二

曾国藩深知，慈禧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虽然是下达给曾国荃的，实际上也是为了敲打他。

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更精通易理。《易传》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

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是权和利两个字。

曾国藩故居，东方IC供图

早在1863年2月24日，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他知道兄弟二人权势已达峰巅，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翦羽毛。他的应对，一是主动裁撤湘军，另一个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

清廷对曾国藩最不放心的，是他手里的军队。七月十三日，距离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曾国荃直接指挥的湘军二万五千人。

光裁撤湘军是不够的，曾氏两兄弟同居高位，势力太大，要让清廷放心，兄弟两人须有一人暂时离职，韬光养晦。就目前情形看，因为朝廷最不放心的是曾国荃，不妨让他先回家避避风头。等到时过境迁，清廷的猜疑之心解除之后，自然还会想起曾国荃来，大用的机会还很多。现在外间虽有闲话，但随着老九的隐退，也必然会慢慢消解。曾国藩劝解老九说，“弟少耐数月以待之，而后知吾言之不谬也”。

让曾国荃暂时离职(当时叫“开缺”)的理由，自然是身体欠佳，“万难再当大任”。曾国藩代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回乡调理。不过他在奏折中也点明，此举也是“求所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说明了曾氏兄弟希望与朝廷有始有终的愿望。

按传统时代政治惯例，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挽留一下，所以曾国藩的第一道奏折没有得到批准。曾国藩遂于八月二十七日上了第二道奏折。这一次朝廷反应奇快，九月初四日即发下上谕批准，其间仅仅隔了七天。可见慈禧太后是多么迫切地希望曾国荃从她眼前消失。

三

曾国藩的韬晦之计，今天看起来非常高明。但是曾国荃哪能理解长兄的苦心。他满心愤怒、委屈、不平。就在曾国藩把两江总督署搬回南京，大会宾客的那天，曾国荃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大发脾气，大发怨言，讥讽朝廷，大失高级官员的体统，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后来，曾国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江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听之任之。

这一年八月二十日，是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为了安慰弟弟，曾国藩特意苦心孤诣，写了十二首七绝为他祝寿：

“今日乃弟四十一大庆，吾未得在金陵举樽相祝，遂在皖作寿诗。将写小屏幅带至金陵，以将微意。……东坡有寿子由诗三首，吾当过之耳。”

这十二首诗是曾国藩诗文集中写的最好的一组诗。全诗如下：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起首一首点明写作这组诗歌的主旨，一为庆祝生日，一为安慰受了“委屈”的弟弟。老弟九载艰难，攻下近百城池，立下赫赫战功，然而现在却漫天箕口纵横，无怪乎他郁愤难平。

陆云入洛正华年，访道寻师志颇坚。

惭愧庭阶春意薄，无风吹汝上青天。

这首是回忆九弟当年进京随他读书的情景，曾国藩谦虚地说，可惜我当年没有能力，没能让你迅速在科举之路上平步青云。

几年橐笔逐辛酸，科第尼人寸寸难。

一刻须臾龙变化，谁能终古老泥蟠？

这一首是写曾国荃历经科举艰难后由文转武的关键决定。

庐陵（指吉安）城下总雄师，主将赤心万马知。

佳节中秋平剧寇，书生初试大功时。

楚尾吴头暗战尘，江干无土著生民。

多君戡定同安郡（安庆），上感三光下百神！

这两首是写曾国荃拿下吉安、安庆的功劳。

濡须已过历阳来，无数金汤一翦开。

提挈湖湘良子弟，随风直薄雨花台。

邂逅三才发杀机，王寻百万合重围。

昆阳一捷天人悦，谁识中军血染衣？

这两首是写雨花台大战中曾国荃表现出的英勇卓绝，负伤后仍然坚持在一线指挥。

平吴捷奏入甘泉，正赋周宣六月篇；

生缚名王归夜半，秦淮月畔有非烟。

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

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这两首是说曾国荃攻下南京，立下大功，让他们兄弟二人同时封爵受赏。曾国藩把这一功劳都记在曾国荃头上，再一次说自己的爵位是兄弟送的。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生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屠羊说典出庄子的《让王篇》。此人是楚昭王时的一个屠夫，在楚昭王复国的过程之中立了大功。昭王问屠羊说想做什么官，屠羊说答复道，楚王失去了故国，我也跟着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国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就已经足够了，还要什么赏赐呢？这首是劝曾国荃放宽视野，看得更开些，不要计较小小得失。

已寿斯民复寿身，携衣归钓五湖春；

丹诚磨炼堪千劫，不籍良金更铸人。

这首是说曾国荃虽然功成身退，但是立下的大功已经永载史册，不会磨灭。

黄河余润沾三族，白下饥民活万家；

千里亲疏齐颂祷，使君眉寿总无涯。

这一首是称颂曾国荃对南京一带百姓的恩德和贡献，称受恩者都会为他举杯祝贺。

童稚温温无险巇，酒人浩浩少猜疑。

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

这一首则劝曾国荃要难得糊涂，不如学婴儿的天真和酒人的浩荡，屏去烦忧，以利长生。

曾国藩故居，东方IC供图

曾国藩写这些诗，确实动用了心力，充满了感情，写得情深意重。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可见长兄的这些话搔到了他的痛处。

十月初，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曾国藩送他百里，直到采石矶边：“十月初一日，沅弟起程旋湘，吾送百里至采石矶。初四早，兄弟分手。”

曾经多次和曾国荃发生争执的赵烈文也前往相送。赵烈文记载，分手之日，曾国荃异常憔悴，“沅帅患湿疾，医者治之不中理，形状狼狈。……分手之际，怅然无已。帅言：阁下相爱，无异骨肉，当佩君言，他日总有面目相见云云，各洒泪而别。”

赵烈文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他对曾国荃的总体评价：“沅帅为人笃厚无比，任事之勇，为事之敏，亦世希（稀）有。惜举动失之稍轻，遂增瑕累。然君子之过，人皆见之，固不能与消沮闭藏者同日语也。”

令箭

文 | 柴静

一

2008年大地震，我在杨柳坪，没做什么采访，没法儿问，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跟叶哥叶嫂回家，他家的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一绕过来，前头全塌没了。他们遇难的孩子前一天跟爸爸下的象棋，还在桌子上。

他们就那么站着看。

“那你要拍什么主题啊？”北京的同事问。

“不知道。”

“那怎么办？”台里负责播出的同事有点急，“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个全景式的采访？”

我们后来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我们帮邻居打蒜薹、从废墟里找点腊肉、修房子……这个片子里的东西就这样一片叶子一片叶子似的长出来了。等，是因为我对他们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用《侏罗纪公园》里的一句话说，叫“生命自会寻找出路”。

片子里的那只小猫是地震后幸存的。

它常常钻入我的迷彩服的深处，拼命吮吸，似乎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手指沾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吃饭的时候，在掌心里托一块莴笋，给它咬。

“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着它说。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地跟着，到我走的时候，它已经可以面对狂吠的大狗不躲不闪，面无惧色了。

受难的人不需要被施与，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二

做回访的时候是清明，满山的辛夷花刚开，落得漫山遍野都是。山里冷，还点着炭盆。我们每天跟大伙儿围着炭盆喝茶，然后遇上什么就拍点，没有就不拍，男人帮着砍木头，我给文超辅导功课，他将题答对后我俩就一人吃一粒糖，腮帮子里硬邦邦的一小块，含一个下午。碰上耳朵背的爷爷，我跟他照个相玩儿，他唱段曲子。

日子像胡适说的“平淡而近自然”。

跟叶哥谈戒酒那段，陈威他们的摄像机都是在屋里，我们就站在外头说话，谁也看不见机器，那段也算不上采访，就是说话。

后来看片子的时候，老王说“你有点变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嗳，是你教给我的。”

“我？”

“是，有一次片子里没记者，你一边扛机器一边跟小孩子说话，说的都是人之常情，我当时觉得人之常情是最好的采访内容。”

三

前两天看《读库》，看到《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有一年他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功夫整理史料。

导演觉得没兴趣，说：“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这话让我想起2008年“六一”时，叶哥叶嫂很不好过，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孩子回来了。

文超这一整天都在他们家呆着。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文超，把象棋拿出来，跟这个孩子下了一盘。

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他俩蹲着。

我们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宁静的场景。

我曾经对我的职业产生过怀疑，在那之后就不了。

令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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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身后到底站着谁？俞天任

马云的阿里巴巴在纽约上了市，圈出来了两千多亿美元，当然就引来了一大堆人围观，有羡慕的，有不服的，当然少不了骂街的，甚至还有要给马云划成分、准备搞他一个阶级斗争的。各种段子满天飞，最有趣的一个段子大概是：“都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身后有一个好女人，可成就马云的，是他身后千千万万个败家女人。”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马云的身后到底是谁？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真的很少。

马云的成功，使得马云都笼罩在了一个神圣的光环里，但是真要是静心问一下，马云除了是经营的天才之外还有什么吗？阿里巴巴有什么概念上的革命吗？没有；有什么独特的技术吗？也没有。

再提一个问题，如果马云没有生在中国而是生在了印度，马云还是不是马云？

其实，类似于马云这样的IT界天才人物，全世界到处都有，仅仅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微软的比尔·盖茨以及脸书的扎克伯格和马云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类人物。创建日本乐天市场的三木谷浩史更和马云做的是同样的生意，当然其绝对规模和马云相比要小一些，但相对规模和马云也不相上下。但是三木谷浩史在日本并没有像马云那么大的影响力，也没有马云那样几乎成为全民楷模。

不要说三木谷浩史，就是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日本首富孙正义在日本就那样。孙正义以及三木谷们的产业被日本人看作“虚拟产业”，日本人从不认为他们对日本的经济实力或者国家实力产生什么影响，你看这些天因为中日关系的问题，由丰田汽车名誉会长张富士夫为团长带领了一个包括日本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在内的200人的代表团来华访问，这里面并不包括孙正义或者三木谷这样的虚拟产业的领军人。

日本经团联是一个由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上市的企业组成的经济团体，经团联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一起被称为“经济三团体”，而其中规模最大的经团联会长则有“财界总理”的称呼。

但这些经济团体的会长、副会长以及理事团体的成员企业全部都是实体企业，比如进入本世纪之后担任过会长的丰田汽车的奥田硕、佳能的御手洗富士夫、住友化学的米仓弘昌和现任的东丽的榊原定征。

那些是日本经济界的领军人物，而孙正义也好，三木谷也好，无论他们身价多少也无法成为日本经济的领军人物，日本的国力如何取决于经团联领导群体中的那些企业，而和孙正义之类的IT创业家的业绩无关。这些年来日本的国力在相对下降就是因为那些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而孙正义及其伞下企业在这段时间内却得到了长足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马云们所代表的只是一种虚拟经济，并不是实体经济，作为整体的经济来说，需要这个虚拟的部分，作为某个个人来说能够通过这个部分发家甚至成为大富翁。但是这些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是没有贡献的，实体经济出不了什么大富翁，但是一个国家只能依靠实体经济而存在。

看上去马云的电商模式是建筑在那么“几亿败家女人”身上，但是这几亿个女人之所以能败家却是来自她们的购买力，印度女人的数目并不比中国少多少，但败不了什么家，所以马云到了印度也成不了马云。

败家婆娘的购买力化成商品之后就变成了对物流系统的压力，要消化这些压力就需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汽车、火车以及飞机，没有这些物流系统的支持，所谓电商就是一个美好的梦幻而已。

笔者一学弟拥有一个庞大的制造业集团，现在可以称为“中国装备工业第一人”，前些天他麾下的“合锻股份公司”刚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己人之间当然很开心，大家通过微信向他表示祝贺，可是传媒上却看不见这些小巴蜡子的实体产业企业的上市消息，因为和虚拟产业相比，实体产业的规模太小，利润率也太低。

但合锻集团是一个制造高端锻压装备的厂家，高端锻压设备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二五”规划》中所明确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重点发展方向之一，他们研发的“15000吨双动冲液拉深液压机”是世界首台最大吨位的，他们开发的精密超塑模锻系列液压机是航空航天铝钛合金超塑成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设备，他们开发的大型拉伸系列成型机使得航天整流罩。石化封头深拉伸成型能够成功。汽车、火车以及飞机的制造都离不开这些制造设备，实际上，马云在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中国这些行业成功的基础之上的。

马云的身后站着的是形成了和还在形成着中国国力的中国制造业，有了中国制造业才有了中国国力，才有了千千万万个女人能去“败家”，所以无论是马云、扎克伯格还是孙正义、三木谷浩史都只能产生在美国、日本或者中国这种拥有强大制造业的国家，而不会产生在印度这种虽然拥有十几亿国民，看起来是一个大国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中国、日本这种国家才是实体国家，而印度那种国家只是一个虚拟国家。虚拟产业只能在实体国家才会成功，而虚拟国家也要先成为实体国家。现时的印度是一个连火车顶上都挤坐满了人的国家，他们先要把人从火车顶上接下来之后才能去考虑什么“电商”。也就是说他们先要去考虑如何多铺一些铁路，多开几列火车再说。

铺铁路，开火车，只要有钱就能办到。何况现在是一个一切都过剩的时代，包括资本在内，只要愿意，有足够的人愿意借钱帮助进行基本建设。但是借钱的人是需要回报的，这种回报就使得在贷款一方国度里产生马云的几率小了很多。

现阶段中国的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摆脱“使用进口的设备对进口的高端材料进行加工之后再装上进口的零配件之后贴牌销售”的模式，有很大一部分的利润其实并不落在国内，如果在材料、装备以及精密加工产业上再奋发进取的话，制造业才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国力才会有更加长足的提伸，那时候的马云可能也就会更马云一些了。

令箭

在日本，谁才有资格贪污腐败俞天任

手握公权人物的贪腐是所有社会所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日本当然不会例外。实际上在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近现代史上政府高官的贪腐现象是很严重的，明治维新元勋中的井上馨、山县有朋在这方面就都是名人，再往后到两次大战之间的田中义一也很出类拔萃，至于战后的田中角荣就干脆成了“金权政治”的代名词了。

日本高官的贪腐程度也不差，比如在有名的“山城屋事件”中涉案的山县有朋能一下子黑掉65万日元，这可是当时日本岁入的百分之一！岁入的百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呢？2013年日本的累计公共财政收入是150万亿日元，百分之一就是1.5万亿日元，150亿美元；再比如田中义一所牵涉到的“300万陆军机密费疑惑”，当时的1日元起码当现在的1万日元，要知道当时有5000日元在东京就能盖房子了，300万日元就相当于现在的300亿了。至于被称为“目白御殿”的田中角荣私邸里面堆满了钞票，见人就给一叠的故事就更是长久不衰的传奇。

即便是现在的日本也经常被“政治和金钱”这个问题困挠，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是前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和众人之党代表渡边喜美，两位因为没有申报的借款问题而被迫辞职。

但是这些贪腐问题在日本社会所引起的反响倒并不是那么大，即使有时的涉案金额是天文数字，除了战前的皇道派陆军军人把政治家的贪腐作为发动政变的理由，右翼团体血盟团将其作为搞暗杀恐怖活动的理由之外，并不太听到多少日本民众的抱怨。

这是因为日本的贪腐很有一些“日本特色”的缘故。

日本人办事喜欢讲究资格，什么莫名其妙的资格都有。早年间用ISDN上网的时候，帮人装ISDN的调制解调器都需要一个专门的资格，所以很自然在日本贪腐也会有一个“资格”的问题，当然并不存在一个能得到这种资格的考试。

在日本不存在全民贪腐的问题，也不是手上有点公权就能贪污的，只有很少一些握有公权的人才有资格能够从事贪腐伟业。这种情况甚至使得一些日本人会产生一种“贪腐是社会精英应该得到的社会报酬”的错觉。

在日本常能听到一句迂回指贪腐的用语叫“政治和金钱”,实际上这句话就指明了谁有资格贪腐。这句话是专门用来指发生在通过选举选拔的那些被称为“政治家”、国家议会的议员以及地方行政长官身上涉及金钱的案件。这些案件中最后能被定性为贪腐案件的并不多，大部分到最后成了不了了之的丑闻。

而对于涉及经考试的方法选拔出来的那些地方和国家公务员们，日本法律以及国民的感情是真正的零容忍。最近发生在高级公务员身上的案子是2007年原防卫省事务次官守屋武昌的“山田洋行事件”，那个案子也就是吃了几顿饭，打了几次高尔夫，到最后查出来的涉案金额都不到1300万日元（约合13万美元），也就当事人半年的工资。但最后守屋武昌就因为这么点钱，被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连带1250万日元罚款。

对公务员这么严格是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公务员有切实的工作保障，有稳定而且不错的收入，还要贪腐就太不像话了。不要说贪腐了，就连用公款请吃都会引起让自己付钱的诉讼出来。大家认为在付给公务员的工资里面已经包括了吃饭的钱，为什么还要用国库的钱去填自己的肚子呢？

而政治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别看政治家在台上人五人六，见官高一级，不管是多大的官都能调到议会来训一顿。但是政治家是没有保障的，一旦落了选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老太，而且还是失业老头老太，所以政治家们老在为他们下一次能不能还被选上而忙活。

不是说花钱买选票的贿选，就是老老实实地进行这种忙活也需要大量的金钱，设计、印制和张贴标语广告，租借场地举行报告会，请人造声势。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需要钱，而议员或者地方行政长官们的工资里并没有这种费用，所以这些人就必须去自己动手寻找这些钱，也就是寻找所谓“政治献金”。

“政治献金”的概念实际上不难理解：既然政治家们没有这笔费用，就应该有支持某位或者某些政治家的人，出来帮政治家们筹这笔钱。这样这位或者这批政治家才能继续他们的政治活动，从而为这些出资人的利益服务。

战后日本的权力逐渐从官僚手里向政治家转移，日本官僚本来就不太贪腐，而政治家的贪腐程度比战前要严重得多。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需要亲自去贪腐，自有像田中角荣、金丸信、竹下登这些“贪腐名人”们干这些事。当时自民党是分为若干个派阀活动，日本文化中是小弟支持大哥，大哥照顾小弟，各派阀领袖需要为本派阀成员提供经费。谁敛钱的能耐越大，谁的势力就越强，像石原慎太郎原来也从别人那儿继承来过几个小弟组成过一个“石原派”，但因为他不会敛钱，这个派阀没多久就分解了。

而那些会敛钱的呢？像在审理金丸信案件时警方透露出来过这么一个细节，金丸信上午从东京佐川急便拿到五亿日元，下午就已经全部分给了手下的人，自己并没有留一个子儿。这样“大公无私”的结果就使得自己的派阀力量更加强大，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政治献金，这就是金权政治的真谛。

从出资者这面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投资，和购买股票债券一样，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看的话就不一样了。政治家是选民选出来从事政治活动，这种政治活动应该是为了全社会而不是光为一些有钱人的。

这些出资者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日本人个人一般没有向政治家个人捐款的习惯，捐款的一般都是有明确利益政策要求的企业法人或者行业法人，这就出来了一个两难悖论：如果政治家答应了出资者的要求，政治家就是在受贿，而出资者如果不向政治家提出要求的话，出资者就是在对股东渎职。

这样又出来了另外一种说法：企业法人向政治家提供资金，就像支援艺术体育事业一样，是一种慈善事业，不能说是渎职。但是不管说的怎么天花乱坠，支援政治家的企业总不太愿意公开这方面的账目，不像支援艺术或者体育那样作为提高企业形象的一种广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在1994年导入了一个“政党交付金”制度，按照每个国民250日元的标准从国库开支，按照各党派在众参两院所占席位以及在选举中的得票率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分配给各个党派，以此弥补在付给议员的工资中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款项的问题。虽然这个制度还有很多执行上的问题，有不少人批判这个制度，但不能否定这个制度大大减少了政治献金的规模，使得政商勾结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日本对于政治献金的限制是很严格的，政治家个人不能接受政治献金，只能通过后援会之类的组织接受，而且账目要全部公开。政治家个人不能接受企业法人的政治献金，只能接受选民个人的，而且有金额的限制，企业法人的政治献金只能给政党等等。这就使得政治家个人接受政治献金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在这个制度设立之后，应该说各政党的金钱丑闻的数量减少了、规模也减小了，而且自民党的派阀制度实际上即使不能说已经名存实亡，起码和当年也是不能比了。

（因贪腐丑闻而被媒体追问的前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

令箭

俄罗斯历史已没有禁忌—— 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观感俞天任

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俄罗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眼中，一直都属于“异质”国家，欧洲人看俄国人总觉得是在看野蛮人。实际上，只要稍微对俄罗斯有一点了解，你就会知道，俄罗斯的文明程度不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低。俄罗斯的建筑、音乐、绘画和文学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就是在现代科学上俄罗斯也有着一席之地，虽然在无线电等项目上一直在吵个不停，但是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是无可争辩的，就是在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军工水平也让美国人从来就不敢小看。

实际上，俄罗斯之所以被欧洲主流视为是异质，在更大的程度上，应该是因为俄罗斯人信奉的居然既不是天主教，也不是新教，而是东方正教。虽然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其实都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瓜，但这种吃鸡蛋到底是应该敲大头还是敲小头的争执，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而问题一旦牵涉到了意识形态，就几乎是无解的了。而且，由于上世纪开始，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苏俄所取代，这种信仰分歧愈发厉害了。那时，俄罗斯人干脆连东正教都弃之如敝履，举起一面无神论的旗帜搞起了共产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纠集了一帮卫星国，和信奉上帝的西方主流还就正面抗上了。

这种我行我素、独往独来的民族气质，也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除了必要的部分之外，俄罗斯人一般不太注意欧洲的想法，比如俄罗斯人就从不把主流欧洲人不把俄罗斯当欧洲国家这事放在心上，反而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人干脆老要往亚洲钻，公开声称自己其实是亚洲国家，因为苏联领土的绝大部分其实是在亚洲，甚至张罗着要搞一个“亚洲安全体系”来对付当时不肯服从“苏联老大哥”管教的中国小弟，弄得这位小弟当时十分紧张，成天忙着说明“某个国家属于某个洲的根据，在于其政治和经济中心到底在哪儿，而不是取决于其领土的大部分是属于哪个洲”，后来就干脆去搞“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准备打仗”去了。

俄罗斯和主流欧洲（包括美国）之间，就是这么一种谁都看不上谁的关系。上世纪的1980年，苏联好不容易争得了一次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机会，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日本以苏联侵略阿富汗为理由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就连中国这个当时刚刚能够取代台湾重新参加国际奥委会的国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西方国家的阵营，给俄罗斯人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这瓢冷水浇在了俄罗斯人的心里，俄罗斯人也记下了这瓢冷水。

四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虽然苏联人带领着除罗马尼亚之外的共产主义国家以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为理由也抵制了回来，但俄罗斯人心中的冷水并没有消失。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已经是在美国举行的第三次奥运会了，对于洛杉矶来说都已经是第二次了，美国人被抵制一下是无关紧要的，更不要说是被报复，自己出手在先了。而俄罗斯人头一次争得了举办权，就被人这么抵制了一下，这口气是无论如何也吞不下去的。

1980年代之后，俄罗斯就一直有点流年不利，直到本世纪，才再次开始作为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次举办冬奥会就是对于他们这些年走过来的道路的一个总结。应该说，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以上的俄罗斯，以一个一张白纸般的索契去申办冬奥会，是有一定用意的，本来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有更多举办条件更好的地方，但天生目空一切的俄罗斯人，就是想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一下“只要想干就没有干不成”这么一种俄罗斯式自负，更有一种要争回当年被抵制的那口气的情绪在里面。

但是西方国家也还是不肯给俄罗斯面子，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办一次奥运会，这次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全体抵制索契冬奥会了，只是原来说好了来参加开幕式的美英法德四家领导人又抵制了一次，反正就是不让俄罗斯人能完满地圆奥运之梦。这次美英法德四家领导人抵制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理由，是俄罗斯弄了一个反同性恋的法律出来，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有点冲突，实际上仔细查一下就能发现，严格地说，也不能说俄罗斯搞的就是反同性恋的法律。只是俄罗斯联邦通过了修改联邦法律第5条《关于保护儿童免遭有害其健康和发展信息侵害》的法案，在事实上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由于这个法律并没有明确列明“宣传”的定义，根据俄国的法律实践，也确实可以把新法解释成为举行任何倾向支持同性恋权利的活动、为同性恋权利辩护的发言、散布与同性恋有关的正面材料，或者声称同性恋关系与异性恋关系平等的行为都会变成非法，与其说是对同性恋的看法分歧，还不如说是在言论和表现自由方面的分歧。

也就是说，抵制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表示抵制的态度。

西方主要国家中，只有最近在外交上看紧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参加了开幕式。而且日本还不止去了一个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前首相森喜朗也去了。索契冬奥会开幕的日子很巧，正好还是日本的“北方领土纪念日”，可是，指望着普京投桃报李地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做一点让步的安倍，在出席了“北方领土纪念日”活动之后又去了索契，总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

虽然俄罗斯为了这场冬奥会花出去了1.5万亿卢布（大约440亿美元左右），虽然有人说其实只需要一半钱就够了，虽然会场的软件硬件还有种种的小问题，比如有几家旅游酒店不能按时开业，开幕式上出现了五环变四环的故障，虽然恐怖袭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索契冬奥会，虽然会场周围都大大咧咧地装备着让人看了汗毛直树的地对空导弹，但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起码这个开幕式真的不错。

（图注：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出现了五环变四环的故障。）

这个开幕式虽说足够豪华，能看得出真花了钱，但没有暴发户的那种浮华，而是从骨子里透出了俄罗斯那种特有的壮丽之美，透出了俄国人的自信和自负，透出来了俄国人那种掩藏在笨重身躯之下的灵巧和柔软。

一开始跳出来的由33个俄文字母打头的单词，其实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的，当然在曾经有过“对苏一边倒”的中国，知道的人可能更多一些，无论如何，在俄罗斯之外，有这么多人知道这么多有关俄罗斯的事，就说明俄罗斯有资格自信和自负，其实潜台词就是“我们不是‘亚文化’国家”。

1881年被民粹党人暗杀的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有过一句名言：“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这句话似乎也是普京的座右铭，这次，这位极为精悍的小个子俄罗斯总统干脆在这次开幕式上把这句话给具体地诠释了一下。

从开幕式一开始，人们看到，在彼得大帝建造的彼得堡街头，海军军官迈着刚劲的步伐；人们看到，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年轻军官和姑娘们举行着舞会。这不是在告诉大家“俄罗斯有最高水平的芭蕾舞蹈家”，而是在提醒大家，俄罗斯的那两位盟友还在，而且曾经称霸欧洲的拿破仑·波拿巴就是败在了亚历山大一世的手里。所以，和主流欧洲扯不到一起，去对俄罗斯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

整个的开幕式，除了向人们展现俄罗斯领土的壮丽之外，更诉说了俄罗斯历史的统一性，“无论是沙俄还是苏俄，都是我们俄罗斯”。举例来说，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在结束访问俄罗斯时，俄罗斯领导人会与他们共同召开记者招待会，用于这个招待会的房间，传递出的信息也是这个——要知道，那件房间里悬挂着的，是历代沙皇的画像，而那位最后的沙皇，也就是被布尔什维克处死的尼古拉二世的画像，就挂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主人的旁边。俄国人不割断历史。

笔者非常欣赏俄国人这种态度：他们把对内对外历史进行了认真整理，并在形成共识之后坦承面对。无论外国人对某位具体的俄国领袖或者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持什么态度，俄国人自己的态度是明确的。

比如，在开幕式中，人们除了可以看到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可以看到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之外，人们也可以看到前苏联时期的那种忙碌、杂乱，还用“把婴儿车推上舞台”这么一种夸张而幽默的方式来展现当年的“光荣母亲”和“英雄母亲”。也就是说，俄罗人谈论历史已经没有了禁忌和顾虑，因为在清算了历史的耻部之后，俄国人已经可以从容而公正地对待历史，不需要投鼠忌器，对未来也就更加有了自信。

令箭

日本媒体如何给政府救灾挑刺—— 伊豆大岛风灾是“人祸”吗俞天任

日本有32个世界地质公园，其中有一个叫做“伊豆大岛”。这地方从外观看是一个岛，但实际上是一个从三四百米深的海底伸出来的活火山的海面以上的部分。换句话说，这个岛也就是一座火山，还是活的。

说是活火山，但也不是没事老在喷火，而是抽冷子来一下。上世纪就喷了三次：1912年一次、1950年一次、最近的一次是1986年。特别是1986年的那次火山爆发，使得整岛居民全部前往本土避难，而且当时已经有了电视等实时传播手段，所以给人印象很深。那次灾害之后，伊豆大岛一直在进行各种防灾工作，经常被称为“防灾的大岛”。

在人和自然界的斗争中，人似乎经常是被被动袭击的一方。10月16日，26号强台风袭击了日本，在东京以及周围还只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可对于这个伊豆大岛来说，这次台风带来的却是毁灭性的灾难。面积只有9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一万人的岛上，有280余幢房屋被毁，到10月28日的现在，已经有33人被确认死亡，还有9人下落不明。

一场台风之所以会带来这么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是因为台风带来的暴雨所造成的泥石流直接袭击了山麓的村落。这次在伊豆大岛上发生的降雨是历史上罕见的，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823.5毫米，其中有六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549.5毫米，三小时的最大降雨量为335毫米。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22.5毫米，十分钟之内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2毫米，这些都是使闻者色变的记录，其中六小时的最大降雨量为日本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这样的数字面前，人类的一切都变得很渺小，特别是伊豆大岛本身就是活火山的一部分，覆盖着全岛的与其说是土壤还不如说是火山灰，起码岛上土壤中火山灰的含量很高。这种含有大量火山灰的土壤吸水性很强，但缺乏粘结力，一旦含水量超过了限度就很容易发生滑坡现象，产生泥石流。

造成惨剧的自然界原因就是这样，似乎很简单，遇上了不知多少年才一遇的大降雨，很有点“没办法”的意思，而且自卫队也已经出动了将近一千人左右，正在积极救灾。似乎大家只要化悲痛为力量就行了。

但是日本的传媒却根本就不去考虑这些自然的因素，而是连篇累牍地报道耗费大量人力去现场调查采访的结果，最后居然得出了“这次灾难是行政怠慢的结果”的结论。

（图注：日本媒体在报导伊豆大岛上发生的台风灾害时，用了“行政怠慢”的说法。）

有种观点是，灾害发生了就应该全力救灾，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不去救灾、不去报道救灾的感人事迹，也太不正能量了。但日本媒体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救灾是行政当局的工作，媒体就是负责站在边上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大家敲锣卖糖各干一行，互不影响。再说，不在灾害当时、现场还历历在目的时候讲清楚的话，到了事过境迁的时候，健忘的人们再也不可能会回忆起来到底发生过一些什么。

“天灾”和“人祸”一直是遭受自然灾害之后的注意重点，天灾是客观存在这一点没有任何疑义，但是对于什么是人祸的认识很有不同，一种认识是把“人祸”看作是单纯的人为破坏，以为如果确认了有人祸因素就一定要处分几个人才行，还有一种认识就是本来能够避免（起码能够减少）的因为自然灾害而带来的损失，或者因为人的各种有意无意的因素而没有得到避免或者减少都叫“人祸”，在遭受自然灾害时，找出这些人祸因素，就能够在今后遭受自然灾害时避免或者减少损失。

伊豆大岛的这次灾害之所以被媒体指责为“人祸”的最主要原因是，在10月16日大暴雨时，岛上的行政当局在警视厅大岛分署已经两次向町行政当局发出疏散避难劝告之后，还是没有能够颁发居民避难指示，这导致大家都呆在自己家而没有前往避难所，从而在泥石流发生时遭难。

岛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川岛理史町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警察署发出劝告的时候正是深夜，当时风雨太大，如果贸然颁布避难通知的话，可能会发生有人在前往避难所避难的途中遭遇危险，所以没有发出避难通知。

这种解释看起来也能自圆其说，但是进一步的调查说明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町长和副町长两位行政长官都在岛外出差，岛上无人做主。当然町长们的出差并不是什么公费旅游，而是正当的参加早已确定了的会议，但传媒是这么问问题的：首先，台风并不是像地震那样毫无先兆的突然袭击，而是有准确的预报，依然如此，为什么町长们还要继续出差，而不是立即返回大岛指挥防灾抗灾？其次，伊豆大岛是灾害高发地区，为什么会出现町长副町长这两位主要行政长官同时缺位的情况，从而使得大岛成为指挥真空地带？岛上的防灾计划到底是怎么做的？假如町长副町长确受不可抗拒之外来力量而缺位之时，岛内的防灾指挥系统应该如何运转？

现在发布避难通知的权限在町长或者副町长手里，既然这两人的责任如此重大，为什么气象厅所发布的气象警报还是用传真的手段发给町役所（相当于村公所的行政机构），而不能直接发给町长或者副町长本人呢？在移动通讯手段已经非常普及了的今天，这本应该很容易就办到的。

而且根据传媒的调查，发到町役所的传真还混杂在众多的传真中，最初并没有引起注意。这又引发了一个疑问，在网络技术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气象厅为什么死抱着二十年前的通讯技术不放，而不采用电子邮件等更为方便可靠的传达手段呢？

有些传媒则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避难通知是行政长官的权限，是否发表避难通知取决于行政长官根据现实情况作出的判断，但是行政区划内的生命财产安全，全有赖于行政长官个人的见识，这种做法到底是否安全呢？在必要的时候，是否可以由上级行政机关长官，甚至由气象厅直接来发布呢？

粗一看似乎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气象厅本身就负责发表一个名叫“土砂灾害警报”的东西，告诉大家什么地方可能发生泥石流山崩之类的灾害，在发表这个警报的时候，直接跟着就宣布该地区的居民应该避难，不就全部解决问题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土砂灾害警报”的精度很低，只有3.8%，要真是根据这个警报办事，那就成天放空炮瞎忙活了。

但是即使是瞎忙活，也比真的遭难好对不对，俗话说“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嘛。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兵库县因为请求自卫队支援的时机过缓从而招致批评，现在各地的行政长官在遭到地震灾害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向自卫队求援，这不是挺好的吗？

不那么简单。实际上，为什么要由地方行政长官来决定是否需要疏散避难？不仅是因为地方行政长官更加熟知本地的地形特点，而且牵涉到了一个宣布避难之后的花费由谁来买单的问题。

避难所的开设和运营都需要钱，一般避难一次要花费的费用在千万日元单位，也就是说十万美元单位。在自然灾害真的发生了的情况下，这笔钱由国家负担，但是如果没有发生的话，这笔费用就由地方上自理。实际上，这才是把权限放给地方行政长官的真正原因：让他来承担避难行动所带来的后果责任。

日本现在不富裕，这笔费用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所以行政长官在宣布疏散避难时都十分谨慎，但是如果由国家来干，一来对当地并不熟悉，二来气象厅的警报的精度很差，这样会发生什么也很容易想象，胡乱发疏散避难通知，所发生的这些费用会达到一个无法承受的程度的。

那么怎么办？实际上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具体能找出什么方法来解决，是议会以及以及中央政府的行政官僚们从现在开始要做的工作，而媒体只是把有关灾害过程中发生了的所有信息都放在民众面前，通过这种方式，一来督促议会以及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二来帮助民众理解政府今后的政策，并且能够判定那些政策是否有效。

媒体是起监督作用的，并不能以“行政当局在努力工作”而否定媒体的监督作用，要知道行政当局的努力是不一定有作用的，甚至有时会发生反作用。保证行政法当局努力方向的正确性，只有依靠传媒。因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行政当局是无法自行修正努力目标的。而个别的民众一来没有把握全局情况的能力，二来也不可能让行政当局注意到自己的主张并且采纳。而媒体拥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进行独立调查，从而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的结论，并且还具有使得行政当局能够重视其结论的公众影响力。

所以，只有媒体，才能担当起监督行政当局的重任。

令箭

那些靖国神社的侵华战犯——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一)俞天任

提起“战犯”，人们肯定会想起供祀在“靖国神社”里的二战日本战犯。本书所说的战犯，就是指的他们。

“靖国神社问题”里面牵涉到的战犯是指供祀在里面的14名甲级战犯。其实还有几乎全部的乙级丙级战犯都供祀在靖国神社里面。

这个甲乙丙级战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甲〉乙〉丙？倒也不完全是。那个不等式在各级战犯的官职上基本成立，但并不是说在罪行上也成立。像那两个在南京比“百人斩”的恶棍，就只是丙级战犯。有人要说了，那么罪大恶极，还只是丙级战犯，那甲级战犯和乙级战犯都是些什么人？

甲乙丙只是一种分类。

人类打了那么多年战争，互相杀来杀去，到100多年前才想起来要给战争也规定一个游戏规则。1899年在荷兰海牙开了一个海牙和平会议，大家签订了一个“海牙公约”，规定了交战者、宣战、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伤兵和俘虏，不能使用的战术、休战、投降等等。到了现在虽然“海牙公约”已经被为数众多的其他国际条约所替代，但是现在关于“战争犯罪”的基本思想还是沿用“海牙公约”的。

所谓日本的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就是指在二次大战中违反“海牙公约”，犯下虐俘，屠杀平民，抢劫等罪行的日本战犯。其中指挥、监督的军官是乙级战犯，而具体执行的士官、士兵和军属则为丙级战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横滨，上海、新加坡、马尼拉等50余所监狱逮捕乙级丙级战犯5600余名，最后伏法的大约是1000名。所以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而被伏法的那两个恶棍只是丙级战犯。

“海牙公约”只是规定了“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地犯罪”，当时还没有发动战争也是一种罪行的认识。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家回头看看，仅在战场上就死亡900万人，由于寒冷、饥饿、屠杀而导致的非战场死亡就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排在战争流血排行榜的第二名。（第一名据说是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当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排行榜的位置也有了变化。）这样大家才有了发动战争也是犯罪的共识，要追究发动战争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罪行。但那罪魁祸首威廉二世躲到中立国荷兰去了，荷兰又拒绝引渡，只好不了了之，仅仅是在巴黎和会上谴责了战败国德国的“对人道的犯罪”。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可就无处可逃了。但是怎么审呢？用“海牙公约”套不住他们，因为他们既不是某次具体战争犯罪行为的指挥者，也不是执行者。用德国或者日本的国内法更套不住这帮人。因此，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和平的犯罪”。规定如下：

对和平的犯罪，即发动或计划，准备，开始，进行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誓约的战争以及参加为达成上述行为的计划及谋划。

这下总算把那些个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给套进去了。

给套进这一条的日本战犯，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

当时被美军抓进巢鸭监狱的涉嫌甲级战犯的有200名，后来被正式起诉的共28名：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武藤章。

这28人中被绞首了的有7人：

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

被判终身监禁的有16人：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星野直树、佐藤贤了、大岛浩、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铃木贞一、贺屋与宣、白鸟敏夫、畑俊六。

被判有期徒刑的有2人：

重光葵（7年）、东乡茂德（20年）。

在判决前病死的有2人：

永野修身、松冈洋右。

剩下的一位大川周明可就奇妙无比了，被查出患有梅毒和精神病，因此免于起诉。

需要说明一句的是松井石根其实应该算乙级战犯，但是南京大屠杀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才把他弄到东京去审判。而一般的概念是列入“东京审判”了的就等于“甲级战犯”，所以松井石根也就叨光跟着升了一级，被认为是“甲级”了。

列了这么多名字，有人会不会说笔者这是“文不够，名来凑”，拿名字来混篇幅来了，那可错怪了笔者。请注意数一下那打了下划线的数目，在被起诉的28人中有18个，几乎三分之二。在被绞首的7人中，除了广田弘毅是文官首相之外，包括那个“形甲实乙”的松井石根在内全部有下划线。打了下划线而没被绞首的，清一色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甲级战犯中，也有“超甲”的一群。那些“超甲”们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点：当过参谋。

不就是个参谋嘛，有那么了不起吗？会不会有人这么想？有句俗话叫做“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其实可以再加一句：“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你看刘亚楼上将这东野的参谋都已经当得带了长了，还是嫌不过瘾，到十四兵团去当司令吗？共军那么多参谋长，人们除了刘亚楼之外还能记住几个参谋长？而人们记住了刘亚楼，更多地可能是因为他当过空军司令员和他那传奇般的个性吧？

而日军则不同。日军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资格，日本陆军中只有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才能担任参谋。日本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开始有毕业生。开始的十几届每届只有十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于甲午战争停校两年）开始才稳定到每届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开始才开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后一直到1941年第54期毕业生开始才扩大起来，1945年的最后的第六十期达到120名，之前的第五十九期199名。就是说60年中只有三千左右毕业生，平均每年只有六十个人左右才能当参谋。

只有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在上位20%的人才有报考陆军大学校的资格，所以参谋在日本陆军中被看作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构造上是完全学历社会的日本陆军又没有比陆军大学校更高等的学府，这就造成了日本陆军中枢首脑全部是参谋出身的特有现象，因为只有参谋才能爬上去。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光做过参谋的就有十八名，做过陆军参谋的有十五名。被判处绞刑的七人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之外清一色陆军参谋。名字为人所知的除了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审判的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武藤章这些人之外，还有没有受到审判的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辻政信，田中隆吉等许多许多。如果把那次战争从1928年6月关东军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开始算起的话，把那场战争称作日军的参谋们从阴谋策划到积极扩大，从疯狂推进到最后彻底输光的一场战争一点都不过分。

在说明日本军参谋的作用和战争责任之前，还是先来解释一个名词“日本军国主义”吧。

在抗战前和抗战中，人们还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说法，战后就不太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个词。而且在现在军国主义只用于日本（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早就已经被人忘了），没见过“美国军国主义”、“苏联军国主义”的。那么这个“军国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军国主义”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而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实际上的军国主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先看这么一件事吧。1930年，为了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国会内有过一场大吵架。只要听听吵架内容，就知道什么是军国主义了。当时争执的焦点是应不应该接受英美提出的裁减海军兵力的建议。浜口雄幸内阁认为日本的国力无法承受一支巨大的海军兵力力量，所以应该接受英美的建议，就坡下驴，裁减海军军备，而海军军令部则认为海军兵力不应该裁减，边上的陆军参谋本部更是煽风点火，说海军怎么这么无能，居然让政府来过问海军兵力的事情。

原来，在当时《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体制内，这件事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内阁的解释，海军兵力的决定，属于军事行政，归海军大臣管。而当时的在野党政友会则认为，海军维持多大兵力是关系到如何作战的事情，没有经过军令部的同意就是对所谓“统帅权”的“干犯”。这就是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后来一直发展到浜口雄幸首相遇刺。

这是什么意思？海军大臣管海军省，是政府衙门，而所谓“军令部”是海军参谋部的名称。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海军统帅权在军令部而不在海军省。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管军队！这才是军国主义。

反过来，军队却能管政府！怎么一回事呢？当时有一条军部大臣现任武官制的规定，就是说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1913年曾经改为退役，后备役军人也可以出任，但在实际上就从来没有实现过。反而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在军部的压力下广田内阁又恢复了现任武官制。

（冈村宁次在被审判席上；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前为中国战区最高负责人，后被宣判无罪；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现任武官制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厉害得很，有了这条规定，内阁对军部只能唯命是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意，两个军人大臣辞职而且不派新大臣就行了。这样内阁只能垮台：缺俩大臣还怎么干？有现任武官制这条规定，你就没法子去随便拉两个人来凑数。这一下军队算是把握了政府的死穴，时不时就可以点你一下。

统帅权在当时的日本是什么意思？在当时的日本有两本关于统帅的指导书，一本叫做《统帅纲领》，另一本叫做《统帅参考》。前者是最高机密，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军官才能阅读；而后者是1932年编修的陆军大学校教科书，里面写的很清楚：“统帅权的本质是力量，其作用是超法律的。”“统帅权的行使及其结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无权对军队的统帅指挥及结果提起质问，要求说明及批评。”

怎么样，这个所谓“统帅权”够狠吧？用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话说来就是“一言以蔽之：无法宣言”。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才是军国主义的真正之所在。

关于第二次大战中的日本，不少人认为是由于“军部的暴走”。但是军部为什么会暴走，为什么能够暴走？这个“统帅权独立”是个根本的原因。

平时日本军队的最高编制是师团（相当中国军队的师），师团以下单位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和分队，分别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旅、团、营、连、排、班。也就说小说《烈火金刚》里面的那个和肖飞、史更新他们干了一阵子的那个“猪头小队长”其实就是个排长。师团长直属天皇。战时若干个师团编成军，像武汉保卫战中冈村宁次指挥的就是11军。若干军再编成方面军，像什么“南方方面军”“北支方面军”等。最高司令部称为“总军”，像太平洋战争时期就有什么“南方总军”什么的。

另外还有一些“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大队”。

大正末年(1920年代初)的裁军以后，日本的师团数是17个。到1945年战败时包括那些已经“玉碎”了的师团，总数膨胀到了192个。

这么些军队是怎么指挥的呢？

战前的日本，相对于军事行政的“军政”，作战和用兵等有关具体事宜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至于招来和养着的这些兵准备干什么，在干些什么，政府一概无权过问。

而这些政府招来，政府养着的兵呢，也邪门。指挥他们的是长官，什么师团长、大队长的。谁指挥长官呢？参谋们。

参谋照道理是应该为长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其作战计划的。也就是说长官管参谋是各国军队的常识，但在日本军队，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两元系统，管参谋长的只能是上一级参谋长。

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

当然不能，诺门坎日本军不是输给苏蒙联军了吗？中日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中国军了吗？太平洋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美军了吗？二战末期，关东军不是输给苏联红军了吗？

这是不是尽找能说的说啊？日本军也不是专打败仗的，甲午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日俄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不也占尽优势吗？

对，日本军队的组织和训练，能够保证他们打出很漂亮的战斗和战役，但绝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占优势的原因。但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怎么解释？没错，日本确实赢了那两场战争。要解释这点，就还得从日本怎么会有这种政府和军队的两元化以及日本军队怎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两元指挥体系开始说起。

（待续）

注：本文为俞天仁先生《有一种战犯叫“参谋”》节选。《大家》将在未来陆续连载书中精彩篇章。本书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在各大书店均有销售。ISBN:9787802411838。

令箭

　日本人最讨厌的战争狂人
　　——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
　　俞天任




　　怎么会有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军队？一个军队又怎么会有两个指挥系统的呢？这得从日本陆军的建军开始讲起了。
　　日本近代陆军（就是所谓的“大日本帝国陆军”）一般认为是起源于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从萨摩、长州、土佐这三藩献给天皇的6300名“御亲兵”开始的。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这些个“御亲兵”们当时是忙得昏天黑地，干吗呢？忙于镇压各地藩主士族的反叛。到了1877年（明治十年），来了一场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反叛。被内讧轰下了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的西乡隆盛带了7个大队的13000士兵打着“有话要对政府说”的不明不白的旗号从鹿儿岛北上，和九州的士族们一会师，好吧，有了30000多兵，把个熊本给包围起来了。放出话来，说还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这一来明治政府可慌了，赶紧镇压。派了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三人就带了一大堆老兵新兵和不是兵的“兵”们去“讨贼”去了。这个“不是兵”是什么意思呢？征讨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七个月。最后官军赢了，贼军首领西乡隆盛自杀。官军当然应该赢啰，首先，反叛军是所谓“贼军”，道义上就输了一着；其次，反叛军的口号也不明不白，“有话要对政府说”是个什么意思？干吗要去大阪东京溜达也说不出个道道；第三嘛官军的武器比贼军可要强多了，法国制的野山炮、步枪什么的，贼军没有；最后就是钱了，贼军军费只有70万元，而官军用了4160万元。所以说这贼军根本就没有胜算。
　　但是，实力悬殊这么大，这仗怎么还打了七个月呢？可得好好总结一下，开了几次会，大家理出了一条头绪来了：文官掌了统帅权。文官不是武将，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把个战机给延误了。还有一条呢，就是参谋的水平太差，一个好招儿都支不出来不说，还尽出些蹩马腿的臭招儿。
　　（诺门罕之战，日军第23师团全员出动开赴前线战场。图片来自网络。）
　　这边总结会还没有开完，那边又出事了。这次不是叛乱，是兵变。南西战争打完了，大家得论功行赏对不对？可这功劳全被当官的拿了，小兵们没有。打了一场仗，劳民伤财，官家也给打穷了，当兵的饷都发不出来了，而且不是普通步兵，是炮兵。那时候的炮兵啊，怎么着也和现在的战略火箭军差不多吧。几个小兵一商量：反正活不下去了，咱就反了吧。1878年8月，二百多炮兵在一个叫竹桥的兵营里面就造起反来了。大炮一架，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他们家就打。谁让你克扣老子军饷。打着打着觉着不过瘾，掉转炮口，对着皇宫也要轰两炮玩玩。
　　兵变是被镇压了下去，可大家这一身冷汗呀。原来募兵制找来的兵和原来的私兵不一样，他会造反。加上那时的形势又特别紧张，再过两年就要实行议会制了，西乡隆盛是已经死了，但他的支持者还有不少。那些小西乡们也知道武力造反是行不通的，纷纷改行玩政治了，鼓吹什么自由民权的，估摸着到时候议会里面少不了。那议会要是被那拨自由派给把持了，指挥军队打回来怎么办？这么着，在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这个大道理下，把军队的统帅权从议会、政府那儿独立出来了，直接交给天皇。
　　其实这都是在胡扯。除了竹桥兵变以外，所有的叛乱用的都是私兵。没人指挥得了国家军队去叛乱。真正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是当时身为陆军卿（后来叫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的个人野心。这个山县有朋，可以说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日本军国主义的体系，后来的战争罪行几乎追根溯源全部可以找到他头上。
　　除了当过军事官僚之外，山县还当过两任首相（第三届和第九届）。在任期间镇压起自由民权来也是不遗余力，臭名昭着的《治安警察法》就是他弄出来的。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的登记，政府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等；禁止军人、警察、宗教者、女性、教师、未成年者、剥夺公民权者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工会活动；禁止同行业罢工等等，可以说是坏事做绝。
　　山县死于1922年，死的时候参加葬礼的除了军人就是警察，再没别人了，可见其人气之低。而几乎同时去世的大隈重信，都是明治维新的功臣，都当过首相，人家大隈重信还不是国葬，去告别的人照样络绎不绝。可见“公道在人心”这句话不假。
　　当然你也不能说人家山县没做过一件好事，石桥湛山（后来是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当时是《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就说过：“山县之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谁说日本人笨嘴拙舌？
　　连大正天皇都讨厌山县，每次一看到他进宫来了就要嘟哝：“这老家伙又干吗来了？你们就不能给他找点活儿干干？”周围的人就找点什么去哪儿视察剪彩的活来把这老家伙支走，省得大正天皇看着他腻味。
　　也有喜欢他的，除了那些军人警察还有谁？大正天皇的儿子——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老夸山县是“真正的军人”。这也难怪，不是到现在还有人要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吗？你别看后来的昭和天皇就是个病病歪歪小老头，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人物。一次因为皇姑屯事件对当时的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大发雷霆，居然把个当朝宰相给活活吓死了！吓死当朝宰相，够狠吧？就连他那么有能耐的爷爷明治天皇也没能活活吓死谁过。
　　那山县有朋当时的主张就没有人看得破？就没有人出来阻挡？有没有人看破不知道，就知道没有人出来阻止。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巩固统治基础而闹心呢，天天有叛乱的消息传来，够焦头烂额的了，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政府军勾结起来。现在军队自己说不参与政治，那是求之不得。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明知是毒药，只要能解渴，还是要喝，所谓“饮鸩止渴”嘛。就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不也大力支持吗？
　　那么怎么办才能做到“统帅权独立”呢？这就提出了第二个点：军政和军令的两元化。
　　1878年（明治十一1年）12月5日，原来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局的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了，成立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掌军队了。
　　不用说，首任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
　　成立参谋本部的理由是这样的：主管军令的参谋局的工作很重要，南西战争时参谋局就行动相当不便，受的制约相当多，所以参谋局长的地位应该和陆军卿等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局都很庞大，局长的权限和国防部长的权限也都一样，所以日本也应该这样。
　　这倒也没错，平时的国防政策制定和作战计划的准备，战时战争和作战的辅助，从这点来说参谋局的工作是挺重要的。加上南西战争中的天皇—太政大臣—陆军卿—参谋局长的军令流向也确实有问题。瞎子都能看出来参谋局应该加强，局长的权限应该扩大。
　　但是，这根本就不能成为参谋局从政府独立出来的理由。解决那些问题，只要强化一下参谋局的功能就行了。
　　参谋本部从政府独立出来，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严重一点（就像后来的事态发展一样）意味着政治和军事的分离。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独立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那么这种倒行逆施为什么没人反对？除了第三篇里的各种理由外，还有一个邪门理由：就因为它是倒行逆施。当时明治政府里的重镇全是藩阀出身的土豪劣绅，只有他们不想要的，没有想要而要不回来的。别看一个个都奉着天皇，其实没人把那天皇当一回事。不就是一尊菩萨吗，他还能治的了军？估计也没人放在心上。你要是去跟他讲什么政治和军事分离的危险性的话，没准他会瞪你一眼：“一边玩去，什么危险不危险的，需要的时候再把他合起来不就行了？真少见多怪。”作威一方惯了，这些土豪们的自信使他们看不到组织和系统的重要性。任何东西，要开一个坏头很简单，但开了坏头再想要好的结果就不可能了。
　　后人在评论伊藤博文的时候说：“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即所谓《大日本帝国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这是指的明治宪法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注意，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而是“天皇统帅陆海军”。这一条口子，后来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同时也毁灭了伊藤所参加创立的那个帝国。
　　而当时根本没有被伊藤们放在眼里的山县，则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令箭

　　旧日本陆军大学校的起源
　　——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
　　俞天任

　　言归正传，这个参谋本部算是开张了，可是上哪儿去找参谋呢？
　　当时已经有了陆军士官学校，里面成绩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被送到欧洲去留学，但是人数很少。学参谋专业的就更寥寥无几了，其中正式毕业，得到参谋证书的就只有在法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小坂千寻中尉一人。
　　怎么办？山县们决定自己办大学。没老师怎么办？请洋人。请哪儿的洋人成了问题，到那时为止，日本陆军学的是法国。但是普法战争的结果，让日本人对法国起了疑心，普鲁士的陆军看起来更妙。到欧洲一考察，好吧，德意志简直太对胃口了。都是野心勃勃，拼了命要赶最后一班车的。而且德国几乎是内陆国家，特别注重陆军，这和山县们一直认为的海军只不过是陆军的附庸又不谋而合（日本军队的第三个二元化：陆海不协同，这个以后再说）。更加巧的是德国总参谋部也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至于山县们要弄的这个参谋局（后来的参谋本部）到底是自有知识产权还是从德国引进的到现在还有争论，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就更合山县们的心意了，于是就定了下来请德国教官。
　　德国人推荐了两个人，梅克尔少校和戈尔茨大尉。别看戈尔茨军衔比梅克尔低了一级，但军事素养很高，刚刚出了一本书叫《全民皆兵论》，德国人甚至认为戈尔茨总有一天要做到总参谋长（后来好像没做到）。而梅克尔呢，只是个战略战术的专家，对于战争不是很内行。但是德国人把戈尔茨给派到土耳其去了，当时德国人为了抢殖民地，正打着从奥地利经巴尔干小亚细亚通往波斯湾的主意，比起日本来，土耳其要重要得多。
　　没办法，找不到马牵头驴子回来也算是办成一件差，就这么着把梅克尔少校领回来办起了陆军大学校，专门培养参谋人才，最初的学校就设在参谋本部大院里。
　　办了学校，就开始招生了。招谁呢？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工兵中尉。考生的合格率据说是只有10%。看起来生源还不错。
　　真的这样吗？非也。这种招生制度其实隐藏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日本陆军有办中学的传统，这种学校叫做“幼年学校”，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士官学校来培养自己需要的军人（这种传统到现在还在继续，日本陆上自卫队还有自己的中学，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说），这种从小开始培养的军人，作为军人来讲不错，但是不懂政治，不懂社会，只会打仗。他们的考试成绩肯定优秀，合格者的很大一部分是这种人。这种对政治和社会一无所知的人，一旦到了重要岗位上，而又没有制约他们的力量时，他们会干出些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一点就是招生兵种里好像缺了一种：辎重兵。当时对辎重兵的规定是：如果是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可以报考，但毕业后回骑兵。也就是说参谋本部当时就没有要兵站参谋的打算，其实当时参谋本部就没有兵站课，只有个运输课。古来兵匪一家，藩主们都不养兵，当兵的要吃饭自己去抢。抗战时日寇的“以战养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传统的延伸，所以整个二战当中，日军的抢劫行为在参战各国军队中是最多的，而且是全军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抢劫。
　　学生有点先天不足，老师就更有点发育不良了。只要看看这个所谓培养高级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就知道了。
　　梅克尔是战略战术的专家，所以他在课程设置上也是绝对的实务优先。陆军大学校的学制原来是步兵骑兵出身的三年，炮兵工兵出身的两年。理由是炮兵工兵们懂数学，少学一门课，只要两年就够了。
　　到后来大概自己也醒过味来了，哪怕你炮兵工兵个个都是数学家也行，问题是这陆军大学校又没有三分之一的数学课，凭什么炮兵工兵们少学一年？这才大家一律平等了起来。
　　（旧日本陆军大学校原址，目前已改建为中学。图片来自网络。）
　　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分“普通学”和“军事学”两类。普通学包括“交通、历史、数学、统计、国际公法、法律、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共608课时；军事学再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包括“马学、卫生、会计、兵器、建筑、参谋学要务、战史、战术、海战术、地形、沙盘、要塞战术”共1796课时，术科包括“马术、参观、野外测量、现地战术、参谋演习拉练、战史旅行、基层勤务、秋季演习、参加特别大演习”不算马术共304天，马术是806课时。
　　光从课程设置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从课时安排就有问题了。战术有关课时为十的话，战史有关课时只有三，而真正的参谋要务只有一。
　　咦，他不是要培养参谋的吗？其实没有人弄得清楚那个陆军大学校到底要培养什么人。一开始是说培养参谋人才，过几年又说要培养参谋及其旅团以上的副主官，再过了几年又要培养参谋及其高级指挥官了。没人弄得懂。
　　不但培养目标模糊，这个号称日本军队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校，一开始居然连校长都不设，就派一“干事”来管，你说邪门不邪门？其实理由很简单，参谋总长山县有朋不想弄一个校长出来妨碍自己直接管陆军大学校。直到山县不当参谋总长了，才给陆军大学校设了个校长的职位。
　　话说回来，陆军大学校对学员的战术培养还是很成功的，从地图到沙盘最后是现场，一步一步的启发式教育，梅克尔经常亲自上课，亲自提问，所有教学内容都全部记录印刷出版，发布全军。演习也相当多，而且按照梅克尔的意思，参加演习的不光是陆军大学校的学生，连参谋本部的现职参谋和各师团的参谋长们也一起参加。
　　到现在日本人的研究也发现，当时陆军大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其实只适合培养旅团一级的主官和师团一级的副官。所以单个日本军的师团旅团行动起来，能打出很漂亮的仗来，但到了军或者方面军一级，则反而经常可见互相牵制、动弹不得的情形。这也是梅克尔少校给日本军队留下来的遗产。
　　这倒不能怪到梅克尔少校头上，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当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桂太郎少将在描叙建军计划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建军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袭击，维持中立的二等国，一种是威武辉煌，在需要时能诉诸武力一决雌雄，不受外国欺侮，在海外也能自由行动的一等国。日本建军虽然历时甚浅，但不能停留在第一个目标上，而要和欧洲列强追求同样的目标。因此从征兵开始的所有事项都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也就是说，日本陆军从建军开始就把向外扩张作为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培养大量少壮参谋军官，确实需要这种战术第一的教育。
　　但是也就是到战术为止，课程设置中倒有“战争论”这门课，但实际上等于没上。据说梅克尔自己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又不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就蒙混过关了事。据说在日本没几人能读懂《战争论》，其中一人是以后要讲到的关东军参谋、制造出柳条湖事件的石原莞尔，还有一人就是东条英教。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没错，不能不熟。这位就是将来那个被绞了首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爹。这位东条英教也是个牛人：陆军大学校首期的首席毕业生。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由天皇亲赐军刀，还可以自由挑选出国留学，东条英教选了德国，后任职于参谋本部，当过大本营参谋，步兵30旅团长，当了一年就以中将衔被编入后备役。
　　这个东条英教还有一点邪门之处是他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陆军大学校全部3，016名毕业生中就只有两位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还有一位是第二期的谷田文卫，最后官拜中将宪兵司令官。从第三期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第六十期就再也没有非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了的。
　　作为首席毕业生，东条英教可以说混得不太好，除了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个不足之外，还因为东条英教是南部藩出身，受当时当红得萨摩藩、长州藩的排挤，一直不得志。所以后来儿子东条英机混出来了以后就为老子乱报仇，只要见到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家伙就绝对要打压一下。
　　但是总的来说，陆军大学校毕业了是很好混的。日本军队的晋升有个“定年”制度，就是少尉升中尉，中尉升上尉一定要两年，而尉级升校级，也就是大尉升少佐则要四年（这一点现在的自卫队还是这样）。有了萝卜又不一定有坑，就是不一定有空缺，所以到定年时晋升不了是正常的。但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一到定年肯定会得到晋升。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有所谓“十年人事”之说，也就是说毕业后十年肯定升到大佐，至于能不能混到将军则要看其他的人事关系了。
　　咦，这样一来陆军岂不是都是陆军大学校生的天下了？本来这也无所谓，陆军不用陆军大学毕业的谁用，总不能介绍去做保姆。不是这个意思，陆军大学校培养的是参谋，毕业生佩戴的是旁人看着眼馋的参谋肩章，怎么到后来主官也全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了？
　　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有专门的所谓“参谋肩章”，所谓“参谋肩章”实际上是指肩章上挂下来的那根绶带，法语管那叫做Aiguillette。日语的“参谋肩章”这种译法倒是原教旨的，据说这种绶带就是拿破仑手下的那些参谋们发明出来的。但是由来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的长官都骑马，长官到了地头就把马一扔，拴马是参谋们的活，于是参谋们就在肩膀上扛上一捆绳子，扣在肩章底下好为长官拴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参谋们老得画图，起草命令什么的，那时候没有能插在胸兜里的自来水笔，用铅笔。铅笔容易丢，到时候找不着了就会出麻烦，于是参谋们就用绳子把铅笔接起来，系在扣眼里，铅笔别在肩章里。
　　旧日本军队除了参谋之外，将官也挂绶带，但将官的绶带是金色的，和参谋不同。那么当参谋的将官怎么办？——挂参谋绶带。日本陆军的参谋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位置，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得到“参谋证书”，才有资格当参谋。
　　陆大毕业生毕业时会发一个纪念章，这个纪念章有点像日本天宝年间的制钱，所以陆大毕业生也被称为“有天组”，而非陆大毕业生则被称为“无天组”，有无天组的将官，但绝对没有无天组的参谋。所以将级参谋是挂参谋绶带而不是将官绶带。
　　后来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东条英机面对日本的颓势，打破了日本军队军政军令分离的传统，认为搞个一元化才能转败为胜，就一身兼任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离得不远，都在东京的三宅坂，东条来来去去的挺方便，就是老得换东西——换肩章绶带。东条英机到了陆军省就是陆军大臣，是将官，得挂将官绶带；而到了参谋本部就是参谋总长，得扛参谋绶带，要不然就进不了作战部办公室。
　　作战部门口有持枪卫兵站岗，闲人免进，那守门的卫兵就只认“参谋总长”，不扛上参谋绶带，你就是“东条英机大将”而不是“参谋总长”，他就能端起刺刀不让你进去。其实也不至于那样，偏偏东条又是个被石原莞尔称为“能够圆满守住仓库里十挺以下机枪的上等兵”。别的不行，就这点“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表现得不错，所以就成天把那绶带换来换去。
　　言归正传，陆军大学校是陆军的最高学府，甭管他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有没有问题，在学历至上的日本，陆军认为陆军大学校的毕业生就是精英。所以不管合适不合适，到最后就成了“无将不是陆大出”了。
　　话说回来，这陆大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有问题也是在败战后总结反省时才发现的。当时也没有人注意到。
　　就这样，一帮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的人们，受了张良的教育，上着韩信的岗，还被给予了刘邦的权力，被大家尊为“精英”。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呢？
　　不但做不出好事，从根本上说，就做不成事。
　　那位要说了，你给解释一下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吧。您别急，这就解释。

令箭

听过一位在日华人说过这么一句怪话：“咱欺负不了别人，还不能欺负一下警察？”
日本警察总给人一种受气包好好大叔的形象。二十年前笔者刚到日本时，为了打国际电话就曾跑到交番（警察值班室）里去找警察。那年头的手机太高大上了，那位根本不懂英语的日本警察最后总算弄懂了根本不懂日语的笔者在找什么，开车送笔者去有能打国际长途的公众电话的地方。后来笔者也不止一次在忘带装有月票的钱包的时候前往车站的交番（警察值班室）求助，值班的警察还真会借上几百日元帮人回家。笔者有时候不禁会想“会不会有人借钱不还”这类小人之心的问题。
一般来说，日本人比较尽职敬业，日本的警察也同样地尽职敬业，这些可能也真是他们“应该做的”。
可是日本警察的敬业也不光表现在亲民做好事上，日本人都知道“千万不能让警察怀恨在心”这个规矩，这里的“警察”并不是指哪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指警察这个组织。

（图注：日剧《警视厅搜查一课9系》中的警察形象）
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人物应该就是警官沙威，此人几十年如一日地追踪冉阿让真的像古时候打犯人的“杀威棒”一样令人恐惧。
沙威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但是日本的警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像沙威。特别是被称为“日本警察中的精英”的那部分“警备警察”，更是会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地追捕着猎物目标，一直到抓获为止，被他们盯上了还真是不太好办。
日本的“警备警察”一般俗称为“公安警察”，因为他们所经手的都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而是有关于公共安全的案件，实际上警备警察就是被麦克阿瑟以侵犯人权而解散了的战前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警察）”，现在警备警察是专门经手过激派组织以及恐怖主义的案件，最近NHK的电视连续剧《外事警察》中描述的外事警察就是公安警察中的一个分支。
2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经针对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这两名日本人质被ISIS伊斯兰国杀害一事曾经发表过一份声明，里面出现了“要和国际社会合作来让恐怖主义者偿还罪责”这样的句子，而且据说这还是安倍晋三亲笔修改的。
这句话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一阵风波，安倍晋三在回答质问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和国际社会合作，不管花多少时间都要抓住犯人进行审判”。
这句话还真不是一句简单的遁词，负责这类案件的日本公安警察还真的会那么干。
2月20日下午，一位曾经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的恐怖主义组织成员，16日刚被美国释放，很快就在东京成田机场被日本警察正式拘捕，再一次证明了日本警察锲而不舍的顽强。

（城崎勉在成田机场被正式抓捕）
这位犯人叫城崎勉，今年66岁，曾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学生运动中，他加入了一个企图以武装斗争为手段推翻日本政府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托洛茨基派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简称共产同赤军派）”，参加了一连串袭击金融机构和警署的“M（Money或者Mafia）作战”，1971年被捕后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城崎勉所属的共产同赤军派中，有人在国内失败以后流亡中东而转成了日本赤军，日本赤军的第一次行动就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 "古里安制造的造成26人死亡80人受伤的大规模恐怖事件。

（当年的城崎勉）
1977年9月28日，日本赤军在印度孟买劫持了从巴黎飞往东京的472航班到孟加拉国的达卡，要求日本政府付出六百万美元赎金以及释放还关在狱中的小伙伴，否则就从美国国籍乘客开始，一个一个地杀死人质。
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吞下了恐怖分子的要求，以“超法度手段”的名义付出了赎金和释放了在押人犯，其中就包括了城崎勉。

（当年在警察的簇拥下登机的城崎勉）
一个月之后的1977年10月，西德汉莎航空的181号班机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中仅次于“法塔赫”的第二大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所劫持，犯人要求西德政府释放被拘捕的恐怖主义组织西德红军派领导人。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9月，西德红军派已经绑架了西德实业家施雷尔（Hanns-MartinSchleyer），但是当时的施密特政府没有答应恐怖组织的要求，这次劫机事件发生之后，西德政府出动了特警部队第九边防大队GSG9长途奔袭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机场，击毙四名恐怖分子中的三名，除了在此之前机长已经被恐怖分子杀害之外，其余人质全部被营救了出来，，最后这个营救成功的消息居然导致了在押的恐怖组织“西德红军派”（RoteArmeeFraktion，RAF）领导人信心爆减而集体自杀，弄得人们以后都不知道有过一个“西德红军派”了。
实际上西德特警的成功之中也有幸运的成分，那架被劫持的波音-737正好就是GSG9的训练用机，特警们对那架飞机的每一寸空间都了如指掌。但在公众眼里，日本过激派恐怖分子的这些活动不啻是打了公安警察一记响亮的耳光，日本警察成为了众矢之的。
这些自尊心甚高的精英警察们决不能对这种屈辱罢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追捕。日本警方尽了所有力量来打击日本赤军，虽然日本的法律并不容许警察越境执法，但是那些办案人员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活着看到这些人受到日本的法律制裁，所以在其他国家警察当局的配合下孜孜不倦地一直在追踪。因为日本刑法上的时效只是在日本国内才计算，潜逃国外或者本来就在国外是不算时效的，所以警察能没完没了地追下去。
1986年5月14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美国、日本、加拿大大使馆同时遭遇了迫击炮弹袭击，后来在酒店房间里查出了城崎勉的指纹，这才知道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的“反帝国主义国际旅团”实际上是日本赤军。
1996年9月，中央情报局CIA在尼泊尔找到了躲在那儿的城崎勉，把他捉回美国判了三十年有期徒刑，但是说城崎勉在狱中表现异常良好，所以美国人准备提前几乎十二年就释放他。其实这是美日警方合作导演的一幕戏，目的就是提前把人交给日本警方。
城崎勉并不是第一个被捕归案的日本赤军成员，2000年11月，潜伏回日本的日本赤军的重要成员，参加过袭击特拉维夫机场的奥平刚士的妻子重信房子就在日本被捕，她是在从香港途经北京回日本时在北京被CIA人员认出而通知日本警方。日本警察确定了重信房子的住处和支援掩护的人物名单，于是在11月将其一网打尽。2001年4月，重信房子在狱中宣布解散赤军。
实际上被西方世界认定为恐怖分子的日本赤军成员在阿拉伯世界则是英雄，本·古里安机场惨案中唯一被以色列人生擒的冈本公三在巴以谈判中一直是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人释放的名单中的第一名。1985年，冈本公三根据《日内瓦公约》作为交换战俘而被以色列释放。但是冈本公三同时还是日本警察当局和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人，1997年黎巴嫩当局逮捕了冈本公三等五名日本赤军成员，仅有人口四百万的小国黎巴嫩居然有250名律师自愿免费为他们辩护。后来黎巴嫩政府将其余四名赤军成员驱逐出境，但批准了冈本公三的政治避难。现在是一群阿拉伯和日本的青年志愿者在贝鲁特照顾着他的生活，因为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冈本公三受到了严酷的刑讯，身体状况非常差，已经处于准痴呆状态了。
有些东西很讽刺，因为日本赤军袭击过特拉维夫机场而使得阿拉伯世界对日本人的感觉变得不坏，这样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本来是属于西方阵营一员的日本却因为“日本国民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和友好”而被撤下了“敌对国名单”，其实所谓“支持和友好”也就是赤军所策划的这次袭击事件。后来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萨达姆·侯赛因使用“人间盾牌”战术，将西方国家侨民拘禁于重要战略据点周围以对抗多国联军可能的轰炸。当时在阿拉伯世界口碑颇好的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在访问伊拉克后带回去了西德人质，日本政府也想照此办理，但苦于和萨达姆·侯赛因接不上头，后来还是辗转通过重信房子从中斡旋，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伊拉克才带回被拘留的日本人质。
但是赤军就是赤军，赤军就是恐怖分子，日本公安警察的这个立场是绝不会改变的，特别在遭受到过交款放人的耻辱之后。不要说在中东的这些有过武装活动的这些赤军成员，就连1970年3月劫持日航351航班“淀号”投奔北朝鲜了的田宫高灴等七人在此后并无很出格的行动，现在还是无法回国，就连私自前往北朝鲜投奔他们的妻子们也在通缉之列，只要他们一出北朝鲜，日本警方就能通知所在国警方，以他们违反了日本的《护照法》而加以逮捕，然后引渡回来受审。所以，现在还活着的四个人成天还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北朝鲜现在已经对这几个人不感兴趣，只是因为现在日本人的兴趣在被北朝鲜绑架的日本公民身上，否则这几个共产同赤军派的老朽早就被北朝鲜交还日本了。
是被西德的SGS9特警当场击毙，还是被日本公安警察追捕大半辈子？真的很难说这两者哪个更舒服一些。

令箭

该怎么看待“神风特攻”队

—— 遗书之前的问题

俞天任 2014年2月7日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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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大家讨论联合国总部设在哪里时，有人曾提议把联合国总部放到德国首都柏林去，就放在国会大厦的边上，周围一公里半径之内维持当时一片废墟的现状，再把联合国大厦建造成一座透明的玻璃建筑物，如果有谁在里面吵架的时候就把他领到墙边看一眼：“不能好好谈吗？一定要战争的话，请看一下：‘战争就是这样。’”
虽然不知道这个传说的真假，但一般人都能够理解这个传说所试图传达的意义：战争带来的就只有灾难，如果人处在战争所造成的废墟现场，也许会更多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争取一下和平——而维护国际和平就是联合国最重要的宗旨。
还有另一件真实的事情，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于1987年8月17日被发现在施潘道监狱上吊身亡，时年93岁。为了防止施潘道监狱成为纳粹崇拜者的圣地，这个监狱被拆除了。一开始，是依照赫斯遗愿将其与父母合葬在拜仁州的小镇文希德尔（Wunsiedel），但因为此后每年忌日前后，许多新纳粹会到他的墓地举行纪念活动，因此在2011年7月20日，经与其后人协商，他的墓地被清除，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入大海。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记忆”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日本鹿儿岛县的南九州市2月4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将其“知览特攻和平会馆”所收藏的三百多份太平洋战争末期特攻队员的遗书和家信登录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保存。南九州市市长霜出勘平的说明是这样的：“明年是战后70年，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战争而作为国家政策的牺牲者的特工队员们的真实声音和想法。”
所谓“特攻”是这么一回事：太平洋战争末期，面临着国力根本就不在同一层面的美军的压力，濒临崩溃的日本军部为了扭转颓势搞出来了一个“特攻”，特别攻击的改革措施，就是使用飞机或者潜艇等舰船抱着炸弹对美军海军舰船进行自杀式攻击。
这种自杀式攻击作战也被称为“神风攻击”，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元朝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的侵日战争。元朝军队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东征，都因为海上突如其来的台风，导致元朝的舰队损失，东征告吹，日本人将此风称为“神风”，认为是应神天皇（八幡大菩萨）的灵魂掀起的“神风”击退了元军，从而也逃脱了有可能被元朝灭国的命运。太平洋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部也指望这种自杀式攻击能够像当年的“神风”一样，再把日本帝国从亡国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整个神风特别攻击行动付出了近四千名神风特攻队员的生命，至少击沉了47艘盟军舰船和击伤了300多艘各种盟军舰船，但特攻行动并没有能够挽救日本帝国灭亡的命运。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第二天，于1944年10月20日亲自指挥了第一次神风特别攻击行动、从而被称为“特攻之父”的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中将切腹自杀。大西在自杀时既没有使用短剑，也没有介错帮忙，自己一个人足足折腾了15个小时才算死成，一般都认为，大西中将采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自杀是在对特攻队员们谢罪。
对于美军以及其他盟军军人来说，那些携带着500公斤航空炸弹呼啸而来的零式自杀攻击飞机是真正的噩梦，与实际造成的物理损失相比，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震撼要更大一些，不少参战的美国军人表示无法相信那是有理性的人类能够干出来的事情。
必须说明，促使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使用原子弹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这种疯狂的“神风特攻”行动。
事实上，飞行员在战斗中生还无望时与对方同归于尽，一直都有，各国都有。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有飞机坠落的空战实际上就是飞机的互相撞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4年8月25日，俄国飞行员彼得罗·纳斯特洛甫（Pyotr Nesterov）就驾驶着他的飞机撞向一架奥匈帝国的飞机，和对方飞机的两名驾驶员同归于尽。过去在苏联有一项叫做“纳斯特洛甫杯”的荣誉，授予最优秀的特技飞行员。
太平洋战争中，美国飞行员也有这样的举动。瓜达卡纳尔岛上的机场叫“亨德森机场”，为了争夺这个机场，两国曾展开了一场死战，而“亨德森机场”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为了纪念中途岛战役中的美国海军航空英雄洛夫顿·亨德森少校（Major Lofton R. Henderson），他在自己飞机的左翼着火之后还是操纵着飞机扎向了日本的飞龙号航空母舰，虽然没有成功。
纳斯特洛甫和亨德森的行为是英雄行为，但是神风特攻行为就不能这么说，这并不是因为日本是战败国而简单地否认日本的一切，而是神风特攻和亨德森少校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亨德森少校是个人行为，而神风突击队则是日本国家组织的，前者是完全自愿的选择，而后者是强迫性的，因此神风特攻可以说是一种战争犯罪行为。战争犯罪里的屠杀罪不仅对敌方有效，对己方也同样有效。神风特攻已经不仅是以士兵们的“死”作为进攻手段了，而且可以说是作为作战目的，这就违反了国际公认的道德准则。
神风突击队员们都是一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几乎刚刚展开的人生，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绝不会这样无谓地死去。如果从这点出发，让更多的人知道神风特别攻击的残酷和野蛮，让人们都知道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道和平的宝贵似乎也不是不可理解，而现在南九州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的理由似乎也有点这层意思，那是不是就可以同意他们的申请呢？

（资料图：“神风特攻”队）
笔者认为不应该同意他们的申请，问题在于对神风特别攻击的评价上。
撇开神风攻击是日本帝国的国家战争犯罪来谈论“特攻队员的无奈和悲惨”不仅无助于反战以及和平的宗旨，反而会使人因对特攻队员的同情进而产生一种尊敬和崇拜，从而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肯定的共感。要知道，日本文化的美学观点中原就有轻视生命而重视生命消失的那一刹那的倾向。
经常能听到特攻是基层部队官兵的自发要求，联合舰队和军令部只是顺应了群众呼声的说法，这是在有意曲解事实，为日本帝国的战争犯罪辩护。要知道那些特攻队员们都是在皇国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军国少年，确实有“七生报国”的思想。这些20岁左右的飞行员们出生在1925年前后，他们上小学时就是被称为“满洲事变”的“九一八事变”，他们上中学时是被称为“支那事变”的“七七事变”，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当兵报国、效忠天皇以外的生活道路。
再者，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是“耻文化”，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处都会尽量避免使其家族蒙受耻辱的行为，所以即使实际上是极端地不愿意去死，但也绝不会向外表露出来，所以，实际上能看到的那些遗书基本上都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情调，可能简单地说这是他们的心声吗？
一直就有人把神风特攻和日本文化放在一起讨论，日本防卫大学教授平松洋一在谈到“日本人还会不会再次进行特攻”的问题时讲过一段这样的话：“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还会’。战后由美国进行的日本战后改革大幅度改变了日本人的价值观……但是我认为虽然战后改革动摇了日本人的思想，但是深层心理和思想没有改变，到现在还是随处可见的同窗会的向心力，对公司的忠诚心等，作为日本民族原点的‘村落社会’依然存在。”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对神风特别攻击问题上国家层次的战争犯罪进行彻底追究，再加上日文中本来就非常浓厚的“暧昧”性，很可能会产生别的问题，比如这次南九州市长所表达的意见就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解释。只有在特攻发生的根源以及特攻的真实含义得到共识之后，才能开始讨论特攻队员的个人悲剧，否则很难避免出现因对这些年轻人的同情进而产生赞许甚至肯定特攻作战本身的思潮。
笔者认为，起码在现阶段对于“神风特攻问题”就采取类似于把联合国总部建到柏林去的想法还为时太早，只能采取类似与拆毁施潘道监狱、清除赫斯墓地的行动，只有那样才有助于东亚和平。

令箭

金正恩还有什么会让世界吃惊的吗

—— 日本与朝鲜的关系会否出现急剧变化

俞天任 2013年2月13日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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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的决断经常让人无法理解。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2006年的急流勇退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当时小泉纯一郎在日本国内的人气非常高，在2005年的“邮政解散”中赢得了众议院的绝对多数席位。在国政运作方面也是得心应手，在他任上一直困扰着日本的银行坏账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岁入岁出上几乎做到了收支平衡，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成功的内阁。
但就在此时，小泉居然在任期期满的时候坚决去职，毫无恋槽之意，并且在接下来2009年的众议院选举中甚至干脆就退休了，其中的奥秘无人知晓。
日本的政治家没有写回忆录的习惯，倒不是因为懒惰或者笔头不好使，只是因为日本政界世袭成风，写回忆录完全瞎说一气当然不行，但实话说的不好也可能会给后代带来麻烦，还是闷声发大财来的稳当。况且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现在口碑很好，年纪轻轻就出任了自民党青年局局长，这可是一个总裁辈出的职位，就是说儿子已经开始了向首相迈进的征途，老爷子当然不会给儿子找麻烦啦。
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上似乎也能推断出小泉为什么急流勇退，起码那应该不是什么“高风亮节”，而只是心灰意懒的悬崖撒手才对。
小泉在位之时并不是一切都顺利，在对华外交上就很糟糕。就任首相之前从没有去靖国神社参拜过的小泉为了凑满竞选自民党总裁的票数，向日本遗族会许愿说8月15日去靖国神社正式参拜从而得到了日本遗族会的支持。上台之后虽然没有在8月15日去，但“去靖国神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破坏了中日密约，所以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只不过当年的中国还不能经受和日本的贸易战，从而勉强维持了一个“政冷经热”的局面。
小泉是这二十年来日本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他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意思当然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也不是那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人，小泉还是想堵上这个外交缺口的，他的着眼点就是发展和北朝鲜的友好关系，指望以此来牵制中国。
北朝鲜从旧苏联以及华约解体之后就陷入了一个无法自行解决的经济困境，北朝鲜的经济已经完全沦落到只有依靠外国输血才能运转，如果没有了外援，北朝鲜将立即散架。虽然中国在维持北朝鲜体制上出了不少力，但是起码已故的金正日并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越南的胡志明有一句名言：“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为宝贵”，实际上越是小国，独立自主的志向就越加旺盛，任何以为小国就可以豢养来为自己火中取栗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况且金正日的志向还不仅在维持北朝鲜的体制，他从未放弃过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梦想，所以中国所给的一点援助是远远不够的，在别人看起来他所梦想的“强盛大国”或许只是一个笑话，但在他是绝对认真的，他绝不认为中国有能力或者有可能会帮助北朝鲜成为“强盛大国”，他必须另谋出路。
金正日的梦想也并非完全是水中月镜中花，而是有可能实现的，他曾经非常寄希望于能够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用日本将给出的战争赔偿来重组已经破产了的经济机构。所以十年前金正日曾经使得全世界目瞪口呆：在电视摄像机前亲自对来访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承认北朝鲜绑架过日本公民并赔罪，还让小泉纯一郎带走了五名被绑架的日本公民以示友好。而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当时日本人手里并没有什么很有说服力的证据，金正日之所以采取这种壮士断腕的措施正好说明了他对朝日关系正常化的渴望。
认真地从国家利益层面来说，和朝鲜恢复邦交对也是日本很有好处，因为这样能够使日本在东亚得到一位很可靠的盟友。相比起在已经在经济上挑战日本，甚至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威胁的中国和韩国，经济还十分落后而又极其渴望成为“强盛大国”的朝鲜则十分需要日本的资本和技术，这样起码在建交后一直到真正成为“强盛大国”的那段时间内肯定会在各项举动上更加靠近日本，从而成为日本牵制中国和韩国的得力帮手。
从这个利益相关的关系来看，北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用心也就十分明显了。实际上北朝鲜在现阶段不存在什么安全上的担忧，他知道美国和日本并没有威胁他的意图，而韩国军队则是连自己的指挥权都还没有确立。如果说北朝鲜有什么安全上的担忧的话应该是出于对于中国在北朝鲜一旦在外交上改弦更张之后可能会有什么表现的不安，所以他需要有一件能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武器，至于所谓的“敌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美国就只有天晓得了。
这就是北朝鲜和日本利益的合致点，这就是金正日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甚至不顾自己和北朝鲜的脸面的理由，他是真的想为北朝鲜争取到一个起飞的机会。
可惜他是在和日本人打交道。
日本人遇事喜欢采取原教旨的态度，就像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的那样：“日本民族的心理年龄只有12岁”。在日本人那里不少东西是黑白分明，不能融通的，这样一来日朝关系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金正日和小泉纯一郎的盘算进行，在金正日遣返了五名被绑架的日本公民之后，反而在日本和朝鲜之间形成了一个似乎再也无法解开的有关被绑架日本公民的死结，日朝关系很古怪地恶化到了遣返前都没有的地步。这是因为是日本人认为北朝鲜没有遣返所有被绑架的日本公民，而北朝鲜则坚持生存的日本公民已经全部释放了，其余人员都已经死亡，此事已经处理完毕。双方各执己见，互不让步，现在制裁朝鲜的力度反而数日本为最大。
小泉纯一郎在自民党内的势力并不大，他每干一件事都是以掼乌纱帽来要挟自民党看在他的人气份上不得不支持他的，但在国内问题上可以这么干，在不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外交问题上就无法这么干了，会不会是小泉纯一郎自觉已经破坏了中日关系而又无法补救才不得不撒手不干呢？
前年年底金正日去世时小泉纯一郎很罕见地在媒体上出面，表达了他对金正日去世的悼意，那不是在作秀，因为一个已经隐退了的政治家已经没有了作秀的必要，他是真的在为了他们的计划没有能够得到实现而在惆怅。
去年八月底北朝鲜和日本自2008年8月之后又开始了四年来的第一次接触，当时笔者曾经在凤凰网的《冰眼》专栏上发文猜测根本没有认识到事态严重性的日本人会出于其认死理的民族性，继续拘泥于人质问题而无法展开柔软的对朝外交从而还是无法脱离外交僵局，半年过去了，事态的发展果然是这样，没有任何进展。
现在日本所处的外交立场比半年前要差的更多，可以说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钓鱼岛和竹岛问题使得中日和韩日关系都变得十分紧张，这种形势也逼得日本人想得多了一点，现在似乎日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他们在人质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是有问题，反过来影响日本的国家利益了。
前些时候北朝鲜电视台播出了一部描写在日北朝鲜人成为知名科学家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引起了日本人的兴趣，因为这部电视剧中如实地描写了战前的日本社会，里面出现的日本人都是善良好意的人，日本人在猜测这是不是北朝鲜在再次施放什么信号。
日本人这样想是很正常的，在北朝鲜的文艺作品中，日本人是必须被妖魔化的，以前北朝鲜曾经拍摄过一部歌颂奥运会女子柔道冠军的电影，在那部电影中，甚至那位和北朝鲜运动员争夺金牌的日本女运动员（原型是现在的众议员谷村亮子，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还叫田村亮子）都是还在做着侵略北朝鲜迷梦的侵略者的后代。所以这次看到有好意地反映日本人的电视剧时反而不自在了。
其实日朝关系改善的关键一直在日本人这边，应该说北朝鲜是随时准备和日本改善关系的，他们已经做了可以做的一切了，问题是走得太远了的日本人现在似乎回不了头了，特别现在的首相安倍晋三是第一个开始认真关注北朝鲜绑架日本公民问题的日本政治家，而且在从上届首相下野之后一直在利用这个问题攻击民主党政权，现在要他改变口径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说辞来忽悠选民了。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人在公开场合表示是否有必要过分把人质问题拘泥于朝日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金正恩会找出一个能够使日本人接受的解决方法，再让全世界吃上一惊，他父亲已有前例在先，就看日本人是不是能够理解了。总之，在日俄关系已经开始变化的现在，日朝关系如果出现急剧变化是不会使人觉得有什么古怪的。

令箭

日本小说中有关中国题材的很多，主要是历史小说，介绍中国古代的历史事件，但还有一类很特别的，以现代中国为背景的小说，这种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以一个中国人熟知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但主人公却是日本人。因为现代历史上中日两国的人员交流实在太频繁，所以这种主人公为日本人的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虽然让读者有匪夷所思的感觉，但也不是完全不可思议。
2004年去世的伴野朗就是一位这样的小说作家。
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部的伴野朗原来是一位记者，长期驻留中国，曾经担任《朝日新闻》上海支局长达十余年。伴野朗派驻中国的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那时中国还在文革之中，除了政治上的动荡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可是当时的《朝日新闻》有个规矩，就是驻外记者笔不能停，哪怕实在没有东西可写每天也要根据驻在国的文化历史编造一个架空的故事发回本社。这种奇怪的制度逼得伴野朗成天要阅读中国历史，还要到处东游西荡，这样才能每天编一个架空的故事交差，实际上从在上海当支局长的时代开始，伴野朗已经在写小说了，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认识到。
“乱步奖”是一个由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江户川乱步设立的奖，专门授予出色的推理小说，一般认为是推理小说家如果得到了这个奖就算是登上了推理小说家的龙门。江户川乱步原名平井太郎，因为崇拜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故此改名。江户川乱步在日语中的发音为“EDOGAWA RANPO”，和埃德加·爱伦·坡的发音极为相似。
伴野朗真正开始写小说就是受到同僚日下圭介在业余时间创作的小说《那些蝴蝶们》在1975年获得了“乱步奖”这件事的刺激。伴野朗认为自己在上海编了那么多年故事，没有写不出小说的道理，也没有拿不到什么奖的道理，于是在1976年推出了他的处女作《五十万年的死角》，果然获得了1976年的乱步奖。
《五十万年的死角》是写围绕着抗日战争时期，围绕着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新生代研究所保存在周口店猿人化石失踪事件，在日本特务机关和国共两党情报机关三方之间展开的明争暗斗，高潮迭起，峰回路转，充分展示了伴野朗作为编故事大家的基本素质。乱步奖在此之前基本上是单纯的侦探小说奖，而《五十万年的死角》这本书在更大程度上是一本惊险小说，《五十万年的死角》的获奖，给乱步奖揭开了新的一页。
伴野朗从此就开始了小说写作，初期的小说都是类似于《五十万年的死角》之类的在历史的空隙中插入想象，像描写原陆军参谋，国会议员辻政信离奇失踪的《太阳在湄公河沉没》，描写日本海军为了准备和清朝开战而从法国购买的巡洋舰“亩傍号”在从法国回航的途中在南海神奇失踪事件的《九头龙》，描写著名间谍佐尔格的《佐尔格的遗言》，不少中国读者都知道一本描写围绕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而在国共情报机关之间展开的争夺的《蒋介石的黄金》这本书， 80年代末的《世界之窗》上曾经刊登过《蒋介石的黄金》的详细故事梗概。
业余写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当时还没有计算机，连文字处理机都没有，伴野朗每天只能写五页纸左右，更多的时间要花在工作上。比如《五十万年的死角》写作还没有结束，正好赶上越南统一战争到了最后关头，伴野朗只好放下手上即将完成的书稿赶到西贡采访越南人民军进城的新闻。几次这样一来，伴野朗也就下定了决心走专职作家的道路。1989年，他辞去了《朝日新闻》的职务，开始了精力充沛的专职写作。
伴野朗的作品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中国历史小说，像写汉武帝的《太阳王武帝》，写郑和的《大航海》，写明太祖朱元璋的《朱龙赋》，写班超的《大远征》，写郑成功的《南海风云儿》，写唐玄宗杨贵妃的《长安杀人赋》，另一类是背景为现代中国的惊险小说，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还有《故宫珍宝漂流记》，《遥远的上海》，《暗杀毛泽东》，《邓小平的遗言》，《白公馆的少女》，《上海发出夺回指令》，《雾都密约》，《第三个原爆》等，还有一类就是利用原来当新闻记者时积累的素材写的背景在日本国内的侦探小说，但是这类小说也大多和和中国有某种关系，或者从每个和中国有关的传说开始，比如《香港来的男人》等。
伴野朗惊险小说的情节相当精彩，长期从事新闻记者的经历，使得他经常能设计出精彩的，确实可谓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故事情节，比如在《第三个原爆》中，伴野朗设计出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美国在日本投放的原子弹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但其中在东京投放的原子弹由于出现故障而没有爆炸，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围绕着如何处理这一枚原子哑弹，日本各派力量开展了一场大搏斗，结果一些年轻少壮派军人为了日本的将来，为了给就要占领日本的美国人制造出一个制衡力量，把这枚原子弹交给了苏联人，这就是苏联人能够很快打破美国核垄断的原因。这种匪夷所思却又不失一定道理的结局，加上故事本身就取材于大家关心的历史大事件断面，再加上翻开书本就扑面而来的异国风情，使得伴野朗小说很有人气。即使是中国人也会喜欢伴野朗，他对上海徐汇，卢湾，静安区交界的一带，也就是旧法租界地区的描写，已经超过了描写场景的需要而含有一种淡淡的可以称为“乡愁”的伤感，要知道伴野朗可是日本人。
伴野朗在小说上取得的成功，使得他可能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但是1992年公演的由伴野朗亲自编剧导演，和中国合拍的《落阳，在旷野上燃烧》却惨遭失败，大量采用的明星也帮不了伴野朗的忙，斥资50亿日元巨款的日活公司也由于这次失败而闭上了80年的帷幕。
这部电影是根据伴野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内容描写石原莞尔为了建立满洲国而筹集所需要的资金的故事，里面大量地描写了关东军贩毒的细节，按理说这类惊险电影无论在日本或中国都不应该缺乏市场，但就是失败了，原因是中国方面后来对这部电影的发行没有了兴趣，这个责任其实在伴野朗自己身上。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日本军和国共两党这三方中一直持明显支持中共立场的伴野朗开始批判中国政府的一些行动，特别对原上海市政府领导直接指名批判，一般估计这是这部电影被中国拒绝的原因。
由于这个原因，伴野朗的小说介绍到中国的不多，这是很遗憾的。伴野朗逝世时只有68岁，对于作家来说还很年轻，如果伴野朗还能多活20年，肯定还会写出更多的好小说。

令箭

有一个邻居叫俄罗斯(上）

俞天任 2013年3月22日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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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有一部人气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开场白极其吸引人：“敌军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发动了进攻，我方的第一道防线很快被撕碎了，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时间，各主力集团军得以集结，并构筑第二防线”。
笔者在看那部电视片时一下子就被这几句话吸引住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文艺作品，表示的也就是一个假想敌的问题，但要是问有谁会有可能大举入侵中国，并且还能逼着中国陆军以空间换时间，来得以重新集结主力集团军得以重新集合来构筑第二道防线这个问题，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立即条件反射地想到一个国家：俄罗斯。
用英语来表示“国家”好像有三个字，NATION, COUNTRY和STATE。从NATION来说，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从CONUNTRY来说，俄罗斯的国土是一片壮丽的国土；但是如果从STATE来说的话，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俄罗斯了。笔者会诚心地祝愿俄罗斯繁荣富裕，但不会祝愿俄罗斯繁荣富强。俄罗斯不能“强”，强大的俄罗斯将是全世界的噩梦，尤其是我们中华的噩梦。
笔者绝不是反俄分子，实际上笔者对俄罗斯的印象很不坏，如果要用一个单词来形容俄罗斯的话，最恰当的可能是“壮丽”。俄罗斯无论是国土，音乐，文学，建筑，甚至中年妇女们的体格都当之无愧地称得上“壮丽”，人们可以从远处欣赏这种壮丽，但不能靠近，因为那种壮丽是依靠嗜血来维持的，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华的邻居，所以对于中华来说，这种壮丽就显得是一种邪恶的，恐怖的壮丽。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总有某个特定的国家在某段特定时间是某个特定国家的噩梦，但是从立国开始就一直是所有邻国的噩梦的国家可能就只有俄罗斯一个。
所谓“存在即合理”，既然几百年来俄罗斯一直是所有邻国的噩梦，就肯定有其理性原因。打开世界地图看一下就能知道原因何在。俄罗斯有世界上最广袤的国土，有最丰富的资源，可是居然没有出海口！
从俄挪边界的巴伦支海开始，喀拉海，拉普捷夫海，东西伯利亚海，白令海，鄂霍茨克海，一直到远东的日本海，超过10000公里的海岸线，可是不是永冻就是大半年冰冻，或者起码要冻上三个月，几乎没有不冻港。
俄罗斯是被冰封起来的国家。
只有一个现在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的摩尔曼斯克由于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是不冻港。摩尔曼斯克军港是一次大战中的1915年才开始建设的，原来连俄国人自己都不知道北极圈里面还有个这么个好地方。摩尔曼斯克对俄罗斯起的作用是在二次大战中美国的援助物资主要通过这个港口运了进来，因为这个原因，摩尔曼斯克也被纳粹给弄成了一片废墟。战后重建以后，苏联并没有对这个港口寄予什么大指望，主要是作为潜水艇基地，其他水面舰艇开始使用这个基地还是在苏联解体以后，因为当时的国力实在太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指望。即使是现在，俄罗斯也没有把摩尔曼斯克作为海军的前进基地使用。
因为这地方虽然能终年停船，终年开船，但是周围的陆地依然是冰天雪地，物流极为不便，另外出港之后是准备绕北欧通过北海还是准备穿白令海峡呢？一路上可有美国英国加拿大这盎格鲁萨克逊在虎视眈眈地等着在，这条道路走不通。
从俄国的第一位沙皇雷帝伊凡四世开始，通往海洋就是俄国人几百年的梦想。
原来俄国人出海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从波罗的海经丹麦的斯卡格卡克海峡进入北海，但是俄罗斯本身在芬兰湾所拥有的海面宽度不超过150公里，这就是在从伊凡雷帝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俄国人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芬兰，波兰，立陶宛，瑞典，德国一直在死磕的原因，这也是瑞典从卡尔马同盟独立时芬兰人没有选择独立而是情愿成为瑞典属国的原因，后来俄国人一定要将芬兰从瑞典分裂出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也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有着被俄罗斯帝国吞并，再独立，再被苏维埃帝国吞并，再独立这样极为复杂历史的原因。
因为他们拦了俄国人的路。
对俄罗斯人来说，波罗的海是一个出海口，但绝不是一个好的出海口。即使是在苏维埃帝国的全盛时期，波罗的海三国全部是被占领国，波兰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芬兰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亲苏联政策的时候，这条路还是一条死路。因为波罗的海的出口被第一批北约成员丹麦和挪威死死封住，就是出了波罗的海进了北海又是两个北约的死硬分子英国和冰岛迎面拦住。俄国人动不了。
俄罗斯人的思维方法有时候是极为消极的。可能是已经知道全世界都是他们敌人的缘故，俄罗斯人经常会说出让人目瞪口呆的话出来，比如拉脱维亚的不冻港利耶帕亚一直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母港，可当年决定建港时不少俄国人反对。为什么？在俄国人看来，不冻港是好，没事就可以出去砍人，但是反过来说别人也能进来砍你，在首都彼得堡边上弄一个不冻港基地没什么好处，只会弄得大家睡觉不安生。
因此对俄罗斯人来说，最好的地方不但是要出脚方便，还得离他的欧洲中心部分远点，这样他自己就安全了。
首先被俄国人看上的就是黑海了，十七世纪的黑海几乎就是当时处于全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内湖。那时几乎没有人承认是俄国是欧洲的一员，为了争取个表现积极，俄国在大土耳其战争时加入了神圣同盟。好不容易被承认是欧洲人了，俄国人表现特别积极，最后终于在“第二次俄土战争”之后在里海边上先弄了个落脚点亚速。从那以后的三百年里俄国人和土耳其人算是膘上了，俄土战争打了十几次，俄国的地头也次次见长，估计再有个几次俄土战争，这黑海就会是俄国人的内湖了。
但其他欧洲国家也看出了稀罕：俄国人不是在为了上帝和异教徒在战，而是在让上帝为了俄国人在战。所以到了从1856年一直打到1860年的第九次俄土战争，也就是俗称的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欧洲人和异教徒站到了一起，英国法国撒丁王国和土耳其一起和俄国人掐上了。
远在万里之外的这些欧洲狗肉帐原本和中华无关。问题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给中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到那时为止，俄罗斯还不是中国的邻居，而这个壮丽而邪恶的俄罗斯开始东进，最后成为了中华的邻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克里米亚战争，俄国人确实打得很惨。惨到为了筹集军费，连阿拉斯加都卖给了美国人，一平方公里才卖五美元，总共只收了美国人七百二十万美元。当然俄国人没什么心疼的，这三百年来弄来的土地多着呢，全都是肥得冒油的，个把阿拉斯加不算回事。
俄国人从克里米亚战争中知道欧洲人再不会给他让路了。欧洲人能够容忍的底线是黑海，黑海就是俄罗斯人南进的终点。俄罗斯人要跨越黑海，必须要冒和整个欧洲为敌的风险，俄罗斯人不敢冒这个风险。
在俄罗斯人笨拙的身体上面是一个思维非常柔软的脑袋，在傲慢的外表里面是一种非常自卑的感情。世界上最看不起斯拉夫人的可能就是俄国人自己。俄国人认为日耳曼人比自己强得多，沙皇的宫廷里面日耳曼血统的高官一抓一大把，其中有不少人成为高官的理由好像除了带有日耳曼血统以外就再也找不出来了。
俄国不敢挑战他们心目中的高等种族，像条顿人，高卢人，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古巴危机时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肯尼迪面前就是软了下去。但是这种在非斯拉夫白种人面前的极度自卑，在面对其他人种时表现出来的就是极度的狂妄和傲慢。俄国人在欧洲南进受阻以后，方向转到了东方。
俄罗斯人的东方入海口就是北海道，朝鲜和满洲，其中无论哪个都能给俄国人提供通向海洋的道路，而且往东方发展还不会和欧洲人发生直接冲突，东方又都是些落后的国家，风险小。但是往东方发展，有物理上的障碍，就是交通问题，东方离彼得堡实在太远了。这就是两百年来俄罗斯和土耳其死磕，而没有来东方探路的原因。
没来探路并不是说没来过东方，俄国人在17世纪就已经到了鄂霍茨克海，白令海峡和阿拉斯加。但那时俄国人的主要兴趣在毛皮上，对领土的具体要求还不是很迫切。俄国人在刚开始经营远东的时候是顺着北极圈走的，他们对农耕林业，矿产水产都没有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他们又拿手又能够立即带来巨大财富的皮毛上。所以当后来被封为阿穆尔伯爵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从1848年担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开始向南边扩张时，彼得堡的宫廷其实是有点不以为然的。但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让彼得保宫廷重新审视了远东政策。
克里米亚战争的参战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几乎崩溃是毫无疑义的。1856年战争结束以后，双方都立刻冲向东方补血。3月底巴黎和约刚刚签订，英法立即在10月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夺得了领事裁判权和一家八百万两白银的赔款不说，最后还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
这把火一烧就是30年，一直把北洋舰队都烧得片甲不留，也烧掉了中国的海洋梦。
俄国也以调停为名挤了进来。本来1689年索额图，佟国纲和戈洛文伯爵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边界，但这次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又和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爱晖条约》，除了将黑龙江以北，外大兴安岭以南的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划为俄国领有之外，还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的黑龙江下游40万平方公里的被称为“外东北”的部分划为中俄共管，这就算大清付的调停费。这一次被割跑的中国领土为所有不平等条约之冠，不要忘记现在中国的领土面积就只有960万平方公里。而外东北那部分中国领土也在两年后的《中俄北京条约》中又再次成为俄国领土。
由于《中俄爱晖条约》，俄国人首次得到了通往太平洋的通路，因此被沙皇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的穆拉维约夫被俄罗斯人奉为民族英雄也是十分正常的，现在的俄国最大面值的五千卢布通货上就是穆拉维约夫的铜像，而这座铜像现在就在伯力。
黑龙江决不是俄国人的终点，只要看他们占领了海参崴以后改了的那个倒霉名字就知道了，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 Vladivostok），那个意思就是“去征服东方”，他们还要往东。为了开发和经营远东，彼得堡宫廷又批准了西伯利亚铁道计划。
最早最敏锐地感到了这条西伯利亚铁路威胁的是日本人。和还在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准备给西太后做寿的满大人们不同，日本人的反应异常迅速。1893年山县有朋就明确提出和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要抢在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以前拿下朝鲜，准备和俄国人决战。
在甲午战争中俄国人犯了很大的错误。日本刚开始在朝鲜挑事的时候，俄罗斯人还参与了调停，李鸿章一度也很指望俄国人。但俄国人中途改了主意，他们莫名其妙地看上了朝鲜的马山港，认为那是通往太平洋的最好港口，接下来又做了一个更加莫名其妙的结论：俄国现在没有精力经营实在是太穷了的朝鲜，反正一旦开战小国日本必败，只要朝鲜在大清手里，什么时候都能拿过来。
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出乎俄国人的意料，大清输了，输得一塌糊涂。朝鲜进入了日本势力范围不说，连一块俄国人心目中的风水宝地——辽东半岛都割让给了日本人，这下子俄国人坐不住了。笨重的北极熊，行动起来却是异常灵巧迅速。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后只有六天的4月23日，俄国人就联合了德国人和法国人一起打上了日本家门口，硬逼着日本人吐出了辽东半岛，让大清以三千万两白银“赎”了回来，是为“三国干涉”。
三国干涉一年以后的1896年5月，李鸿章去彼得堡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和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签订了中俄密约，许可了俄国人在满洲修建中东铁路。1897年俄国又派出军舰说要保护已经没有了海军的大清，就这么着最后在1898年3月27日终于和满清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规定租借旅顺大连25年，第二年5月又签了一个什么《旅大租地续约》，俄国总算得到了几个世纪所梦想的不冻港。
19世纪末开始俄国就在远东部署了海军。最早叫做“鄂霍茨克小舰队”（Okhotsk Flotilla），后来才叫远东舰队或者太平洋舰队。俄国人在远东没有不冻港的时候到了冬天怎么办？要么就让军舰冻在港内，要么就出去猫冬，哪儿都去，甚至到过纽约和旧金山，最多的还是日本的佐世保，租借到了旅顺和大连以后，俄国远东舰队总算不要寄人篱下地到处找地方过冬了。

令箭

有一个邻居叫俄罗斯(下）

俞天任 2013年3月22日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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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庚子事变。俄国是八国联军一员，可是他和其他七个国家不一样，没直接冲着北京城区去解救被大师兄们围困起来了的公使馆，而是出兵十数万，分六路从伊尔库茨克，海兰泡，双城子，伯力，海参崴，旅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占领了满洲全境，还坐地就泡上了。
应该着重指出在沙俄大军进入满洲的同时在黑龙江东岸制造的“江东64屯惨案”，这个惨案的性质特别恶劣。江东64屯大屠杀不是发生在战时，江东64屯所在的地方都不能算“被占领地区”，就算根据不平等的《中俄爱晖条约》，那地方也已经在几十年前划归了俄国，这种大规模屠杀侨民的行动，用现在的语言就是“种族净化”。现在要到俄国远东地区去找土著黄种俄罗斯人，不比找大熊猫或者东北虎更加容易。
俄国这次出兵占领满洲的直接后果就是发生了日俄战争。依靠甲午战争后大清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赔款中的几乎一大半增强起来的日本联合舰队把俄国远东，波罗的海和黑海这三个舰队全给灭了两个。别看普京一开口就是“俄罗斯只有两个盟友，那就是陆军和海军”，实际上他们只有陆军。一个国家的主力舰队被消灭以后再重建海军是几乎不可能的。经过日俄战争以后，一直到现在俄国实际上是没有海军的国家。就是在冷战时期，苏维埃红海军也从来就没有让美国海军头疼过。
有些东西是很难说清楚是非的。如果日俄战争的结果是相反的话，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没人知道，就像俄国的民族英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所说过的“决不能在俄国国旗升起过的地方降下这面旗帜”，因此山海关很可能现在就是中国的国界了，而三千万东北人则命运未卜，江东64屯有例在先，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全部被迁往中亚。
俄罗斯民族是个极为优秀的民族，三四百年的崛起历史，他在科学，技术，人文，军事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出现过世界顶级的人才，就连奥运会出老千磕药都磕他不过。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他只是像凤凰再生似的要经过过一次次火浴，然后再从灰烬中爬出来寻衅闹事，有关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不要说一场日俄战争的失利不会阻止俄罗斯的扩张，就连一次大战之后的困境也被俄国人走了出来。
先总理周公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提到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件事，来解释中共为什么要和长期以来的头号敌人美国和解来应付北方的威胁。
所谓布列斯特条约是指1918年3月，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代表，红军总政委托洛茨基和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签订的有关俄罗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约。根据这个和约，俄国放弃了对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土边境地区的全部权利。事实上除了俄土边境地区之外就是割让给了德国，在德军控制下的地区一下子呼噜呼噜地冒出来了一大堆独立国家。
那个才叫惨呢，可能是有俄罗斯以来最黑暗的时候，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割让给了德国人，还付了60亿赔马克的战争赔款。去看看那时候的俄罗斯，根本就认不出来了。欧洲部分不谈，在远东为了对付日本，列宁还不得不弄出来个“远东共和国”来虚与周旋。东边的库页岛本来就在日俄战争以后割让给了日本，现在连海参崴都被日本人占了。
从那以后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苏维埃俄国人确实挺规矩，除了有时候输出些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插手中国，西班牙革命之外，没什么大动作。尤其是在欧洲人最敏感的出海口问题上几乎偃旗息鼓，好像再也不要了。连张作霖都能随随便便地就查抄了苏俄公使馆把李大钊捉了去，而俄国人也没怎么言语。
但北极熊只是在冬眠而已，甚至都不能说冬眠，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盹。俄罗斯利用德国在一次大战中战败从而被禁止从事航空工业的机会，成功地把容克公司的飞机制造厂给鼓捣到了俄国，得到了航空技术，又通过“红色资本家”哈默，得到了福特的汽车技术。
北极熊从冬眠中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的俄国人就要动单了，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斯大林和希特勒合作大闹欧洲，乱报仇。希特勒要报法国人的仇，而斯大林则要把丢掉的沙皇陛下的财产全部捡回来，和希特勒对掐则是以后的事，当初两人可是好得蜜里调油情意绵绵的。两人先商量好瓜分了波兰以后再瓜分波罗的海沿岸，德国人奔丹麦和挪威去了，俄国人就弄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俄国和英美是盟国，其实勾心斗角的事情不少，特别是在胜局已定，大家讨论怎么坐地分赃的时候。俄国和美国人争斗的重点是远东。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对日本广岛和长崎进行了核攻击，8月9日凌晨，苏联撕毁1941年4月签订的有效期五年的《日苏中立条约》，发动了“八月风暴”作战，157万红军在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分四路进入满洲，120万关东军雪崩瓦解，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玉音放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
“八月风暴”作战，俄罗斯总算出了一口憋了四十年的恶气，除了占领中国的满洲全境和内蒙一部之外，还收复了日俄战争时割让给日本人的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到现在南千岛群岛还在和日本扯皮，就是那个日俄之间一直悬而未决的所谓北方领土问题。
斯大林在听说苏军占领旅顺以后高兴地说：“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四十年了”，其大俄罗斯口吻跃然而上。1945年9月6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视察旅顺要塞的时候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为40年前牺牲在这里的父兄们报了仇，我们把日本鬼子打败了。”这批苏军高级将领向沙俄阵亡军人墓地献的花圈缎带上是这么写的：“1904年为保卫俄国要塞旅顺口而牺牲的战士们永垂不朽!1945年8月22日夺取了这座城市和要塞的红军官兵敬挽。”
一直到苏军撤出旅大时，苏联人还要求在旅顺口为在日俄战争中被日军水雷炸死的俄国远东舰队司令马卡洛夫立碑，因被先总理周公恩来婉言拒绝而作罢。其实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还是在为了寻找出海口——苏联人可是唯一承认伪“满洲国”并保持了领事关系的盟国，苏联人甚至抢在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前面承认了满洲国。
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但是斯大林忽略了一个因素：时代不同了。中国是战胜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是即将正式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能强占了Port Arthur(旅顺的英文名字)以后改个名叫Port Stalin是不可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身为战胜国的中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败国德国的权益被转让给另一个战胜国日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只能撤退，只不过是什么时候撤退的问题。
而且俄国人运气最坏的一点，是曾经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名誉委员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人，在内战中败给了共产国际正式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人，俄国人遇上了更难缠，更强硬的对手。1955年时候的中国就曾经虎口拔牙，愣逼着赫鲁晓夫吐出了旅顺，苏维埃帝国也只好牙齿打落了往肚子里咽。毛泽东在治国方法和为人方面有可为人诟病之处，但他是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这一点则大可不必怀疑。
当时的赫鲁晓夫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只能吞下一个拳头还不那么大的中国的“无理要求”，使俄罗斯再一次失去了东方的不冻港出海口。那绝非赫鲁晓夫的本意，因为赫鲁晓夫是俄国人。后来中苏之间又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纠纷都说明了苏维埃俄国人和沙皇俄国人到底有多大区别。现在不少人在研究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时，只注重俄国人当时的遣词用句从而得出了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反应过份激烈了，俄国人要搞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并无侵犯中国主权的结论。
如果只从修辞学上来讨论俄国人提出的条件，确实得不出中国主权受到侵害的结论，但是为什么俄国人需要这个“联合”的东西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既然已经无法“单独”为什么还要“联合”呢，俄国人的目的就是要出海，突破欧美的封锁，所以毛泽东提到了历史和地理。如果不懂历史，不懂地理，就读不懂俄国人到底在想什么。
后来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陈兵百万”这四个字几乎成了专指中苏边境的词汇，北方的威胁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利剑一样一直悬挂在中华头顶，那时从来没有人指望一旦开战，山海关能守卫一个星期以上，《士兵突击》的开场白实际上是中国陆军那时候悲壮的作战计划！
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是大家都知道的，从来没有公布过的边境冲突数不胜数，这才有了修复中美关系的举动，中国只能依靠美国的力量来制约北方邻居可能的入侵。中国只是在这最近的几年中依靠经济起飞才算摆脱了北方的威胁。
俄罗斯立国四百年，从一个小小的大公国成了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国体从沙俄，苏俄一直变化到了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割断过的连续。现在的俄罗斯从来不割断他们和沙皇俄罗斯帝国，苏维埃帝国的联系。俄罗斯联邦的国歌就是苏维埃帝国的国歌，每年的红场阅兵，走在前面的永远是身穿旧式苏联红军，红海军军服的方队。确实，俄国人的铁蹄在二战中从乌拉尔山一直踏到了勃兰登堡门，但这几乎是他们唯一一次站在正义一方的战争，在此之前他们践踏过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波兰，践踏过中国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就是俄罗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就是我们中华的邻居，只是在和这个邻居打交道时，要千万当点心。

令箭

如果有一个警察正在执行公务的时候被知道他身份的学生抓了起来，学生们还搜了这个警察的身，没收了这个警察的手机等随身物品，把这个警察扣留了三个小时才神气活现地交还给在大批机动队（日本警察中专门出动来维持公共秩序的部队）掩护下前来交涉的警察，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很无法无天的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本月4日，地点是日本的京都大学。
京都大学是大概是日本最别格的大学，在日本19名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这三奖的得主中，出身于京都大学的就有6名，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是出诺贝尔三奖得主最多的日本大学。
一般都认为京都大学之所以能达到这么高的学术水平是因为有自由的学风，日本的大学一直就有自由学风的传统，像即使在战前和战时都是这样。1933年，京大（当时叫“京都帝国大学”）泷川幸辰教授的著作《刑法讲义》中因为“宣传赤化”而被内务省禁止出版，泷川教授本人也被文部省勒令休职，但是京大法学部全体教官以辞职表示抗议，全体学生以退学表示对教授的支持，迫使政府到最后只好给出一定的让步，不了了之了此事。
实际上即使在军国主义的时代，日本的帝国大学中还是有相当的学术自由，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可以自由阅读的，到后来太平洋战事紧张，学生被抓壮丁上了战场，有些学生把《资本论》都带到了军舰上，海军也睁只眼闭只眼只当看不见。
战后就更是这样了，特别是京都大学更是因“自由”而出名，连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这种在其他地方是属于学校最隆重的场合，在京都大学则是学生展览各种奇装异服的场合，穿了正经衣服进去是要被人当神经病的。
到过京都大学的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学校大门周围那些政治标语，内容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反对消费税涨价到谴责对伊斯兰国的轰炸，不少内容之离经叛道程度会让头一次看到的人吓晕过去。
而且京大学生还不光是口头上说说，他们真的会干，最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之一“日本赤军”就发源于京都大学。
今天京都大学西部讲堂的屋顶上还有为纪念1972年5月30日奥平刚士、冈本公三和安田安之这三个日本人用捷克制Vz-58冲锋枪和手榴弹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罗德空港（现称本·古里安空港）向普通旅客发动突然攻击而造成死伤100人，其中24人死亡的那次恐怖袭击而画上去的日本赤军标志：猎户座的三颗星。参加袭击的奥平刚士，安田安之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冈本公三是鹿儿岛大学的）。这个特殊的纪念符号也算京大的后辈们表示对学长们的敬意的一种方法，那个西部讲堂一直被称为是日本赤军的“靖国神社”。

（日本京都大学校门一角）
京都大学就是一所这样的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比较明显，年轻学生们的政治一般都带有强烈的过激派的色彩，所以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也很正常。实际上这次事件的背景是因为本月2日在东京的反对歧视的示威游行中有两位京大学生因为妨碍公务而被警察逮捕，事情传回京大之后在京大校园里出现了谴责“非法逮捕”、号召“夺还同学”的传单，而东京的游行在警方看来有“中核派”的背景，中核派是六十年代在日本学生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一个派别，主张比较过激，而且有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的记录，在日本警方看来是一种潜在的恐怖主义组织，所以警方就派人去大学看个究竟。
这次在京大校园里和学生发生争执的就是一位京都府警察警备二课的巡查部长（一种警衔，日本警察的警衔有十级，这是第八级），警备二课是负责公共安全（public security）的所谓“公安警察”，专门负责监视和调查危害公共安全的组织和活动，如果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的话，就是和战前的“特别高等警察”，俗称“特高警察”的职能有点像。
大学里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来了个中年大叔肯定引人注目，三问两问就问出了纰漏，警察想跑没跑成，被围上来的学生按到了地上进行搜身，搜出来了警官证和手机，在手机的LINE（一种类似于中国微信的社交应用）上还发现了有人在帮他望风，指示他已经被发现，快点撤退的留言。
既然学生已经知道了这是现职警官怎么还能继续扣留他呢？是不是太大胆不敌了点？也不是，日本大学的自治是受到宪法的保护的，日本宪法第23条保障了学问的自由，所谓学问的自由主要是指“研究的自由、研究发表的自由和教授的自由”，而这些自由的保证则在于大学的自治制度。
大学的自治制度始发于欧洲，欧洲各国大学的自治权非常强，有时候甚至有点像治外法权，比如在巴黎，没有大学校长的许可，警察都不能踏入大学林立的拉丁区。日本的大学自治权虽然没有欧洲那么强大，但是除了刑事警察之外，公安警察不进入大学也是潜规则，就是刑事警察进入大学一般也要通知大学当局，而且要在大学职员的伴随下行动。
日本在战后因为警察进入大学而发生过“东大波波罗事件”和“爱知大学事件”这两场很著名的官司，“东大波波罗”事件是1952年东大学生在话剧观众中发现四名便衣警察从而发生冲突，警察被学生扣留的官司，一审二审都是学生胜诉，一直到最高法院在1963年的终审中表示虽然应该尊重大学自治，但是话剧演出是公开集会，并不是学术活动，警察在场不算违规，发回重审，结果两被告被判缓刑，其中一名被告是后来当了20年秋田县横手市市长的千田谦藏。至于1951年发生的警察身穿制服公然进入大学引起冲突的爱知大学事件，一审二审以及最高法院都支持大学的自治权，殴打了警察的学生不算妨碍公务。
2004年李登辉企图访问母校京都大学，处于“安全上的理由”而打算请警察保镖，但京都大学只容许李登辉进入学校而不许可警察随从，这样李登辉因为担心遭遇抗议而只能放弃行程。有时候官司的内容都不单是警察进大学了，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早稻田大学向警方提供了参加演讲会的人员名单，这件事在被《每日新闻》爆料之后学生把学校告上了法庭，最后是学生胜诉。
所以这次京大副校长山万俊夫在闻讯赶到现场之后首先是对警察在未向大学通报的情况下私闯校园表示遗憾，而警方表示该警察只是骑车经过现场，并非在执行公务。学生把警察交还时还再三确认：“是在执行公务对不对？”
现在京都大学校方对警方私闯校园表示遗憾，而警方则表示要以妨碍公务的罪名起诉学生。在9.11事件之后因为“反恐”的大道理，各国的警察权力都在增大，日本也不例外，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也占不到上风，因为现在除了《产经新闻》一家传媒还保持着沉默之外，连保守的《读卖新闻》都在批评警方，对学生的批评只是“有点过分，怎么把人家压在地下”？

令箭

政客可以无赖，学者必须要脸

俞天任 6月7日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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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党最近掉了一次链子，一跟斗栽得非常难看。
日本国会正在讨论有关安保法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扯淡，因为按照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是放弃了交战权的，不能打仗。但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单独自卫权”，就是说如果有人来打日本的话，日本还是能反击自卫的，这就是现在日本武装力量叫“自卫队”的来历，但只要不是来打日本就和日本无关，有人打美国，哪怕美国是盟国日本也就是在一边尽情围观，就是说不承认“集体自卫权”，因为有和平宪法嘛。
原来美国老大对日本的这种“无赖”行径无所谓，自己身强力壮，没想过打不过人，也更不指望要人帮，但这些年有点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前段时间连那么个破烂叙利亚都不敢打了，而且黑人总统奥巴马甚至还公然说“美国不是世界警察”，要把老一辈们从一战之后打出来的大好江山全数送人。
现在日本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背景就是这样，要说违宪当然违宪啦，实际上就连现在的单独自卫权都是违宪的，本身那个宪法就是美国老大强加来的，现在老大要违那怎么办？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不就已经违过了吗？有一就不在乎二了。
但这些话不能明说，政治上太不正确了，虽然这个宪法很讨厌，但是在有效的前提之下还是决不能违反的，这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大面子上还是要能够过得去，虽然在野党指责自民党违宪，但是自民党自己绝不承认，不能承认嘛。
6月4日日本众议院搞了一个“宪法审查会”，各党派请学者来谈是不是合宪这个问题，执政党在议会里有多数票，如果再有个把学者支持，那就怎么说都能混得过去了。
但结果就出了千古奇观。
这天民主党请来了一个庆应大学退休的宪法专家小林节教授，日本维新会请来了一位早稻田大学的宪法专家{9田荣司教授，这两位上来二话没说就是“现在在扯的安保法制违宪”——当然的啊，反对党请来的嘛，吃谁的饭不能砸谁的锅是不是？
自民党请来的是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法务研究科教授长谷部恭男。
民主党议员中川正春向长谷部教授提出来的问题是：“先生你是不是认为现在的安保法制违反宪法？如果你是法官，会下达怎样的判决？”
长谷部教授的回答全文为：“安保法制范围很大，不能全部这么说，首先我认为容许集体自卫权违宪，因为不在历来政府见解的框架内，动摇了法的安定性，另外就是自卫队的活动是否和外国军队的行使武力一体化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体化了。以前有战斗地区非战斗地区的划分，也就是说有一个缓冲，我认为自卫队的活动应该停留在这个范围内。”

（吃自民党饭砸自民党锅的长谷部恭男教授[左]在宪法审查会上，边上是小林节教授）
此话一出，大家面面相觑，这是不是自民党喊来的人啊？会不会是被盗号啦？
虽然边上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但都在纳闷，自民党怎么回事啊？虽然大部分宪法学者都反对集体自卫权，但还是有支持的啊，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位长谷部教授呢？自民党是不是因为太讨厌《朝日新闻》而从来不看那份报啊，长谷部教授可是隔三岔五就在那儿说自民党违了宪啊，找一位教授来打自己的脸，这自民党也太不敬业了。
当然长谷部的言论并不能阻止安保法制的通过，议会政治就是票数的比较，投票之前的讨论仅仅是做给选民看的，官房长官菅义伟已经很明确地表明了态度。
问题是这位长谷部恭男教授怎么这么大的胆，还这么给脸不要脸，执政党请他去做证人也死硬死硬的不肯融通呢？
日本学者还有这种硬骨头传统，不要说现在是民主社会，就是当年面对关东军的刺刀也没含糊过。
1928年2月，关东军作战参谋，后来策划9.18事变的石原莞尔中佐特地回日本去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石原莞尔的问题是：“从历史上看，满蒙是支那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博士毫不含糊：“支那的，……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领土。但是，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
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
那么这位长谷部教授这次砸了自民党的锅，自民党会不会砸他的饭碗呢？
也不会，日本的大学是学术自由的地方，所谓学术自由包括三点：研究的自由，研究结果发表的自由以及讲授的自由，这是绝对的，公权力不能干涉，长谷部教授绝不会因为这次的证言而被穿小鞋。
可能有人会怀疑“学术自由”会不会得到保证，这么说吧，不要说在是不是违宪这种众说纷纭的话题上和政府不一致不会受追究，就是已经存在已经统一了的主流观点的时候，持异端学说照样没事，同志社大学原来有一位客座教授叫中田考，这位更有趣了，居然支持伊斯兰国，照样没事，经常还在电视上出面。

（伊斯兰问题上的异端儿中田考）
富士卫视从周一到周五每晚有一档“Prime News”的节目，每晚就一个题目请大学教授、国会议员、国务大臣、外国大使甚至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进行讨论，但是每次都肯定有持不同意见的来宾，不要说亚洲基本设施投资银行这种本身在日本就有巨大分歧的问题，就是在谈到乌克兰问题的时候，照样有高知大学的一位副教授盐原俊彦出来为普京辩护，力证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是合理的，而观众们也觉得很正常，这个世界本来就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嘛。
就连当年的石原莞尔也没有想到过去为难内藤湖南博士，虽然很失望，也就是欠身离开，现在的日本政治家们也不会想到去为难学者们，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政治家可以耍无赖，但是学者必须要脸。

令箭

朱学东

《中国周刊》前总编辑，资深媒体人，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

读孙郁《鲁迅遗风录》还我一个有缺点但更可爱的鲁迅
2016-10-19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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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对于深谙鲁迅各种著述的研究者而言，或许不是很难理解，但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更需要扎实的史料辨析，来为鲁迅祛圣祛魅，还给我们一个跟大家一样有人性弱点但更可爱可敬的鲁迅，而不是神坛上端坐的图像。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他逝世80周年。

今天许多人并不喜欢鲁迅。

不喜欢的原因，除了鲁迅似乎太过“刻薄尖酸”“不饶人”的传统说法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鲁迅死后的神化，在新的时代新的人群中引发的逆反。

但是，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像鲁迅一样赢得过我的心。

这位“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痕迹”（废名语），“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贯穿了一代的人物”，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颓废苦闷，而又刚毅决绝；阴郁狐疑，而又温情慈悲，他对心性自由的攀缘，不屈服于一切势力的选择，他混合着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在黑暗里的挣扎，以自己的真，反抗一切奴役之路，他的努力，就像无声中国微茫的烛光，穿透着无边的寒夜，至今回荡在这块土地的上空。他那些本该速朽的文字，却依然鲜活，渗着斑斑血痕。假若他地下有知，更会有深深的绝望，一如他活着时。

他死后，在他的精神墓碑上，后人以他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式给他加冕。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在黑暗中，乜着眼，以他活着时穿透世相的目光，冷冷打量这喧闹的人世间，以他希望速朽的文字，让偶尔瞅上一眼的人胆战心惊。

他曾经带动了许多青年人走向精神幽深之地，后来也带动了我。他是我远离奴隶之路最重要的引路人，燃灯者。

喜欢与不喜欢，在今天这个多元时代，都很正常。

但是，对于热爱鲁迅受教于鲁迅的普通人包括我而言，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而不是一个被高度神化、脸谱化的鲁迅。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对于深谙鲁迅各种著述的研究者而言，或许不是很难理解，但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更需要扎实的史料辨析，来为鲁迅祛圣祛魅，还给我们一个跟大家一样有人性弱点但更可爱可敬的鲁迅，而不是神坛上端坐的图像。

鲁迅先生

孙郁老师的《鲁迅遗风录》，其实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鲁迅遗风录》这本书中，孙郁老师通过对鲁迅生前生后的主要关系图谱包括精神传承的关系图谱的收集整理，为热爱鲁迅的普通读者，梳理出了与神化、脸谱化完全不同的鲁迅形象，那是鲁迅的友人、弟子以及受其影响者包括与他关系并不融洽的人心中或笔下的鲁迅，那是原始的鲁迅，或师长，或朋友，或敌人，活生生的鲁迅，尽管立场态度各有不同，叙述各有不同，但所勾勒呈现的，都是活的鲁迅的不同侧影，它们汇聚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孙郁老师通过这些不同侧重的叙述，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话语全然不同的鲁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而这些非官方的关系和话语，曹聚仁、唐弢、孙梨、老舍、许寿裳、台静农等等，用孙郁老师的话来说，他要还原的是，“私人语境里的鲁迅”。而这些“私人语境里鲁迅”，实际上也是与主流的神化圣化鲁迅相对应的非主流的叙述。这种非主流叙述，为我们保有了一个没有被功利化的私人眼中的鲁迅形象，这种形象，应该是更接近鲁迅的本真。

鲁迅是幸运的，他的亲朋好友，乃至敌人，都在公开和私人语境中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记录，这也使他在死后被神化被脸谱化后依然能够被还原到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人。

孙郁老师所呈现的，不唯是一个私人语境中的鲁迅，也为通过这些私人叙述，用北京大学高远东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以鲁迅为线索，为我们勾勒了一部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史。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说，孙郁老师是借这个话题，浇了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块垒。

《鲁迅遗风录》中，孙郁老师的思考，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有着自己对于鲁迅精神的独特体验，文字感性流畅，温润诗化，充溢了与岁月不太相合的激情。

我相信，所有热爱鲁迅的人，内心都会流淌着这种激情。

哲人其萎，遗响犹存。借此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令箭

马拉松不是一般人瞎跑的
如果心脏会说话，那它一定会上劳动局告你。

心肺太脆弱了，人不死，心脏不收工，任何的运动，都尽量不要给心肺造成额外的负担，长跑时只有心和肺在狂喘，美国慢跑协会会长的命就是这么被磨掉的。

夺命马拉松到底有多赚钱？近三年收入超百亿

中国的马拉松就是一场“蒙骗”。为了达到空前的竞赛规模，主办方有意无意地放低报名门槛，裸跑的选手不计其数。

事实上，即使老手跑全马也必须至少系统训练3至4个月，且每周有25公里以上的训练量。跑马拉松，对人的素质和科学严格的训练有很高的要求，根本不适合普通人瞎跑。

今年3月份的广东清远马拉松，被媒体戏称为“最受伤”马拉松，总计两万名的参赛选手中，有1.2万人接受救治；4月份，杨陵农科城马拉松和德兴铜矿马拉松，各有一名选手在比赛中猝死。　

马拉松的推动者往往不会告诉你，马拉松运动需要多高的体育素养！即使是平时的马拉松训练，也有很高的专业要求。

马拉松训练对关节和韧带带来的损伤巨大，很多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是在膝盖半月板被磨没了、足底筋膜炎走不了路了，才知道马拉松不是一般人瞎练的。

实际上，过度的体育锻炼不但不能延年益寿，反而使人多伤、多病、早衰、短寿。普通人接受训练后有没有可能挑战马拉松？回答是：适合马拉松运动的人很少很少！很多体格优越、万里挑一的运动员都承受不了这项运动。

据统计，长跑和马拉松运动员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占77.5%。1956年奥运会万米冠军、苏联功勋运动员库茨死于心脏病，很多非常杰出的著名长跑运动员都在不到50岁时死于心脏病，尽管他们的心脏原本也特别优秀。

过量的运动原本就是违反人类天性的，专业运动员为此付出的尚且是短命的代价，未经科学、高强度训练的门外汉参加马拉松简直就是作死。

马拉松被包装成一种很酷的生活方式
当然，术业有专攻，马拉松参赛者当中不乏真正专业的跑者，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深度的认知，具备系统科学的训练知识，在商家大力营销之前，就已经对马拉松文化有着深厚的了解。

而这几年被带起来的大多数马拉松爱好者们，恐怕只是一批被洗脑成功的“炮灰”。他们大多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收入也不错，这些中产阶级急需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实现对生活方式的健康转型。

加上跑步门槛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于是商家和政府合谋，机智地抓住了这一点。他们邀请王石、潘石屹等明星参加马拉松，成功树立了马拉松的高端形象。马拉松被塑造成了一种高端炫酷的生活方式。

“成功的人，再忙也要跑步”，“跑步，只为真正的生活”，这些加工后的马拉松文化非常巧妙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成了精神消费升级的一部分。

马拉松背后的商业推手
近两年国内体育产业的规模已近几千亿，粗略估计，这块大蛋糕里，跑步市场占据了1/8，而跑步产业链最核心的就是体育竞赛表演业，马拉松自然扛起了这把大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涌入，加上可观的收入，举办的低门槛，马拉松赛事就一年比一年多了。

如果你对马拉松有多赚钱没有概念，我们以美国为例：一场赛事的收入电视版权占40%，赞助商30%、票房20%，其他来自赛事纪念品，约占10%。

还且不说运动员的高昂的报名费，说回国内，香港上市的智美公司年报显示，杭州马拉松成本1200万，收入2000万。之后智美还承接了广州、珠海、深圳几个城市的重头比赛。那么一场赛事到底赚得多不多，大家心里也有数。而事实上，有专业人士估算，近三年所有的马拉松赛事运营收入超过百亿。

跑步运动的升温，相关产业也没闲着，一场经济盛宴徐徐展开。能掏出三位数的报名费的跑者，在装备方面也是烧钱的主，一套完整装备几千上万不要太正常。权威杂志《跑者世界》的一篇文章估算：一个美国跑友一生在跑步上的花费由俭入奢分为14358美元、56942美元和212872美元。

而中国版：节俭型要14100元，普通型243000元，土豪型要1101900元。当然如果你表示可以光脚跑，那我也不能说什么。

营销号开始给你灌输“坚持“、”质感”的时候，人们开始上瘾，就像各种发烧友一样，装备越来越高端。特步赞助了十几场马拉松以后，推出3个周边跑鞋，同年营业额增长了10%，耐克在大中华区的订单量上涨了22%。

围绕着产业链的核心层，除了刚说到的体育用品，还有上游制造、媒体、中介、房地产、会展等周边领域，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

政府通过举办马拉松赛事，带来了旅游业的发展，城市形象的提升，人心的凝聚。马拉松是一场盛宴，它是城市狂欢节，政府当然愿意当推手。

现代人应当具备最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商家忽悠你成功人士爱跑步，他要是说梁朝伟打飞的喂鸽子才叫生活，你是不是也要办一张机票年卡？跑步就是跑步，跟“真正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来源/GuideRank，文/宝拉奶奶）

令箭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2016年10月16日在上海举行。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出席并演讲。

张五常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于高科技企业约束较少，所以例如北京、上海、深圳这样高科技企业汇聚的城市会涌入大量精英推高房价，此外，投资设厂回报率过低，人民币汇率下降的预期都催生了房价。

张五常：新劳动法等因素造成房价上涨

在谈到近期的房价大幅上升时，张五常表示，房价上涨会导致居民的预期财富上升，就会导致开销的增长，而一旦房价大幅下跌，就会使得居民消费出现困境，进而导致大萧条。

在谈到产业发展时，张五常呼吁对新劳动法、反垄断法进行修改，并且积极引进外资。在其看来，中国是大国，不能只有高科技产业，对于工业要更加重视。

而对于“反腐败”的问题，张五常认为，由于中国的国情和风俗与国外不同，不应该将国外的制度直接“搬过来”，在其看来，中国现有的制度造就了过去三十年的大发展，不应轻易否定。“如果不喜欢这个制度，就要改良这个制度，但不可以在这个制度之下，这个不准，那个不准，那就把制度给拆散了”。腐败这条线，在中国的国情下是很难划清楚的，张五常称。

以下为演讲摘编：

张五常：各位同学，三十多年前，我回香港任教职的时候，一个朋友叫我多写文章，提供意见。我当时对他解释，我是从事学问的，我不是改革社会的，我可以不说，我可以说错，但是我不能说我不相信的。

我是抗战时期离开大陆逃难的人，我在大陆挨过饥饿，是不可能不关心国家的，就这么简单。我的关心是肯定的，希望国家好也是肯定的。

经济不好楼市却飙升的三个原因
在目前来看，中国是有很多问题的。在八年前，推出新劳动合同法的时候，我就说会有很多地方发生负增长，现在回看，有些地方是很明显的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没有人知道国家整体真实的统计数字，地方政府打报告上去的数字，因为种种原因很多问题我不想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是不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些城市的房地产上升很快，深圳市、上海市、北京市、杭州市等等都在限购，假离婚也不行，这个现象是需要解释的。经济不好是事实，具体不好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但是某些城市楼市的提升，是绝对是真实的。

经济不景气，楼价却飙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但很难解释，原因是因为由于几个因素的合并，我自己认为，要找到满意的答案，要向你们解释，为什么经济不景，而楼价会上升呢？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的理由。三个不同的理由带来三个不同的现象，加起来就是为什么楼价在某些城市会急升的现象。

第一个理由就是《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一些月薪是八九千块的人，基本上是没什么管制，反而三四千、四五千的劳动者比较麻烦。《新劳动合同法》的那些条例里，政府虽然说不会主动的管理，不会主动的执行，但是你要拿一个《新劳动合同法》去搞事情是可以的。还有很多地方工人拿着《劳动合同法》的某一条，勒索企业拿。但是到月薪八九千块那个层面，就这个问题就比较少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像深圳这种做高科技产业的城市，八九千块的工作很容易找，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两极分化的现象。深圳人口的增长幅度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听起来是很吓人的。几年前，深圳只有几百万人口，现在达到了两千一百万，过几年就要变成三千万人了。那么有这个现象的发生，楼价当然上升了，深圳升得太急，在深圳附近的城市比如东莞也跟着上去了，惠州也上去了，这是相当明显的。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是中国念书念得比较好的青年，跑到深圳去。

杭州、上海、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的，那些青年开始集中到有高科技产业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劳动合同法》对他们没有太大的约束，他们移民到那些城市，这是某些城市楼价上升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理由呢，在目前的《劳动合同法》局限之下，在中国投资设厂根本没有办法做。你说到东莞去开厂，人家说你神经病，根本没得做。这就是钱都转到房地产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最重要，全世界都在说人民币汇率要下降。另一方面，现在人民币出境是很困难。你们知道地下钱庄很重要，他们协助小工厂做生意，但几十年来，我没见过地下钱庄这么难把钱转出去的。你想想看这个问题，人人都认为人民币要下跌，你想要保值，钱又出不去，就变成了“困兽斗”的场面。只能逼着你在国内买地产，当然，人民币会不会下跌我不清楚，但是全世界都这么说。所以这三者合并，就促成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要买楼，那当然是买在高科技产业所在的城市的，以我比较熟悉的深圳来说，有华为这样的公司，杭州也有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假如要请一个很厉害的员工，在大陆起薪只要八九千块人民币，而香港需要两万块钱左右。美国请一个相同水准的人大概需要人民币四五万块钱，而中国有这么多精英。

两年前我说，十年之内深圳会超越香港，他们不相信，但是我最近说，不需要等十年，现在已经超过了。我还可以肯定的说，十年之后，深圳会超越美国的硅谷。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赌呢？

但是讲良心话，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是不可能都搞高科技的，现在很多工厂都搬到了越南、印度，本来中国制造是很厉害的，但是因为有《劳动合同法》的存在都搞垮了，我们是不可以没有这些工业的，可《劳动合同法》堵在那边。

现在人民币的弱势，国际上很清楚，所以中国政府也担心，不敢把人民币放出去，如果人民币蜂拥出去，一定会贬值，假如人民币维持前两年的强势，人民币是不会外流的，所以一定要把人民币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局面。

西方有一些国家很希望中国发展的不好，有些国家很希望把中国搞垮。如果把人民币搞得强势、稳定的话，出口，引进外资都会受影响，所以一定要撤销《劳动合同法》、《反垄断法》，而且还要保持当前的县域制度。

可以改良制度但不能拆散制度
其实，中国的制度是很好的，我写过一本书解释，说最好的制度也不过是这个制度，不要跟事实争议。中国有现在的增长绝对是人类的奇迹，从90年代到2007年，这二十年时间，绝对是人类历史没有见过的奇迹。不要跟成功争论，你不能左谈右谈，要静下心来问这个题目。

批评中国很容易，但不能只是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是有做对的地方，比如县域竞争制度做得就很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跟世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不要什么都抄外国的。你要搞清楚，什么算贪污，什么不算贪污。中国人送礼比外国人大方得多了，过年过节小孩子的压岁钱要很大一包，十年前月饼的故事你们都知道，请客吃饭是很普通的事情，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和风俗，再加上地方政府那种层层承包的设计，造成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才出现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

在调查一个中国县长的时候，发现他一个月才不过四五千块钱，加上应酬费一两万，他要帮助地方的企业做很多事，把企业安排得非常好，企业请他吃一顿饭，送一点礼物总是难免的。但现在这个问题很麻烦，又不准送礼。现在整个景德镇全部是负增长，你们去看看。

因为“反腐败”那一条线不是很清楚，有些贪污是明显的，但是那一条线怎么画，不是那么清晰。以中国的文化来说，这也是很难画清晰的。如果在中国设了工厂，假如水不清，山上流下来水很肮脏，你只要打一个电话给地方干部，他们就有人来帮你弄好。因为他把你的生意当做他份内的，他把一个县当成一个商业机构，为了要跟其他的县争取生意，所以他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服务。你都很难相信服务能够那么周到，其中包括喝酒、吃饭。那么现在的制度搞得很麻烦。

国家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制度，你就要改良这个制度，但你不可以在这个制度之下，这个不准，那个不准，那就把制度给拆散了。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制度，中国才有了大发展。我说这个制度一定要再改，因为它不能够持久。

现在有个奖金制度，大概是以土地引进外资，然后有奖金制度大家就拼命做，导致土地越来越少，进而能够用来引进外资的土地也越来越少。现在不能再用以往的奖金制度了，这不是夸张的。

楼市过快上升很危险
事实上中国本身有很成功的地方，但我开始担心一个问题，我用方程式来表达，就是“W=Y/R”。这个方程式是费雪在二三十年代的伟大贡献。W是什么？是财富，以我们现在来说，楼价是财富，收藏品是财富，自己的学识也是财富。Y是年金的收入，就是预期的收入。R是利息率。这就说明，你的财富等于预期的年金收入除以利息率。这一点非常重要，换言之预期年金收入上升，财富就会上升。或者预期的利息率下降，财富上升。

预期收入上升，财富也会上升。因为收入的变动，会导致财富的变动。在房地产来说，因为租金的变动，会导致楼价的变动。因为租金变动要除以利息率，这个基本上是很可靠很有用，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来看，怎么看财富跟收入的关系。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在某些情况之下，财富转变了。美国1929年财富飙升，2007、2008年，楼价财富飙升，日本80年代后期，楼价飙升，显然不是因为收入变了，也不是利息变了，这种现象会出现的，但机会不多。而因为财富无端端的上升的很急，然后发生急跌，可能会带来经济的大萧条。

假如财富的上升，由于预期收入的上升，而真的当预期收入有上升的时候，投入上升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假如财富无端端的上升，由于种种原因逼他上升，突然间跌下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麻烦，这是市场无从调整的，假设这种事情发生的话。为什么呢？很简单，假如我的儿女去念医，预期的收入上升，所以我今天多花一点钱也没有关系，因为未来的我的儿女快变医生了。这是预期的收入上升，所以我现在财富上升了。

假如突然间我的房子无端端的上升了一倍，我自己以为我将来收入会上升，而事实上只是你现在房子上升了一倍，上升了两倍，你事实上会把这个房子卖掉，而享受这个高收入，你可以做得到。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楼价上升不是因为预期的收入上升，其他某种原因让他上升，楼价上升，那些以为自己将来收入会上升的人，计划就不一样了，你拥有一层楼，突然间变到一千万，你将来的话，你以为自己有一千万带来的收入，你想想，你预期的收入，这种无端端财富上升的，预期之后，然后将来生活都被改掉了，当它无端端又掉下来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

出现这种情况，我刚刚讲的这三次的经验，他们都没有脱离这个困境。预期的租金上升，当然是好事了，预期的收入好，你自己财富增加。假如这个楼价上升，是某种情况逼出来的话，那楼价下跌的话就会很麻烦。几十年都翻不了身的，这是日本的经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那中国是不是现在到了那个地步呢？我的观点应该还没到，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还是逼着楼价一直上升，所以说来说去都是要取消《劳动合同法》、取消《反垄断法》，再继续引进外资，你一定要鼓励制造行业，制作行业是很难做的，鼓励他们。然后人民币迟早都要放出去的，前几年的形势很好，应该放出去，我也写得很清楚。要像一个锚把它放出去，但是现在呢？假如现在放出去，我们适时的看到，人民币有弱势。人民币弱势的时候放出去会流得很厉害，人民币强势的时候放出去会很好，所以一定要把人民币搞好。

结论就是我们现在经济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

谢谢各位。

令箭

华人世界最受重视的「爱心奖」甄选，海峡两岸四地6位得奖人12日揭晓：中国大陆的梁永宁、阎明光、张淑琴；台湾的王文渊、黄泰吉；香港的麦查理，因为他们长年感人至深的爱心事迹获得第11届「爱心奖」的殊荣和每人9万美金的奖金。

港澳台湾慈善会评委与梁永宁夫妻

得奖人名单是：

1、梁永宁：广东省公益达人梁永宁网名“老大笨象”，是广铁病退职工。据了解，梁永宁身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超过50年，与病痛顽强抗争的同时，也在热心帮助着社会上众多需要帮助的人，坐着轮椅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网络上拥有数万粉丝，俨然已经成为公益圈的大红人，用当前时髦的话说就是网红，他的网名叫老大笨象，网友们都叫他象叔，叫着叫着象叔比他本名梁永宁还要出名。他疾病缠身行动不便，独辟蹊径，透过互联网从事公益，将网络无远弗届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除全力协助身心残障者外，更逐渐扩展助人范畴，如今名闻遐迩，成为备受尊崇的公益领袖。

老伴刘香娥推着老大笨象经过家门口的小坡

2、阎明光：秉承前辈乐于助人精神，90高龄的阎明光25年来在教育、医疗、贫困地区赈灾等领域贡献卓著。这位内地公益慈善领航者，对国家新生代的教育和民众健康倾注全部心血，并经常出访各国，促进慈善交流，提升国际影响力。

阎明光

3、张淑琴：为了改善和拯救内地服刑人子女生存的权利和悲惨的命运，放弃了安稳的工作和生活，20几年来到处陈情，四处奔波，吃尽苦头，如今在全中国内地贫穷和高犯罪地区创设9个帮助服刑人员和子女生活的「太阳村」，上万人重获新生。

张淑琴

4、王文渊：台湾主要的民营企业台塑集团，在总裁王文渊的领导下，多年来把公益当成责任和习惯，用管理企业的精神，「经营」公益事业，全面、整体和系统性地在台湾及大陆推动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涵盖老人、受刑人、身心障碍者、妇女及儿童等社会议题，并深入小区进行敦亲睦邻、推广本土特色文化、同时重视台湾的体育发展，将关怀的触角深入到每个需要的角落，让无数人受益，是「企业爱心献公益」的典范。

5、黄泰吉：曾三次入围爱心奖，最近一年在公益上又交出亮丽成绩。他服务的地区和人群以台中高山部落为主，其核心成就在于：凭借永不放弃的空手道精神，16年来培养学生赢取亚运等300多面金牌，其中有10人获颁总统教育奖。

6、麦查理: 受到德兰修女的爱心感召，美裔牧师麦查理倾尽所有，半个多世纪以香港为家，收留过百名无家可归的街头儿童、更帮助近二百人成功戒毒，在本港和内地积极参与社会服务，获颁勋章以嘉许其无私奉献。

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凝聚一批长居港澳的台商、台胞力量，关怀社会、救助贫困。自2006年起举办「爱心奖」，嘉奖表扬爱心楷模，鼓励更多社会正能量。今年已是第11届，也是第二年将甄选区域延伸至中国内地，奖金也提升至9万美金，成为华人世界最高奖额的爱心慈善奖。

「爱心奖」创办人林添茂表示，第1~ 9届的「爱心奖」甄选活动主要在港澳台地区，去年第10届把「爱心奖」推向大陆，两岸四地共选出爱心楷模，用爱心、公益把两岸四地连结起来，共融发展，做到「两岸一家亲」。

今年的甄选活动获得两岸四地各方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今年再次出任终审委员会主席。评选团队其他成员包括：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饶锦兴、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香港城巿大学校长郭位、台湾卫生署前署长杨志良、台湾统一企业前总裁林苍生、TOM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国猛等29名政学商传媒界人士。

「爱心奖」下一个目标是2020年、第15届「爱心奖」能够由两岸四地推向全球华人社会，结合两岸四地以至全球华人、华商的力量，共同推动实现「爱心梦想」，在2025年成为世界性公益慈善项目，全球共选爱心楷模。（文/阅读时间作者·肖金）